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是新中国历史上

最具传奇的一代

核心提示：历史的长河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老三届却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为历史留下可供评说，且有自己丰富传奇的独有经历。

老知青（来源：资料图）

凤凰网知青频道专稿，作者：林小仲

历史的长河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老三届却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为历史留下可供评说，且有自己丰富传奇的独有经历。

老三届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级、1967级、1968级三届初、高中学生。老三届大都出生在共和国创立前后，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与挫折并存，光明与黑暗并存，进步与专制并存的特殊时期。老三届的青少年阶段处在中国社会矛盾突出，党内斗争异常的历史阶段，也是新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阶级斗争暴风骤雨年代。

我们这些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老三届的一代人，有现代生活中大起大落，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我们出生在红色人民共和国初创的年代；中国大跃进的浪潮席卷着我们不懂事的童年；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忍饥挨饿的滋味对后人来讲似乎是天方夜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一代幼稚的孩子拉上了与政治的不解之缘；震撼世界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将我们这些中学生卷入了历史的狂澜；首都中学红卫兵风起云涌的历史留下可悲的忠诚和被愚弄的光环。1968年前后，一千七百万知青的上山下乡，书写着老三届和他们的弟妹们知青岁月的青春荒原。

老三届在历史的风浪中磨练成熟，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巨变和苦难漫长的“知青上山下乡”，在命运的抗争中，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许多人成为了社会中的中坚，绝大多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责任感支撑起共和国的蓝天。在中国结束文革动乱浩劫的抗争中，在举世瞩目的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巨变中，老三届这一代人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做出过历史性的积极贡献。

老三届的经历连接着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做为老三届人，我是他们中间一员，我对老三届充满感情，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不妨也谈谈我对老三届的评论和随感。

一、英雄主义的情怀

二、跌宕起伏的人生

和平年代何曾有过那一代人有老三届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1966年8月18日，多少穿着父辈军装的中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带着红卫兵袖章，亲密簇拥在共和国开国领袖们的身旁，欢呼雀跃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为文革鸣锣开道。但是他们何曾想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也随后成为文革迫害的对象。五个月后，他们中的联动成员悲壮的在北京西直门古城楼赫然贴出大标语，“中央文革将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一夜间根正苗红被中央文革称之为“小太阳”的老红卫兵中的骨干成为了阶下囚。

公安部门前两派中学生剑拔弩张的抗争，长安街上数以千计穿着各式军装男女红卫兵的自行车队呼啸而过，北京展览馆两派中学生激烈辩论的场面愈演愈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竟是十几岁的孩子们争论的焦点。1967年取而代之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反血统论要求生存平等，他们也是血气方刚的中学生，为了反抗昔日同学压迫揭竿而起。其代表人物成为国家领导者们在人民大会堂经常召见的座上宾，纵论国事导演文革，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很快如老红卫兵一样为文革助纣为虐。而一年之后伴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开进清华大学，从大学的五大领袖到中学造反派头目，霎间成为追捕“五一六”分子的对象。曾经少年壮志、自信满满的老三届，从天上回到人间，顷刻间成为被逐出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主力。

三、苦难悲壮的经历

多数老三届都经历过苦难，三年自然灾害时忍饥挨饿是多数人的记忆。文化大革命风暴无情的冲毁了老三届求学的校园。除少数幸运者能去当兵或进工矿外，多数人都被卷进上山下乡的洪流。在遥远的边疆、在贫困的山村、在艰苦的农场、在荒凉的草原、在许多缺少现代文明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一千七百万知青，包括老三届和他们之后的多届毕业生，许多人只能勉强算小学毕业，将青春永远留在那里。在生存权利无法选择的年代，许多人面临着不仅仅是劳作和生活的艰辛，他们更多背负着父辈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冤屈，被作为政治异类变相劳改，离乡背井的痛苦和返城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著名知青作家肖复兴所著《绝唱老三届》中说，1987年秋统计表明，到北大荒知青有40万，陆续返城的36万，还有3.7万星星点点撒落在北大荒辽阔的黑土地。这个数字大而化之，在全国范围就更可想而知了。新中国建国后有那一代人经受过这么多苦难，除了老三届和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外，恐怕是少之甚少。

四、文革动乱的责任

老三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主力人群。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部分学生在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在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支持下，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成为冲击党政机关，揪斗所谓走资派的上方宝剑。国人中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和广大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为创建新中国建立过功勋的各级干部也大都成为这场革命的对象。善良的中国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人含冤而死。而除了少数没有人性的肇事者良心该受到拷问外，更多的责任不该归咎当时只是十几岁孩子的红卫兵，这是国家制度和时任领导者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我欣赏我的同龄人中有人反思文革时，能承担责任，勇于向历史道歉。我反感那些至今还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自持一贯正确，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人们。

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利用不同学生组织，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按照他们政治目标去做的，他们称之为革命组织，不按照他们政治目标去做的，他们称之为反革命组织，马上动用军队、警察、监狱、国家专制机器进行镇压。文化大革命是领袖左右群众运动，还是群众运动绑架了领袖，经历者都该清楚，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的挑起都是领导者所为。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老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不过都是文革领导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将文化大革命的罪责加在当时还是中学生的老三届身上是不公平的。当然少数“八旗子弟”凶残成性，丧失人格的法西斯行为也为世人唾弃，一些打手后来暴死他乡或精神分裂，也应该是一种报应。

五、先天不足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