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玩官网:社会道德的普遍下降的根源必须实现“两种力量”的分离

社会道德的普遍下降的根源必须实现“两种力量”的分离——谈教育滑坡的根源
作者：松博伊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4-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4-13 22:18:16
阅读量：1729次　　无论从数不清的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到触目惊心的官员腐败案，还是大学生马家爵、药家鑫行凶案，还是学术造假，科学院预选院士的雇凶伤人案件……，都透出这样不用争辩的事实，即国民素质的下降，我们这里考虑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道德的普遍下降，根源在哪里，谁应当为此负责。　　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会把眼光放到“教育”身上。不错，教育的一项重要目的就是提升国民素质，国民素质的下降是教育出了问题。进一步去看，“教育”只是笼统而泛泛而谈的一个概念，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的教育作用，等等。再进一步去看，从事教育的主要工作者是“知识分子”，所以国民素质的下降应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教师的责任。“劳力者”每日辛劳，世上苦活、累活、危险的活、危害健康的活都由他们来完成了，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无疑都是直接出自他们一双粗壮的手。而在建造这个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供养了一个庞大的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除去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之外，大量的并不是直接和物质生产有关的，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就是要对提升国民素质负责。而面对中国国民素质的现状，每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当有一点忏悔精神，认真想一想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接下去的追问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放弃自己的责任呢?　　一个社会的正常有秩序的运转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都是靠两种力量来维持。一种是世俗的政治权力，是比较实在具体的;另一种是靠一种精神上的“道义”，在现实中就是所说的“文化现象”，这里包括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研究等等。两种力量虽然互有渗透，但主要的还是泾渭分明：前者是靠强制，有武力的参与;而后者主要是靠“文化的传播”。文明社会的发展就是前者逐渐衰落，而后者变得更加普及和加强的过程。国民素质的降低，所反映的就是后一种力量的停滞，甚至是倒退。出现这种现象是政府对文化重视不够吗?，这绝不是答案，恰恰相反，任何文化现象的退步都是政权强制干涉的结果。我国国民素质的降低，正是政权对文化强制干涉的结果。“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虽然所说的是政教分离，但我们完全可以看成控制社会的这两种力量必须“分离”，这是文明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世俗权力只能判断社会人员是否违“法”，而不能够判断社会现象的“好、坏”。　　历史上的动乱和战争，不少就是两种力量相互纠缠的结果。例如宗教应当是属于文化的范畴，应当以和平的方式传播，而历史上就出现的宗教裁判所和武力传教的事件。而世俗的权力应当围绕“物质利益”的争夺和分配来显示自己的强力，用“法”来强制维护社会秩序;而对于精神层面，对于文化的传播没有直接干预的必要。否则，这个社会产生动乱是很可能的，而且是持续的。中国教科书对欧洲中世纪教会势力比较强大的一段历史认为是“黑暗”的，从“强制”传播宗教上看，这是“文化”对世俗政权的干涉。但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宗教”对世俗生活主要局限“精神”层面上，并没有完全取代世俗政权。欧洲社会存在两种力量，相互制约，均衡发展。远不像有些伊斯兰世界中的“政教合一”现象，也不像中国没有成熟的宗教。欧洲正是在这段时期，孕育了科学、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使世界文明有了“质”的飞跃。　　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这样“幸运”，没有强有力的宗教制衡世俗权力，百家争鸣，文化自由发展的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先有“焚书坑儒”，对思想自由的直接“消灭”。随后的独尊儒术不过是变相对文化发展的遏制。而在一千多年王朝专制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世俗权力对“文化”的“绑架”，其方法就是“科举制度”的建立。用写文章的好坏来选拔官吏，将“文化”与“权力”缠绕在一起，这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不少人认为中国没有强有力的宗教是中国思想进步的表现，而正是这种局面造成控制社会发展的两种力量一弱一强，而且相互纠葛在一起。这才是造成中国历史动乱不仅数量多，而且持续时间长的原因所在。数千年中国历史几乎是乱象一个接一个，文化的发展萎靡不振，几乎停滞。上世纪初，不少新思想流传到中国，但被世俗权力绑架的“传统文化”无法正确接纳，一些仅仅是属于学术上的观点被世俗权力争夺者看成了改朝换代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和谐稳定自然无从谈起。但是控制了文化的世俗权力在夺权中显得更有力量，这也是革命胜利的原因，所谓的干革命一靠“枪杆子”;二靠“笔杆子”。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应当考虑如何使“文化”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应当认识到没有一个“文化”自由发展的空间，最终将危及到世俗政权的稳定，可惜是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以运动不断，就是社会上“文化”这支力量“被控制”，而失去了控制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为什么世俗权力不可能促使“文化”的发展呢?因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力量”。世俗权力是“强制”性的，一元化的，所谓“刚性”的，甚至是“不讲理”的;而文化是宽容的，谦让的，多元的，讨论性的，是所谓“阴柔”的。宋襄公的“诚信”被历来统治者所嘲笑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两者的截然不同，所以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不仅要实现“政教分离”，而且必须给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如此，才可能提升国家民众的“素质”，才能使世俗权力交接有序，社会长治久安。　　我们经济上的大发展，是建筑在解放劳动者的基础上。使各类“经济人”，工人、农民、商人、技术人员、管理者……，有了各自维护自身“权力”的可能，有了在自己“管辖”范围里有“发言”的机会，在相互交流中有“讨价还价”的环境。正是这种自由的基础才出现了中国三十年经济的突飞猛进。反观文化教育领域，问题多多，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来争去而无结果，最糟糕是教育的落后引发民众素质的降低，再不要说培养出世界级的思想大师和科学家。而这种种文化上落后的现象归根结底是中国知识分子失去“思维”的结果，是没有思想自由的空间。世俗权力对文化的“绑架”表现在管制和“收买”两方面，前者比较容易看清，而后者对文化的发展危害更大，是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贿赂”。吸收大量知识分子成为公务员和“准公务员”就是具体的举措，其后果不但造成文化教育的停滞，造成社会分配不公，而且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几次提出事业单位的改革，但都是没有实际的进展，其深层所反映的是世俗权力与“文化现象”的缠绕不清。《论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权力“绑架”文化所带来的危害，自然也不会顺利进行所谓的事业单位的改革。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十分庞大，很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而这庞大的权力机构相当多是为了对“文化”的管制，如果我们实现了“两种力量”的分离，世俗权力机构将实现真正的“精兵简政”，变得更加巩固和有效率。同时又可以实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政治改革。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应当认清世界潮流的发展，真正实现“解放思想”这一喊了多年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