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压地泵:李承鹏：拒绝出卖人品

李承鹏：拒绝出卖人品

　　以足球评论而著名的李承鹏，多年来一直靠写小说挣钱。“我出卖的是作品，而绝不是人品”。

　　李承鹏真正爆得大名，不是单靠文字，而是靠更大众的电视。2006年，他成为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豪门盛宴”栏目的嘉宾。

　　世界杯要持续一个月，李承鹏从没在北京待那么久过。后来，他在北京买了套房子，于是一切都开始改变。

　　“沽名钓誉”

　　他在《豪门盛宴》中的表现，让无数人记住了那张拥有着不亚于赵薇般大眼睛的脸。世界杯期间，他开车经过凯莱酒店，遇到例行检查的警察，摇下车窗，警察一看，说，呦，这不是大眼嘛，好，走吧，没事！

　　“觉得自己沽名钓誉又成功了一次。”李承鹏的语气中是享受与自嘲。

　　原来“沽名钓誉”成功的是他的文字。人称“李大眼” 的他，是中国最知名的足球记者和评论员，写出了《中国足球资本论》、《假球和屁》和《燕尾服和汗背心》等诸多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在网络时代，他的“只因有李”博客风靡网络；他还在全国二十多家都市报开设时评专栏，其文字，就像他家乡最富盛名的美食麻辣烫一般。

　　“电视台的人觉得这小子不错，嘴挺厉害，《大家说法》、《身边》等好几档节目都让我去做嘉宾，我一下子觉得，做电视节目能挣很多钱的，”他顿了一下，说，“能挣钱。”

　　李承鹏决定在北京定居。他买了一套靠河的房子，140多平，每平方米一万三，往远处看去能见到建外SOHO，能见到银泰。楼下有几条从西站开出的火车铁轨，有风水先生告诉他这样容易引发腰疼，应该找一块泰山石来镇一下。

　　镇不住的是巨大的失落感。世界杯一结束，沉醉之后，李承鹏觉得自己如一个外省青年般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和失落感相比，实实在在的房贷压力来得更为迫切。原来他是一名成都的房奴，现在，他又成了一名北京的房奴。

　　他想起了一份合同。

　　三年前，一个叫做路金波的人给了他一份合同，版税高达14%。路是知名出版人。李承鹏说，自己那篇名为《偶像没有黄昏》的博文，是拿到这份当时“全国第一版税”的原因之一。

　　2003年的愚人节，张国荣跳楼自杀，他写道：“2003年4月1日，不像个死人的日子。张国荣不是狗粮，他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在少有包装的那个时代，他用特立独行的中性演出、用细如毛发的眼神、用千回百转的嗓音，勾引了从大家闺秀到邻家小女、从莘莘学子到学徒工的青春情怀——用颓废中的优雅、从容中的销魂，不动声色地完成绝对‘金粉’式的精神勾引。”

　　《偶像没有黄昏》成为当天中国单篇文章点击率最高的文章，也成为让路金波看好他出书的前景的原因之一。

　　出版界大佬的邀约没让李承鹏动笔，房贷压力却让他开始写作。

　　2006年，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以超市的馒头和老干妈辣酱为食，完成了小说《你是我的敌人》，一个忧伤的爱情故事。

　　这部小说帮李承鹏挣到了钱，还了房贷。李承鹏发现，“还是这件事情靠谱，文载不了道，但是可以载稿费。我不崇高，我是一个特别庸俗的人。”

　　这种心态或是对早年贫困生活的补偿。

　　中学时，校办工厂卖蛋糕，李承鹏买不起，说我才不喜欢吃蛋糕，就假装下馆子，其实是到馆子里晃悠一圈再出来。到了高一，他还穿着妈妈的女式毛衣，遭到全班女生的嘲笑。

　　小说出版后的2007年，李承鹏开始他赢得了几场著名的足球论战，却被行业的最高领导封杀，再也不能去央视体育频道做节目。据说央视的高层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李承鹏！”

　　可这并不妨碍他出现在央视的其他频道和其他电视台的屏幕上。2008年奥运会期间，他每天六档节目，其中四档是直播。夸张点说，他不是在电视台做节目，就是在前往电视台的路上。

　　一切仿佛如2006年重现。可他也发现一个自己越来越不能接受的“重大的技术问题”：“电视节目不能完整表达我的意思，会剪得支离破碎，甚至变成另外一档节目。”对此，他的态度如此直接：“到现在我也是沽名钓誉，但是我采取的是用我的思考，而不是靠脸熟。”于是，他拒绝了两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台让他去做节目主持人的邀请和90%以上的电视栏目的嘉宾邀请。“我不想做肉喇叭。”他说。

　　那怎样才能完整地表达他的意思？

　　外公的“遗产”

　　写字。

　　这是李承鹏的答案，绕了几绕，又回到了原点，可这并非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他曾经用19世纪巴黎的一个外省青年自比：每天都在挣扎纠结，就像很多年前，一个巴黎的外省青年，纠结于继续做生意还是躲到地下室去写作还债，大家会说我这个比喻很狂妄，可是我只能借用这么一个比我伟大一万倍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赌徒，一个骗子，到处欠债，就是这样的，故事的主人公叫巴尔扎克。

　　写字，对于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李承鹏来说，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是一个朦胧诗盛行的年代。李承鹏当然也写了很多朦胧诗。其中有这么一句：每一个人都有成为他们（舒婷、北岛和顾城）的念头，只不过这个念头是像一根火柴熄灭了呢，还是像一把火照亮了自己？

　　他没有在诗歌的道路上前进。

　　大学毕业后，李承鹏被分配到四川省体委，他拒绝了原本人事处人事干部或者文史办研究员的安排，而是选择去做一名体育记者。“体育新闻要比人事处的工作离文学更近吧”。

　　可他的母亲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写字的人，因为她的父亲就是一个文人，不幸生在一个文化人遭罪的时代。

　　李承鹏的外公是晚清“庚子赔款”公派留洋的学生，中日关系恶化，外公作别一个日本大家族的未婚妻。回国后，曾在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和黄埔军校工作。

　　在11岁从出生地新疆回到家乡成都之前，每年的寒暑假，李承鹏都会回到成都。小时候，他看到外公被勒令去扫大街，扫厕所，看到居委会的人用扫帚头打外公，打得满脸是血。外公回来和他开玩笑，说幸亏会武功。

　　外公成为李承鹏的启蒙老师。外公在家里用德语翻译毛泽东选集，并用德语大声朗诵，结果被居委会的人告发，“说是用外国话骂毛主席”，又是一顿打。李承鹏隐约地感觉，自己以后不要当文化人，很不值当。

　　外公与毛主席同一天去世。奇怪的是，外公去世的时候，李承鹏并没有哭，这导致他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哭，结果，他被同学“告发”了。“我是在一种诡异的环境中长大。”

　　成为一名足球记者的李承鹏也逐渐感受到了另外一种环境的“诡异”。1996年，身为一家足球周刊执行主编，在一场甲A联赛赛后，他写了两篇评论，一篇是《斩断黑手》，一篇是《改革改到哪里去》，矛头直指中国足协和黑心裁判。文章发表后，他被勒令停职反省。

　　第一次被封杀的李承鹏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每天早上我照样准时出门，装作上班绝不能迟到的样子，然后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达一天，数电线杆子，经常是走着走着数着数着一天就过去了，有时数着电线杆子我就开始掉眼泪，觉得很难受。”

　　或许李承鹏本人都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开始。后来，李承鹏先后进入《成都商报》和《足球》报工作，14年时间里，因为种种原因先后被封杀18次，最长的一次长达半年。

　　对于自己屡次“惹事”，他总想起童年在新疆见到的一种草，从石头缝里长出，特别硬，连阿尔泰绵羊都不敢吃。他不知道这草叫什么名字，他自己称之为“刺草”。“在石头缝里长出的草是最扎人的，草坪上的草都是柔软的，”他说，“我就是一棵刺草，一棵草当然想要长出来，可是总有人认为你是想要破坏整个草原。”

　　40岁男人的愤怒

　　2009年，李承鹏与《足球》报的两位同事写了一本《中国足球内幕》。书一推出，他就遭到众多围攻，说他造谣、诽谤、吸毒，甚至是被富婆包养。一家中超俱乐部的老板还声称要起诉他。

　　“我得不到来自于报社的支持。”2010年3月，李承鹏来到报社总部广州，办理了辞职手续。“我知道了真相就在那里，可是不能写，但是这不是足球报的问题，也不是足球的问题。”李承鹏说。

　　2011年的1月9日，距离《中国足球内幕》发布整整一年，李承鹏获得了“2010出版人年度作者奖”。一年前围攻他的媒体称他为“大侠”，因为他书中所披露的那些事实再次被证明是真实的。

　　“这是对我的一个小讽刺，这是对时代的一个大讽刺，”他说，“他们半夜都在组织开会大骂我，喝酒喝醉了还要发微博说我是文盲，天下有文字写得这么漂亮的文盲吗？那我们的扫盲工作实在太失败了！”

　　他引用王小波说过的故事。王小波父亲所在的研究所总有这么一个可爱的现象：本来争论的是学术问题，可实际上大家争论的不是学术而是人，比如不是争论亩产是否可以过万斤，而是花了大量时间争论对方是不是资产阶级和反动派，通过把对对方肉身和灵魂的消灭，从而达到学术上的正确。

　　离开足球的李承鹏选择了一条和王小波类似的道路：成为一个自由人，写小说，并发现写小说能够养活自己。

　　这似乎是一条反方向的路——文学应该是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才干的事情。

　　他害怕看到40岁的男人，脑袋谢顶，肚腩突出，身材发福，“低眉顺眼像是认识了世界却是早早向人生俯首称臣”。他想要达到的40岁男人的状态是犀利依旧，愤怒依然，却有了迂回的方式。

　　在新书《李可乐抗拆记》中，李承鹏虚构了一个钉子户打败拆迁队的故事。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自慰。“它（小说）能帮我完成现实中不能打赢的胜仗，因为我明明知道钉子户不能打败拆迁队。”

　　对于写作，李承鹏说这是一场艰难的攀登，处处是雷区，处处是禁区，好不容易趟过，还有无法掌控的审查。“《李可乐抗拆记》都删遍了”，他叹了口气。

　　李承鹏有自己写作的独特习惯：房间必须足够温暖，即便是在冬天，也要能够单衣薄裤，甚至能够光膀子，把手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大口喝茶，然后开写。出于对于某一种姿势的偏好，他经常穿的那条粗布裤子，右边的屁股那儿已经被磨出了一个洞。

　　“别人读我的文章是快感，我自己有的是痛感。”他说。

　　出卖的不是人品

　　《李可乐抗拆记》出来之后，出版人沈浩波和他聊天，说，你们四川是一个盛产作家的地方，你看马识途的《夜谭十记》刚被拍成了《让子弹飞》，你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们都很会玩，会耍。

　　从2003年开始，李承鹏过了三年的“耍家”（成都方言）生活。2003年，正好赶上“非典”，成都的阳光非常明媚，他开着车去春游，去喝茶，认识了一帮空姐，个个都是菜刀妹的性格；他还认识了四川的驼峰车队，跟着人家一起去二郎山、喇叭河。

　　这三年也是李承鹏风格正式确定的三年，“每一字都要像瀑布一样流淌着它的力量”。

　　有一天，一位他敬重的老师告诉他，你的语言是你很大的特色，可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现在在逐渐影响着一些人，你老是以韦小宝的形式出现，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就要相对的严肃一些，把一件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

　　小说——李承鹏选择了小说，来更清楚和严肃地表达自己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看法。

　　为什么不是更有冲击力和力量的杂文？“第一是容量大，第二是更鲜活，在一篇杂文里你无法探讨中国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小说里你就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生动的情节来说明问题。”他说。

　　现在，他的变化有目共睹。他少了很多玩世不恭与戏谑，写作对象也早已突破了足球的江湖。“我是写一篇亚洲杯的球评，还是连写三篇乐清？当然是后者，屁民们对我的期待，让我对公共事件持有旺盛的发言欲望。”

　　有记者曾略带挑衅地问他：你和慕容雪村都写那么危险的东西，你们是想出名吗？

　　这代表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李承鹏身上的一种质疑：不写足球，写现实主义的小说，是为了出名，为了获利。

　　李承鹏并不否认自己的获利，他甚至向《中国周刊》记者首次承认，他从小说上获得了出版社百万计的预付稿费。

　　李承鹏这样回答那名记者的问题：“我们都是哗众取宠，都想出名，而且我们热情邀请中国所有会写字的人、能写好字的人，都参与到我们哗众取宠的队伍中来，那么中国就进步了。我写的不是大爱无疆，我写的是你不能随便强拆老百姓的房子。”

　　这次，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补充了一句：“我写字出卖的是我的作品，有人却非要说我出卖的是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