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会员多少钱一个月:胡德平：“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志

“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志
——耀邦同志对改革事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二
胡德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事业涉及上层建筑一切门类，经济基础的一切领域。那么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志是什么？对此问题，认识上是否清晰明确，十分重要，谚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尤为重要。当改革事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越发引起姓资姓社两种改革观的激烈争论。因此，难免有些黑色幽默流传，如“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云云。敞开来讲，我认为我国的改革不止两种改革观，而是有多种改革观。我国改革初期，以匈牙利、南斯拉夫为改革典范的人就不在少数。很难说他们引为范例的改革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改革，至于以后这些国家国体巨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党的十二大以来，如何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如何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如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这些问题一直在中央领导层脑中打转。1983年1月 12日，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张劲夫、宋平等谈话”，邓小平同志说：“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同月的 20日，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他接受了邓小平同志这一观点，具体表述稍有不同：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三个有助于”也好，“三个有利于”也罢，其关系是辩证统一、荣损与共的。若学子贡问政：必不得已而“留”，于三者何先？耀邦同志则认为，国富、民富当先：要注意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我们搞社会主义，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国家富、人民富……离开这一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若再不得已而“留”，又于二者何先？耀邦同志则毫不犹豫地回答：民富。他求问甘肃庆阳地区的干部：你们集中答复我一个问题，应该怎样使农民富裕得更快，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怎样使186万人尽快富起来，你们是怎么想的？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些想法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耀邦同志富民为先、藏富于民的治国理念。在庆阳，他又较早提出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吃水、住房和地方病的问题。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这种精神，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篇文章是在整党期间发表的，无疑把整党工作与富民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富”作为资本主义去批，这是当时建党思想的一大进步。因为人民富裕的过程，也就是为社会增加财富，向国家多做贡献，多缴税，使国家富强的过程。小河有水大河也会满，小河无水大河必然干。
在耀邦同志看来，国富未必民富，民富则一定国家富强。民富、国强、社会进步，则社会主义才有优越性、吸引力。信任、信仰是在人民实际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我记得他曾引用过张闻天的一句话：“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当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经常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道理掩饰我国和发达国家差距的扩大及本身存在的问题时，他极其反感这种空洞的宣传。
有个概念一定要清楚，国家的主体是人。如法国国君的名言：“朕即国家”，中国的历代王朝则是家天下。蒋介石把“民国”改为“党国”。人民共和国的政权，顾名思义理应主权在于民。国家不能降格为政府，政府只是国家的公共部门之一，或者说是国家机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不是《政府富论》，他的《国富论》原文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如果我们误解“国富”就是“政府富”，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国民收入中，政府收入应是有约束节制的。
1988年５月，耀邦同志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去河北保定地区做了最后一次社会调研，为期15天。他及随行人员第一站是易县，住在永宁山下的招待所。房中的电视因接收信号不好，根本不能看，易县的同志费了半天劲，才修好勉强能看。耀邦同志问县委书记崔明德：这样，老百姓买了电视不是也不能看吗？县委领导说，县里财政困难，现在没有钱建造电视台。这时，旁边一个工作人员插话：没钱，可以让老百姓集资呀！耀邦同志一听，眉头一紧，握紧拳头举起手，神情严肃地说：我坚决反对！我们让老百姓花钱买电视，难道还让他们花钱买电视台？耀邦同志对易县感情很深，这里是“狼牙山五壮士”牺牲之处，也是他在华北晋察冀部队时的根据地。在离别之时，他对河北领导同志说：我们一定要使农民的收入每年都有所提高，哪怕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也好……我们搞改革，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人民生活不提高，他就会怀疑你的改革。
话又说回到1985年1月5日，那天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了河北保定地、县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上一年，保定地区农村人均收入增加100元，今年保定地、县提出了继续增收百元的努力目标。耀邦同志听后非常高兴，支持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奋斗精神。他说：领导广大人民努力奋斗，使国家和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觉悟的集中表现，也是衡量我们干部思想觉悟高不高、本事大不大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没想到两年后，对保定年均增百的提法和做法，有的同志对耀邦同志提出批评，指出这是助长浮夸、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领导作风！
具体情况如何呢？根据这一年1月1日的中央“一号文件”决定，我国中止了 30年来的农村统购统销政策，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之外，粮棉自由上市，各种农副产品和乡镇企业产品直接流通，因此逐渐形成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最早形态。这正是广大农民增产增收的大好机会。原来的富民愿望在我党政策、经济发展的导向上，已变为活生生的现实。那么对一些地区的成熟经验、奋斗目标给予鼓励和支持，就是领导者必须注意的一项崭新任务。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说的“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战略思想，对掌握全局的领导者来说必须具备。其实农民、生产者越有自主权，越是自由买卖，不再统购统销了，谁还能刮浮夸风？
改革事业过去了30多年，人民的生活和改革之初相比已有很大提高，我国人民总体平均生活已达小康水平。中国历史上吃不饱肚子，穿不上衣服，几亿贫穷人口的现象最终一去不复返。但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财富集中度也超过了美国；政府收入增速长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重过低；我国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政府积极应对这些问题，采取了若干新的措施，而且还在研究更为深层的问题，我举双手赞成。
耀邦同志说的“三个有利于”，来源于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三个有助于”。我认为这都是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对改革开放事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判断。
胡德平：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谈改革的初衷与成效
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回忆父亲胡耀邦的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最近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汇集他近年来撰写的各类文章20多篇，凝结父子两代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思考。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在书的前言中，作者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我国人民对改革事业的真切感受究竟如何？在党中央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对改革事业的根本思考是什么？
作者从直接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出发，将研究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探寻胡耀邦力主改革的思想历程，尤其是当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怎样迈出第一步。该书力图通过追索改革初衷，由此还原改革的历史。近日，胡德平在北京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改革的初衷是藏富于民
记者：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胡德平：在经济问题上，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胡耀邦的话来说，要改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改的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纯净度的体制，明确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改革经费管理体制，突出发展经济的目的，把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结合起来；改革吃大锅饭、端着铁饭碗那种窘迫的讲话模式。
记者：那么，我们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胡德平：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了。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
对于改革的目的，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对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他们称为“光彩事业”。记得20世纪80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几乎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记者：有几件事可以佐证。当时的中国青年报1985年2月16日头版头条发表的社论响亮地提出《我们的口号是祖国富强人民富裕》，不久，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全国新长征突击手（队）代表时，多次号召青年“奋发进取、建功立业，为祖国富强、人民富裕作出贡献。”
胡德平：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后来在甘肃，他又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人民怎么富。在他看来，人民富的过程就是人民创造财富的过程，就是人民向国家贡献的过程，就是人民向国家交税的过程，人民富必国家富这是必然的。 而1987年1月中旬对胡进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会”上，有人居然指责胡的“富民政策”违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记者：改革的目的明确了，那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有没有呢？
胡德平：最近，我翻看他1983年在一次会议上的演讲，发现他当时就曾提出衡量改革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一、是不是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展；三、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温饱、富裕、幸福，他把改革最高指标说出来了。
胡耀邦说了三个有利于之后，曾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国家富、人民富。”这是他关于三个“有利于”突出化、个性化的表现。
记者：中国目前依旧处在改革的过程之中，还是回到问题的原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有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也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这种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很多突发性的矛盾还很尖锐，所以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也很需要忧患意识，我们还需要对改革继续推进。
农村改革别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记者：农业问题其实是中国改革的起点，也是中国改革的重点，您觉得当下，农业改革的路走出来了吗？
胡德平：在农业问题上，胡耀邦在肯定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强调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他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指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绝对不是把农村的土地私有化。我认同这种观点，但有人说我的思想不行，土地的个人所有权就应该分给农民。我说，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目前还远远没有到位，才短短30年，先让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充分使用，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的问题，我想，这个过程恐怕还是让所有者首先到位，现在集体所有制都没落实呢！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土地的所有权益经常受到各方面的侵害，以各种名义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记者：现在很多农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农民都被“上楼”了，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胡德平：胡耀邦说到农业问题时曾指出，在肯定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上，要放开经营权，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让农民老百姓承包耕地、山林、水塘。但目前的状况是急急忙忙让农民“上楼”，用社保换耕地，这种做法是把老百姓的生产资料和对象都给剥夺了。如果我们上亿的农民失地，那么就是一半人富裕起来，一半人失去生产资料，这怎么能行？
记者：城市化运动会带来农民失地以及很多社会问题，如果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后果会怎样？
胡德平：大部分农民消失了，流转土地，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首先应该实行农业的现代化、有工业化的支撑、有众多小城镇市级镇的建立，才能完成。如果是因为农民不爱农业生产而改变身份，以后新生一代农民也不想种地，就会导致城市严重的过度膨胀，城市的周边布满了失去土地、失去温饱的人，那该如何办？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两会”期间，您与十几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权益》的提案，建议“尽快承认农村小产权房的合法性”，明确村民组织自主开发所属土地、自主进入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的权益。
胡德平：目前，小产权房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据有关统计表明，全国小产权房总计面积约60多亿平方米，不受法律保护，小产权房的局面实际上已形成。
上个世纪80年代，包括深圳的发展都是在集体所有制土地上盖的房子，是集体所有制把华西村、南山村、横店村发展起来，又避免了和农民的冲突，只要我们做好规划，把小城镇发展起来，发挥了集体的所有制，也可以把小城镇搞起来相当一部分，国家要支持，要给予政策，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怎么不能同权同价？宪法上说，要保护公有制，那集体所有制不也是公有制吗？改革要到位，耀邦同志主张离土不离乡，“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搞上去，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当时，他特别重视苏南的中小城镇，特别提到那里的小城镇，说抓住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步的要害。
国有企业，不能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
记者：国有企业的改革，最近一段时间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胡耀邦对此也有自己很多的见解，他的哪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值得深思？
胡德平：胡耀邦本来想把农业的责任制就是经营权、使用权用到工业上来，他说工业也可以承包，原来我认为，大工业也都拿来承包是不是太土了？回头再看他的文章，才发现他说的承包指什么——让企业和员工全员承包，而不是厂长经理来承包，工人阶级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在承包后获得的利润上有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应该国家得大头，企业得小头，职工得零头。他本来想搞责任制，但是没有想到，再深入一步就是让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来归位。
记者：近期，中石化“天价酒”事件发生之后，激起了很多群众对国有企业的不满甚至怨恨。
胡德平：我国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当下，尽管全民所有制企业为国家财政作出了巨大的利润贡献，但总引不起全民对企业的热爱和衷心拥护，很多大型国企甚至为资源利用与当地群众、政府激烈冲突，原因就在这里。
国有企业当时是用举国之力来改制的，国家银行主动帮助其从负债中剥离出来，职工或分流下岗，或买断工龄。国企轻装上阵之后，反过来又与民争利、赚老百姓的钱，这样的改革是不是有点变样了，老百姓当然有疑问，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全民的？
记者：对于国有企业，您觉得有何具体改革的路径？
胡德平：1983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利税改革以后的20多年来，国企并未上缴利润给政府，只是最近两三年才把利润的5%给政府，今年的最高上缴额又调整为15%。能否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能否以政府财政代替全民的权益？我想都不可以。国有独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仍要体现它的双重性，作为上市公司，它应当给股民分红，并受股民监督。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我认为同样应该给全民支付红利，政府应得的是税收，而不是利润。它占用的资源是全民的资源，利润的一部分就应该给全民。国有企业绝对不能以给国家上交利税而回避对全民应尽的义务，同时应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有义务对改革史进行研究、反思
记者：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进行了30多年，而您的书提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正是对此进行的梳理和回顾，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角度和选题，关系到改革走到今天的得与失，以及今后该怎么走，是一个历史的文本，这是不是也是您写作此书的初衷？
胡德平：在中国，一个“文革”，一个改革，这两大事件是翻天覆地的，对世界来讲也是影响极大的。我们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人研究这段历史，出版一些历史书籍对此进行梳理和回顾，我认为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历史学有一个很庄严的任务就是资政育人，我希望这本书能让参加了改革，经历了80年代改革的人和没有经过80年代以及没有出生的人，都站在一个客观的历史科学的问题上，对过去、历史和未来达到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形成一个好的科学的历史观。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再过五百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充其量不过是一页纸吧！这句话完全驳倒也很难，我也不知道到那时是否还会有人像现在这样研究、反思。对于我来说，有一种感情力量和信念想对党的这段历史做些回顾。有人如果掌握了资料不整理不研究的话就回避了应尽的责任，我有这个兴趣与义务。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来源日期：2011年0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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