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王杭娟专唱:图书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影响

    〔关键词〕 西方传教士 中国图书馆史 近代化

    西方传教士是近代中西关系中极为重要和活跃的角色，他们在我国创办的图书馆是我国近代 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们在研究传教士在华活动时，往往专注于其译书和办学活动的 文化启蒙作用，而对传教士在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却研究不够 。本文拟就西方传教士对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产生的影响及其历史作用做出评价。

    1 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新式图书馆的介绍

    西方传教士航海东来，当然首先是为了传播所谓“上帝的福音”，使东方世界皈依基督，故 其最初的文化活动多集中在宣传宗教思想上。但不久，他们就感到单纯的传教在中国收效并 不大，这不仅因为当时清政府实行的闭关和禁止传教的政策，更主要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 传统文化意识对异端宗教神学的巨大而无形的排斥力量，使他们的“播道”工作阻力重重。 为此，一些传教士不得不变通方法，试图通过介绍中国人比较感兴趣的西方知识来扩大其影 响并挟售宗教思想。

    西方图书馆传入中国的历史，发端于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他们在为传教服务的宗旨下 ，翻译介绍了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与古代藏书楼不同的西方新式图书馆 观念。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1623)最早向我国介绍了欧洲国家的图书馆事业，“以西把 尼亚(即西班牙)有书堂阁三十步，长一百八十五步。同列诸国经典书籍，种种皆备。即海外 额勒济亚国之古书，亦以海泊载来，贮于此处”。“书院积书至数十万册，毋容一字蛊惑人 心，败坏风俗者”。“(欧罗巴)其都会大抵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两次，听士子入 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1〕。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父子合著的《外国史略》(1807 )介绍了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的藏书和图书馆等，同一时期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理哲 著的《地球史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意大利、法国、德国的藏书和图书馆的情况，美国传教 士高理文的《美理哥志略》(1848)、英国传教士戴德江的《地理志略》和英国传教士莫维廉 著的《地球全志》分别对欧美各国的图书馆情况进行了介绍；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 士先后撰著，如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七国兴学备要》和美 国监理会传教士林知乐的《文学兴国策》等书，宣传了西方各国教育、文化及图书馆。西方 传教士对西方新式图书馆的介绍，尽管很简略和不全，但对当时生活于闭关状态下的中国人 来说，无疑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是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认识西方图书馆的最原始、最珍贵的 材料，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构建。如最早介绍西方藏书和图书馆的中国人林 则徐、魏源、陈逢衡、姚莹、徐继畲等先后撰译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科技文化的著作，其中 如《华事夷言》、《四洲志》、《海国图志》、《英吉利纪略》、《康酋纪行》等都有关于 英美各国图书馆情况的介绍〔2〕。

    总之，无论林则徐的《华事夷言》和《四洲志》，还是魏源的《海国图志》等都曾大量取材 于《职方外纪》和《外国史略》等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著作。由此可见，近代早期中国人的图 书馆学知识有不少正是经西方传教士这一媒介而得到的，并形成了感性认识：19世纪60年代 以后，随着中外接触日益频繁，一些驻外使节和出洋游历的知识分子还有倡导维新变法的学 者及朝臣，如冯桂芬、郭嵩焘、曾纪泽、王韬、马建忠、薛福成和郑观应等也都热情地在其 著作或游记、日记中介绍西方的图书馆事业，并重点介绍了外国图书馆对外开放的明智举措 。这种文化氛围导致了我国近代图书馆观念的产生；进入19世纪90年代，创办图书馆的社会 舆论达到高潮，中国近代性质的图书馆已露端倪。

    2 西方传教士在华创立图书馆

    西方传教土在中国创立图书馆早在19世纪就有过尝试，最著名的是北堂图书馆。北堂图书馆 系北京西什库北天主教堂(简称北堂)所属图书馆。该天主教堂系康熙三十九年(1700)皇帝拨 地拨款所建，是17、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北京建成的四座著名教堂之一。其他 三座分别是：南堂成立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东堂肇始于顺治七年(1656)和历史最短的西 堂建于雍正三年(1725)。最初，东南西北四堂均设有图书馆，其中北堂的藏书在当时数量最 多，并最有价值。后因战乱和清政府实行禁教、闭关政策，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受到 了严格的限制，最后被彻底禁止。随着传教士的活动被禁止，传教士被驱逐和教堂的衰败， 东南西堂的图书馆已不复存在，它们的藏书或被毁或并入北堂图书馆，而幸存下来的只有北 堂图书馆。据1938年整理时统计的北堂图书馆有西文图书5，000册(教会书3，000册，科技 书2，000册)，中文书80，000册，其中有很多稀世珍本〔3〕。这个时期，清王朝闭 关自守，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扼杀了孕育中的近代图书馆萌芽，致使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 士无隙可乘，传教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同时延缓了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化的进程。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状态。西方传教士伴随着中国 学习西方技术的步伐翩翩而来。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由西方国家派往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的“急先锋”，但同时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了西方文化的载体。当时英、法、美、德、俄、澳 、意等国国内遍设各级各类图书馆，尤其是图书馆的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 ，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 差。当西方传教士踏上古老的中国大地之后，便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 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从而启开了中国 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的进程，如1847年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建立了天主教藏书楼——“徐 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它共藏图书资料20余万册(西方图书8万册，中文12万册)，不久上海 徐家汇一带各天主教组织，如“耶稣会”、“修士院”、“天文台”、“博物院”、“徐汇 公学”、“徐汇师范”、“文学院”等天主教组织都设立了专门的或小规模藏书楼，大约共 有中西书籍80，000册，合计徐家汇一带的存书达300，000册左右〔4〕；1849年西侨 社会在上海创办了“工部局图书馆”(1851年改称上海图书馆)，1913年改名为公众图书馆， 又因其英文名称Public Library,S.M.C.而译作“工部局公众图书馆”〔5〕；1871年 英国牧师伟烈亚历创办了“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该馆系统地收集了有关东南亚和 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语言、艺术、宗教等各方面的图书资料，曾被西方论著认 为是“在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同时也是英国在远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情报资料 中心〔6〕；1874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发起成立的上海格致书院，“除延聘西士教习 化学、矿学，并按期延聘中西名人学士讲演格致学理外，还设博物院、藏书楼供学生实习阅 览之所”〔7〕；1887年基督教在上海设立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的 同时，又建立了“广学会图书馆”；此外，西方传教土们在中国各地创办的许多教会大学也 大都有藏书楼或图书馆，如1894年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于1915年实行开架阅览； 1903年建立的文化公书林，“将文华大学的中西文图书期刊公开陈列，凡武汉地区、各机关 、学校及一般民众均可使用，同时打破旧式贮之高阁的藏书楼观念，采取开架式供人阅览 〔8〕”，这是中国图书馆史上最早的向社会开放的文字记载；1904年建立的圣约翰大 学罗氏藏书室(1915年扩建为罗氏图书馆)；1911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由美国专家 克乃文主持，于1913年在该校开设图书馆课程，它是中国图书馆史上出现最早的专门图书馆 教育〔9〕；1911年建立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和江苏的东吴大学图书馆；191 2年建立的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1916年的福建协合大学图书馆，1919年的北京燕京大 学图书馆，1922年的山东齐鲁大学图书馆，1925年的辅仁大学图书馆，法国天主教会建的天 津工商学院图书馆等等〔10〕。这些藏书楼及教会大学所属的图书馆，尽管规模有限 ，但却起到了“为天下之先”的作用，带来了西方新式图书馆的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和先 进技术。

    3 对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建新式图书馆的评价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是以西方图书馆为参照系的。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传教士与这一变革 进程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毫无疑问 ，西方传教士在华从事创办图书馆活动，参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变革是抱着强烈的个人动机 的，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但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图书馆 动摇了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封建基础，客观上对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产生了事实上的推动作用 ，突破了单纯的藏书性质，而把大门面向社会，并逐步形成了组织读者利用图书馆的藏书这 一近代图书馆的特点。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建的图书馆客观上促 进了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

    3.1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起到了启蒙与示范的作用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史上出现年代最早的新式图书馆，它们成为中国人了解 和观察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窗口。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方式和先进技术等使中国人眼界大开 ，日益惊醒，使人们深感有立即创办图书馆的必要，促进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早 在40年代就有人说过：“中国之有近代式图书馆，是西洋文化传入之后。鸦片战争前，西洋 文化是零零碎碎的输入；及待战后，帝国主义挟着胜利余威与杀的武器，始大批的输华。这 种文化，含有侵略性固多，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也不可胜算。譬如近代式图书馆之传入 ，就是最大赐惠之一”〔11〕。从19世纪末起，我国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人士才开始提 出、宣传和筹办新型的图书馆。本世纪初出现的近代图书馆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 楼、湖南图书馆等，与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在时间上相差半个多世纪。因此，近代图书 馆在我国从无到有的突破，实际上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最先实现的。相当一部分中 国人对近代图书馆的认识，也是从这些“藏书楼”开始的。当然，西方传教士兴办图书馆是 为了传教，企图通过宗教来征服中国。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他们的政治、 经济侵略而进行的一种牧师式的精神侵略，但在客观上却将西方图书馆的理论、图书馆的管 理和技术方法等带进了中国，因此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起到了启蒙和示范的作用，从而 推动了中国图书馆走向近代化。

    3.2 带来了西方近代图书馆建设的思想和模式

    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图书馆在图书收集、管理与利用等方面，都采用了西方较为先进的理 论、技术和方法，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树立了榜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图书馆界 的传统思想及服务概念的变革与进化。正如卢俊在《记三十年一个国人自办的私立图书馆— —国学保存会藏书楼》中所说：“中国资格最老的图书馆，恐要算距今九十年上海徐家汇天 主堂藏书楼，该楼成立，即在鸦片战争后，以后外人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纷纷创设，于是乃促 醒国人的自觉”〔12〕。1877年3月22日《申报》曾载文说：“本埠西人设有洋文书 院，计藏书约有万卷，每年又添购新书五、六百部。阅者只须每年费银十两，可随时取出披 阅，阅毕缴换，此真至妙之法也”〔13〕。可见这些洋式图书馆当时已引起中国士人 的关注和羡慕。1906年陈洙撰写的《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序》(光绪三十三年商务印书 馆出版)中说“上海向有格致书院，近由西士傅兰雅君商诸各董，添设藏书楼……吾知登斯 楼者，即佩诸君之热诚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为内国士大夫愧且望也。”并疾呼：“ 裨益学术，光我文治，抗衡欧美，将在乎是!”〔14〕奋起效法之情溢于言表。西方 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促进了这种社会观念的形成。而这种社会观念的深入人心，又是我国近 代图书馆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

    3.3 带来了《杜威十进分类法》和新式管理方法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藏书楼或图书馆一般都有较完整的组织方式和较系统的分类、目录体系， 使长期闭锁、落后的中国人看到和吸收了一些较为先进更为文明的东西。“欧美图书分类法 入传，复以西学之部类，四部之法已无法包容，更创新法，故刻不容缓。今日图书馆，都采 用了由西洋分类法，特别是杜威分类法蜕变而成的图书分类法，固为时势所趋，实亦事实使 然〔15〕。如以收藏中文图书为主的格致书院藏书楼，对旧籍用四部法分类，而新书 则划分为科学、算子等三十六类法，这是用新式科学分类法类分中文图书的首次尝试。早在 1909年孙毓修翻译介绍杜威法到中国，指出四部法体制已不适应当时著译的新学书籍之前， 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就已采用了杜威十进分类法及克特著者号码表类分图书，为这部 后来在中国影响甚广的西方分类法的应用开创了先例，而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则是使用杜威法 类分中文图书的中国境内最早的图书馆，其方法是用杜威法中一些使用率不高的空号码来容 纳中文图书，如：000为经部，181为中国哲学，951为中国史等。这种方法虽然不尽合理， 但影响却很大。同时，也为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分类法，为编制和推行十进分类法开辟了道路 。在几部中文分类法问世之前，国内许多图书馆都用这种办法来类分中文图书，在外文书籍 、新学书籍激增，旧的图书分类法已无法适应的情况下，这种方法直接影响到后来大规模的 改革旧分类法的运动。杜威法的传入，打破了四部法的传统格局，一时间仿杜、补杜以及混 合中西的分类法相继出现，仿杜、补杜及改杜分类法是以杜威法为蓝本，同时也渗入点“四 部法”使其类目体系为中西结合型。以求中外文图书能在编目中得到统一，满足了科学发展 图书类别多样化的需要。

    在中国最早采用卡片目录的是上海亚洲文化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它早在1908年就编成了一套 字典式的卡片目录，并附有杜威法分类索引。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目录最为完备，除书 名、著者目录外，还编有一套标题片，同时编制子目片和分析片。又如燕京大学中西之目录 备有数种，如著者、书名、书架、分析片等，中文之目录片先按首字笔划之多寡为序，同笔 划之字则按永字八法次序排列；西文目录片则按字母先后排列〔16〕。所有这些都直 接影响到以后国人创办公共藏书楼的活动。如维新派创办的大批学会藏书楼及徐树兰创办的 “古越藏书楼”等，也大多模仿外来近代图书馆模式，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图书馆的 建设原则及管理思想，力破千年陈规陋习，不断扩大读者范围，制定必要的阅览条例，从而 使图书馆服务技术较有改善，藏书利用率也有大幅度提高。这些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很快为 当时我国欲办藏书楼或图书馆的人所接受，并模仿建立了大量公共藏书楼和大学图书馆。它 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从而使我国图书馆事业从封建藏书楼时代发展到近代图书馆 时代。

    3.4 带来了近代图书馆的观念——公共、开放、共享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大都具备开放型的特点，与我国古代藏书楼保守的藏而不用或藏而 难用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早在1849年创办的工部局公众图书馆规定：“午前九时至下 午一时，午后二时至八时，为开馆时间，日曜日停止，馆内有新闻室，备欧美新闻二十余种 ，普通人都可入览，缴纳会费者可借出，以四册为限。”杂志凡属“极普通者订有双份，以 便陈列于阅览室桌上”供人阅览，“为谋公众之广大的利益，努力于造成此图书馆如——‘ 公开的书林’”并以“供中外居民教育娱乐之需”〔17〕为标榜。又如1871年创建的 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标榜：“无论何人均可阅览，无拘束限制”，“可自由检阅书库 ，借出书籍，每次规定三册，以二十一日为期”〔18〕。再如格致书院藏书楼，曾号 称“第一所为谋华人读者便利的图书馆”，时人亦有“惠我士林”之誉。在中国最早实行开 架借阅制度的是圣约翰大学图书馆，这在当时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先进的，在欧美也只有 少数图书馆试行。在读者服务的方式上，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图书馆也有独到之处。如特别 突出的是文华公书林最早对社会开放。它不仅对文华大学师生开放，而且还对武汉三镇的公 众开放。还举办公开演讲会、读书会、故事会和音乐会等活动，以吸引读者上门读书。1914 年文华公书林还创办了“巡回图书馆”并选择一些优良读物，在一些离公书林较远的学校和 单位设点，就近流通，送书上门，使师生得以就近阅览或取得教学上的参考资料。每隔数周 ， 图书更换一次，各校互调，使之具有利用图书的均等机会。“这种把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架 借阅，送书上门，是对封建藏书楼的最强有力的挑战，是图书馆事业史上重大的转折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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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图书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