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迪南二世咋死的:新中国的对外援助揭密

 
有关我国“外援”的具体情况及统计数据，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在近日解密的外交档案中，透露了我国1960年底以前对外援助的实情。
蒙古国最早请求支援劳动力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外交档案显示，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
上送报告中，经常出现外国要求援助的请求。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木匠、泥瓦匠、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印染、桶匠、捕鱼等近40个工种。
对此，外交部给使馆的回电中颇显为难。后来，根据中方建议，双方就此组团商谈。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组织了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这其中的3万吨大米，是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着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与受援国就外援的谈判并不容易，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1960年的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1958年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因此，当时外贸部等一些部门提出，外援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中小为主，多快好省”。
外交档案显示，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共有22个，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新民晚报》7.29）
我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转冷内幕
 
《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发表了由原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承祚口述、宗道一等整理的文章，记述了中阿关系转冷的内幕。
曾经的“春夏”季节
1949年11月23日，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差不多整个50年代就是两国关系的“春季”。50年代的中后期和60年
代，中阿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斗争中互相支持。这时期堪称两国关系的“夏季”。
然而，阿主要领导人很敏感。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赴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途经北京，周总理和他在首都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表现反感，为此，在出席我们建国20周年庆典上，他们还特意降低了规格。1972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也引起了阿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其报刊对此发表了一系列极不友好的文章。
阿攻击我内外政策
1975年，我作为使馆参赞到阿工作。自1976年11月阿劳动党七大以来，其主要领导人公开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尤其是那位“一号”领导人，屡次攻击中国领导人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我国如何对待呢？两句话，8个字：骂不还口，置之不理。
那位“一号”领导人还曾把他们的党内斗争同周总理连在一起，胡说周总理给巴卢库施加压力，从而使巴卢库这个“反党集团”在周恩来的“修正主义路线”面前屈服了。这简直是胡编乱造。1972年冬，在巴卢库（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再次率军事代表团访华时，周总理和他长谈，是我现场做的翻译。阿方提出庞大军事要求的单子：用已有的和争取从中方要到手的500辆甚至更多的坦克，部署在亚得里亚海滨，建筑一条对付以美帝为首的北约和苏修为首的华约的“钢铁长城”。周总理指出，仗不能这么打，就是按照你提的要求给你500辆坦克，你也不一定打得过人家。阿方还“提供”他们获得的最新情报：美、苏要抢先武装夺取阿尔巴尼亚，所以阿方要中国给它如此大的军援。周总理指出，阿尔巴尼亚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万一要打，也只能打运动战。周总理最后说：“现在还看不出美、苏都要抢先武装夺取阿尔巴尼亚。”
周总理的这番坦诚的讲话很有说服力，怎么被歪曲成“向巴卢库施压”呢？阿高级领导层在肉体上消灭“巴卢库军事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同时，还公开胡说巴卢库的修正主义路线“通向遥远的地方”，意指中国。
对阿援助：断！撤！停！
到了70年代中期，随着中阿关系的继续恶化，对阿方要求的援助，中国当然不能再那么慷慨答应了。阿方就故意对我国的供货、派专家等问题不断挑剔，接二连三地对中方有意责难和无理挑衅。
1978年7月7日，中国政府照会阿政府，被迫停止经济、军事援助，接回援建工程的技术人员。1978年9月，阿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解散该公司，中断了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我个人非常拥护邓小平斩钉截铁的态度：断！撤！停！这就是对阿断援助，撤专家，停项目。
长期以来，我国对阿援助太多太多，这个大包袱越背越重。我方当时有人主张对阿尔巴尼亚减少援助，而不是全撤。幸好没有这样做！我们要是真的只是减少援助，他们还会拖住我们，还得不断地骂，使我们陷入被动。
断援后，阿方也不再找我们“抗议”了，中国多年提供的贷款，阿当然不会还，就只能记在账上了。至此，中阿关系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外交密档揭开中苏关系转冷内幕
 
5月10日起，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公众开放了1956年至1960年的部分外交档案。从这些解密档案中可以发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显示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由最初结盟时期的峰顶滑向低谷。
苏联个别干部中出现有关中国的传言
名为《驻苏联使馆电告苏对我大跃进的反
映和外交部给驻苏使馆的复电》的档案，是当时抄送毛主席等最高领导人的绝密材料。档案中写道：最近在苏联的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工作上与我国有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传说，谈论我们没有公开过的某些数字和说法。比如：中国今年的四大指标不能完成，粮食产量最高达不到七千亿斤，钢产量降为1300万吨，煤降为3500万吨。
档案还写道：有的苏联干部还夹杂着许多歪曲的分析与结论，甚至有个别人以能讲出中国的毛病、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水平与才能。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目前中国不仅副食品供应不足，粮食也不够吃，有的地方饿死人，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苏联专家在华待遇引起争议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递交照会，单方面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这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由热转冷的转折性事件。
这份照会显示，苏方认为专家在中国待遇不好，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尊重，被强迫讨论有争执的问题，还有被“监视”的现象。进而，苏方为中方扣上了“对苏联专家执行明显的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的帽子。还称苏方是根据专家的愿望将其召回的。
档案显示，苏联的说法并不确切。比如，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1960年6月表示，在中方创造的气氛下，“可以在发展工业、农业、科学和教育文化方面充分地进行对两国都有利的经验交流”，“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人，在精神上、政治上和业务上深深感到满意”。
档案显示，在中国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在每年的工作期限内，都有一个月的休假。在中国学校工作的专家，则每年休假两个月。中国政府付给专家及其家属前往苏联休假的旅费，并对苏联方面偿付专家及其家属返回中国原工作地点的旅费。
而另一份档案则表明，中方高层对苏联专家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毛泽东对来华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活动的赫鲁晓夫说：“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好同志，使人不满的只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10小时。”
此外，苏方指出的所谓对苏联专家进行“监视”，经查证，不过是中国工作人员记录专家讲话的内容罢了。
对马列主义不同看法引发激烈交锋
苏达利柯夫的照会，还触及了苏中对马列主义看法的问题，认为中方发给苏联专家的俄文小册子，宣传了有悖于苏方的思想。
1960年7月31日晚，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苏达利柯夫会面，转交了中方复照，表达中国对苏联撤走专家决定的“诧异”。同时，中方承认“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不可能不在双方的出版物和言论中反映出来”。
中方提出，由于存在着意见分歧，彼此就更需要互相了解。互相介绍自己的情况和政策，并不意味着一方要另一方同意自己的意见，根本谈不上什么强加于人。
外交文件字里行间的激烈交锋，为此后中苏两党长期公开论战埋下了伏笔。（《世界新闻报》5.23）
戴高乐说服尼克松接近中国
 
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揭开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但鲜为人知的是，尼克松在中国政策上的巨大改变曾深受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影响。
从厌恶到崇拜，一次会面改变尼克松对戴高乐的态度
1953年~1960年，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搭档，出任美国副总统一职。当时的尼克松自恃才高，国际上的
政要他大都不放在眼里，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戴高乐。尼克松一度认为，戴高乐“冷酷、小气、傲慢、极端自负，简直是无法相处”。尼克松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一部分美国政要对戴高乐要搞独立外交的真实看法。
然而，1960年，尼克松与戴高乐在美国会晤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彻底扭转了对戴高乐的印象，他甚至对戴高乐产生了“无比崇高的敬仰”。戴高乐惊人的记忆、深邃的思想让尼克松震惊不已。戴高乐当时还预言，尼克松会当选为美国总统，但他得跨越一段远离权力的“荒漠”岁月。后来的事实证明，戴高乐确有先见之明，从1961年开始，尼克松果然在政坛屡屡受挫，先是竞选总统失败，接着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中败北。从此，尼克松对戴高乐更加佩服。
1962年，极度失意的尼克松带着全家去法国旅行，出人意料地受到戴高乐的接待。戴高乐鼓励尼克松说，他一定会在美国“一个最高级的职位上”起作用。良言一句三冬暖，这种诚挚的祝愿使尼克松感动不已。
苦读戴高乐著作，尼克松酝酿对华“新思维”
正是由于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戴高乐的言行对尼克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戴高乐所著的《战争回忆录》、《剑锋》等书，尼克松都曾详细研读过。戴高乐的对华战略极大地影响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
1964年法中建交后不久，戴高乐在会见尼克松时，反复解释了与中国建交的理由。他对尼克松说：“中国还不强大，现在就承认中国，比等到中国强大起来你们被迫承认它要好。”
实际上，在整个“荒漠”岁月中，尼克松也在反复思考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得与失。在战后历史上，尼克松一开始曾是著名的右派人物，在反共方面不遗余力。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尼克松改变了他僵硬的对华政策，在受到戴高乐的启发和引导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念。
1967年10月，决心“重出江湖”的尼克松在美国权威刊物《外交》季刊上发表《越战之后的亚洲》一文，提出同中国接近十分必要：“从长远来看，我们承担不起把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责任”。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亲自向戴高乐请教对华政策
1968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1969年1月，他在就职演说中暗示中美之间应建立某种关系。
为了能尽快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就出访法国，向戴高乐总统请教对华政策问题。戴高乐劝他说，美国不应该“让他们(中国)在愤怒中陷于孤立”。尼克松立即明确地回应说，无论困难多么大，他都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他还表示：“十年以后，当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时，我们就将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应该和他们进行更多的交往，这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戴高乐正要派马纳克大使去北京赴任，便让马纳克将尼克松的话转告给中国领导人。尼克松后来承认，戴高乐与他的谈话对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此后，尼克松政府加快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终于使两国关系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环球时报》5.29）
吴建民：日内瓦人权战的难忘岁月
——读《李鹏外事日记》有感
 

《李鹏外事日记》新华出版社
李鹏同志的新著《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出版，读后感到十分亲切。《反华议案不得人心》那一章又使我回忆起参加日内瓦人权斗争的难
忘岁月。
1995年夏天，我当时在荷兰使馆工作，突然接到国内的通知，要我回国去北戴河参加一个小型的使节会议。事情来得很突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我参加这次会议。回到国内，到了北戴河开会才了解到，由于我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大使金永健同志要到联合国任副秘书长，领导考虑要我去接替他。而这次小型使节会议目的是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其中也包括人权问题，所以领导决定让我参加这次会议。
会上听了有关部领导的讲话，也展开了讨论。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李鹏总理与使节们共进午餐，我被通知坐到首桌。坐在首桌的都是一些派驻大国的大使，驻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大使，让我坐在首桌有点破例了。席间，李鹏总理要求我对明年的人权斗争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向总理表示：首先感谢领导的信任。虽然我搞过十年的多边外交，但从来没有搞过人权，因此感到任务很重。总理对我进行了鼓励，要我到了日内瓦之后深入地开展工作。
1995年12月20日，我结束了在荷兰一年零三个月的任职，回到国内。为了准备去日内瓦赴任，我向外交部有关领导和国际司的同志了解情况，掌握了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上提出反华提案的由来和过去连续五年在人权会上较量的情况，并参加了国内有关人权斗争的协调会。我在会上特别表达了三点想法：一，深感责任重大，如履薄冰；二，我虽然搞过多年多边外交，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人权会，在这方面我是一个生手，希望大家多帮助、多支持；三，我在前线要做好工作，需要大家及时沟通情况。
1996年1月4日，我抵达日内瓦上任。5日我就向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彼得罗夫斯基递交了由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签署的委任书,随后就正式开始了工作。我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是拜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各个成员国大使。人权委员会一共有53个成员国,除中国外有52个国家需要拜会。我首先拜会发展中国家大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虽然与我们有分歧，但我还是要拜会的。拜会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思想交流的过程。拜会了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大使之后，我发现他们对人权委员会上的严重对抗气氛都有很大的怨气。他们评论人权会成了法庭，被审判的都是发展中国家，法官都是发达国家！
在日内瓦，由观点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大使组成的集团，在人权委员会上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这个集团英文叫“Likemindedgroup”，就是我和一批发展中国家大使进行串联后成立的。西方国家对这个组织很不感冒，说像一挺“轻机枪”（“Lightmachinegun”）。发展中国家对这个组织却十分自豪，因为组织起来和缺乏组织是大不一样的。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抗争，力量就大多了。
1996年4月11日早晨，就在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人权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接到通知，要我当天赶赴巴黎。日内瓦离巴黎不远，开车就去了。到了之后，我才知道，李鹏总理正在访问法国，他想听我当面汇报人权会的情况。这次读到《李鹏外事日记》才知道，尽管中国政府在3月召开的亚欧会议上奉劝法、德等国不要同美国联合提出反华提案，但并没有得到欧盟各国的一致支持。李鹏同志在3月5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推断：在今年的人权会议上一场斗争不可避免，只能把立足点放在自己的努力和争取友好国家的支持上。
4月11日晚，李鹏总理在结束当天访问活动后专门听取了我的汇报。总理的指示是明确的：要千方百计打赢这一仗！我本来想在向总理汇报完之后连夜赶回日内瓦，但总理对我说第二天晚上在国宾馆要与代表团陪同人员共进晚餐，也邀请我参加，因此，我在巴黎多留了一天。
次日，我整天都呆在旅馆里，构思我将要在人权会上的发言稿。晚上，总理与陪同人员在马里尼国宾馆共进晚餐，我应邀出席。总理在晚宴上要我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说：这是专门从人权斗争第一线赶来的吴建民大使。晚上大家都很高兴，几位领导同志还即席表演了节目。我记得当时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很好地演唱了《喀秋莎》。晚餐后，我向总理告别。总理握着我的手，预祝我们在人权会上打胜仗！总理的话不多，但我深深感到了中央对日内瓦人权会上斗争的重视和对前线代表团的期望。
我连夜赶回日内瓦。第二天我就向代表团党委和参与人权斗争的同志传达了总理和钱副总理的指示。大家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绝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1996年4月23日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审议反华提案的那一天，战斗是在下午4点20分打响的。人权委员会审议反华提案是委员会的一场“大戏”，各国代表都要亲临现场看看人权会上这场最激烈斗争的场面。平常人权会会场人数最多只有一半人，而这一天会场坐得满满的。各国代表中有的人早到了会场，晚到的就没有座位了，只好站着听会。
人权委员会是对记者开放的。法新社的一位摄影记者从下午会议一开头就在会场，蹲在我几米前的地方，占据了摄影的最佳位置。他是要拍摄我举手要求发言的镜头。因为在反华提案正式向会议提交之后，我举手要求发言，提出一项“不采取行动”的程序动议。后来，在报上和电视上出现的我举手要求发言的镜头就是这位记者拍摄的。他为了拍摄这张照片等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敬业精神令人钦佩。
在会议开始前，部里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要求战斗一结束立即打电话向国内报告情况。原来李鹏总理在等候这个消息。
在《李鹏外事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我一直等到晚11时半，我方‘不予审议和表决’的动议，以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而获胜。我当即打电话报告了江泽民同志，并向在日内瓦参加会议的代表表示祝贺和慰问。这是我国挫败西方利用人权反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战斗一结束，我立即离开会场，返回代表团。关于我离开会场时的情况，日内瓦的报纸第二天做了这样的描述：“中国大使吴建民带着胜利的微笑，在发展中国家的一片掌声中走出了会场。”
我回到代表团驻地，立即接到国内来的电话，转达了中央对在日内瓦人权斗争前线的中国代表团的祝贺与慰问。这时候代表团同志正在食堂用晚餐，我向全体同志传达了中央的祝贺与慰问。全团上下十分兴奋，报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中央、祖国和人民对我们的关心。
这是我到日内瓦之后在人权问题上打的第一仗，也是中国第六次打掉西方人权反华提案。
1997年初，看来美国要再次在人权会上提出反华提案的迹象十分明显。我们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国内报告。国内回来的信息是明确的：1997年是小平去世之年，香港回归之年，十五大召开之年，因此，日内瓦的人权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代表团党委对于国内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领会和研究，深感1997年这一场人权仗不简单。因此，我们代表团一定要把困难和形势严峻的一面充分估量，过细地做工作，力争1997年这一仗要打得比1996年更加漂亮。
在多边外交中取胜的关键是要掌握票数，而人权委员会每一个成员国都是主权国家，要人家投你的票，击败反华提案，需要一国一国地做工作。1997年西方阵营出现了分裂，法国、德国等国带头不再联署反华提案。以前人权会提出反华提案都是由欧盟打头美国联署，而这一次欧盟不再打头了，美国十分着急。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加大了工作的力度，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我与法国驻日内瓦大使贝尔纳是老相识，两人的关系也相当好。记得我们有一次一对一的午餐谈话，是相当坦诚和直截了当的。我问他法国今年不参加反华提案国是出于什么考虑？贝尔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笑了笑，说了一句：“我干嘛要为别人充当炮灰呢？”我哈哈大笑起来，顿时想到了《红楼梦》里《好了歌》解注的最后两句：“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1997年4月16日，人权委员会再次审议反华提案，这一次打得确实很漂亮，我们立即把情况向国内做了报告。这次读到《李鹏外事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当时时间15日21时，日内瓦人权会议对反华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以27票对17票获胜，9票弃权。这是我国在人权斗争上的又一重大胜利……中国在人权会议上取得重大胜利，令人欢欣鼓舞。分析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我国实力增强，二是发展中国家鼎力支持，三是西方国家态度分化。”李鹏同志记述此事用墨不多，但对胜利原因分析得却很透彻。
这一天，李鹏同志感慨之余，作诗《评人权会》：日内瓦湖浪花滚，万国宫内灯火明。南北辩论扣心弦，七战七捷报佳音。作为经历此事的外交官，我深知“事非经过不知难”的道理，也特别理解李鹏同志此时心情的豪迈。
这次人权会议结束后不久，我收到了李鹏总理办公室给我送来的一个大信封。原来是李鹏总理在宣纸上书写了以上这首诗，并写上题赠我的文字。看到之后，我深受感动，见字如见其人啊。
西方人权反华提案被击败后不久，中央和国务院以文字形式特别肯定了日内瓦人权斗争的胜利。国内还传来消息，说中央电视台专门为这一次人权斗争制作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老百姓反应很好。中国的人权观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政府重视人权尤其是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日内瓦人权公约的签约国，中国一贯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开展对话，不搞对抗，坚决反对别国把自己的人权观强加于人甚至干涉别国内政。
1998年，在人权委员会上没有人再提出反华提案。
我在日内瓦度过了近三个年头，经历了不少大事，人权战是其中之一。我们在工作中深深体会到，中央的决策是胜利的关键；中央的关心和重视给了我们全团巨大的力量。我们深知人权战关系到祖国的荣誉和尊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做好。祖国高于一切，使命重于泰山。这是我们日内瓦代表团全体同志当时拥有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