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重组停牌时间:组图：忆父亲 董必武长子感慨万千

董必武晚年照

董良羽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党内“五老”之一的董必武最为长寿，终年90岁。在那个纷乱的时代里，他与李大钊、陈独秀走过同样的人生道路，由读私塾、考秀才、任教到赴日本留学，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再回国革命。

　　此后数十年疾风暴雨中，战友和同道者纷纷倒下或落伍。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董必武站在毛泽东身旁，成了这划时代场面中仅有的两位“一大”代表。

　　董必武的长子董良羽今年73岁。昨日（25日），董良羽在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武汉中学校内，同记者聊起了父亲生前的点滴。

　　中秀才“没什么了不起”

　　1886年3月5日（清光绪十二年农历正月三十），董必武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后改为红安）县城南街一个教书先生家里，家中并不富裕。董必武辈名贤琮，学名用威，号壁伍。在参加辛亥革命前后，为表示革命决心，他摒弃原号，用谐音“必武”。

　　董必武自幼聪颖慧敏。五岁时，父亲在一家私塾教书，董必武时常去玩耍。一天，父亲考就读的学生们背《三字经》，无一人能背全，在门外玩耍的董必武就大声代他们回答。

　　17岁时，董必武考中秀才。在当时，获取功名是进入仕途的开始，乡亲邻里在县城东门放鞭炮迎接，表示祝贺，董必武却对这套老规矩不以为然，他认为中了秀才“没什么了不起”，故意绕道回家，要父亲向亲友、邻里说明，拒绝收礼物。

　　1905年，董必武放弃了刚刚取得的教师行业，考入了张之洞办的文普通中学堂。在校读书期间，他被列为最优等五名之中的第一名。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在给宣统皇帝的奏折中，保奏董必武为“拔贡”，“拔贡”经朝考合格，便可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但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董必武不愿在“功名”场中混迹，于是继续留校学习。后来，董必武应陈逵九之聘，到黄州府中学教英语、国文。

　　“不能看的政府注定要灭亡”

　　在董必武尚不满10岁时，发生了“麻城教案”。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为所欲为，官府却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以传教士奸占民女为爆发点，两村民趁端午节看会的机会，将洋人传教士殴毙，当时，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官府认为打死“洋人”是罪中之最，将两人处以极刑。这件事在董必武的心目中，播下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朝的火种。

　　1903年，一位考生到黄州府应试，进场时对搜身的制度不满。门卫强行检查，并当众加以侮辱。考生骂道：“士可杀，不可辱，你敢打人吗？”主试正在点名，便叱问道：“谁敢放肆，将他驱逐出场！”门卫们用高跟皮靴踢考生，因踢中命门，考生顿时气绝。事后，主试指使门卫们抛尸灭迹，因而引起公愤。亲眼目睹此次风潮的董必武，对封建制度与官吏失望了。

　　接着，董必武到武昌应乡试。因初到武昌，不认识路，他便在衙门口的牌子前仔细观看，不料门口的衙役见董必武穿着破旧，便将他抓住，以“窥探”的罪名打了一顿。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一个连看都不能看的政府是注定要灭亡的”。于是，临考前夕，他怀着满腔怒火，挑着行李，弃考回乡，决心同取功名做官的道路彻底决裂。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在“居天下之中，当四战之地”的武汉爆发了。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已经由黄州府中学返回黄安的董必武闻讯，心情无比激动，愤然剪去头上的辫子，表示和清廷势不两立的决心。当天，董必武收拾简单的行装，连夜赶赴武汉，投身辛亥革命。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扭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这是董必武1916年再次离家出走重投革命时给四叔留下的一首七绝。投身辛亥革命，就是董必武“走天涯”的第一个决定性的行动。

　　起义军占领汉口后，由詹大悲主持汉口军政分府。董必武与詹大悲早就相识，到汉后，便在军政分府军需部任职。自10月16日至10月底，革命军同清军在刘家庙、三道桥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死伤数千人。董必武在刘家庙的第一粮台工作，专办运输粮秣械弹等接济事宜，他还亲自参加了三道桥附近的战斗。

　　1912年春，袁世凯篡国，辛亥革命遂告失败。董必武为此深感苦闷，同时也继续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经过李汉俊的介绍，董必武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新思潮的书刊，最终，他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创办武汉中学

　　1919年，董必武、张国恩拟从办中学开始，徐图扩充。白手办起一所中学，在当时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他们先后联系了数位同乡或同学，逐步解决了校址、校舍、开办费等问题。武汉中学的开办经费全部是在创办人中募集。

　　董必武因手中无积蓄，便将身上唯一一件御寒的皮袍子当去，又找在山西当排长的表弟借了点钱，才将“份钱”凑够。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划，1920年3月，学校正式开始招生授课。开学后，董必武指导学生会主办《武汉中学周刊》，用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常识，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

　　“金石长不朽，丹青本无双”，这副对联的横幅写着四个大字：“朴诚勇毅”。为了以革命精神培养训练学生，董必武提出以这四个字作为校训。为了克服学校经费上的困难，董必武带头不支薪，其他教职员也都是低薪或不支薪。这所新型的学校吸引了湖北的黄安、麻城黄冈、河南的新县、湖南的华容等县的工农子弟和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培养出了一批革命人才。

　　在汉筹建共产党组织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经过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活动，上海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李汉俊写信约董必武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领导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董必武当即应约。

　　组党工作进展很快，最早的成员已经有了7名。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昌抚院街（现民主路）租用一处房子，合办律师事务所，作为党组织的一个掩护处所。同年8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宣告成立，组织队伍也在董必武与张国恩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

　　同年6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通知，派董必武、陈潭秋做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以后，两人回到武汉，负责建立和发展湖北省党的组织，当即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为武汉地区中共组织的第一个正式领导机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董必武还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布头”与“配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在党内和政府里，董必武一直身兼要职，但在他身上，却从来看不到一点“官架子”，一直把自己比作“布头”、“配角”、“老牛”。董良羽在接受采访时，衣着朴素，态度温和，结束时还坚持将记者送到电梯口，“这些都是父亲教给我们的。”

　　1956年至1962年，董必武三次回家乡红安视察，都坚决要求家乡的干部只能按四菜一汤的规定接待，对他不能搞任何特殊。有一次办了六菜一汤，就遭到他的批评：“要勤俭节约，按规定办事。”

　　最后一篇诗作：《九十初度》

　　1975年3月2日，因肝癌有发展的迹象，董必武再次赴广州休养。3月5日，董必武在广州度过了自己的90大寿，病患中的他用颤抖的双手题写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诗作——《九十初度》，并把子女叫到病床前，详细讲解了这首诗，总结自己度过的“九十光阴”：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由于肝癌和其他病事日益恶化，董必武在过生日的第二天回到北京，在北京医院重病不起，临终时，他说了一句未说完的话：“党中央开了会（指1975年1月上旬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中央还有绊脚石……”4月2日7时5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必武怀着对党和国家的忧虑与世长辞了，他的一生是无愧他生前的最后遗墨的。

　　董必武逝世不久，“四人帮”终于被粉碎。

　　回忆了父亲的一生，董良羽感慨万千。他说：“父亲的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服务，是真正一件件小事累积起来的，到了最后，就成了一座高山。”（梁爽 何晓刚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