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

    R.特理尔

     尽管毛有过失，但毛是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没有毛，中国也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毛决不是这一运动发端的关键性人物。无论他存在与否，骚乱和非正义都会使共产主义极具魅力。     当然，如果毛不在三十年代成其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它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了党政权力，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呢？那就是他特具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就没有人能象毛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以来点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农民军队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渴望——赋予他坚如盘石的意志。     这种力拨群山的个性特征——上帝理解毛的这种作为——与时代的社会特征紧密联系。毛生长于动乱年代，那时的人们呼唤着一只可以拯救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些意欲拥护象毛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综乱的年代，全国像是准备了一百场节目的狂欢舞台，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众的允诺后以便随时登常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及冠以其它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兴起、败落、昙花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势境中，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争雄，变革社会。     与这一狂欢舞台上的其它人一样，毛也以命相注，并且气运亨通。有三、四次，毛以毫发之差避过了灭顶之灾。长征结束后，他之所以赢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部分原因就在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挣扎着通过西藏时时运不济。     在一些乱糟糟的大事件中，日本进攻中国的时间选择对毛大为有利——这挫败了蒋的计划。在一群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地位的冷酷阴险者中，毛因与莫斯科及第三国际保持一定距离而免遭毁灭。然而，几乎每一位赞同苏联的拙劣建议的中国领导人，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是在巧妙消除不适应中国的克里姆林宫策略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毛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也乐于此道。当党内其它领导人还呆在上海时，毛则拿起一杆枪跑到乡下，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在战争中，毛凭借两个优于人的长处而得心应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属领会其策略的能力。     毛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确实在乡村对父亲发出过绝妙的最后通蝶，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确实有意放纵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们能量耗劲成为多余之物时就钳制他们。     他对右派的愤恨决定了他时而向左蹦去，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他喜欢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而且又抑制左倾。     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象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的全盛时期，对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的内地。这些因素都同样重要，在革命的热潮中，他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     毛也曾为一些过火行为兴奋激昂——如许多人在行将灭亡的旧中国面前所表现的那样——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的经验。     最后，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的品格。     刚果能产生一位毛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心理特质来说明毛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正象毛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都占有重要地位。毛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它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     作为主宰人物，在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引人注目、人口最多的社会中，毛本身就是一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全部历史中，他可以列入六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     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隋朝（公元六世纪）和明朝（公元十四世纪）的开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以其壮举与他崇拜的英雄、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秦始皇在耶稣降生前221 年就统一了中国。     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他要胜过隋朝和明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因为他们几乎未改变社会体制——并且，这一点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才能与他匹敌。或许还有王莽（公元8 —23年在位）——他在封建主义的衰落时期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尝试。     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它圣哲。在某些方面，毛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杨，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     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如此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荡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五十多年前，毛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造反道路。1949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     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梦想家：是半知识分子，有点象戴高乐和邱吉尔。这类思想、行动一致的人物在动乱年代总是具有影响力。他们发现，历史由于竞争的刺激才显得活生生。毛坚信过去的美景可以再现于未来，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心。他的独特兴趣在于历史是如何演进的。他认为，理想和非凡人物坚强意志是历史的关键所在。     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识分子不同。他具有军人的气质，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与最引人注目的逻辑真理相比，他更热爱自己的国家。他讨厌技术，对于机器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说教难以接受。在经济领域他不是内行。     毛、邱吉尔和戴高乐都是这类人，热衷于理想的人无论如何难以博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赞许。走出书斋拯救他自己国家的…意孤行者会渐渐成为传奇人物，而且很难把他们与那些曾激励过他们去行动的圣贤般的英雄们区别开来。     对于二十世纪中吁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的主要成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幅员和多样性方面与整个欧洲相类似的国家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二十年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如孙中山遗憾地说过的：象一盘散沙——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为一体了。     毛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逐渐消失了。学校教育使孩子们很容易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29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本书能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那样被数亿人诵读。人们甚至一边哀叹这本语录成了知识分子的紧箍咒，一边还要把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顶礼膜拜。     毛领导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一点中国人看得相当重，它恢复了中国人的高大形象。“东亚病夫”的迅速崛起足以使亚洲的其它国家对它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除了担心中国会被外来的袭击消灭之外，年轻的毛对一切都无所畏惧。     自1949年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来，壮年的毛意之所欲已得到证实。当北京宣布一次核试验时，你只要看着中国年轻人脸上的那种激动之情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同老年的中国人谈谈，虽然他们中个别的喜欢社会主义，他们还是会说北京政府的好话。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了自尊，这使他们感到骄傲。     什么是毛思想呢？他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关键，这甚至超过了列宁。这些就是他学说中的孪生支柱：。     然而，毛也创造了两个概念，它们使基于支往顶端的理论大厦具有了特色。他极端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确定了的规律，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     在毛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毛的政治意识中有两个恒定不变的东西：一是他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是无数的不满星火；一是他渴求用变化之棒来搅动锅中之水。     我想，毛根本没把社会主义当作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宣布以前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如何策划夺取政权，毛象计算尺般的那样精确。然而，他追求的社会却不能以科学法则来划定。     毛从不自满，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尽了最大努力使社会主义融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型的国家，而且需要一种作为他的追随者的新型公民。     年老的毛并不十分清楚他想要什么类型的社会，这是他的缺点。他父亲似乎对他的影响极大（赋予他全力以赴的斗志和对敌的专注）；有时，似乎又是他母亲的影响支配了他（赋予他安享一种道德主活的既定目标）。     毛闻名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毛以前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找不出毛这样的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在农村环境中长大的人，极少费神去关注中国以外的事。两次去苏联是他仅有的一点国外履历。     他43岁时会见过埃德加。斯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建立一种较为持久的关系。他从未熟练掌握任何一门外语。毛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把视野和热情局限于中国。其它国家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或者它们干涉了中国；或者它们具有中国能学习的思想和经验。     毛的伟大在于他的不屈不挠，在于他的精神锐气以不可抵御之势注入世界意识中。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六十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化身，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族实施新政，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整体的依靠自力更生的变革。     在西方，人们对有色人种的东方世界产生的、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物不习惯。一位中国人站在世界历史的界岸上向我们招手——这就是毛的新奇之处。尽管他是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他以作为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我认为，就他曾有过的全球影响来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邱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毛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于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时，这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圣哲会随时把它束之高阁。在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正是这位中国圣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发射出两颗最具反响的子弹：1960年他与苏联的联盟破裂而终止了国际共产主义联合；十年后，他向美国敞开了大门，把一个两极世界改变成三角关系的世界。     他所施展的技巧令全世界惊讶，全世界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领略了中国精神的真谛。     毛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并不只是乌托邦理论的一段插曲。他的统治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这种社会变迁将持续到未来，持续到因岁月的不饶，这位神话般的人物逝去，人民生活自此持续到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后。     毛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     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一一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虽然这一过程使年轻人的注意力从毛的世界观中转变过来，但这些现代人是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言的产物。     在他临终之前，毛完全可以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几步。出于多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虽不如日本那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但要胜过印度。尽管毛喜欢拔苗助长而有损其正常生长速度，但收获总是主要的。     总之，毛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毛的履历极为复杂，尤其在国内，作为一位要人和政治家，他有严重缺点：心存较大偏见，做事总是前后不一贯。由于他地位显要，毛不总是令人有安定感。在他的同事中。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人极少，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然而他的性格中的许多方面不值得称道。     毛有自己奇怪的合作方式。如果必要，他可以与任何人结成联盟一一今天与一名土匪，明天又与一位王子。第二天，这名土匪或王子因情况变化，又象手纸一样被扔掉。     他历经坎坷，因为他经常改变初衷。他常常对自己栽的树结出的果实惧怕畏缩且异常憎恶。他周期性地对官僚机构的作风大发雷霆，在一个九亿人口的国家，这倒有点象是说不准园丁粘一点泥巴一样。     遗憾的是，中国缺乏某些毛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玫瑰色美景。毛指望中国出现一种“繁荣的文化”然而政治宣传吓倒了作家和教师。毛期待着公民有“个人心情舒畅”，然而他却撇下一群闷闷不乐的平民而去，他们已经体验到不必伸长脖子等待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1949年以后，毛从未平静下来过。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比作为一个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得多。     事实已经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中国要从衰败的经济中复苏，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它的发展落后于毛革命的第二位任务——为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雪耻。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不过，部分原因还在于毛不象他精通政治那样精通经济。     这个曾自称为既有虎气又有猴气的人真是充满矛盾。他谴责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然而，他又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循规蹈矩，陷于他设置的泥淖之中。他自己常常沉溺于传统的浪潮之中，而他却要中国的年轻人远离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现代荒漠之陆。他承认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的客观力量让步。     在毛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困扰之时，他才会返回古老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对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对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边，以发动其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     即使不密切，但与苏联保持事务性关系本来可以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较大改善。但是，毛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砧污——他因此宣布莫斯科是万恶之源。     可是，毛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个人的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毛的变化大得多，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变化又与毛紧密相关。     毛的一生很难用某种模式来进行概括。晚期的毛——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与刚掌权的毛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自我溶化，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胜利而来。毛“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他本应认识到，随着中国条件的改变，毛主义也必须要修改。然而，就象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权利一样，毛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他不能容忍自己权威的丧失，而这又是他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带来的后果。    毛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了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     年轻的毛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夺取了胜利，并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老年的毛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社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死二十年，申国也许会更稳定一些。     毛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然而，政治热情与灵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     1919年，毛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吁“自由恋爱的大潮”。     然而，毛又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恋爱自由呢？曾几何时，1919年长沙那位少女的孙女或许会因为外遇而判好几年徒刑。这并不是说毛已经失去了解脱中国人束缚的梦想，而是说，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年后，与六十年前相比，妇女解放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殊死斗争了。     年轻的毛和他的朋友们都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个怎样的时代？显然， 1919 年的政治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1976年毛去世时，环境不同了，个人权利不再与重大政治斗争之间有简单的一致性。     毛毕竟是1893年出生的，他的启蒙教育受之于儒家的私塾，他的大半生是在农村中度过的。这是一种见不到机器的生活。当军队潜行于山地时，通讯联系是中世纪式的。他们那一代的精英们正吃力地试图把那些陷入惊人的落后之中的公民拯救出来。毛是个维新者。然而，这位维新者不会，而且再也不能脐身于现代人之列了。     毛14岁违心地以封建方式结婚时，中国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几十位国家领导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几乎象朝圣者，对这位纹丝不动的、向来不会去瞧他们一眼的“如来佛”顶礼膜拜。还是家长制般的社会！确实，由毛作为共产主义中国之父所演出的这场独脚戏，是在家长制时代的舞台上开始的。他不是从个人的福利，而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这越来越被中国人所专注。     他理解不了核战争那巨大的、超阶级性的毁灭性威力。     他说中国农民“一穷二自”，在一张白纸上可以任意写上美丽的诗篇：毛念念不忘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受难。但在某种毛似乎理解不了的方式上，连续几代的中国人，无论他们多么聪明、能干，依然是一穷二自。这也是事实。     不管历史篇章中会有怎样的英雄故事，这种时刻终究会到来，“白纸”上涂满的符号和传说对后来者不再有任何意义。历史自然会揭开新的一页，年轻一代也会发现作为挑战之源的新的空白地。     二十世纪初，作为叛逆者的毛，其个人特征是与一代对国家的混乱感到愤怒和悲哀的人的社会特征同步产生的。     然而，毛的自鸣钟所发出的音响与后来的社会闹钟发出的音响并不十分和谐。难道这只能说明随着毛生命的终结这种不和谐就会消失吗？不，它还说明了为什么毛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一次，毛对他的听众提出忠告：“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伯，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损失吗？马、恿、列、斯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不过，没有了毛，毛的革命实际上就继续不下去了。     1978年，一位在上海参观看拿出相机要拍一张复旦大学校门口毛的白色石膏像，然而一群学生干部赶过来阻止道：“不要拍了，下星期我们要把它推倒”。     邓小平、中国现政府中的实权人物，曾评比说过毛的错误与功绩，他主张三七开，私下以为这种评价还是恰当的。     现在，人们心平气和地承认，毛的过多荣耀是以贬损同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同事为条件的。而毛对人们的评价很武断，他以个“之”字形政策滥用中国大众的热情。他在七十年代过于依赖他的亲信，失去了与外界的接触。     然而，我认为，中国必定会巧妙地处理毛的遗产。中国现在还不需要他，并也是这样做的。     毛支配了一个需要超人的时代，现在已没有这种需要了。毛的“群众”可以站起来放松舒展下“它的”肌体了——中国正在这样做。抽象的“它”也将变成具体的“他们”。     明天的现代公民将不需要伟大领袖。他们将把毛誉为中国的伟大统一者。他们会时时回过头来对毛作伦理上的评价，就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孔子作评价一样。在规划未来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时，人们不必顾虑毛，但可汲取他的思想。     在政治局，斗争将继续，但不是以过去的方式。它不象毛时代的斗争，它的意识形态成份将更少。失去权力不再意味着失去真理。只有毛才集权力（政）和学说（教）于一身，现在的政、教已逐步分离了。政治将有点更带预言性，更少戏剧性；将更加单调，并让那些曾受政治旋流损害的平民百姓减免精神拆磨之苦。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句冠冕堂皇的口号随着毛一起安详地躺在他的水晶棺里。旗帜将会愈飘愈高，直到无人认清那褪了色的深红色旗面上写了些什么为止。     然而，这面旗帜将投下长长的影子。毛的继承者们将分成不同的“毛派”，在围绕着中国问题及彼此之间的斗争中，他们都将举起“毛”作为武器。     这面旗帜本身也是一个抽象物，它们将为明日毛的后嗣们所需要。对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农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象征。此后，任何一位想控制中国这一庞大的王国的人，都将要利用这一象征物。     真正的毛已融于中国的身躯。     八十年代以来，在最高领袖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虎”、“猴”相争之梦似正成为过去。     未来似乎属于诸熟权力和欢歌进步的老虎，而猴子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对未曾领略的进步亦抱疑虑。     然而……孙猴王毛还能从他的陵墓放出“小鬼”去摇撼任何新的成功之原的基础吗？正如他象前人一样递次继承了塑造出他的古老中国文化一样，能把这种猴性传递给中国社会中某些接受者身上去吗？     不论怎样，毛是我触及的历史人物中最伟大者之一，不论历史舞台怎样变幻，他永远与中国与世界同在。——R 特理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