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辛弃疾:曾经的师东兵缘何风光八面

　　一向以“高层内幕作家”示人的师东兵，最终以权力“掮客”的身份被审判，这本来就是意料中的事。北京市二中院认定师东兵诈骗了8人共计344.5万元，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京华时报》)尽管其否定了所有的指控，对其的最终判决还要假以时日，但他权力“掮客”的身份还是无法开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道德法庭”上，人们已经扒去了他“正人君子”的“马甲”，而这个“马甲”是不是用“大旗”做成的“虎皮”，确实成为人们莫衷一是的“哑迷”。

　　在中国的作家群里，在没有掌握一定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根据对已故领导人和高干的“访谈”，进行政治“纪实文学”创作，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事情。在一个充满内幕的国度，他对某些崇拜权力的人来说，这样的人真有如高山仰止、壁立万仞，想巴结都来有及。自然，在“隔着纱窗看晓雾”的官场和云山雾罩的仕途中，这位“高层内幕作家”的出现自然是风光八面，曾经投过他这个山头的肯定不是个小数目。至于他到底办成了多少事，又办“砸”了多少事，想必与端到台面上的这几件是要有极大的出入的。

　　据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判决查明，2004年至2006年间，师东兵虚构自己认识国家或者地方领导，以办理职务升迁、项目审批、购买便宜汽车等为诱饵，骗取了8名被害人共计344.5万元。被师东兵诈骗的8人中，有3人是为了办理职务升迁，分别为原中国民航华北地区空中管理局副局长周某、原深圳市土地开发中心党委书记李某、北京银行副行长刘某;被骗金额分别为85万元、73万元和6000元。由此可见，这位权力“掮客”的能量还是颇大的。对于“虚构认识国家或地方领导”的指控，师东兵称自己与他们“就是好朋友”、“当然认识”，而和许宗衡更是“相当熟了”。

　　师东兵毕竟是中国这片土地上长出的“劣枣”，它一样需要“光、热、水、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劣枣”的生境进行必要的研究，如果仅是把他打入“冷宫”就以为完事大吉，法治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拜官教”。这个说法可谓一语中的。在一个权力主导下的社会，有了权力也就有了一切。由于特定的体制使然，中国的权力来源最终还是权力，只不过赋予的一方是高高在上的，这就为权力转化为商品创造了条件。但权力并不是简单的商品，它在交换时是商品，而在使用时又成了集商品、资本、工具于一身的“聚合体”，是孙猴子身上的“毛”，其功用不一而足，因此就成了一些人穷其一生追逐的对象。之所以如此，概因权力来源于上级、权力可以主导法律、权力能够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所致。在这样一个社会，师东兵的存在也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师东兵的下场是必然的，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要为自己的道德堕落和违法行为承担舆论围攻和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僵化的体制祭旗。而对于那些体制内的“官迷”，他们在承受“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懊恼之后，更多地是自认倒霉，这也是师东兵们不绝如缕的原因。事实上，如果师东兵的能耐真如其自己所言，他的落败只是个小概率的偶然事件。

　　在仕途上被逛骗的事件已经不具有什么新闻性了，人们愿意炒作它，不过是要把话题转到体制上说事，因为现象的出现必然有体制的原因。

　　2006年7月5日，被称为“四川第一贪”的田玉飞，因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案件审理期间，田玉飞交代曾向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行贿47万元。但是经调查证实，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处长杜太平。北京公安局随即立案，很快将假冒中组部处长的包工头杜太平抓获。如果田玉飞没有被查，相信他也就认打认挨了。而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能人”。此人称可帮助其升迁，并先索取了30万元“活动费”。何升任副省长后，此人又向其索取了100 万元“感谢费”。其实，何闽旭任副省长是正常的组织任命。

　　在舆论的穷追猛打下，人们才发现贪官们的行径总是花样百出，他们在仕途上的套路也被掀个底朝天。在一个为“尊”者讳的时代，权力是没有什么可以挑战的，除非你有比其更高的权力和更深的根基。由此，中国的官场总是充满内幕，而这些内幕只有当官员落马后才会抖落出来。

　　在这样一种官场生态中成长起来的官员，怎能不对这个“高层内幕作家”毕恭毕敬呢?更何况，有人曾经这样评价他：“他造谣诽谤的领导人可以组成一届政治局”。这样的人，想必其能量是令人深信不疑的。

　　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那这个“缝”出在哪里呢?当然，聪明且贪婪的苍蝇是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的，尽管我们僵化体制的缝隙无处不在。就事论事，我们就从他常常叮咬的这个“缝”说起，其实，这就是官员遴选机制上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和漏洞。

　　对于官员去留和提升，这本来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敏感地带，也是一个阴谋与阳谋、明规则与潜规则共同主导的灰色地带。之所以如此，肇因于民主与集中本身就是一团浆糊，民主有时不过是集中的合法化过程，因为游戏规则本来就是权力者制定的。因此，对官场上的人来讲，他们如果要“百尺竿头”，没有高阶权力的认可，连他们自己也会认为是痴心妄想。由此，我们说要解决人事腐败，并不是设几条“高压线”就解决问题的。

　　从今年四月起，中国省、市、县、乡4级党委将集中换届选举，由此拉开五年一度的“选举季”大幕。在今年4月21日上午浙江省新闻通报会上，省委组织部新闻发言人吴顺江在会上透露，中组部在相关通知中一改过去常用的“斗争”一词，首用“战斗”一词，这是要求要像打仗一样向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开炮”。可见，中国高层对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确实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事实上，针对2011年的集中换届，中纪委、中组部就明确提出了“5个严禁、17个不准、5个一律”纪律要求。而在“17个不准”中，短信拉票也在禁止之列。此前，因违反这个禁令导致了山西省会城市太原市长张兵生的落马。但这些禁令的存在就能解决问题么?其实不然，在现在这种体制下，如果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在“高压线”下，他们会做得更加巧妙，更加有一点技术含量而已。这就如一个鸡蛋，留着缝隙却不让苍蝇叮咬是一件很难的事。相反，如果没有可行的配套措施，有时这种严厉的措施，倒会成为强势者打击异己的工具。

　　从理论上说，有缝的鸡蛋也是会避免苍蝇上口的，这有两个条件：一是苍蝇的密度不大;二是守护者能够恪尽职守且不会蝇营狗苟。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复杂的操作，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套路，也是极不容易实现的东西，因为，故意留下这个缝隙的人本身就令人怀疑。

　　2004年4月,中央颁布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5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文件。这5个文件,加上此前经中央同意、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通称“5+1”文件。

　　但这些规定和办法无论从程序还是实体上都存在严重的漏洞。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尴尬：用一种有漏洞的制度来弥补另一种制度的漏洞，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拙劣办法。当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强势者，他们只是因为基础制度“私货”多多，爱不释手。他们总是想把问题推给下一层级解决，这样层层推去，最后制度自然就成为了摆设。

　　要真正杜绝权力腐败，就要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指根本性的制度，强调这样一点是为了避免让人钻空子。在此，我仅指权力来源于高阶权力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人身依附和结党营私就不能避免，师东兵们就会充斥社会，这也是我要表达的基本观点。

　　人事腐败是众腐之源，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自然，一切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但这必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最优先考虑的还是如何解决权力来源于高阶权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