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刘源

　　我国肝脏外科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教授，在长达68年的从医、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创立了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开辟了肝癌基础临床研究的新领域，自主创新了30多项重大医学成果，创造了中国和世界肝脏外科的许多奇迹，使我国的肝脏外科研究与临床诊治水平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由于其杰出贡献，1996年中央军委授予他“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2005年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至今日，90岁高龄的吴老仍然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军人顽强的战斗精神，不竭的创新创造能力，精诚服务军民的博大高尚情怀，忘我工作在祖国医学科学领域。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科学家的成就与其人生修养密切相关，熟悉吴孟超的人都被他那种“浩然之气”深深感动着：报效祖国、献身科学的志气，勇闯禁区、不断创新的锐气，实事求是、百折不挠的韧气，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正气，悬壶济世、心系苍生的“精诚之气”，疏远名利、潜心研究的“淡泊之气”。他这种“浩然之气”，正如孟子所形容的那样“至大至刚”。“至大”，是因为它符合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同广大人民群众乃至人类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所以才能“充塞于天地之间”；“至刚”是因为他坚守中华民族的气节、共产党员的气节、革命军人的气节和科学家的气节，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种“浩然之气”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力量和精神境界，在它的激励下吴老成为众口皆碑、德艺双馨的医学大师，成为向党之心、报国之志、强军之愿、兴医之责有机结合的典范，成为实践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榜样，成为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融通的楷模，成为21世纪“生物—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的引领者和躬亲实践者。在这种精神力量和境界的激励下，他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潮流面前始终保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高洁品格，弘扬着祖国医学“医乃仁术”优秀传统，努力追求伦理“至善”的“天人境界”。

　　吴孟超“善养浩然之气”。他“养气”的途径首先是“配道与义”，即明确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自身的责任。少年时期漂泊南洋的侨居生活，使他深深懂得“国家不强盛，咱们的腰杆就不硬”。抗战爆发时，在马来西亚上初中的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组织同学向国内抗日将士捐款，后来收到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正是这封“延安来电”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上海解放时他目睹了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的英勇善战和纪律严明，于是对共产党倍加崇敬，立志当一名解放军的外科医生。上世纪50年代，我国肝脏外科研究非常落后，肝病严重影响着人民的健康，作为年轻军医的他坚定地把肝胆外科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由此开始了一生的事业追求。

　　吴老“养气”的另一个途径是“集义”，即点滴积累，“积善成德”。在漫长的行医实践中，他始终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他坚持患者至上，对病人体贴入微，耐心细致地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在生命的希望面前，他从不拒收患者、从不计较个人安危、从不怕“闯禁区”、从不怕“砸牌子”， 并且以自己的精湛医术和超凡勇气，一次次地勇闯禁区，一次次把病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一次次创造中国乃至世界肝脏外科手术的第一。吴老对不良风气防微杜渐，以身作则。近年来他拒收的礼金有上千万元。十多年前一位被他挽救生命的印尼华侨心存感激，偷偷送部轿车给他，他在无法退回的情况下把车子上交学校处理。作为军队医院的院长，他设身处地、千方百计为群众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院在确保诊疗效果的前提下，尽量用最便宜的药、尽量不做重复检查。参照社会上通行惯例，医院每年少收入7000多万元。吴老和他的医院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公益性，为军人和医生守候着道德底线。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善行的渐进积累使吴孟超把精神力量和精神境界转化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真挚深厚的感情，改变祖国医学的落后面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他自觉自愿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知行统一”。吴老正是在“知行统一”中牢固树立，并时刻实践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吴院士“善养浩然之气”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它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具体路径，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成就当代中国科学大师的一个重要侧面，向我们展示了正确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创造事业辉煌的巨大内驱力，向我们展示了一名党员如何通过加强个人修养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分子。祖国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需要不断涌现科学大师，也需要千千万万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让我们都来努力培养我们的“浩然之气”，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共同创造一个科学大师辈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