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超级冠军歌词中文翻译: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起源："家国"之外更有一个"江湖"(2)--文史--人民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0:56:38
中国社会大转型：
“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随着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尤其是革命和改革，传统的社会迅速解体，中国社会信任经历了一次大转型。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和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编户齐民”，从而基本消灭了“家国体系”以外的社会势力，例如江湖社会的活动空间。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国家具备了组织社会的能力，同时掌握了足够的经济资源，通过执行各项政策和“事业”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随着现代国家能力初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第一次被提上议程。
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新的政权通过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彻底改造，终于成功地把国家力量推广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原来局限于家族和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变成了对组织、对党和国家的信任。这种信任的机制是，个体家庭对国家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换取国家提供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私人品和必要的公共品，尤其是惠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是新政权的一个基本隐性契约，也是维持新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种契约。
进入改革时代，国家权力大刀阔斧地植入市场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主权货币空间（Sovereign Monetary Space）和现代信用体系，社会信任经历了市场化和货币化两个过程。按照齐美尔等人的说法，随着货币成为社会交换的主要媒介，社会信任从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体系。在新体系下，国家将大部分私人品和部分公共品的生产和供应推向市场，同时，个体和新的利益主体——公司，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契约的方式进行交换，如此，社会信任也就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产生和维持，国家只是作为规制制定者存在。
与此同时，一些核心领域却并未市场化，反而是加强了国家化。中央政府完全控制社会经济再生产体系——银行、金融和投资体系，并委托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经营土地和垄断产业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和资本来源。金融当局、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这三个主要的行政和财政主体成为市场主体，并基本控制了信用的生产，也就垄断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那些掌握了财富生产机制的家庭与个人，也就取得了优先致富的权力。
另一个方面，一些与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和半公共品，例如住房、医疗、教育、电力、交通和土地规划等，反而被完全委托给卖方垄断市场，与新的国家财富生成体系没有关联。这一方面是剥离了国家的负担，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例如医疗和教育），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理想的财源（例如房地产）。结果是公共品集中于少数人群，从而具有“私人品”性质，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却永远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
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制度的公共品供应不足，年轻人的剥夺感就尤为强烈。家庭，这个中国社会信任的核心单元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在国家化时代还能正常运转，现在又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已然陷入了某种危机当中。所以说，国家化和市场化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恶化的起源，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更深层次结果，就是本应该开始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国家信用和社会信任，反而开始出现私人化和非社会化的迹象，这一趋势和大多数发达社会所经历的信任“社会化”正好相反。公共的信用资源事实上被置于少数私人和小集团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积的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另一个与传统社会颇为相似的结果就是与社会生活相应的“非制度化”和社会信任的解体。权力对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反过来又压缩了社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社会信用的成本，削减了合法经营的利润；而金钱和市场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的取代，以及国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会化，又进一步降低了一般社会成员“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导致各种“江湖（潜）”规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大面积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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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随着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尤其是革命和改革，传统的社会迅速解体，中国社会信任经历了一次大转型。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和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编户齐民”，从而基本消灭了“家国体系”以外的社会势力，例如江湖社会的活动空间。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国家具备了组织社会的能力，同时掌握了足够的经济资源，通过执行各项政策和“事业”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随着现代国家能力初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第一次被提上议程。
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新的政权通过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彻底改造，终于成功地把国家力量推广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原来局限于家族和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变成了对组织、对党和国家的信任。这种信任的机制是，个体家庭对国家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换取国家提供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私人品和必要的公共品，尤其是惠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是新政权的一个基本隐性契约，也是维持新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种契约。
进入改革时代，国家权力大刀阔斧地植入市场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主权货币空间（Sovereign Monetary Space）和现代信用体系，社会信任经历了市场化和货币化两个过程。按照齐美尔等人的说法，随着货币成为社会交换的主要媒介，社会信任从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体系。在新体系下，国家将大部分私人品和部分公共品的生产和供应推向市场，同时，个体和新的利益主体——公司，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契约的方式进行交换，如此，社会信任也就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产生和维持，国家只是作为规制制定者存在。
与此同时，一些核心领域却并未市场化，反而是加强了国家化。中央政府完全控制社会经济再生产体系——银行、金融和投资体系，并委托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经营土地和垄断产业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和资本来源。金融当局、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这三个主要的行政和财政主体成为市场主体，并基本控制了信用的生产，也就垄断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那些掌握了财富生产机制的家庭与个人，也就取得了优先致富的权力。
另一个方面，一些与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和半公共品，例如住房、医疗、教育、电力、交通和土地规划等，反而被完全委托给卖方垄断市场，与新的国家财富生成体系没有关联。这一方面是剥离了国家的负担，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例如医疗和教育），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理想的财源（例如房地产）。结果是公共品集中于少数人群，从而具有“私人品”性质，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却永远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
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制度的公共品供应不足，年轻人的剥夺感就尤为强烈。家庭，这个中国社会信任的核心单元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在国家化时代还能正常运转，现在又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已然陷入了某种危机当中。所以说，国家化和市场化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恶化的起源，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市场化和国家化的更深层次结果，就是本应该开始非人格化和社会化的国家信用和社会信任，反而开始出现私人化和非社会化的迹象，这一趋势和大多数发达社会所经历的信任“社会化”正好相反。公共的信用资源事实上被置于少数私人和小集团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积的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另一个与传统社会颇为相似的结果就是与社会生活相应的“非制度化”和社会信任的解体。权力对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反过来又压缩了社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社会信用的成本，削减了合法经营的利润；而金钱和市场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的取代，以及国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会化，又进一步降低了一般社会成员“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导致各种“江湖（潜）”规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大面积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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