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民党特务交代：康生是叛徒 托派份子

核心提示：在谈到托派情况时，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这里的高级人物也参加我们的组织！”“谁？”我（陈复生）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康生就是。他1930年在上海让国民党给逮住了，捕后就参加了托派。”“你这消息大概不准吧？他现在可是共产党中央的社会部长啊！”“没错，是张慕陶亲口告诉我的。”

康生（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公安部网站，作者：陈复生，原题：《一位老红军的传奇人生之一特殊囚徒》

我投身革命队伍较早，挫折较多。在不少人眼里，我是个迷。许多战友、同事及家乡的父老兄弟，关心我，信任我，但也不了解我的全部经历，尤其不清楚我“犯错误”的真相，也不太清楚我对参加革命六十多年、三次被开除党籍的经历有何感想。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个较全面的东西，献给战友、同事和父老乡亲，向他们诉一诉衷肠，表明我的心迹。这就是我写作的唯一动机。

1938年的延安，生机盎然，英姿勃勃。经过近3年的努力，陕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延安已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成为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向往和追求的革命圣地。可是，1938年的我，情况却不那么美妙。事情是从我审理一起托派案件开始的。1935年底，红军又成立了方面军保卫局，我任一科科长。1936年夏季撤消了方面军保卫局，成立了西北保卫局，周兴当局长，我任红军工作部长。这期间，二、四方面军都已到达陕北根据地。中共决定成立方面军司令部、政治部和保卫部。司令员为彭德怀，政委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不知什么原因，杨主任当时对我说：你跟我到前方方面军保卫部去工作，不然你会犯错误的。于是我带了龙飞虎、黄天祥、黄赤波、李月波、冯行盛、沈开泰等同志随杨主任到了前方。我负责保卫部的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成立，我迫切希望学习，就向杨主任提出了要求，并推荐十五军团保卫部长杨奇清同志接任我的工作，得到了杨主任的批准。然后，我先到保安县找到朱总司令，说明了我想学习的愿望。朱总司令很高兴，当即用铅笔给我写了一张介绍信。这样，我于1936年底到抗大学习，先在二队，后到一队，任十组学习组长。

也就在我进抗大的时候，西北保卫局（在保安）撤销，在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1937年5月，我从抗大毕业，又被安排在保安处工作，先任侦察部长，后在执行部负责。在执行部负责时，未给我下命令。到1952年“三反”给我定罪时，说我那时是副处长。但那时的保安处负责人从未宣布过此项任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保安处工作，是两方面原因凑成的，一是当时国民党要派一个高级考察团到延安，其警卫人员都是团以上军官。为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我方也决定抽一批保卫工作骨干作“招待”和警卫工作。在这情况下，博古同志调我到了保安处（博古同志当时负责什么工作，他为什么调我，我不知道）。二是当时保安处侦察部长犯了经济上的一点错误，被调离了保安处，所以我一去就任侦察部长。当初，杨尚昆同志带我到前方，就是不希望我在保安处工作，可转了一圈，我又到了这里。结果，被杨尚昆同志不幸而言中，没多久，我就进了监牢。

1938年3月间，延安的陕北公学里来了3名颇为与众不同的学员，一男二女，男的张醒，已是38岁的人了，身体有残，缺一支胳膊。一个女的30岁左右，虽不是十分秀美，却也很端庄，从言谈举止可以看出，她的活动能力很强。另一个女的只有20岁的样子，长得很漂亮。这3人可是有点身份的。据地下党的可靠情报反映，张醒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是托洛斯基派山西分委书记，在山西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长；年岁大的女人原是项英同志的爱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时，将她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后被捕叛变，投敌后和国民党一名特务结了婚。年轻的女人是胡宗南手下的一个宪兵队长的老婆。至于这3个人为什么一起来延安，情况不明。

根据地下党提供的情报，保安处侦察部（当时的部长是卜鲁，我已到执行部工作）立即逮捕了这3个人。但在审问时却出了麻烦，张醒是一言不发，一字不露，卜鲁性急之下，用电话线给他通了电。这一下，他更是顽固对抗到底了，押了他一个月的时间，什么情况也没了解到，搞得卜鲁毫无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将张犯交执行部审问。鉴于前面工作的教训，我对张犯采取了迂回的战术，用软化的方法套取口供。恰好，我保安处邮政检查科长周越华同志也是黄埔六期毕业的学生。我首先通过周越华同志摸清了黄埔六期毕业班的情况，然后有意增加与张醒接触的机会。提审他时，我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而且一概不涉及他的案情，只谈一般的情况、到延安后的看法等无关紧要的问题。为了表示对他的关心，有时我故意装成兴奋的样子，搞点菜饭给他吃。时间一长，张犯不仅放松了对我的戒备，而且急于想进一步摸清我的身份。在一次谈话中，他突然问我：

“陈部长，我过去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我心中一喜：我和你周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要你先说出这句话。但我表面上装得一切了然的样子，说：

“当然见过，你不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吗？你在高年级队，我年岁小，在低年级队。”

“那你老弟怎么到了这里？还混得不错呀！”张醒又试探着问我。

“老兄取笑了！我是被俘过来的。你知道四次围剿吗？当时我在陈时骥师长（国民党的59师师长）手下当一名团副。唉！那一仗太倒霉了，52师、59师全让人家吃光了，陈师长、李明师长（敌人52师师长）都被俘虏了，我们也一样，好在我上学时认识这边几个人，又年轻，所以过来后对我还算信任。”

说着，我又把身上藏的59师团副的符号给他看了一下。

我这一番绘声绘色、连蒙带骗的谈话，真的把他唬住了，他很相信我过去的经历。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要我救他。

我又给他演戏了。脸上露出非常为难的神色：“张兄！不是我不帮忙，太难了，上头说你的案子非常大，可我也不知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说了哪算哪！”

就这样，张醒决定向我谈他的情况，并要我对天发誓，为他保密。这对我当然没什么难的，答应就是了。

于是，张犯把他的几重身份——托派山西分委书记、晋军高级军官、特务——都告诉了我，并初步讲了他们来延安的目的。

在谈到托派情况时，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这里的高级人物也参加我们的组织！”

“谁？”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康生就是。他1930年在上海让国民党给逮住了，捕后就参加了托派。”

“你这消息大概不准吧？他现在可是共产党中央的社会部长啊！”

“没错，是张慕陶亲口告诉我的。”

张慕陶当时是中国托派的头子。张醒的话使我有点愕然了。但我还是将信将疑。

对张醒的审理有了重大突破，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进一步审问他带来的其他特务的情况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向我的直接领导全面汇报了工作进展的情况和张醒的口供，包括他讲的有关康生的问题。我的这一做法是严格执行保卫工作纪律的，不越权，不越级，坚决服从直接上级的领导。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在没有向任何中央首长汇报的情况下全盘托给了康生本人。

对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不清楚。也许他的做法有其道理，但康生的反映却是不折不扣的阴谋家、野心家的丑恶行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