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乃亮李小璐婚礼誓言:加尔各答的乌鸦

一

　　满城都是乌鸦。它们盘旋在天空上，掠过河面，落在楼房的阳台上，车顶上，垃圾堆上，电线杆上。它们不羞怯、也没有恐惧，聒噪不停，甚至在路旁的小吃摊上与人抢食。

　　它们还落在泰戈尔雕像的头顶。这是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加尔各答城北的泰戈尔故居里游人寥寥。小巷与院墙隔离了无处不在的噪音与肮脏，工作人员没精打彩地翻阅着报纸，那些弯弯曲曲的文字不知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

　　我在枯黄的草坪睡着了，对着楼前的那座铜雕。那是俄国人在一九六三年赠送的，为了纪念泰戈尔对两国友谊的贡献。一九三零年，泰戈尔曾访问苏联，那是斯大林统治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人物为此迷惑，赞扬这场伟大的试验，泰戈尔也是如此。


　　“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已。这个国家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毫无相似之处。这里的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不加区别地唤醒了全体人民。”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将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智慧，来平衡已陷入危机的西方。他赞扬过日本，期望过中国，俄国人如今则激起他最慷慨的钦佩，在两周的旅行中，他保持了一贯的高产，写下了十四封信。在最后的两封信中，他的乐观开始消退,感到了苏联实验的另一面：“我还是觉得，他们不能正确地划清个人和社会的界限。在这方面他们同法西斯分子相类似。他们忘记了，削弱个人，不可能加强集体，如果束缚个人，那么集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由。”

　　这最后两封信，没出现在苏联官方出版的泰戈尔文集中。他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表达出的相似忧虑,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刊登出来。

　　乌鸦不理会陈年往事，它们照样站在铜像的头顶，凝望深思。它们似乎比鸽子更自制些，不随便排下粪便。栽上了棕榈树、芒果树的庭院和两层英式楼房是泰戈尔的祖父所建。如今它是关于泰戈尔的一座小型博物馆。博物馆周围连绵的一片建筑，则是一座以泰戈尔命名的一所大学。它们也曾归属泰戈尔家族，其规模与风格显示出这个家族曾是多么富有和风雅。

　　泰戈尔出生在这里，在漫长多彩的旅途后，又在这里离去。在博物馆里，泰戈尔睡过的床摆在那里，他写过的诗句、作过的画、拍过的照片都挂在墙上。

　　无处不在的是泰戈尔的形象。英俊、椭圆的面孔，富有穿透力的眼睛，都被包进了浓密、垂下的头发、白胡须中，还有那袭白色长袍，如果他再晚生一些年，必定可以直接出演《指环王》中的甘道夫。

　　这一形象曾风靡世界——一位神秘的东方智者，了解拯救世界危机的智慧。它太深入人心了，当我看到他少年时的照片——一个瘦弱、敏感的少年时，多少有些不适应，似乎他理应一出生就老去。他是那场由报纸、摄影术、电报、杂志构成的媒体革命中的全球偶像，他的外表与内涵同样至关重要。能与这个形象媲美的可能只有爱因斯坦。伟大的物理学天才的头发如宇宙爆炸般展开，一脸孩子式的心不在焉。他们还会过面,在一九三零年的柏林，他们共同谈论科学、美与真。“如果不再有人类，那么阿波罗了望台就不再美了吗?”爱因斯坦问。泰戈尔说：“是的”。

　　有一间屋子摆满了泰戈尔家族男人们的油画像，他们都有个显著挺拔的鼻梁。另一间陈列室是泰戈尔的画作。他在晚年时突然爆发出绘画的能量，也像诗歌、小说、歌曲、表演一样，似乎一开始就进入了成熟阶段。我多少吃惊于色调的黑暗与紧张，像是蒙克的版画。那个写作童谣般诗句的人，内心潜藏着另一种力量。

　　这朴素的院落与展览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我赤脚走在地板上，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我从未对泰戈尔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吉檀枷利》与《新月集》都曾短暂地出现在我的书桌上，但那些诗句从未打动我，它们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抒情，假装像儿童一样说话。倒是他的小册子《民族主义》，我读过至少两遍。

　　那是泰戈尔一九一六年在日本与美国的演讲集，强烈批评全球范围内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称其为虚荣、利益与权力的扩张。我在二零零八年春天读的这本小书，猜想如果他在此刻的中国发表演讲，会是怎样一种态度。他的世界主义仍处处受敌。

　　我还知道他来过中国，那是个混乱、焦灼的年代，中国人渴望一切来自外界的指导，杜威、罗素都来过，人们还曾试图邀请爱因斯坦。泰戈尔和他们不同，他不是来自代表科学、民主、强盛的西方，而是来自印度，一个比中国更失败的国家——它不仅落后，还亡了国。泰戈尔却在这种情况下，为印度赢得了另一种自尊，他的诗歌征服了欧洲，他还四处宣扬东方文明的重要性。他的这种观点，一定给予了一些中国人某种鼓舞。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亚洲价值观”的前身。


　　二

　　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大部分书籍是用孟加拉语写的，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国歌都出自他之手。不仅泰戈尔，甚至整个南亚大陆在我脑中都是一片空白。谈论亚洲时，我想起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那是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也激不起任何兴趣。

　　我们的世界观中充满了等级意识。当我们谈论世界时，世界仅意味着发达的、白皮肤的欧洲与美国，他们意味着财富、权力、教养的更高等级。我们对于黑色、棕色皮肤主导的地带毫无兴致，本能地视作更低的等级。即使我们的时代充斥着权力中心东移、中印崛起的神话，我们对于印度仍没太多的兴趣。

　　“别乱吃东西，只喝瓶装水，要打防疫针”，北京的朋友听说我去印度，警告我说。在全球经济中刚刚大放异彩的软件公司、呼叫中心的印度形象，压不过那个失败的印度形象——连车厢顶上都站满了人的火车、满街的垃圾、路旁睡着的人群，“红头阿三”的印象也偶然冒出，他们天生是做苦力的。

　　印度宗教与文化中的神秘色彩从未让我们产生兴趣，而美国的诗人、英国摇滚乐手，还有无数的嬉皮士都曾对此流连忘返。当代中国人对印度产生的短暂兴趣来自电影，《流浪者》感染一代中国人。他们既在其中读到期望的自由，又读到了感同身受的愤怒：一个法官的儿子就一定是法官，一个罪犯的儿子就一定是罪犯吗?像是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贼子生来是坏蛋”的另一种控诉。多姿多彩、自由自在的歌舞片，为那个压抑、单调的中国带来了乐趣。但这些形象，都压不过印度在物质建设上的失败。

　　当我到达加尔各答时，这失败感的确扑面而来。这座城市似乎一个世纪多来没再修建过新的建筑，最雄伟与漂亮的建筑都是英国人的遗产，但它们都在可悲地衰败。红色的作家大楼，白色的邮政总局，连成一片的银行、律师楼，它们曾是英帝国的象征，都曾闪闪发光，如今全部年久失修，褪色、墙皮脱落。

　　到处是公共管理失败的例证。人们睡在马路两侧、甚至中央的一条隔离带上，总是交通堵塞，黄色的出租车挤占了道路的一半，不停地鸣笛。男人在路旁的水洼旁小便，他们可以半蹲下，像是杂技表演，似乎这种姿势保持了最后的体面。人人都吃槟榔粉，车上、路旁总有人出奇不意吐出一口红色的唾液，露出腥红的牙根。连电线都响应了这种拥挤与混乱，它们经常是如一团乱麻地纠缠在一起，它们竟然仍在运转。

　　奈保尔浮现在我脑海里。他来过加尔各答，那是一九六二年，印度获得独立的第十五个年头。尼赫鲁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尚未消退，但奈保尔看到的则是一个可怖景象。殖民者早就离去，民族主义者无力管理从英国手中要回的一切。原本容纳两百万人的城市又涌进四百万。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管理的崩溃。他们该住在哪里，水源与食物在哪里，有足够的医院、警察局、公共汽车与厕所吗?

　　“触目惊心的人类档案”，一九六零年的一期《孟买周刊》这样形容加尔各答。奈保尔曾引用了这句话。不过在首次的印度之旅中，最令他震惊的是印度人对于苦难的无动于衷，它还发展成一种习惯性的自我蒙蔽，他们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国家，否则必定会被眼前的悲惨逼疯狂。


　　又五十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它仍像是“触目惊心的人类档案”。在任何一个城市中心，我都未见过如此赤裸裸的贫困。教育的失败也随处可见——尽管英语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完全听不懂任何英文单词。而我们在泰戈尔的故居附近问路时，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具体地点。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既不敏感、也没兴趣。

　　我对印度的理解深深烙上了奈保尔的印记。在这位特里尼达的印度后裔眼中，印度是个失败的国家、断裂的文明，所有的辉煌历史都掩饰不了它眼前的困境。他要毁掉关于这个国家的任何幻想与同情，他又知道自己与这个国家撕扯不掉的内在联系，印度是他洗也洗不掉的身份认同。

　　奈保尔深深打动了我。可能是他的冷静，更可能是他执着的自我追寻，在他的描述的印度里，我分明感觉到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我们都是受伤的文明的后代，都在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虚荣与自尊，苦苦挣扎，都急于打破同胞们自我蒙蔽的幻象……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极权的诱惑》，台湾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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