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本文为韩毓海教授在其新书《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发布会上的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已经向我们走来了。

面对空前的机遇、空前的挑战，正在兴起的中国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一，边疆问题，二，民生问题。

从国内看，发展边疆、建设边疆，这乃是基于三大需要：第一，只有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才能真正增加国家能力；第二，只有维护民族团结，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第三，只有切实改善并解决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2]解决好我们内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基本的抓手就是建设边疆、发展边疆。

而从国际环境看，一个基本判断是：在核时代，拥有先进核武器技术、太空技术的大国之间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微，但是，利用中国内部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利用历史上的族群矛盾，以制造边疆动乱和民族分裂，从而阻挡中国发展和前进的步伐，这已经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明确的战略。

边疆问题，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边疆问题，既是现实的挑战，也是历史的课题。

“包纳四夷”，这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也是中国文明的现实；而“文明冲突论”既不符合中国历史、既违背了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也绝不是我们观察、理解当今世界的方式和出发点。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既有的现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其国家学说，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问题。按照欧洲的政治学和国家理论，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就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不是“帝国”，但是，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也包纳了56民族，并把清帝国的版图接受了下来，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保持了“帝国”规模的现代国家，中国有着广阔的边疆，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

矗立在黄河之颠、中原大地上的龙门石窟，面向北国的辉煌伽蓝云岗石窟――而它的源头，则在敦煌、在克孜尔千佛洞、在尼雅、在楼兰、在辉煌的波马――在大月氏吐火罗。自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初的伟大“轴心时代”里，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相遇，在此融和，这里是“文明轴心”的轴心，它雄辩地证明：文明起源于融和，而不是冲突。它雄辩地证明：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辉煌开始于亚细亚的心脏，而广阔的中国西部，就是文明心脏的重要构成部分。

我们今天的奋斗，就是为了让历史告诉未来，让现实证实历史。

1701年，欧洲开始了西班牙继承权战争，从而瓦解了欧洲最后一个帝国西班牙，欧洲从此走向了彼此征伐的民族国家体系，而此时中国的康熙皇帝，却开始了平三藩、下葛尔丹、收西藏的大业，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版图，从此完成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建设；1923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欧洲协约国集团，通过《洛桑条约》，将奥斯曼帝国瓦解为今天的纷扰的阿拉伯世界和土耳其共和国，横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遂自此灭亡，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却结束了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条约分割，使得近代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国再次完成统一。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的道路如此不同？中国的现代命运，为什么又与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萨法维帝国如此不同？

在帝国主义势力自西向东瓜分世界的狂潮中，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之所以还能够守住西部边疆，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满族统治者本身就来自边疆，它对于经营边疆具有深刻的历史经验。而近代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中国何以会在共产党的手里完成了统一，这其中也包含着同样的道理：一，共产党在农村基层建立了牢固的政权，二，共产党革命时代具有经营边区、边疆的深刻经验。

认识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而认识中国的现代转化，关键又在于我们怎么认识伟大的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如下的两个特点尤其值得关注：一，它是从基层起来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讲得更具体一些，这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人民军队制度；而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唐代的“府兵制”可以与之媲美。因为唐的府兵，就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选拔品质优秀、德才兼备的农民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一个在基层选拔骨干和积极分子的活动，而每次退伍，都是一个壮大基层骨干和积极分子的过程，如此一来，就在中国的最基层农村，建立起牢固的基层政权、基层组织，从而结束了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

二，它是从边疆和边区起来的。红军长征，是从大西南的纳西、彝族、藏族地区，铁流滚滚溶入大西北的回族、羌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的家园，就是革命者的根据地，陕甘宁、晋察冀、东北和蒙古地区，是共产党革命时代的立身之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又是以“边区”包纳或者“包围”中原和江南。

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方才指出：中国革命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遗产：综合了唐太宗的均田、府兵和康熙大帝经营边疆的成就，能够继往开来，从而把传统的中国，成功地转化为现代中国，实现56个民族大团结，打破基层与上层的隔阂、实现民族之间的平等、维护了祖国版图的统一。

因此，倘若否定了中国革命――否定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革命，则基层必乱，而丧失了中国革命建设“边区”的经验，则边疆不稳。而一旦边疆分裂，这么多人口被挤压在中原或者东南沿海一隅，那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如此局面，非但谈不上发展，连13亿人口起码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只有了解历史，只有研究历史，我们才能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

“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人口多、底子薄，这既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现实。因此，保障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基层劳动者基本的生存条件、生存权利，这就叫做“民生”，它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提出。而追求民生，追求基层劳动者基本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权利――这便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人口很多，资源有限”。近代以来，我们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欺压，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掠夺和霸占世界资源为前提，重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老路，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平等地分享有限地资源，乃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而这就是孙中山先生“人人平等”的民权主义，与把少数人无限制的“自由发财”摆在首位的“人权主义”的基本区别。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另一个严峻问题，当然就是民生。

今天大家喜欢讲民主，认为追求现代化，就是追求民主化；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是，抽象的民主，却未必就是个好东西。什么是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口号，民主的实质就是平等，消灭三大差别，消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差别，这当然就是追求平等，这当然就是最大的民主。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指向，就是追求平等：国内的和国际的、中国的与世界的。

阿玛提亚.森，一个英籍印度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指出：1，平等不仅仅是“起点平等”，还必须包括“分配的平等”，而分配的平等主要是指使“最小受益者福利最大化”，即改善社会最下层百姓的生活和福利，而并不是某些经济学家鼓吹的：凭借把蛋糕做大、依赖“涓滴效应”。2，森还提出：平等同时必须包括“能力的平等”，即要增加下层劳动者的能力，就必须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信心，在印度，种姓低的人能力永远低，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更没有信心。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增加基层劳动者能力这一点上，则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3，森指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中国因为信息的不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是，一旦解决了信息不畅的问题，中国就彻底杜绝了大规模的饥荒，而印度的民主制度，却没有能够解决持续的饥荒问题，森的统计表明：在1948－1976这个区间里，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这就是因为中国基层百姓的福利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这同样是人类历史上非常辉煌的发展成就。

民主从来就分“形式的民主”和“实质的民主”这两种，所谓“形式民主”就是选票、多党制、议会，而实质的民主，核心其实也就是民生。民主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当然是用来为老百姓服务、谋幸福的，如果民主搞成了阶级对立、种族对立、互相杀伐、民不聊生，搞成了华尔街专政，搞成了几大家族轮流坐庄，搞成了媒体作秀，搞成了青红帮黑社会，这就是形式民主的破产。

至于说到选举和公开化，这里当然还有“选人”与“选政策”的区别。只是简单地“选人”，你如果选上了陈水扁，他在“法定任期”内胡作非为，老百姓除了再等下一次选举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办法，而“选政策”，即通过政策的公开化，一个政策出台必须几上几下，强调公民普遍参与制订政策，强调老百姓监督落实政策，这当然更是实质的民主。中国式民主的一个核心，就是平等、民生、是人民广泛参与政治和政策，而这就是努力追求实质的民主，我们称为人民参与型民主，这里的参与，不是说只有通过选举仪式才能参与，而是在基本政策的制订过程中，始终要遵循民意，始终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这种人民参与是日常性的，不是仪式性的。它选的是公共政策，不是政治明星。

正因为民主是好东西，所以，我们方才不能让对“好东西”的想入非非冲昏了头脑。世界民主进程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把民主落在实处，只有追求切实的民主，民主才能真正有价值、有活力，才不至于把民主搞成令老百姓受苦的动乱。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指出：“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这种价值排序，如果翻译为经济学的术语就是：这里的所谓“自由”，是指拥有私人财产的个人（也就是经营工业和贸易的企业主、商人、银行家、律师和官吏）的自由，而“平等”，则意味着这样的个人、私人在市场上以自己的产品进行“平等交换”，而交换达到的结果，便是私有者之间实现双赢――而这就是“博爱”。

简而言之，自由市场制度，乃是实现法国革命诉诸的“理想社会”之真正基础。因此，上述价值排序的意义，也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活动本身才能被认识到。

但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能自动带来公平，这恰如森所指出的：仅凭一人一票，也绝不能杜绝饥荒。倘若放任上述大私有者追求其“个人自由”而不假节制，他们便会肆无忌惮地盘剥他人，必定会破坏环境，因为大的财团和公司通常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并不是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股东、团体和工人们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使得利益不平等的状况恶化。事实上，放任大私有者和大私有集团的自由，而不顾及社会公平，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一个鲜明的例子是：美国的大多数民众都比他们八年前更穷了，而美国模式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允许金融部门过快地增长，且税收制度很不公平，这个意义上的放任个人自由、放任市场，其实就是放任有钱人无限制地攫取财富，而政府在社会公平方面却无所作为。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成功的，也是不能持续的。[3]

而阿玛提亚 森所谓“追求下层劳动者福利的最大化”，就是把全体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生存权利问题，摆在了少数私有财产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之上。而追求下层劳动者福利最大化这一点，在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生主义”中就更加具体化了，他说：“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穿衣。就是要全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

一部分人要无限积累财产，要无限制地发财，而另一部分人则要吃饭，他们不要住桥洞，不要做“蚁族”、不要当“赵光腚”，这两种需要，究竟哪一种需要应该摆在前面？孙先生认为：后者必须摆在前者之上。更进一步说：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需要节制、乃至排斥少数人无限制发财的私欲，而这便是孙先生所说的“天下为公”。

如果对比欧洲的“人权主义”，孙先生的“民权主义”的排序是：博爱第一、平等第二、个人欲望的自由第三，即这两种排序可以说是完全颠倒的；而当着把孙先生的“民权主义”推进经济领域，便就产生了一个以具体的“民生”为本，而非一个以抽象的“市场”为本的社会。

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追求的是下层劳动者福利的最大化，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主义”，追求的则是工商业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前者要吃饭的权利、看病的权利、住房的权利，而后者要个人发财的自由、要求这种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的无限制化――而这便是“民权”与“人权”的区别所在。

本来，所谓“人权宣言”这种说法，就是很不准确的，“人权宣言”这种习惯用法，更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它真正的名称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1789年8月由法国“国民议会”颁布的，它的核心，也并不是申述人生来自由的“天赋人权”――而是强调：1，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证和分派权利（第十六条：整个社会如果其中权利的保证不肯定而且职权的划分并不确定，就绝无组织结构可言）；2，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联系的，乃是公民纳税的神圣义务（第十三条：为了维持公共军事力量与行政开支，一种普通的捐税是必不可少的）。

更重要的是，《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主旨强调指出：只有“公民”才能享受“人权”，即它要保障的，只是“公民”的人权，而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更不是所有的人的权利，而这里的“公民”，也就是“第三等级”，《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乃是“第三等级”的宣言，它申述的也是“第三等级”的权利，而“第三等级”包括：手工业者、企业家、商人、银行家、教师、公务员和律师，“第三等级”与不劳而获的贵族和教士、游手好闲者、叛国者处于对立状态，申述前者的自由，也就是要对后者实行专政，《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非但不承认后者可以享有自由和人权，而且，后者的相当一部分，应该被送上断头台。[4]

恩格斯指出：《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申述的，当然不是所有人的权利，而是以第三等级为基础的“国民”、公民――即经营工业和贸易的商人、企业家、银行家、律师和官吏的权利，在它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导致两个结果，第一是导致了大地产商、金融家和军火商的专政，[5]第二是无视了占当时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权利和利益，更无视了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权利[6]。

而这两个结果都极大地违背了平等和公正。

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国民大众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即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治权利。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利用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投机，同时又借承办军需品欺骗了国家。

那么，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主义”的区别何在呢？“民生主义”与抽象的“民主”的区别又何在呢？

区别在以下两点：第一，法国人所提出的所谓的“公民社会”，或者欧洲的“市民社会”，不但是把欧洲之外的其他民族排斥在外，不但把欧洲内部的贱民、农民和无产者排斥在外，而且，欧洲市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更是建立在对上述人类全体的掠夺和剥夺的基础之上的。而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社会，则要求把保障夷狄和贱民、下等人的生存底线作为起点，它是以保障基层劳动者的基本福利为起点。第二，法国人提出的，乃是一个保护工商业者无限发财之自由的社会，而孙中山提出的，则是以保障所有人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的“小康社会”、“民生社会”。 后来的西方改良主义者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做了补充和修正：即为了保证和鼓励个人私欲的自由发展，只有当这种个人欲望的发展达到了危害整个社会的全面危机程度，方才有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但是，孙中山则强调：必须把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放在首位，否则整个社会就会解体。

我们完全可以说：法国革命提出的“人权”和“公民权”是排他性的，而孙中山的“民权”却是包纳性的，这就是因为孙先生坚持把“保障一切人起码的生存条件”作为不可动摇的前提，于是，法国革命的理想，必然要诉诸欧洲型的民族国家和卢梭式的“国民论”、“公民权利论”，而孙中山的理想，则必然诉诸中国的“天下观”，它很自然地会发展到李大钊式的“庶民论”、社会主义论。

民主和民生，两者其中都有个“民”字，那么究竟什么是“民”呢？――在孙先生那里，“民”不是指狭义的“国民”，不是指特定的“公民”，不是指追求无限制地发财的那种“自由的个人”，而就是指普天下老百姓基本的生存条件。“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是《诗经》的名句。而李大钊先生说：“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这就是说：保障民生，保障普天下老百姓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便是一切政治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不仅仅是失政，而且是失德，即陷入合法性的危机。而这也便是中国的“法哲学”与西方的“法哲学”的基本区别。

为了个人无限制的发财，为了资本无限制的积累，不顾绝大多数起码的吃饭、住房和医疗问题，以一己之私欲对抗天下人之饥寒交迫，这种欲望就是不道德的，也是不自然的，用中国哲学的说法，它便是有违于“天理”的。什么是“天理”呢？因为在中国法哲学的视野里，所谓“天理”也就是“自然”，而自然的，也就是简单、朴素的。

朱子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就是说：保证老百姓基本的生存条件，即保障民生，这就是天理，而放任少数人的贪欲不假节制，鼓励人欲横流，这就不能避免社会和文明的腐败。

吕坤说：“拂人欲自然之私，顺天理自然之公”，而这就是说：你不顾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反而去鼓励奢侈消费，不但炒卖房子，甚至连蔬菜粮食和淡水都要炒卖，你这就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而是自私自利的恶性膨胀，而你去保障老百姓的民生，在打击通货膨胀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打击这种自私自利的恶性膨胀，这才是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才是实现天理之公。

戴震则说：“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快己之欲，忘人之欲，私而不仁”。“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这就是说，如果离开了大多数老百姓的基本民生问题，去鼓励少数人无限制积累财富，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和前提，去鼓励一部分人无限制发财，那么，你所要建立的，就不是个人道的社会，而必然是一个私欲膨胀的腐败社会。

朴素当然不等于贫困，自然朴素，绝不等于贫困落后，奢侈浪费，更不等于文明先进。恩格斯曾经以为，相对于近代欧洲的市场社会和欲望文明而言，那些“落后的文明”共同体，反而更加公正和团结，但他的理由却是说：这是因为落后的文明生产力不发达、剩余价值还不丰富的缘故，人们彼此之间，不分享社会财富、不互相依存便不能生存，于是，“落后的文明”中，方才保持了市场社会中人所不具备的纯朴美德。恩格斯的看法中蕴涵着一种假定：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大自然会给我们提供无穷的财富――但是，他的这种假定起码是过分乐观的，自然资源并非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因此，追求一种朴素的生活、朴素的文明，不仅仅是先民、前人和“落后”文明的不得不然，也绝不仅仅是人类的过去和历史，而正是我们的现实与未来。

正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可再生性，从根本上规定了：朴素的，才是文明的。

而贫穷，也绝不仅是缺少物质财富，因为所谓“贫困”，更是指人的欲望永远的不满足，是对少数人无限制地积累财富的贪欲不假节制；让.保罗.萨特曾经说：“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在积累财富的同时积累贫穷”，在资本社会里，无论银行家、企业家还是工人、消费者，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缺钱，每个人都被深刻的“贫困感”所驱动，而这种贫困感正是市场社会的产物。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说：在市场社会里，每个人都希望拥有比别人更多的物质财富，虽然他实际上并不真正需要这些东西。“贫穷不是简单的缺乏财富，贫穷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贫穷是社会地位攀比的产物，因此，它是文化的创造物，是与文明共同生长；同时，它是阶级之间一种人为的怨愤的区分。”[7]

市场社会并没有消灭贫穷，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它的目的，相反，它激发起无穷无尽的“贫困感”，这便是所谓的“呈富不之耻，穷极不言义”，而这种贫困感，就深深地植根于对人永不能满足的财富积累欲望的制度性肯定之上。于是，面对着一大群要饿死的人，面对着那些许多无家可归者，富可敌国的银行家、地产商们总是会这样说：“很抱歉，我爱莫能助，因为我比他们还要贫穷，他们在寻找果腹之粮，而我正在为下一个伟大项目寻找投资，至今未果，实际上，我比他们还要缺钱。”

一个人朴素，恰恰是因为他能胸怀天下；一个政党朴素，恰恰是因为它肩负着江山。“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宁团圆。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胸怀天下，就是胸怀老百姓。

强调民生，即强调保障大多数劳动者基本的福利和生存条件，乃是我们事业的根本前提，强调民生，这不仅是为现实逼迫的结果，这更不是权宜之计。因为在中国文明中，它就是“天理自然”，是我们祖宗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自孙中山先生以来，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康庄大道。

它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是未来人们凝望我们的眼睛。

[1] 本文系作者新著《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一书序言的一部分。

[2] 《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第42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

[3] 《公司的力量》，第8页，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

[4] 杰里 本特利，赫伯特 齐格勒，希瑟 斯特里兹，《简明新全球史》第5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6] “1848年二月革命的蒙胧的社会主义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调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农民，从他们丰富的记忆中取出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业之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0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