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在中国蓝天碧水2013: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袖群体，带着难以言喻的喜悦和复杂情感，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古砖道上进行着划时代的攀登。

他们一个个既是平凡之人，但一个个又绝非等闲之辈。

那么，举行开国大典时，到底有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查阅文献得知，列人名单享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资格"的新中国领导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22人。

这622人共分为五类：

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

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元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l02人。其中：

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

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

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

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是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老解放区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就在前一天，即9月30日闭幕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共63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63位领导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位：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央政府委员56位：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主席、副主席中最年轻的是高岗，时年44岁，是其中惟一出生于20世纪的人物。他1905年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与饶漱石等人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被开除出党。

新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赛福鼎·艾则孜，曾任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教育厅长、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他来北平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共产党组织。开国大典后，10月23日，毛泽东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使他实现了这个神圣的愿望。

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早年侨居新加坡，从事橡胶业。1910年就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曾募捐资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21年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在新加坡创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主席。他于194O年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数次晤谈，从而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参加开国大典前，周恩来亲自接他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晤。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况，对人民解放军取得横渡长江胜利，并相继占领南京、上海等一系列辉煌战果表示祝贺，同时对自己家乡福建的前途十分关心。他问毛主席："我的故乡福建何时能够解放?希望你能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治理福建。"当毛泽东告诉他福建解放"指日可待"，中央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到福建工作，并征询他意见时，他高兴地表示："那真是太好了!"

74岁高龄的沈钧儒是民盟中央常委、救国会主席。他是清光绪进士。1905年入东京私立政法大学学习。他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36年11月，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开国大典前，他也是毛泽东双清别墅的座上客。毛泽东对他说："沈老先生，我们要向你这个法律专家请教。咱们打败了蒋介石，要建立人民共和国，要建立人民的法律，在这方面，还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呀!"他欣然应允。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他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他与毛泽东是老朋友，相交很深，无论政治还是诗词方面都有共同语言。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与他就结识了。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左派。初次会面，他便认定毛泽东是中华英才，并多次在以后的诗歌中提到那次印象深刻的相见。l945年，他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大智大勇十分钦佩，称此行为"弥天大勇"，当时毛泽东应他请求，把自己的词旧作《沁园春·雪》抄给他，他推崇备至，即撰词次韵和之，俩人的词在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在国统区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因不满自己的处境，曾产生过回江南故乡隐居的想法。l949年春夏，经毛泽东工作后，他放弃了自己消极退隐的念头，决定要为新中国作贡献。建国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有一位政协代表本来是有幸参加新中国成立盛典的，但不幸惨遭毒手，未能如愿。

他就是杨杰。

杨杰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出任驻苏联大使，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他早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被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

因此，翻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制的精美纪念册，就能看到一封画着黑框的唁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惊悉扬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致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札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所有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谋杀而未能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惟一代表。

(摘自《开国大典6小时》，于江编著，辽海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本文来源：网易 )

部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为何未出席开国大典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30日下午进行选举。选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毛泽东;副主席6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为陈毅、周恩来等56人。但是当时还要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和闭幕式，所以被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要到第二天下午才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而这时参加开国大典的30万群众已在天安门广场集合了。据10月2日《人民日报》报导，这次会议在下午2时举行，出席会议的成员“当即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当讨论到即将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张治中提出，公告中除提到主席、副主席的名字外，委员只提陈毅等56人，因为委员都是各方面代表人物，应把名单全部列上。全体一致同意。据记者回忆，因为公告已印好，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时，只好把全部名单临时插入宣读，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布公告时，当然已列入全部名单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10月2日报导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会议的委员却只有44人，依次为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何香凝、刘伯承、吴玉章、彭真、薄一波、周恩来、董必武、高福昇、陈嘉庚、罗荣桓、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叙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燭尘、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其余12个人又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未能出席这样重要的历史性会议呢?

笔者一一查对史料，才弄清这12人的情况。聂荣臻因担任阅兵总指挥，正在天安门城楼前忙着作最后的检查，因此未能到勤政殿出席这次会议。此外叶剑英在赣南等待接收广州，林彪在湘南(一说在武汉)，彭德怀在河西走廊，都在前线指挥作战;西北局习仲勋在西安、华东局饶漱石在上海、山东分局康生在济南、中南局邓子恢在武汉、东北局林枫在沈阳，他们因主持各地区工作，未能与会。另外徐向前因病正在青岛休养，龙云已从昆明到了香港，救国会代表李章达还滞留在待解放的四川，也未能与会。

值得提出的是中共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既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也未出席开国大典。原来他自4月12 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病倒后，一直在玉泉山休养。开国大典时他是在玉泉山听收音机里的实况广播来庆祝的。

大典在警备森严中举行

开国大典举行前，国民党反动政府还在广州。10月1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堂公馆，也在收听北京的实况广播。他当然处心积虑地要进行破坏。政协代表民革中央执行委员杨杰已到香港，尚未来得及到北京，在9月19日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尤其是国民党飞机那一阵常轰炸解放区大城市。5月4日就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四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开国大典要举行，防空是件大事。周恩来曾经设想把开国大典放在西郊机场举行。但这样的盛大典礼，举世瞩目，不在天安门前举行说不过去。直到9月2日，周恩来才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写报告，决定还是在天安门前举行，得到同意，这样才定下来。如何保证安全，做到防空万无一失，就成了周恩来及当时兼任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员聂荣臻面前一件十分重大的任务。8月15日，军委航空局(那时空军还未正式建立)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飞行中队专门负责北平的防空。笔者记得参加开国大典时，上级就布置在典礼举行中万一遇见意外，一定要原地不动，听从指挥。据说当时受阅骑兵有1978匹战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要他们万一受惊不乱跑。此外在东观礼台上还临时建立了一个通信枢纽，用美式报话机开设了与受阅部队联络的无线电网;在阅兵指挥所开设有线电话总机，与天安门及广场各点通话，与南苑机场有专线电话;在北京饭店楼顶有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菜地都设立了防空电台。这是多么庞大、繁杂的防空措施。再加上其他保卫工作，可以想象，开国大典得以成功举行，永留史册，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在操劳，付出了多少汗水，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4年第10期 作者：钱听涛 ）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国旗杆高度为何是22.5米

为迎接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开国大典前夕，国庆筹备小组加紧整修天安门，尤其是修建国旗杆。建筑工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刻苦攻关，全身心投入国旗杆的修建工作。

是年8月9日至14日，在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作出了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的决议。市人民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旗杆。

赵鹏飞同志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怠慢。经过周密计划思考，他对整个工程进行了具体分工。将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交由建筑局建筑师钟汉雄负责;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

按照要求，旗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应该同等高。经实地测量，林治远得出的数据为35米高。按理说，35米并不是很高，制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困难。但在当时，刚刚解放的北京，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之时，要找出适合用于做旗杆的材料绝非易事。

于是，林治远到处奔波打听，最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因而，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选用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但是，焊完之后，长度为22.5米，达不到35米高的要求。

情急之下，他只好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当场进行研究，还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为22.5米。最后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是建设局车辆厂金工车间用4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

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对旗杆制作进行了具体分工，大家分头开始制作。开工后，国庆筹备小组领导同志来现场检查工作时提出：升旗要自动的，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旗就更好了，更有政治意义!这个意见立即付诸实施。

自动升旗方案还是由林治远来具体落实，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林治远接到任务后，与有关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自动升降的开关设施。他们首先设计出这样一个方案：国旗自动升降，升降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奏完后，国旗升到顶端并自动停止。

根据这个方案，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设施来控制升降速度，又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只要升降速度设施碰到两端的钢球，便会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断电。

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至此，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高高地竖立于天安门广场上。1949年9月30日晚间，为确保第二天升旗仪式万无一失，工作人员做了最后一次试验。但万万没有想到，一直运行正常的升降开关，在这关键时刻出了故障。开始时，他们以一块红布代旗，安装好后，按动升降开关按钮，这块红布徐徐地向上升起，但红布升到旗杆顶部后，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把这块大红布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此时，安装旗杆的脚手架已全部拆除，人上不去，无法修理。

有关负责人闻讯后马上赶到现场。看完现场，弄清故障原因后，就迅速与消防队联系，请消防队火速增援。消防队运来了云梯，升起后仍差几米够不到旗杆顶，大家更加焦急了。见此情景，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又找来能熟练搭棚彩的兄弟两人。兄弟俩来到旗杆下，毫不犹豫地穿上铁鞋，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爬到旗杆顶，把那块大红布取了下来。此时，总指挥聂荣臻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也到了现场，对故障进行了分析，并责成有关人员检查时一定要细致，每个环节都不能有疏漏。

故障排除后，工作人员从头到尾，对每一部位、每一个环节又进行了详细检查、修理。经过反复试验，直到10月1日凌晨，才确认国旗升降设施没有问题。但为了防止意外，工程指挥部还特意安排专人守候在旗杆下面，准备万一毛泽东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便立即切断电源。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点正，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这句话有一个明显的缺陷，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听到“请毛主席升国旗”后，便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力地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被蓝天搂在怀里，定格在22.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来源：浙江在线） (本文来源：网易 )

毛主席画像和两条巨幅标语的由来

两条巨幅标语

在天安门城楼正面，除了悬挂毛主席像外，还刷了两条巨幅标语，标语的内容由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拟定。毛主席像左边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右边的标语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标语由钟灵书写。

按照常理，这两条以天安门正中为界的标语应该是字数相等，这样书写和展示出来的效果才比较美观。偏偏这两条标语字数不等!怎么办?钟灵在天安门城楼的结构和尺寸上动起了脑筋。钟灵把后八个字之间的距离依次适度拉大。这样，从远处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两幅标语虽然字数不一，但也显得很对称。这两幅字每个字高2米、宽2.2米，足有一间小房子大。

明清时期的天安门“广场”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广场，而是皇城正门天安门前的一个封闭的“瓮城”。

辛亥革命后，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铃，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兴建交通，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之一是，1913年，将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一一中央公园(现在的申山公园)。举措之二，1915年，拆除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4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举措之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出了南长街门洞和南池子门洞，后来又打开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旁的红墙，并拆掉了三座门的门扇。

这一系列改造不仅方便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也在形貌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平民从此可以进入和穿越这个原本封闭的广场。

毛主席画像

早在1949年4月，在六国饭店举行国共和谈时，国立艺专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所画的一幅毛主席画像就挂在会场中，获得来宾的好评。后来，周令钊被指定绘制开国大典时天安门悬挂的毛主席像。

领受任务后，周令钊便和他的学生陈若菊等人在天安门城楼山墙下搭起三层脚手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周令钊选择了一张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面带微笑的照片，照片中的毛主席朴素大方，满面慈祥，极具亲和力，这张照片是新华社摄影局的郑景康在延安时拍摄的，也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照片。

大约2天后，就在画像将要完王的时候，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聂荣臻亲自前来验收。刚一看到画像，聂荣臻情不自禁说：“不错，画得蛮像的!”但走近时，却发现画像上毛主席的领口是敞开的，聂荣臻建议最好能改严肃点，周令钊马上重新改画了衣领。

9月30日晚上，周令钊和工人把这幅画像挂到了天安门城楼正中央。 （本文摘自《游遍天下》杂志） (本文来源：网易 )

28响礼炮的由来

升旗结束后，礼炮惊天动地鸣响。54门礼炮同时发出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二十八年历程。

关于“54尊大炮”、“28响礼炮”，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鸣放礼炮起源于英国海军。在海上两船相遇时，鸣放空炮，意味着解除武装，表示没有敌意和对对方的尊敬。当时的军舰最多只有7门炮，故鸣放7响;而港口炮台上的火炮较多，通常以3倍于对方的炮声表示答谢。久而久之，鸣炮就成为互相致敬的国际惯例，成为在各种盛大庆典和隆重的迎宾仪式中应用的一种礼节和礼遇。

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放礼炮21响，总理级鸣放19响。因此，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当时，不知毛泽东是否知道这一国际惯例。他说，这一次礼炮要放28响。

政协一届会议还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有些代表对28响提出质疑，因为它与国际惯例不符。

会后，正当毛泽东在庭院散步时，恰好碰上了大会筹委会工作人员唐永健。他是个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很棒，不仅字迹娟秀，而且措辞准确。

毛泽东笑着问道：“你起草个报告怎么样啊?”

“主席，您讲。”唐永健显得很兴奋。

“你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

唐永健一下子就领悟了毛泽东的意思，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他心里很明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今天，刚好28年。28响礼炮，就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历程。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很快，唐永健就简明扼要地起草了28响礼炮的报告，并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挥笔签上了他的名字。这份材料转发后，人们都知道了，28响礼炮就代表着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史。

9月28日晚，礼炮团在天安门东南角公安部大门以西进行试放，54门炮一字排开。按要求奏国歌和鸣礼炮同时开始，国歌奏完，28发礼炮放完。大约每隔34秒一发，放了五六发后，轰隆的炮声加上烟雾弥漫，炮手已经听不清“预备——放”的口令，因而礼炮无法保证继续放齐。经大家研究，最后决定在指挥台中间用几张大方桌摞起，让喊口号的人站在桌子上，手持大红旗高高举起，喊“放”时，红旗落下，炮手看到红旗落下，马上拉火。这个效果比较好，礼炮手拉火的动作基本上能做到一致。

当天上午，礼炮团为了防止火药散落，卸掉弹头的炮弹口已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礼炮手们把炮弹擦了一遍又一遍，整齐地摆放在山炮后侧。礼炮手们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来源：浙江在线） (本文来源：网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