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墙上瓷砖捣角效果图:共产党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 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辉煌的执政成就，为什么一个政党成立90年、执政超过60年，依然能够充满生机活力 .

    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

    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拥有崇高的威望，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对特殊化，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做法，更加重了他们在人民心中的分量。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没有隐瞒灾情，而是及时地把困难情况告诉人民，共克时艰，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克服了国民经济衰退的巨大困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形成的威望，这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当时因经济困难，为减轻国家的经济供应负担，要精简那些在“大跃进”中从农村招工到城市里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从1961年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广大职工、干部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表现了很高的觉悟，使这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曾深有感触地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也指出：“回想1958年、1959年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单单两千万人下放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1985年8月，邓小平在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谈话时又一次指出：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同身受，带头勒紧裤带过苦日子、渡难关。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问题发出指示：“有关特需供应的规定，范围宜定得小些，标准宜定得低些”，“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的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说，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这一规定在执行中，第一类的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第二类的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鸡蛋一项均看货源情况，少的时候少供应，没有的时候不供应。

    为作表率，毛泽东本人中断了爱吃的红烧肉。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过了三个生日。从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的氛围。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喝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同时，毛泽东自降工资，将工资由一级每月600元降为三级每月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也没有改变。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带动下，1960年9月11日，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最近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地缩小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以利更加密切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对降低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党员负责干部的现行工资标准提出如下建议：三级（包括原来的一、二级）降低百分之十二；四级降低百分之十；五级降低百分之八；六级降低百分之六；七级降低百分之四；八级降低百分之二；九级至十七级各降低百分之一。企业、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的工资，应该同样降低。军队中的党员负责干部的工资，也应该相应地降低。”而“非党干部的工资标准，一律不予降低”，“降低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工资的措施，从今年十月份起执行”。9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的指示，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措施是正确的，望即布置执行，并提出“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今后几年内应当逐步降低，以缩小高低工资的差距，并利于带动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1979年11月，邓小平专门就此事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过，怎样使高级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生活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曾经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确规定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改善群众的生活。”

    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小自家庭、大至国家的集体主义式的同甘共苦的情感模式。家庭有困，夫妻亲族共同化解；国家有难，仁人志士毁家纾难。中国古代典籍《战国策?燕策》上有“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之语，讲述的是发生在燕国的一个故事：燕国太子继位后，无论谁家有婚丧嫁娶等事，他都亲自过问，与百姓同事安乐和悲苦，最终把燕国治理得国富民强，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拥戴。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正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举措。

    正确对待所犯错误

    正确对待所犯错误

    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为借鉴，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

    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工作失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在1962年初召开的由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参加的共约7000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7000人大会后，刘少奇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把7000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周恩来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国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对“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痛定思痛，他告诫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些领导人头脑开始有些发热，又想大干快上。毛泽东这时比较冷静，他提醒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对于如何看待“大跃进”的错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有过两次讲话。1980年2月，邓小平指出：“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中央领导人这种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引以为戒的做法，并没有使他们的形象受到损害，反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作了彻底否定，同时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人总是善于把错误作为正确行动的先导。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邓小平还称“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在承认毛泽东有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对当时出现的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两种不正确的思潮加以拨乱反正。前面已提到的含冤达20年的黄克诚，在复出后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这篇讲话对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之后，继续发展才会有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