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针:令好人寒心就是最坏的社会

                  令好人寒心就是最坏的社会              孙立平，著名社会学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先后出版《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孙立平关注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以观点新锐、犀利著称。孙立平近日走进广东省委常委会集中学习讨论会，给省委、政府、人大、政协、法检等单位的主要领导作了题为《关于提升幸福感的几个为题》的辅导报告。“课前”，孙立平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定义幸福  要幸福，不要“被幸福”    记者：您怎样定义幸福？   孙立平：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北京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北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北京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1个小时。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进入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建设幸福  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记者：现在我们谈幸福，恐怕是因为我们不幸福。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孙立平：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记者：为什么更重要?    孙立平：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憧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记者：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孙立平：没错。幸福感时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行”。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示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以赖强力与强制。  当务之急  制止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 记者：您认为当前中国要建设幸福社会应该做些什么？孙立平：我认为，第一要公平合理的使用经济发展的成果。现在的社会矛盾产生于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甚至有既得利益集团把持资源分配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包括：获得相关信息的机制、利益诉求表达的机制、诉求凝聚的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协商谈判的机制、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  第二，要营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会生态。要建立一种制度，给人们提供安全感，通过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降低人们的焦虑感。比如，财富的稳定性、职业和收入预期的稳定性、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性。  第三，要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改变我们刚才谈的目前社会上普遍的弱者心态与社会生态。而公平正义的社会有赖于社会组织的发育。  第四，就是有形成平和向上的价值观。我觉得营造幸福感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肯定的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还是那句话，幸福来自于比较，一个社会有一种恰当的成就观是至关重要的。记者：您刚才讲到了在建设幸福社会时，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您认为它们应当在提升幸福感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孙立平：我觉得这是边界的问题。比如幸福，政府关注人们的幸福感，但不能进入人们的私生活领域。如果两口子吵架，他们感觉不幸福了，政府去制止这两口子吵架，这就涉及权力扩张的问题。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而干涉他们的私领域。因为，有自由才有幸福。政府应当保留老百姓私生活的空间，在这个自由的空间当中，社会能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记者：您曾提出“社会溃败论，认为维护公平正义面临很多困难，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政治框架的影响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孙立平：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国家都经过类似的过程，比如当年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坠落。但是它通过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使社会得到了重要改变。这三个步骤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通过这些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