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诊断学第三版pdf:刘亚楼上将与空政文工团__耿耿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美蒋高空侦察机经常窜到中国内地从事间谍活动。我空军部队针锋相对，仔细研究敌高空侦察机的活动规律和击落它的办法。

就在这一时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多次对空政文工团的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我一手抓文，一手抓武。每年能打下几架敌机，演一台好戏，我的日子就好过了一点了！”

从刘亚楼的这句话来看，他把空政文工团的地位、作用，与航空兵、地空导弹兵的地位、作用看得同等重要。

早在空政文工团建团之初，刘亚楼便非常重视这支特殊的部队。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关爱着这支特殊的部队，直到1965年逝世。空政文工团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无不凝聚着刘亚楼的心血。

刘亚楼对辛柯说：“空军成立的时候，要演演节目，庆祝庆祝。我不打算请别人来给我们空军演节目，我们空军有自己的宣传队嘛！要么不看，要看就看我们空军自己的演出！”

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四野：“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的首要任务……空军领率机关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

1949年8月5日，第十四兵团机关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8月19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何廷一、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平水机关工作人员及直属部队，共2515人，由武汉抵达北平南苑。

在这2515人当中，有一支不足百人的宣传队，带队的是第十四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兼宣传队队长辛柯。

1949年4月，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在东北军区整训司令部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第二副司令员刘震，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十四兵团组建以后，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渡江战役，因而也来不及组建宣传队。占领武汉以后，兵团政治部才开始在汉口筹建宣传队。具体负责此事的便是辛柯。

辛柯，江苏无锡人，1920年12月生，1940年毕业于延安鲁艺美术系，以后长期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1947年7月，担任第十四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

辛柯到第十四兵团政治部工作时，朱鸿任宣传部部长，冯摇胡任副部长。辛柯一报到，兵团政治部就让他赶快把宣传队组建起来。当时四野大军正挥师南下，第十四兵团也正在准备进军广西。组建宣传队的目的，是为了在进军途中宣传政策，动员群众，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

辛柯招兵买马，有了几十个人，刚刚把宣传队拉起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就下达了。第十四兵团机关，连同宣传队，立刻拔营起寨，告别武汉三镇，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平。

一到北平，筹建空军的工作便全面展开。

此时，辛柯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他的任务不再是筹建第十四兵团宣传队，而是筹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辛柯在北平又招了一批人，使宣传队的总人数达到了100多人。

空军筹建初期，第十四兵团机关的人住在南苑，军委航空局的人则住在灯市东口的同福夹道4号。第十四兵团宣传队住在南苑新宫村的民房里。1949年10下旬，第十四兵团机关搬到同福夹道4号，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名义立即取消，所有干部及业务移交空军司令部接收。同时，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

1949年11月11日，后被中央军委批准为空军成立日。

刘亚楼、肖华在空军创建期间，四处奔走，日理万机。百忙之中，他们对正在筹建之中的文工团也非常关心。大约在10月初，刘亚楼去南苑，专门叫人把辛柯找来，问他：“你当上我们空军宣传队的队长啦？”

辛柯敬了一个礼，答道：“是的。”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有100多人。”

“你的人不少嘛！能不能拉出来演一演？”

辛柯踌躇了一下，毕竟宣传队7月份才刚刚成立，紧接着忙于搬家，进京后又招人，演员相互之间连名字都叫不全，能否演好，让司令员和大家满意，他的心里没底。

刘亚楼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没等辛柯回答，他就说道：“空军很快就要成立了。空军成立的时候，要演演节目，庆祝庆祝。我不打算请别人来给我们空军演节目，我们空军有自己的宣传队嘛！要么不看，要看就看我们空军自己的演出！”

辛柯见刘亚楼把话说到这个地步，知道此事已经不容再商量了。司令员的话就是命令，他作为下级，就应该无条件地执行。辛柯以坚定的语气回答道：“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949年11月中旬，空军的文艺团体第一次在北京举行了正式演出。演出单位的名称是：空军政治部宣传队。由于文工团尚未成立，所以只好使用宣传队这一名称。演出地点在东四牌楼附近的蟾宫电影院。

空军机关驻地灯市东口，离蟾宫电影院特别近。吃罢晚饭，空军机关的同志从灯市东口同福夹道4号出来，唱上两首歌，扯开喉咙吆喝几声“一二三四”，就到了目的地。

刘亚楼、肖华等空军首长观看了演出。

演出的水平不太高，也就是独唱、合唱、表演唱、快板、舞蹈一类的小节目。知名演员一个也没有，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部队宣传队那种真切质朴、短小精悍、鼓动有力的特点。

尽管如此，电影院里的气氛却十分热烈。

台下坐的这些人，都是空军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伙儿原来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现在空军成立了，济济一堂，心里本来就高兴。等大幕一拉开，看到空军也有自己的宣传队了，更是高兴，便在台底下攒足了劲，猛鼓掌。演员听到掌声，越演越有精神。演员有精神，观众就更来情绪，一个个把手掌都拍红了。鼓掌声、叫好声，在夜间能传到好几条街上。

肖华对空政文工团的组建也十分关心。有一天，他问辛柯：“你现在有什么困难？说出来，我帮你想想办法。”

一个100多人的宣传队，事无巨细都要操心，着实把辛柯累得够呛。听了肖华的问话，辛柯也没有客气，张口便说：“我这儿缺人！缺干部。现在最需要的是懂文艺工作、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

没过几天，肖华告诉他：“你马上去找傅钟同志，他答应了，很快就给你调人。”

辛柯立刻赶到总政治部，总政副主任傅钟给空政文工团调派了4位同志。但是，这4位同志只有王久晨、汪明征两人到任，另外两人却了别的单位。辛柯再次去总政治部找傅钟要人：“你答应给我们4个干部，结果只来了两个能不能再给我们派几个干部？”

傅钟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现在到处都缺干部。好不容易给你弄了几个人，你不抓紧，又被别的单位弄走了。现在叫我上哪去给你找人！”

辛柯听了，只得作罢。

王久晨，河北赵县人。1916年10月生，1937年到延安，1938年入延安鲁艺，从事戏剧工作。接到调令时，他是第二十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正团职部员。

刘亚楼说：“我把你们的棺材都准备好了，你们就在空军干一辈子吧！”“不要过早地谈恋爱。很多女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心肠软、容易上当受骗。老实说，最后吃亏的还是女同志……”“我们空军支援宁夏一个文工团！”

如果论资排辈，空军的第一支宣传队，并非是辛柯组建的空军政治部宣传队，而是1948年10月间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成立的东北老航校宣传队。

1949年4月24日，老航校宣传队一行40多人，由牡丹江市　乘火车抵达吉林省长春市。宣传队的驻地是一座日本式的建筑——日本神武殿（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日本人练武习剑的一个场所）。此后，这座日本神武殿便成了一个集结地，辽东军区政治部宣传大队、四野后勤部六分部宣传队、胶东文化协会文工团先后奉命抵达长春，到这里报到。

1950年3月23日，空军政治部宣传队抵达长春，与上述4支文艺队伍进行合编，并于3月25日组建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组建后几度整编，使全团人数保持在200余人。第一任团长王久晨，首任政委辛柯。两位主官均出自延安鲁艺。

第一次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名义对外演出，是在1950年4月8日的晚上，地点在长春二航校。

1950年9月16日，新成立的空政文工团第一次赴北京演出。之所以说是“第一次”，是因为当时团部驻地还在长春，他们巡回演出一段时间后，又回去了。直到1950年6月，全团才陆续由长春迁往北京。

1950年11月25日下午4时，即空政文工团第一次进京期间，刘亚楼司令员和在京的空军党委全体常委，在空军机关驻地接见了空政文工团的全体同志。

空政文工团离休干部丁家歧同志，给笔者提供了3本他在1949—1951年写的日记。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刘亚楼1950年11月25日的那次谈话。

那一年，刘亚楼司令员年仅39岁。他带着浓厚的福建口音，开头便说：“早就听说文工团来了，我也没得空来看看大家。今天，正好空军的常委都到齐了。我们常委这两天是要研究一件大事。什么大事？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那就是抗美援朝。陆军老大哥已经跨过了鸭绿江，我们空军虽然刚刚成立，但是也要飞过鸭绿江去！不但要飞过去，还要把美国佬的飞机打下来！”

刘亚楼的开场白，立刻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刘亚楼接着说：“今天，我们一是来看看大家，二是表示欢迎。你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队，今后不管是从哪里来的，都是我们空军的人。我已经把你们的棺材准备好了，你们就做好打算，在空军干一辈子吧！”

台下的每一个人，听了刘亚楼的这一番话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

以后，每当空政文工团调来一批新同志，刘亚楼接见他们时都要说：“我把你们的棺材都准备好了，你们就在空军干一辈子吧！”

刘亚楼的报告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共分3个部分：一、空军的总任务。1950年10月19日，也就是他在这一次讲话1个多月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他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抗美援朝的形势和空军当前的任务；二、文工团的方针。刘亚楼提出，他们是空军的文工团，就应该多创作、排演反映空军生活的文艺节目，为空军的指战员服务，为提高空军的战斗力服务；三、文工团自身应该注意的问题。

谈到第三部分时，刘亚楼语重心长地说：“文工团和作战部队不一样，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女同志多、姑娘多。作战部队哪有那么多女同志啊！团长、政委要抓好作风问题。你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要正确对待男女关系和恋爱、婚姻问题。你们都还很年轻嘛！不要急急忙忙过早地谈恋爱，应该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我不反对你们谈恋爱，但是，不能影响工作，更不能乱来！要树立正气，反对歪风邪气。很多女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心肠软，容易受骗上当。老实说，最后吃亏的还是女同志……”

台下的女演员们，大多数人没有结婚，其中有不少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他们听了刘亚楼的这番话，心怦怦直跳，一个个羞得满脸通红。

会后，刘亚楼在前门大街上的一家饭店设宴款待了文工团的全体同志。宴会开始时，大家都有点拘谨。首长说干杯，才敢端起酒杯在嘴唇上抿一下；首长叫吃菜，拿起筷子动一下，又赶紧放到了桌子上。生怕被人说自己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

酒过三巡，宴会的气氛才变得活跃起来。有的互相碰杯，有的跑过去给首长敬酒；女同志多的地方更是热闹，不时传出尖声细语、嘻嘻哈哈的笑闹声。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提出从部队现有干部中精简×万人，动员他们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

1958年5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提出对军队的体制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

在此之前，各军区空军均设有规模大小不等的文工团。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总政治部的要求，1958年5月，各军区文工团全部撤销。

刘亚楼十分重视空军文艺工作，他觉得把那么多的文工团撤销，把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文艺人才一下子遣散，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他把人才较多，实力较强的沈空、广空、南空文工团调到了北京，并入空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设立总团，下设：歌舞团、歌剧团、话剧团和军乐团。

空政文化部部长比革飞兼任空政文工团总团团长（1960年，由黄河接任团长），陆友任总团政委。

陆友是上海人，1917年出生。1935年投身革命。在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先后结识了冼星海、吕骥、麦新、孟波、王莘等进步文化人士。1038年春，他来到延安，进入延安鲁艺音乐系第二期学习。

这样，空政文工团就有3人出自延安鲁艺：王久晨学的是戏剧，辛柯学的是美术，而陆友学的是音乐。正因为如此，陆友在音乐方面是行家，后来他在领导创作、排演以歌剧《江姐》为代表的大量舞台文艺作品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陆友回忆起1958年的情况时兴奋地说：“我一上任，沈空、广空、南空文工团先后调了过来。你猜猜全团有多少人？将近600人，不得了啊！现在全国有哪一个文工团能够达到600人？除去出差的、休假的、下部队演出和体验生活的，文工团人员正常保持在450多人。我们一个合唱队拉出来，就有七八十人，能装两辆大客车。我们的合唱队，能和总政文工团的合唱队比！”

在空政文工团的团史中，1958年还有这样一件事——经刘亚楼批准，空政文工团拨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文工团。

那一年，刘格平（回族）正忙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事。宁夏地处西北，土地贫瘠，地广人稀，全区人口仅有200多万，各方面的人才都相对缺少。

刘格平为了宁夏的建设四处奔波，费尽了心机。不晓得他从哪里听说，空政文工团有一大批文艺人才，便向刘亚楼求援，希望空军能向宁夏支援一些文艺人才。

空军积极支援宁夏的建设，毫不吝啬，不但表示要慷慨援助，还给了刘格平一个意外的惊喜。

刘亚楼说：“我们空军支援宁夏一个文工团！”

结果，包括领导班子、创作人员、导演、演员、乐队，一共80多人，一个完整的文工团交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刘亚楼对空军常委们说：“文工团的人已经来了。今天晚上不开会了，电影也不放了，你们都给他们唱歌去！”罗瑞卿脱口说道：“人家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人？他出什么风头！……”

“文化大革命”以前，空政文工团排演了许多在北京乃至全国都非常有影响的剧目。这些剧目，刘亚楼都一一过问。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对苏联和东欧的文化艺术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的政治敏感性也很强，有一些剧目便是他提出来，要求空政文工团排演的。

1959年，空政话剧团按照刘亚楼的要求，排演了苏联名剧《以革命的名义》。该剧讲述了列宁和两个孩子之间的故事，剧中的一些对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成了那个时期社会上非常流行的警句和名言。

1960年，刘亚楼叫文工团想想办法，找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剧本《渔人之家》，排演一下。文工团的同志都摸不着头脑，搞不清司令员为什么想看这个话剧。等他们找到了剧本，在北京公演时，中苏论战开始了，从“一评”直到“九评”，好不热闹。《渔人之家》在北京一亮相，立刻引起了轰动。阿尔巴尼亚，那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啊！人们纷纷前往剧场观看。北京市许多文艺团体心里都挺纳闷：空政文工团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剧本？

1960年10月23日至11月11日，为纪念志愿军入朝参战10周年，以贺龙为团长、罗瑞卿为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朝鲜，刘亚楼随团出访。访朝期间，朝鲜方面演出了一场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地点在朝鲜空军的一个大机库里，演员有3000多人，气势非常宏大。

回国途中，经过沈阳。沈阳军区文工团举办了一场晚会。晚会上，文工团演唱了4首革命历史歌曲。

这两次观看演出，给刘亚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来以后，他便把空政文工团的领导找来，指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沈阳军区文工团唱了4首革命历史歌曲，我们文工团也要唱……”

为了完成司令员布置的任务，空政文工团决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负责，张士燮、朱正本等词曲作家组成创作组，开始创作大型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创作期间，刘亚楼给文工团的同志唱了一首《拥护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会歌》。他介绍说，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朱德为总司令，“朱毛”的叫法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刘亚楼说：“这首歌很有意义，把它记下来，不能让它失传。”

除了亲自教歌，刘亚楼还在空军的会议上动员老红军、老将军们献歌。

1961年夏天，空军常委会在长春召开。空政文工团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叫他们立刻派人去长春，学习和招集革命历史歌曲。文工团不敢怠慢，马上派出李跃先、苏海玲、雷风、王志民等同志，火速赶往长春。

他们到长春之前，刘亚楼已经给参加会议的常委们作了动员，要求每人必须献一首歌。他还按照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将他们编成了小组，指定了小组长。李跃先等人一到，刘亚楼马上在会上宣布：“文工团的人已经来了。今天晚上不开会了，电影也不放了，你们都给他们唱歌去！”

会议一散，许多军区空军的司令员、政委见了李跃先等人，一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悄悄说：“刘司令员给我们下达了任务，搞得我们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脑袋憋得生疼生疼！”

“首长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看看病！”李跃先等人满脸同情。

“别跟我装糊涂！都是你们文工团闹的！”

“我们跟刘司令员说说去？”

“千万别告诉刘司令员！刚才是跟你们开玩笑。现在就到我的房间去，我刚想起来一首歌，你们不记下来，回头我就忘了。忘了，可别怪我……”

各军区空军的司令员、政委都是行伍出身，打仗没说的，叫他们唱歌就热闹了喽！大多数人是五音不全，并且唱了上半句，忘了下半句。有时好几个人才勉强凑起一首歌。

空军开常委会，吴法宪作为空军政委，自然非常忙碌。他也抽出时间，给文工团的同志唱歌。他先唱了一首《杀敌歌》，后来又唱了一首《吃牛肉歌》。

红军长征时，经过草地，由于没有粮食，饿死了不少同志。后来遇见了野牦牛，部队就打野牦牛吃。野牦牛肉有一股怪味，且肉丝很粗、不好消化。尤其是人饿久了，一旦吃多了，可能会被撑死。红军宣传队就编了一首《吃牛肉歌》，词曲幽默、欢快，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有些老红军只会唱第一句，第二句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没想到吴法宪还能想起来。他把一位演员叫到他的房间去记录。当时正值酷夏，天气特别热，胖头胖脑的吴法宪热得满头大汗，他手里拿着一条毛巾，唱几句，就得停下来擦擦汗。他一边擦汗，一边唱：“牛肉本是个好东西呀，吃了牛肉长身体。一顿只能吃二两，吃多了就要涨肚皮呀……”

刘亚楼在隔壁房间听到吴法宪在唱这首歌，忍不住直笑。后来他得知文工团排演了《吃牛肉歌》，便问道：“你们怎么唱这首歌？‘

“这是吴政委亲自教的……“空军文工团的同志说半句，留半句，言下之意，吴法宪教的歌，不唱不大好。

刘亚楼连连摆手道：“这个算什么。不要！不要！”

空政文工团的这台大型歌舞，最初定名为《狂飙曲》，由于全剧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大家觉得《狂飙曲》有一点抽象，便改成了《光辉的历程》，公演时又改成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剧名之所以改了好几次，是因为中间出了一个小插曲。

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认识空军文工团的不少演员。有一天，他遇见了女演员王立春，随口问了一句：“小王，最近你们在排什么节目啊？”

“在排一个300人的大歌舞。”

“什么大歌舞？”

“听说您和刘司令员在朝鲜看了一个大型歌舞，刘司令员回来以后让我们搞的。”

罗瑞卿脱口说道：“人家朝鲜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人？他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司令，叫他不要搞了！”

“别出风头”这句话，看似严厉，其实不然。罗、刘两人感情很深。1961年1月30日，《空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刘亚楼在机关忆苦思甜的事。文中谈到，1932年春，刘亚楼的父亲因家境贫寒，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一路乞讨找到红四军军部。因战事紧张，刘亚楼恰好不在。罗瑞卿得知后，热情接待了刘父，临别时还给了他15块大洋。刘亚楼的父亲一直铭记在心，1952年他被刘亚楼接到北京时，还口口声声称罗瑞卿为恩人。罗、刘两人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所以，罗瑞卿叫刘亚楼“别出风头”，多半是戏言。

王立春回去以后不敢隐瞒，向团里做了汇报。由于事关重大，层层上报，最后报告给了正在长春开会的刘亚楼。刘亚楼得知后，生气地说：“我叫你们唱历史歌曲，什么时候叫你们搞大歌舞了？你们懂得什么是《光辉的历程》？”

刘亚楼专门叫人给文工团打电话，说：“不要把题目搞得太大。现成的历史歌曲可以唱，不要另写新的歌曲。”

没过几天，刘亚楼在有关报纸上看到八一建军节期间，首都文艺演出安排的节目单，其中就有空政文工团的《光辉的历程》。刘亚楼生气了，令人层层追查，为什么文工团没有落实此事。他又亲自给在京的空军政治部主任王辉球打电话：“怎么又叫《光辉的历程》啦？都上报啦！”

文工团排练时，王辉球连着看了一个星期，最后他断言：“政治性、艺术性都很强，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司令员追查下来了，他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对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说：“你带着文工团的几个人，向司令员做个检讨吧！”

那一天，王静敏领着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牛畅、董琚和歌舞团团长汪洋，来到刘亚楼的家中，向刘亚楼报告。“刘司令，我和文工团的几位同志向你做检讨来了。”

刘亚楼刚从长春乘飞机回来。他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吹着电风扇，边看文件，足足20分钟没说话。最后，他站起来说：“你们不要给我做检讨，你们向罗总长检讨去！你们本事那么大，罗总长的话你们都不听，跟我检讨什么！”说罢，径直上楼去了。

几个人面面相觑，出来以后商量了好一阵子，决定把剧名改成《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然后四处派人，找报社、找印刷厂，说了一大堆好话，花了不少冤枉钱，把报纸上的海报和已经印好的节目单全部改了过来。

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次公演。文学编辑：张士燮；音乐编辑：牛畅、朱正本、姚学诚、陈杰；舞蹈编辑：佟承杰、胡大德、谷地、孟兆祥、詹文奎等。

刘亚楼只许唱现成的历史歌曲，不许另写新的歌曲，为了避开创作痕迹，文学、音乐、舞蹈3大创作班子，都称为“编辑”。拿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署名方式并不规范。其中的《十送红军》，原本是朱正本、张士燮两人根据江西革命根据地流传的歌曲、音乐，重新创作的新歌。为了避开创作之嫌，结果署名为“江西革命民歌，朱正本、张士燮收集整理”。

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剧《长征》。该剧采用了《十送红军》为主题歌和主题曲，其音乐旋律贯穿全剧，片尾未署朱正本、张士燮两人的名字。该剧刚一播出，便引得空政文工团的老同志一片大哗。他们纷纷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或写信。牛畅甚至专门写了一份证明材料，指出：井冈山革命时期还没有《十送红军》这首歌，这是朱正本、张士燮创作的歌曲。中央电视台这才发现出了差错，采取了补救措施，当《长征》播到大半时，片尾加注了以下字样：主题歌《十送红军》，编词：张士燮；编曲:朱正本。

刘亚楼说：“排演《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不要光看单位大小，关键要看有没有一个好班子，有没有一支好队伍，有没有自己的好作品、好导演、好演员……。”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9场16景，共演唱了约46首歌曲。在艺术处理方面，没有排练成一个简单的大合唱，而是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每一场都有一个主题，用朗诵词串接，前后呼应，层次分明。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公演以后，在首都引起了轰动。罗瑞卿也观看了演出。他上台他上台和演员们合影留念后，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给我乱讲嘛！什么大歌舞，这是歌剧嘛！”

文工团知道内情的同志啼笑皆非，心里直嘀咕：“说得轻巧！就是你差一点儿叫我们砸了锅！”

1961年底，应上海市委邀请，《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赴沪公演。那时没有伴奏磁带，而大歌舞是需要合唱队的，否则就没有气势。所以，赴沪演出的有200多人。这么多人，吃、住、行都是个问题。为了不给上海人民增加负担，刘亚楼想了一个办法。在空军的一次会议上，他点了驻沪空四军政委江腾蛟的名：“江腾蛟。”

“到！”江腾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应声答到。

“我们文工团要去上海，给上海人民演出，你欢迎不欢迎？”刘亚楼问道。

“欢迎！”

“这一次我叫你当一回后勤部长，给文工团当后勤部长。你能不能当好？”

“请司令员放心，我保证当好文工团的后勤部长！”江腾蛟回答道。

于是，空政文工团在沪期间，后勤工作均由空四军保障。他们在上海演出40场，历时1个多月，观众达7.2万多人。

1962年5月26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3位元帅、肖劲光大将和肖华、杨成武、傅钟3位上将，在刘亚楼、吴法宪的陪同下，在北京观看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演出结束以后，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做了指示。他要求广州、武汉、济南、兰州4个大军区的文工团，也要照空军的样式排演；要求八一电影制片厂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拍摄成电影，而且要拍成彩色的。林彪说：“那么多的红旗、红缨枪、红袖标，彩色的多好看，黑白的就不好看了！”

林彪的一道指示，把八一电影电影制片厂难为死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彩色胶片全部要靠进口，八一厂每年仅有1部彩色胶片，那年原打算拍摄故事片《农奴》的。林彪的指示一下，只好把彩色胶片全部用于拍摄空军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拍摄期间，刘亚楼一有空就往八一电影制片厂跑。有一次看样片，看到《十送红军》那一段时，刘亚楼觉得电影效果没有舞台好，不如在舞台上唱得感人，便提出要重拍。八一厂导演华纯（以后导演过电影《东进序曲》）向刘亚楼谈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讲了不同的术语。刘亚楼当时很不高兴，回来后对人说：“这个人怎么搞的，总是在和我抬杠！”最后成形的电影，刘亚楼看了以后却非常满意，他又嚷着要请八一厂的同志吃饭。

这部作品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的气势，对中国的舞台表演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艺部门按照空军的思路，编排出一台规模更大的节目。在这一年的“上海之春”和华东地区歌舞团会演期间，他们推出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该作品集中了华东地区的五六百名文艺工作者进行排演。

1964年，周恩来要求国务院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综合空军和上海两台大歌舞的经验，创作排演出一台能够反映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这就是著名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刘亚楼说：“排演《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

张士燮被调到了《东方红》文学组，负责文学创作；空政文工团的美工师全部被调到了《东方红》的舞美设计组；舞蹈演员抽调了60多人；孟兆祥担任了《东方红》第三场《万水千山》的执行编导……

当时，电影艺术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已摄制完成。为了统一创作思想，《东方红》的创作人员被集中起来以后，先看了几天《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因为观看上海的大歌舞，不具备条件，而观看《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就方便多了，随时都可以看。想看哪一段，就放哪一段。看完以后组织讨论，构思创作。

所以，在首都文艺界有一种说法：《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是《东方红》的前身，或最初的雏形。

刘亚楼不止一次地对空政文工团总团政委陆友说：“你是文工团的党委书记，你要亲自挂帅，抓好的作品，抓文艺创作。一个文工团，必须要有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品。同时，别的团的好节目，你们也可以学，从中学习别人的长处和经验。”

1961年底，陆友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剧组赴上海公演。这期间，他观看了上海戏剧学院创作、排演的一部4幕话剧《年轻的一代》。这部话剧的剧情是这样的：革命老干部林坚和妻子夏淑娟，有1儿1女——林育生、林岚。林育生并非他俩亲生，而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林育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省工作。但是，他不愿过艰苦的生活，贪图安逸，想方设法要留在大城市，甚至伪造医生证明，瞒骗组织。养母夏淑娟溺爱孩子，过于偏袒。养父林坚发现后怒不可遏，找出林育生亲生父母赴刑场之前，在狱中给儿子写下的血书。林育生读着血书，泣不成声，幡然醒悟。该剧塑造了林坚、夏淑娟、肖奶奶等老干部和林育生、林岚、肖继业等一代新中国青年的生动感人的光辉形象。

1962年春节前后，刘亚楼也到了上海。陆友向他汇报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上海公演的情况，顺便提到了话剧《年轻的一代》。陆友说：“上海有个话剧《年轻的一代》，我看很好。我们想学一学，带回北京去演。”

陆友把剧情简单说了说，刘亚楼听后很感兴趣，说：“那好，什么时候你带我去近看一看。”接着，他又叮咛了一句：“我们两个人悄悄去，不要暴露身份！”

过了两天，陆友买了两张戏票，和刘亚楼一道，换了一身便衣，事先没有和上海戏剧学院方面打招呼，悄悄走进了剧场。

演出开始以后，刘亚楼和陆友一边看台上的演出，一边压低声音议论。由于怕影响其他观众看戏，他俩脑袋靠脑袋，几乎是嘴巴对着耳朵，不停地交换意见。

原剧中林育生知道自己的身世，并且保存着亲生父母的血书，可是由于不小心把血书丢到纸篓里去了。刘亚楼认为这样处理不好，如果林育生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的养父林坚把血书拿出来时，才更能打动林育生，同时也更能打动观众。

原剧中林育生伪造医生证明，是肖继业最先发现的。刘亚楼认为，如果让林育生的妹妹林岚发现这件事，效果更好。林岚性格开朗、活泼，又有一点泼辣。她与林育生兄妹之间感情深厚，却并不知林育生不是自己的亲哥哥。这样改动，合乎情理，增加了戏剧性，还能够使林岚的形象更加鲜明。

原剧中血书很长，而且有一点平淡。刘亚楼说：“这份血书全剧的关键，演到这里时，应该是全剧的最高潮。应该把它写的更精炼、更感人！”

类似这样的意见，刘亚楼提了好几处。看到最后，刘亚楼拍板道：“我看你们可以排演，拿回北京去演。但是要修改。”

“那是人家的剧本，我们修改不合适吧？”尽管当时国家还没有制定《著作权法》，但陆友对于这方面还是比较注意的。

刘亚楼说：“可以把剧情调整一下嘛。”

他说的“剧情调整”，实际上还是要将原剧情做部分修改。空政话剧团的同志专程到上海学习了这个剧目。他们回到北京，对刘亚楼提到的几个地方，进行了比较重大的修改。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1963年9月，空政话剧团的《年轻的一代》在北京公演。

与此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开始在京公演《年轻的一代》。人艺是中国话剧界等级最高的文艺团体，拥有一大批全国著名的话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他们有没有修改剧本？演得怎么样？和空政话剧团相比，谁演得好？不仅空政文工团关注这件事，刘亚楼也非常关注这件事。

刘亚楼对陆友说：“走！咱俩去看看他们演得怎么样？比较一下，心里才有数。还是穿便衣去，不要暴露身份。”

看完以后，刘亚楼心里有了底。他对陆友说：“我们空军的话剧团，比人艺小，小多了！人家是国家级的，我们的话剧团仅是文工团下面的一个分团。但是，不要光看单位大小，关键要看有没有一个好班子，有没有一支好队伍，有没有自己的好作品、好导演、好演员。就拿话剧《年轻的一代》来说，依我看，你们剧本修改得就比人艺的要好，演得不比他们差。不信，可以听听观众的反映。”

此话，果然被刘亚楼言中了。

1963年9月12日至18日，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薄一波、罗瑞卿、刘澜涛、杨尚昆、聂荣臻、肖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刘亚楼、吴法宪陪同下，先后观看了空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年轻的一代》。周恩来看完以后指出，这个戏内容很好，很有教育意义，演得了　很好。他还对这个戏如何修改，做了具体的指示。

1963年10月15日，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观看了空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年轻的一代》。

上海戏剧学院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又惊又喜。其领导急忙赶到北京，到空政话剧团登门拜访。空政话剧团的领导热情接待，感谢他们写出了这么好的剧本。同时，向他们转达了周恩来、刘亚楼等首长的修改意见。对此，上海戏剧学院方面非常重视，上海市的领导也非常重视。他们在空军演出剧本的基础上，重新加工修改，后来将其拍摄成了同名电影故事片，搬上了银幕

刘亚楼逝世前给空政文工团最后一次电话指示：“我没有什么指示了。告诉同志们，我身体很好，病情有好转。”阎肃回忆道：“我们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这位司令员。”

1963年11月29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吴法宪、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由陆友陪同，在东交民巷22号空军小礼堂观看了歌剧《江姐》的连排。

第一场结束时，刘亚楼说：“歌剧的曲子和词，都要像话剧的台词一样，一句一句地改，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

第二场结束后，刘亚楼鼓了掌，说：“不错，不错！有几首歌受了外国歌的影响。主题歌你们再琢磨一下，不够响。”

第三场有一句歌词：誓把敌人全杀光。刘亚楼说：“不要搞‘全杀光’。我们有俘虏政策嘛！改成‘消灭光’。……唱得好坏现在是次要的，因为刚开始，主要是词、曲、情节。”

《江姐》第四场的许多情节和人物，长篇小说《红岩》里面没有，是阎肃根据他学生时代在重庆时的经历，重新创作的。看到第四场时，刘亚楼的情结很高，场内的气氛也非常活跃。刘亚楼说：“离奇是允许的，但要合情合理一些。要仔细地推敲。”剧中国民党特务把61岁的四川土老财蒋对章当成江队长（江姐）抓了起来。《红岩》里没有这一段小插曲。陆友告诉刘亚楼：一开始，他想把蒋对章一段删掉。刘亚楼说：“不要删掉。这个插曲很好嘛！”

连排结束后，王静敏问刘亚楼：“可不可以肯定？”

刘亚楼说：“可以肯定。再改一改，可以成形。”

吴法宪也说：“不错嘛！这个戏大的框框可以成立，改一改，再细点。”

1963年12月12日，刘亚楼把歌剧团的同志召集到东交民巷22号，专门做了讲话。他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题歌。刘亚楼说：“主题歌不突出。《红梅赞》曲子平，没有显出特色，目前还不能成为主题歌。我主张现在不要《红梅赞》，离开它来写曲，写完再填词。搞一个不填词的曲调，有了特色再填词。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把主题歌写好？至于歌剧要几个主题歌，我就不清楚了，总之要有一个好的。可以采用一些地方戏曲和民歌，曲子可以移植，可以模仿……”

歌剧和话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音乐。刘亚楼提出的很多意见，绝非泛泛而谈，而是能够抓住关键所在。他并非认为歌词不重要，而是强调音乐在歌剧中的重要位置。他指着阎肃说：“一个曲子可以装各种词，曲子第一。所以，你‘靠边站’！写词容易谱曲难。我们的《十送红军》，就没有和它雷同的，它有它的特色。把特点寄托在词上，是要犯错误的。填词的先关‘禁闭’！”

听了刘亚楼一番富有哲理而又风趣的谈话，大家看着阎肃，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1992年，羊鸣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前后奋斗了两年多，剧本4次更改，音乐反复加工，甚至全部推翻重写，仅《红梅赞》就八易其稿，修改达20次之多……”

目前，空政文工团有案可查的文字记载，刘亚楼有关《江姐》修改意见的指示，多达52次。

1963年10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那一天晚上，刘亚楼正在南京主持一个会议。空军的同志通过电话，把人民大会堂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他做了汇报。

第二天，刘亚楼派专机把《江姐》剧组的编创人员和主要演员接到南京，向他们表示庆贺。晚上吃饭时，南空的领导给刘亚楼敬酒，刘亚楼不喝，叫他们给文工团的同志敬酒。刘亚楼说：“你知道他们是谁？——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江姐》！我代表空军党委——一级党委啊！向大家敬酒！把戏搞得更好，不要翘尾巴……”

那几天，刘亚楼多开心啊！

这一时期，距离刘亚楼逝世仅仅相隔半年。冥冥之中，刘亚楼似乎有一点预感：谈话时，他经常怀旧。11月2日，他对大家说：“你们昨天休息得怎么样？没有开会吧？休息，就是要好好休息。有的人就是愿意多睡一会儿觉，不要管得那么死。有的人说我从来不管歌剧团，今天我陪你们玩玩。上午玄武湖，下午中山陵，晚上音乐会。我向你们赔不是了……过去有一句话‘一将成名万骨枯’。我虽然不是‘一将成名’，但仅警卫员就死了42个。长征时，我们那个师由1万人发展到1.6万人，最后只剩下900多人。‘一将成名万骨枯’，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

1964年11月15日，空政文工团的《江姐》剧组赴上海演出。11月19日，刘亚楼陪同陈丕显、曹荻秋观看了演出。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观看《江姐》。在这一期间，刘亚楼住进了上海市的华东人民医院。

1965年1月14日，空政文工团的《江姐》剧组由上海前往广州、深圳、武汉等地演出。处在重病之中的刘亚楼，仍然关心着《江姐》的修改和演出的情况。为了联系方便，他把文工团的演员申玉梅留在上海，想起什么，就叫申玉梅或秘书给文工团打电话。据有案可查的文字记载，刘亚楼的电话指示有23次。

最后一次电话指示的时间是1965年3月18日。刘亚楼对申玉梅说：“我没有什么指示了。告诉同志们，我身体很好，病情有好转。”此后不久，刘亚楼便经常处于昏迷状态。

1965年5月7日14时45分，刘亚楼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

如今，空政文工团的老同志依然十分怀念刘亚楼司令员。1997年，阎肃在《军营文化天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始终是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激、怀念我们这位司令员。他是那样热情，那样炽烈地爱护、扶持歌剧《江姐》，那样鲜明、强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劫持文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