跃层户型:原人大副委员长忆第一代领导人：彭总应大书特书2

2011年04月16日 09:45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赵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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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对我说：总有那么一些人，包括一些老同志，对一些新事物看不惯，抱着老观点不放，甚至对我们的前途悲观失望，这是不对的。允许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但你要有分析，要换个位置想一想，你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做。我们领过班的人都知道工作的复杂性，做起事来不容易，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和让人一时不理解的时候，会得罪一些人，这是很正常的。只有了解领班人的难处，我们才能理解在一线工作的同志，看到他们的长处。在我接触李老的过程中，感到他对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及新一届领导集体都是赞扬和信赖的，特别是对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们更是充满感情。

未尽的话与未尽的心愿

2001年9月，李老病情加重，肺部感染难以控制，常常让痰堵得十分痛苦，由于排痰困难造成血氧低下，呼吸衰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经专家会诊后，决定给李老做气管切开手术。开始他不同意，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勉强接受了这个治疗方案。在2001年9月30日上午去手术室之前，这位95岁的老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将来讲不成话了，望着围在身边的子女像是有话要说（我从他惯有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但直到他进了手术室，都没有开口。也许这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再交代什么了，也许他此刻最后下了决心，把不便讲的话永远地封存起来，随他而去。李老在大家护送去手术室的路上默默地闭着双眼。我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了他老人家在这次病危之前，陆陆续续交代给我的一些事情和对我讲的一些未尽的心愿。

李老经常对我谈起他要写回忆录的事。他说：写个人的经历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不涉及到当时的人和事，尤其是关键的人和事。没有人物还叫什么历史！所以写回忆录就要涉及到人。有的人触及不得，那还不如不写，功过是非由历史去评说吧。基于这种想法，在我给他做秘书的最初几年里，他是不打算写回忆录的，后来在家人和熟人的劝说下才终于答应写。可是那时他年事已高，原想自己亲手做的事也做不成了，只有请大家帮助。从1990年夏开始，李老凭他的记忆慢慢讲，几位年轻的电视工作者自愿帮忙录音录像，再由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帮助把录音整理成稿。他说：“由于资料匮乏，往往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也只好这样了。例如1947年南下中原开辟新区和解放初期的中南局时期，这两个历史阶段很重要，应该专门有人写一写。20世纪80年代初期，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原中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联系了熊复同志，要我牵头写一本这个时期的书，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成，张执一同志也去世了，很遗憾。这一段在我的回忆录下部里写了一章，是很不够的。那个时期重大事件很多，尤其是中南局成立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城市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其斗争是很激烈的。当时只有经过这些轰轰烈烈的斗争，才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后人应当对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写一本专著，让青年一代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新中国的。”

他还谈道：“我的回忆录里写了关于党的八大之后‘10年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情况，可叹一是不能查阅当时的档案，二是我当年的笔记在‘文革’中丢失，只有很少可供参考的资料，加上也记不清细节和具体时间，所以这部分也是个欠缺。我只记得当时一天到晚开会，有一段时间是集体办公，大家事情太多，集中起来很不方便，所以没有坚持多久。后来中央书记处因为管的事太多又增加了几个书记，如管理经济的先念同志、总参的罗瑞卿同志等。‘10年书记处’这部分只写成纲要的东西了，实为憾事。”李老在讲到写回忆录时说：“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把自己经历过的、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的亲闻亲历如实地告诉后代，让他们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或者为他们研究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

大约是1998年秋季的一天，李老又向我谈起令他感到没能完成的另外一件大事。他说：“在我完成个人回忆录之时，不免感到有所缺憾。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接触过我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所有领袖，我聆听他们的教导，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在他们培养下进步。今天他们都先后作古，每每提及，抑不住回思萦念涌动于怀……”“多年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曾不断向我征稿，要我写回忆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领袖们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我只发了几篇：一篇是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成长》；一篇是纪念八大召开40周年的《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还有一篇是纪念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写的《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还有些回忆虽然未发表，但是我与来访的同志谈得不少。我发表的几篇文章也只是些片断，如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相处了约24年，从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至1949年，包括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南下中原整整12年，这是一段；从1954年我由中南局调中央工作至1967年‘文革’初期，包括中央秘书长制度、10年八大书记处和华北局，这又是整整12年。这么长的经历，原设想为此专写一本书，但是条件所限我完不成了。”

李老对小平同志有着深厚感情。这使我想起1996年秋卓琳同志代表小平同志专程到李老家看望他们夫妇的情景。卓琳同志专门谈到李老在太行山时期的往事，她说：“小平同志常讲，太行时期最愉快，太行的工作做得好。太行要兵给兵，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贡献很大。”小平同志1997年初去世后不久，李老就让我联系去小平同志家看望卓琳同志。李老对卓琳同志说：“本来这次看望应当是上次你来看望我们的回拜，原想借机会最后见一见小平同志，可是没能实现。”这对李老来说是多么大的遗憾，他多么想像过去一样与小平同志面对面促膝谈心啊！李老说：1991年11月小平同志接见二野军史编写委员的那次，就成了我们见的最后一面。我对小平同志说：“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他大声回答：“不便嘛！”连着说了两次。我也大声回答：“我理解！”这就成为李老与小平同志的最后一次交谈。

李老还经常谈到周总理、少奇同志、朱老总、刘伯承元帅、彭德怀元帅、陈毅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他曾经打算自己专门写些文字的，无奈力不从心。

李老曾不止一次深情地对我讲起彭老总。他说：彭老总是我在太行山根据地的老领导之一，在他调离太行去延安前的1937年初至1942年“百团大战”时，一直在一起工作。他是八路军副总指挥，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太行区的地方工作。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都与我领导的冀豫晋省委（后改成太行区党委）住在一起，我们朝夕相处。人们都有些“怕”彭老总，其原因在于他作风严肃，批评错误十分严厉，亳不留情面。在我与彭总接触中，他对我们地方干部一向尊重，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们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他总是很重视我们地方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往往受到肯定和采纳，我们没有“怕”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