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白云区消防大队:第二讲??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

1924年至1927年,一场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似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对于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不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大的影响,更不可能把革命引向胜利。从这种情况出发,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也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一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中华民国,所以孙中山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这个党已经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块容许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并且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认真考虑和选择的。

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取何种方式,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是实行“党外合作”。尔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实行“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同。这也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合作形式。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指示。经过反复讨论和马林的说服,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在国民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改组的前提下,采取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合作,以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次会议是党从主张采取“党外合作”改变为实行“党内合作”的转折点,它揭开了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实际走上国共合作的第一步。

西湖会议后,党的领导人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大会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怕独立性。至此,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确认。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最终确立。

国共合作对两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这样做,使共产党有可能影响国民党的政策,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推动在它影响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投入革命，对于共产党来说,有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去发动工农群众,有利于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加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洪流中得到锻炼和发展,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国共合作的建立

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从1922年9月开始筹备。孙中山在接受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加入国民党后,便着手准备改组国民党。1923年1月,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并与苏俄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定联俄政策。2月,孙中山依靠滇、桂军阀的支持,把陈炯明赶出广州,重新取得了在广州的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的基本要求。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及其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怀着同中共合作的真诚愿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情怀和巨大的魄力,排除种种障碍,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果断的措施,同反对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从而保证了国民党一大的顺利召开。

1924年1月,正式改组国民党的时机已经成熟。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还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确定于他对中国革命的出路作了新的思考之后,其目的是通过联合共产党改造和推动国民党。对于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抱有高度的诚意和坚定的信念。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情况的复杂,尽管孙中山对实行国共合作是坚决的,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怀疑以至反对的态度。在会议讨论章程草案时,对于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问题,依然有人提出不许跨党的提案,企图加以阻挠,但终被否决。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为大会所确认。孙中山于议决之后,又作了许多说服解释工作,并以强制的措施贯彻落实。2月6日,他曾警告冯自由:“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照党章就要受到应有的处分。正是由于孙中山坚决实行联共的主张,因而国共两党合作得以实现。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二、大革命的兴起

工农运动的恢复与发展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很快改变。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工人部,各地执行部和地方党部也都设有工人部。不少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工人部中担任要职。中国共产党除了直接发动和组织工人,还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开展工作。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首先出现工人运动高潮。

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斗争持续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的胜利,表现了中国工人为中华民族争自由、争平等,反抗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入高潮的起点。

此后,工人罢工斗争在全国展开,此起彼伏,不断发生。其中有邓中夏、向警予领导的上海南洋烟厂7000多工人罢工,中共领导下的湘潭锰矿工人和九江码头工人罢工,汉口8000多人参加的人力车夫罢工,苏州10000余人参加的机器工人罢工,浙江余姚10000多人参加的盐民罢工等。由于冯玉祥表示同情革命,给北方工人运动的恢复造成了有利条件。山东、河北、北京、抚顺等地的工人纷纷罢工,多数取得胜利。

1924年2月7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多人。大会制定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在各地逐步恢复了被封闭的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恢复,并在郑州召开了代表会议。

在工人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广东的海丰、陆丰、顺德、广宁、花县以及广州市郊区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省的农民组织相继建立,农民运动不断发展。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自1924年7月起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

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1924年10月,北方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了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这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右派分子于1924年6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遭到孙中山的严厉谴责。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以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时有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这表明,党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但这次大会对如何争夺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各地更加高涨起来。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开展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的四大成立了由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组成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此后,在中央职工委员会组织领导下,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起点的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兴起。

当时的上海有工人8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近二分之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有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租界,日、英等国在这里开设了许多工厂,残酷地剥削中国工人。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内外棉八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并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先后卷入罢工风潮的有22家工厂,40000多工人。由于当时棉纱价格很贵,日本资本家为了减少损失,被迫让步,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一些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4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23000多人举行大罢工,历时22天。他们在党的领导和上海工人的支持下,也取得重大胜利。

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5月1日,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林伟民、刘少奇分别当选为委员长、副委员长。

随着世界市场发生棉贵纱贱的变化,5月14日,日本资本家突然宣布开除内外棉十二厂工人代表多人。5月15日,又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让工人进厂。该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资本家随即带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工人多人,顾正红惨遭枪杀。这一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开会研究对策。蔡和森提出: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日这天,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日深夜,中共中央紧急开会,决定把运动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广泛的反帝联合阵线,号召全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以组织全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会议决定建立行动委员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组成,来领导这次斗争。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刘华为正、副委员长。自6月1日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英、日等国军警从6月1日至10日,又多次开枪,连续发生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6月11日,上海市民近20万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通过宣言,会后游行,队伍长达10余里。6月17日,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又在闸北召开10万人大会,强烈抗议租界当局对工人的血腥镇压,提出解除商团巡捕武装、释放被捕华人、惩凶、赔偿、工人有成立工会及罢工自由等17项要求。8月中旬,经日本领事、中国官厅、商界等调解协商,日纱厂同业会基本同意工人条件,承认工会,加资十分之一。8月下旬各厂陆续复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中国。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北京、广州、天津、山东、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许多民族工商业者,一面捐款援助罢工工人,一面积极宣传“抵制外货”、“提倡国货”。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援。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州各界群众在同年6月3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表示声援。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形成了规模宏大、持续很久的省港大罢工。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起来响应,并且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罢工的指挥机构。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25万人,其中10多万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6月23日,在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领导与参与下,香港和广州市的罢工工人及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遭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射击,造成死52人、重伤170多人的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本性,进一步激发起广东和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抗议帝国主义暴行援助省港罢工的正义呼声更加高涨。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省港之间的交通完全断绝。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华南的统治。10多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准备北伐战争作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10倍,1925年底达到10000人。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组织。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当时,广州革命政府并没有控制广东全省。五卅运动前,广东省内仍然处于革命同反革命相对峙的状态。陈炯明盘踞东江,邓本殷割据南路,时时以武力窥伺广州。广州革命政府统辖下的最强大的兵力是来自滇、桂两省的杨希闵、刘震寰部。他们打着拥护国民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地方军阀势力。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持下,他们时刻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因此,广东革命政府要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必须首先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全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在英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举兵进犯广州。广州政府组织东征军，讨伐陈炯明。黄埔军校是这次东征的主力,在北路和中路的杨希闵，刘震寰两部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军校两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在南路以破竹之势击溃陈炯明部主力,2月攻占淡水、海丰,3月占领潮汕地区,于4月取得了讨伐盘踞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的胜利。

第一次东征期间,把持着广州市区的杨希闵、刘震寰同陈炯明、唐继尧等军阀勾结,阴谋进行叛乱。5月中旬,开始进行军事调动,滇军擅自集中省垣,6月4日,公开在广州叛乱,占领广东省长公署及财政部。桂军由东江擅自开赴北江,趋广州。东征军迅速回师,平息了叛乱。

随后,进行了改组广州政府和改编军队的工作。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被聘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000人。共产党员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但这些军队的指挥权仍掌握在蒋介石和其他旧军人手中。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被打败的陈炯明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于1925年9月再次占领东江地区。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东征军连战连胜,11月底取得全歼陈炯明余部的胜利。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又进行了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邓本殷部。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统一。第二次东征时,在周恩来等主持下,建立了由共产党人叶挺等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革命正规武装的开始。1926年3月,统治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宣布接受广东国民政府的领导,把所率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实现了两广统一。两广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创造了条件。

三、北伐战争和大革命的高潮

国共两党裂痕的出现

伴随着革命的迅速发展,一股反共的逆流也在滋长。1925年六七月间,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同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这时也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面目。

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尖锐地提出了新的问题。面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一些共产党人认为,必须给以恰当而有力的反击,维护国共合作。可是,中共中央必须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然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企图用这种方法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得到缓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这样,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主张在这次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他们计划在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争取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反对这样做。他不顾国民党右派大肆反共、大搞分裂的事实，以维护国民党的团结统一是绝对必要的为由,极力主张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以挽救南方的革命。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由于陈独秀、张国焘主张妥协退让,使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造成了右派势力扩大,左派孤立的形势,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领导权造成有利的条件。

共产党的退让,换来的是国民党新右派的得寸进尺。3月20日,蒋介石制造所谓"中山舰事件"。他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陈独秀等和共产国际代表继续妥协退让,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严重的反共事件,还迫使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称病去职,从而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

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陈独秀等继续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共产党员退出部长职,国民党右派垄断了部长职。于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他那时的实力依然有限,还需要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并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了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北伐前的准备

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一场革命战争，它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占据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的吴佩孚，占据北方的张作霖和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5省的孙传芳。他们10多年来一直控制着受到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北京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但是,这三支势力间勾心斗角,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同时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渴望早日结束已经持续10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渴望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方面。

这时的南方和北方的实际状况,已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潮流继续高涨。尽管潜在的逆流已在悄悄增长,但还没有表面化。广州革命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都在继续增强。在北方,各派军阀势力之间不断冲突,反动统治的危机在加深,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增长。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内外要求北伐的呼声很高。这时的广州革命政府也已具备举行大规模北伐战争的条件,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已有相当的实力,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两广统一的实现,为北伐军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地；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党政军各系统的领导机构。

为推动和发动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量艰巨的工作,为北伐的胜利进军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北伐问题。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集中讨论北伐问题,通过了《关于现实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明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因为“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它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为了准备北伐战争,会议决定加强将来北伐军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群众工作；加强党的军事工作,在中央“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并提出党在北伐中的政纲,“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也就是说,要将农民运动向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此后,党的各地组织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准备。1926年5月初,全国各地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全国10余省,会员发展到近200万。5月1日,在广州同时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这两个大会实际上起到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两会一致认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结成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两个大会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有计划地在各个方面、各个地区开展了北伐准备工作,特别是在湖南组织了大规模的讨吴(佩孚)宣传、驱赵(恒惕)运动和争取唐生智的工作。这为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北伐

当两广统一,南方革命运动得到发展,北方也出现有利革命形势时,北伐就成为十分紧迫的实际问题了。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的统治,夺取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的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叶挺独立团是一支由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建立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军队,是一支共产党人掌握的国共合作的军队。它能率先北伐,固然是受国民政府的派遣,也是共产党人主张北伐、支持北伐的政治态度的鲜明体现。由此北伐战争序幕揭开。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发布北伐“宣言”,正式出师北伐。1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巩固革命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号召全国工人一致努力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广东地区的工农,掀起了轰轰烈烈支援北伐的活动,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3000人的随军运输、宣传、卫生队,数万农民帮助北伐军运输物资,有力地推动了北伐的发动。

按照北伐计划,两湖首先成为北伐的主战场。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北伐军,7月11日顺利占领长沙。接着,北伐军分东、中、西三路,东路监视江西,西路封锁长江上游,中路进军武汉。8月19日起,北伐军连克平江、通城、岳阳、崇阳、蒲圻,进入湖北战场,攻占粤汉路军事要隘汀泗桥后,又乘胜占领鄂南战略要地之一贺胜桥,打开了通往武汉的门户。9月6日、7日,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江西战场的国民革命军也于11月初在南海铁路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江西战场的迅速胜利巩固了两湖战场的成果。福建方面,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o在北方,原来被迫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

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1927年初,北伐军转入苏浙皖战场。接着兵分三路继续进军。东路军进入浙江后,利用各派军阀内部矛盾,3月19日攻占杭州,并分兵向沪、苏、常进逼;中路军于3月初占领安庆和芜湖,尔后兵分两路进攻临淮、南京。24日占领南京。至此,北伐军全部占有长江中下游,取得巨大胜利。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

北伐军在出师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收复了湘、鄂、赣、闽、浙、皖、苏等省和豫省一部,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在北伐的最初阶段,国共两党之间虽已存在矛盾,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国民党内反共势力的活动暂时有所收敛,两党基本上仍能保持团结。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援也起了重要作用。

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北伐战争从一开始就取得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工农群众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群众立即掀起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工会、农会组织得到极大的发展。1926年11月,中共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就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而言,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二在湖南,从北伐军进入到翌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扫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基本上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在经济上,开展减租减押、清算罚款斗争；在政治上，解除地主民团武装，打碎乡村的封建政权,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在文化上，冲击封建宗法制度，开展破除迷信、禁烟禁赌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高潮兴起。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间激增到20万人左右。江西成立了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会员从同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50000多人。在这两个省也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形势。

与此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1926年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积极指导湖北及其邻近各省的工人运动。到12月,全国工会会员已经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加到近200万人。湖南、湖北两省总工会在1926年9、10月间相继成立。到1927年1月,两省的工会会员发展到70万人。不久,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性工头和包身工制等要求,大都取得了胜利。上海从1926年6月到9月,许多行业工人连续发动罢工700余次,参加的人数超过20万。但这些城市特别是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出现一些“左”的倾向,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过高要求。

群众性的反帝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1月3日,由于英国水手在汉口和九江登陆打死打伤中国人,武汉工人和其他市民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的领导下,冲人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赶紧站立起来,拥护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撤退一切帝国主义驻华军队,向帝国主义反革命作战。这期间,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也接管了九江英租界。在民众与国民政府的斗争下,迫使英国当局作出让步。2月19日、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订协定,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胜利。

在南方几省掀起革命风暴的同时,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在继续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奉倒段斗争。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并没有掩盖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随着战局的发展,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也有可能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却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他们写信给湖北区委,指示说“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以后,又对已参加湖北、江西两省政府工作的中共党组织领导人及共产党员进行批评,并要其退出。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力上也难以组织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四、大革命的失败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

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南方革命阵营的分裂开始明朗化了。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定蒋介石等是一股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随着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的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发表反共演讲,并开始镇压工农革命力量。随后,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发生了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国民党党部、总工会的严重事件。事实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斯大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对于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企图缺乏警惕,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险性更是估计不足,没有与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且一味妥协退让。鲍罗廷说:我们目前“由于没有实力,不能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只有“北伐结束时等待着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反对采取任何与蒋介石对抗的作法。直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强调“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12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不要争夺领导权,依然把蒋介石集团看作“摇摆于进一步发展革命与同帝国主义妥协之间的中间派”,认为对这样的中间派,“只能坚持不懈地批评”。

这时的中共中央也没有下决心对蒋介石进行揭露和打击,在12月13日召开的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而没有提出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剧烈向右转的蒋介石势力。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限制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同意。这是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抗。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的考察。他在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的进攻,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30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顽强的战斗精神。

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才开进上海。3月24日,国民革命军一部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的步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也扶摇直上。但他深知,为了采取反共的重大行动,仅靠他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他需要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阀的资助,也需要利用上海流氓势力充当打手。3月26日,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立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策划反共事变。他派员到同南京事件有关的五国驻沪领事馆道歉,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在上海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列强则答应通过租界给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一切方便。江浙财阀和上海大资产阶级又给蒋提供了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保证用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还把不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离,而让由他支配的部队驻扎在上海、南京一带。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这时上海的形势已明显恶化。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30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发表《上海工人的胜利》一文,明确指出:"现在说国民党分裂和上海无产阶级同革命军对立是绝对地不正确的。""像蒋介石这样的革命者不会像帝国主义者所说的同反革命分子张作霖结成联盟去反对解放运动。"3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开展一次运动,反对正在策划的政变,并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装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在共产国际妥协退让的思想指导下,陈独秀未能采取发动和依靠工人反击蒋介石的进攻计划,而服从了共产国际。4月1日,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上海。他到上海后,曾同蒋介石等密谈。蒋介石主张立刻分共,汪精卫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介石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蒋提议的分共事项;并表示可在会前由他通知陈独秀,让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4月5日,由陈独秀出面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大家"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在共产党毫无准备的情况下，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天凌晨,早就做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向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反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进行调解为名,强迫工人纠察队缴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已在前一天被杜月笙骗去秘密杀害。13日,全市罢工人数达20万以上。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和市民大会。会后,工人群众高呼"打倒新军阀"、"为死难工友复仇"等口号,上街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当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上海市总工会被查封,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等许多革命团体被强迫"改组"。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和逮捕。据不完全统计,政变后3天中,上海工人有300多人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余人失踪。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很快蔓延到东南各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著名的共产党人萧楚女、熊雄等人也在政变中牺牲。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19名革命者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上海商业联合会通电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被吸收到南京政府任职。

人民群众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进行了愤怒的声讨。4月14日,上海知名人士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7人联名写信,强烈谴责军方的暴行。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在4月17日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七一五"分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仍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3省。刚到武汉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他同掌握军权的唐生智结合在一起,限制工农运动,随时可能从动摇走向背叛。

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汪精卫一派国民党人合作,所面临的斗争任务更加复杂。这时,党内发生了两个尖锐的争论问题:一个是所谓深入和广出之争。所谓深入,就是认为革命应该深入,应立刻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有的革命根据地,再图发展;所谓广出,就是继续对外发展,土地革命应该等打到北京后再实行。一个是东征和北伐之争。所谓东征,就是讨伐蒋介石;所谓北伐,就是进兵河南,讨伐奉军。争论的结果,对外发展、北伐讨奉的主张占了上风。这种主张的实质,是不愿采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广泛武装工农的果断措施来挽救革命,而是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汪精卫等所允许的范围内。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日在武汉举行。这时党员人数已近58000人。大会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府看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就导致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并对他们可能的背叛丧失警觉。这次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

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把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同冯玉祥部的会师上。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经过浴血奋战,以伤亡14000多人的代价击溃了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使东出潼关的冯玉祥部得以在5月31日占领郑州。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等在郑州同冯玉祥开会,决定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独揽,武汉政府的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6月20日,冯玉祥到徐州同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随后,他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将鲍罗廷解职回国,并将国民军联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和大批政治工作人员解职。

在越来越危急的局势面前,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仍对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毫无信心,继续执行退让政策。他们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这一切,只能更加助长反动势力的气焰,武汉的反革命政变随时可能发生。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曾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共中央发来相应的指示,即"五月指示"。其要点是: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7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两万共产党员;没收地主土地。中共中央认为"五月指示"提出的任务是难以实行的,仍然企图以让步来最后拉住汪精卫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了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暂时比革命阵营的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文的错误。这种右倾错误,与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又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