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星期二（一）

  

第一章

       莫里是一位年逾七旬，身患绝症的社会学心理教授，1994年，当他知道自己即将因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与自己的学生，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米奇·阿尔博姆相约，每个星期二给学生上最后一门课，课程的名字是人生，课程的内容是这位社会学教授对人生宝贵的思考，课程总共上了十四周，最后一堂是老人的葬礼。    老人谢世后，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出版，定名为《相约星期二》。书中涉及有关世界与死亡，家庭与感情，金钱与永恒的爱等人生永远的话题。该书一出，立即引起全美的轰动，连续40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中译本出版后，也引起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感召力是没有国界的。    作家余秋雨在此书的序言中说：“他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现在延伸到了中国。我向过路的朋友们大声招呼：来，值得进去听听。”    《相约星期二》    最后的课程    中文版序余秋雨    一    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偶然想起，总会暗暗吃惊。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稍稍多谈几句的，一是高中毕业生，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二是街头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太浅？显然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太深？有这个因素，但人们历来都有探求艰深的好奇，就连大得无法想象的宏观世界和小得无法想象的微观世界都成了热闹的研究对象，怎么对人生问题的探求却寥落至此？    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    但是，谁都想听听。    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无从谈论，无从倾听，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试着谈起来呢？有人这样做过，但结果总是让人遗憾。大多是一些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还是故意编造的，然后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却难于印证，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    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想来想去，应该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进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自己功过的总结和感叹，对未竟事业的设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蕴，却不以人生为焦点。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撼人魁力，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凡此种种，都是遗憾。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大多的外界使命；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他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    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但他果然出现了，出现于遥远的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    必修课程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授课的地点在他家里，就在书房的窗前，他在那儿可以看到淡红色树叶从一棵小木槿上掉落下来。课在每个星期二上，吃了早餐后就开始。课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来教授的。    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口答问题，还得准备提出问题。你还要不时于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我就是那个学生。    *******************************************************************    那是1979年的春未，一个溽热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们穿着蓝色的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当仪式结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的毕业班终于学成毕业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端。穿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日见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勾鼻，还长着两撮灰白的眉毛。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的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感觉到他搂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    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Ｔ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注1）。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检查，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张特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    “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对，”医生看着他的试验结果说。    “为什么？”莫里问。“是什么病？”    “我们还无法肯定。你的节奏很慢。”    节奏慢？那是什么意思？    最后，在1994年8月的一个异常闷热的日子，莫里和他妻子夏洛特去了神经科医生的诊所，医生让他们坐下，然后宣布了病情：莫里得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即卢·格里克氏症（注2）。这是一种凶险、无情的神经系统疾病。    没有治疗的方法。    “我是怎么得病的？”莫里问。    没人知道。    “是不治之症？”    是的。    “那么我快死了？”    是的，你快死了，医生说。非常遗憾。    他同莫里和夏洛特坐了将近两小时，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离去时，他给了他们一些有关ALS的资料：几本小册子，似乎他们是在开银行帐户。外面阳光朗照，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一位妇女急匆匆地往停车收费机里投钱，另一个拎着食品杂货走过。夏洛特的脑海里翻腾着无数个念头：我们还剩多少时间？我们该如何应付？我们该怎么支付这笔医药费？    我的老教授则为他周围的正常生活节奏而感到震惊。难道世界仍是那么的无动于衷？难道没人知道我的厄运？    然而地球并没有停转，它丝毫也没在意。当莫里无力地拉开车门时，他觉得自己好像掉人了一个深穴。    “现在该怎么办？”他寻思着。    就在他寻找答案时，疾病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侵蚀着他。一天早晨，他把车子从车库里倒出来，因踩不住刹车而只好熄掉了引擎。从此他便告别了驾驶。    他经常绊倒，于是他买了根拐杖。从此他便告别了正常的行走。    他仍定期去青年会游泳，但发现自己换衣服有了困难，于是他雇了个家庭护理工——一位名叫托尼的神学系学生——他帮莫里进出水池，帮他更换衣服。更衣室里，人们装着不去注视他。但他们还是看到了。从此他便告别了自己的隐私。    1994年的秋天，莫里去坐落在山坡上的布兰代斯校园上他最后的一堂课。当然，他完全可以不去上的。学校方面能够理解。何必要在众人面前受折磨？呆在家里。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但莫里没有想到要放弃。    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教室，走进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由于拿着拐杖，他手脚不利索地来到座位旁。他终于坐了下去，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望着一张张在一片死寂中注视着他的年轻的脸。    “我的朋友们，我想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上社会心理课的。这门课我已经教了二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想说，修这门课有点冒风险，因为我得了绝症。我也许活不到这个学期的结束。    “如果你们觉得这是个麻烦而想放弃这门课，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笑了。    从此他的病便不再是秘密。    ALS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它不断融化你的神经，使你的躯体变成一堆蜡。通常它从腿部开始，然后慢慢向上发展。等你不能控制大腿肌肉时，你就无法再站立起来。等你控制不了躯干的肌肉时，你便无法坐直。最后，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你只能通过插在喉部的一根管子呼吸，而你清醒的神志则被禁锢在一个软壳内。或许你还能眨眨眼睛，动动舌头，就像科幻电影里那个被冰冻在自己肉体内的怪物一样。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五年。    医生估计莫里还有两年的时间。    莫里知道还要短。    但我的老教授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他头顶悬着利剑、走出诊所的那天就想到的。我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还是不虚度剩下的时光？他问自己。    他不甘枯竭而死。他将勇敢地去面对死亡。    他要把死亡作为他最后的一门课程，作为他生活的主要课题。既然每个人都有一死，他为何不能死有所值呢？他可以让别人去研究。他可以成为一本人的教科书。研究我缓慢而耐心的死亡过程。观察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从我这儿学到点什么。    莫里将走过最后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旅程。    秋季学期过得很快。药的剂量又增加了。理疗已经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护士去他家中帮助他活动日见萎缩的大腿，使它的肌肉能保持活力，他们像从井中抽水那样上下屈展着他的腿。按摩师每星期来一次，舒缓他不时感到的肌肉僵硬。他还请了默念师，在其指导下闭上眼睛，集中意念，直到他的世界渐渐化成一口气，吸进吐出，吸进吐出。    一天，他拄着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后摔倒在马路上。拐杖换成了学步车。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来去卫生间也使他不堪重负了。于是，莫里开始用一只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时还得扶住自己，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们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难堪，尤其是到了莫里这样的年龄。但莫里却和我们不同。当熟悉的同事们来看望他时，他会对他们说，“听着，我要尿尿了。你能替我拿着瓶子吗？你行吗？”    通常他们都能这么做，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事实上，他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他和一些讨论小组的成员一起讨论死亡，讨论死亡的真正含义，讨论各个社会阶层是怎样由于对它的无知而惧怕它。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来看望他，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他们遇到的难题——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莫里是个出色的听众。    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变化，但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有力，那么吸引人，他的脑子仍在活跃地思维。他要证明一件事：来日无多和毫无价值不是同义词。    新年乍来即去。虽然莫里对谁都没说，可他知道1995年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现在已经用上了轮椅，他在争取时间对所有他爱的人说他想说的话。当布兰代斯大学的一位同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时，莫里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回来后他显得很沮丧。    “太可惜了，”他说。“他们在葬礼上说得那么好，可艾文再也听不到了。”    莫里有了个念头。他打了几个电话，选好了日子。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几个好友在家里为他举行了“活人葬礼”。每个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词。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诗：    “我亲爱的表哥……    你那颗永不显老的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将变成一棵    稚嫩的红杉……”    莫里随着他们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话语都在那天说了。他这场“活人葬礼”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只是莫里并没有死。    事实上，他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页即将掀开。    ——————————————————————    （注1）源于哈莱姆区的一种黑人舞蹈，流行于三十和四十年代。    （注2）卢·格里克是美国棒球运动员，患此症病故。后此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    学生    现在，我必须交代一下自从那个夏日我最后一次拥抱了我那位可亲、睿智的教授。并答应和他保持联系后我所发生的变化。    我没有和他联系。    事实上，我同学校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联系，包括我的酒友和第一个和我早晨一起醒来的女朋友。毕业后的几年把我磨炼成了另一个人，他身上再也没有那个当年离开校园准备去纽约向全世界贡献才智的年轻人的影子了。    我发现，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吸引人。我浑浑噩噩地打发着二十刚出头的那几年：付房租，看广告，寻思着生活为何不向我开绿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音乐家（我那时在弹钢琴），但几年昏暗。空虚的夜总会生活，从不兑现的允诺，不断拆散的乐队以及除了我对谁都感兴趣的制作人，终于使我的梦想变了味。我第一次在生活中成了失败者。    与此同时，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了死亡。我最亲近的舅舅，我母亲的弟弟，那个为我取名、教我音乐、教我驾驶，和我开姑娘的玩笑，和我玩足球的人——那个我眼里仍是个孩子，也是我长大后要学习的楷模——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死于了胰腺癌。他是个矮小、漂亮的男人，长着浓浓的胡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一直陪伴着他，我住在他楼下的一间公寓里。我看着他强壮的身体一天天瘦削下去，然后又开始浮肿，看着他整夜整夜地受罪：身体趴在餐桌上，手按着肚子、闭着眼睛，嘴巴痛得都变了形。“嗷——上帝，”他常常呻吟不止，“嗷——那稣！”其余的人——我舅妈，他两个年少的儿子，以及我——则站在一旁，默默地收拾着盘子，眼睛躲避着这痛苦的场面。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无能为力的时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阳台上。天气很暖和，微风习习。他望着远处，从牙缝里硬挤出几句话来，他说他看不到他的儿子读下一个学期了，问我能不能照顾好他们。我让他别这么说。他哀伤地望着我。    几个星期后他去世了。    葬礼之后，我的生活改变了。我感觉到时间突然变得宝贵起来，年华似水，而我却追赶不上。我不再去空着一半座位的俱乐部弹琴，不再呆在屋子里写那些没人要听的歌。我又回到了学校，读完了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并找到了一份体育记者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转而开始写那些渴望成名的运动员。我给报纸和杂志专栏撰稿。我夜以继日、没有节制地工作着。我早上醒来后，刷完牙便穿着睡衣坐到了打字机前。我舅舅过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后来十分怨恨这份工作——天天老一套——于是我发誓不要有他那样的结局。    我从纽约又跳槽到佛罗里达，最后在底特律找了一份工作，当《底特律自由报》的专栏作家。这个城市对体育有着疯狂的需求——它有职业的橄榄球队。篮球队。棒球队和冰球队——这给我雄心勃勃的理想提供了机会。几年后，我除了撰写体育报道评论外，还开始写体育方面的专著，制作广播节目，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对暴富的橄榄球明星和好矫饰的大学体育活动评头论足，我成了淹没这个国家的传媒风暴的一部分。人们需要我。    我不再租房，开始买房。我买了一幢山间别墅。我买了汽车。我投资股市并建立了有价证券组合。我就像一辆推到最高挡速的车子运行着，任何事情我都规定了最后日期。我玩命似地锻炼身子，发疯似地开着汽车。我赚的钱超过了我的期望值。我遇上了一位名叫詹宁的黑发姑娘，她很爱我，不嫌弃我毫无时间规律的工作。经过七年的恋爱我们结了婚。婚后一个星期我便回到了工作堆里。我对她说——也是对自己说——我们会生儿育女成立一个家庭的，这是她渴望的事情。可那一天却遥遥无期。    相反，我仍热衷于工作上的成就，因为只有成就感能使我相信我在主宰自己，我可以在未日到来之前享受到每一份最后的快乐。我认为舅舅的厄运也将是我命中注定的结局。    至于莫里？是的，我时常会想起他，想起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但这一切总显得有些遥远，似乎来自另一种生活。这几年里，凡是从布兰代斯大学寄来的邮件都被我扔进了废纸篓，我认为它们无非是来募捐的。因此我毫不知晓莫里得病的情况。那些能告诉我的人早已被我遗忘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早已束之高阁，埋在了顶楼小屋的某个盒子里，    要不是那天晚上我随手调换电视频道时偶尔听见了那几句话，我的生活仍会这样继续下去。    视听教学    1995年的3月，一辆小客车带着美国广播公司“夜线”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特德·科佩尔驶到了马萨诸塞州西纽顿的莫里家外面覆盖着积雪的路缘上。    莫里现在整天坐着轮椅，他已经习惯了让助手把他像沙袋一样从轮椅上搬到床上，从床上搬到椅子上。他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咳嗽，嚼咽食物成了件困难的事。他的两腿已经死了，再也无法行走。    然而，他不想因此而沮丧。相反，他的思维比以前更加活跃。他把自己的思想随手写在黄拍纸簿，信封。文件夹或废纸上。他片言只语地写下了自己对在死亡的阴影下对生活的思考：“接受你所能接受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承认过去，不要否认它或抛弃它”；“学会原谅自己和原谅别人”；“生活中永远别说太迟了”。    没多久，他有了五十多条这样的“格言”。他常常和朋友们谈论起它们。布兰代斯大学一位名叫毛里·斯但因的教授深深地被这些话语所感动，于是就把它们寄给了《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一名记者，后者写了一篇长长的报道，标题是：    教授的最后一门课：他的死亡    这篇文章被“夜线”节目的制作人看到了，他把它送到了在华盛顿的科佩尔手里。    “读读这篇东西，”制作人对他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是：摄制人员来到了莫里的起居室，科佩尔的小客车停在了莫里家的门口。    莫里的几个朋友和家人一起等着见科佩尔，当这位大名鼎鼎的主持人一走进屋子，他们都兴奋地骚动起来——只有莫里是例外，他坐着轮椅上前，扬起眉毛，用他尖细、富有音调的话语声打断了眼前的喧闹。    “特德，在我同意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得对你作些考查。”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寂之后，两个人进了莫里的书房。    “我说，”门外有一个朋友说，“希望特德不会使莫里太难堪。”    “我希望莫里别使特德太难堪，”另一个说。    书房里，莫里示意科佩尔坐下。他两手交叉着搁在腿上，对科佩尔笑笑。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莫里问。    “最关心的？”    科佩尔端详着眼前这位老人。“好吧，”他谨慎他说，他谈起了他的孩子，他们是他最关心的，不是吗？    “很好，”莫里说。“现在谈谈你的信仰。”    科佩尔觉得有些不自在。“通常我不跟一个只相见了几分钟的人谈论这种话题。”    “特德，我快要死了，”莫里从眼镜的后面盯着对方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科佩尔笑了。好吧，信仰。他引用了一段对他很有影响的马可·奥勒利乌斯的话。    莫里点点头。    “现在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科佩尔说，“你看过我的节目吗？”    莫里耸耸肩。“大概看过两次。”    “就两次？”    “别感到不好受。‘奥普拉’我也只看过一次。”    “唔，那两次你看了我的节目，有什么感想？”    莫里有些迟疑。“说真话？”    “是的。”    “我觉得你是个自恋狂。”    科佩尔哈哈大笑。    “我这么丑还配自恋？”他说。    不一会，摄像机在客厅的壁炉前转动起来，科佩尔身穿那件挺括的蓝西装，莫里则还是那件皱巴巴的灰毛衣。他不愿为这次采访而特意换上新衣服或打扮一番。他的哲学是，死亡不应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他不愿为它涂脂抹粉。    由于莫里坐在轮椅上，摄像机一直拍不到他那两条萎缩的腿。加上他的手还能动——莫里说话时总喜欢挥动双手——因此他显得非常有激情地在阐述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    “特德，”他说，“当这一切发生后，我问自己，‘我是像大多数人那样退出生活舞台呢，还是继续生活下去？’我决定活下去——至少尽力去那么做——像我希望的那样活下去，带着尊严、勇气、幽默和平静。    “有时早上醒来我会暗自流泪，哀叹自己的不幸。我也有怨天怨地、痛苦不堪的时候。但这种心情不会持续很久。我起床后便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    “眼下，我已经能应付了。可我能继续应付下去吗？我不知道。但我愿意为自己押这个宝。”    科佩尔看来完全被莫里吸引住了。他问及由死亡引起的羞怯感。    “嗯，弗雷德，”莫里意外地叫错了名字，他很快纠正了自己。“我是说特德……”    “这句话引出了羞怯感，”科佩尔大笑着说。    两人还谈到了来世，谈到了莫里对别人越来越多的依赖性。他现在吃、坐、移动都需要有人帮助。科佩尔问莫里，面对这种不知不觉在加剧的衰亡，他最怕的是什么。    莫里迟疑了片刻。他问能不能在电视上谈论这种事。    科佩尔说没关系。    莫里直视着这位美国最著名的采访记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这个节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节目开始时，特德·科佩尔在他华盛顿的工作台后面用他富有魅力的语调说：    “谁是莫里·施瓦茨？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今晚要去关心他？”    几千英里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里，我正随意地调换着电视的频道。我听见了那句话——“谁是莫里·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课。我走进莫里那间大办公室，注意到沿墙而立的一排排书架。书架上叠放着有关社会学、哲学，宗教和心理学的书籍，看上去无以计数，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窗户对着校园的林荫道。课堂上只有十来个学生，正忙着翻笔记本和教学提纲。他们中大多数人穿着牛仔裤。大地鞋（注2）和格子衬衫。我暗自说，这么个小班要逃课可没那么容易。也许我不该选这门课。    “米切尔？”莫里看着点名册说。    我举起了手。    “喜欢称你米奇？还是米切尔？”    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这么问过。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这个穿着黄色高领衫、绿色灯芯绒裤，白发覆盖到前额的老头。他在微笑。    米奇，我说。朋友们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里说，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    （注1）罗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学的主要代表，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    （注2）一种前掌比后掌厚、穿看舒适的方头鞋。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夜线”节目对莫里又作了一次跟踪报道——部分的原因是第一次节目的收视率非常的高。这次，当摄影师和制片人走进莫里的家时，他们早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科佩尔更是显得热情友好。不再需要有试探的过程，不再需要有采访前的“采访”。为了创造一点气氛，科佩尔和莫里聊了一会儿各自的童年生活。科佩尔谈到了他在英国的成长经历。莫里则叙述了他在布朗克斯区（注1）的童年生活。莫里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袖衬衫——他几乎一直感到冷，即使外面的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科佩尔也脱去了外衣，穿着衬衫和领带进行采访。看来莫里正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科佩尔。    “你气色不错，”带子开始转动时科佩尔说。    “每个人都这么对我说，”莫里回答道。    “你说话的声音也不错。”    “每个人也都这么对我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走下坡路呢？”    莫里叹了口气。“别人是不会知道的，特德，可我知道。”    随着采访的继续，种种迹象便开始显露出来。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毫无困难地用手势来阐明一个观点；某些词语的发音也成了问题——L音似乎老卡在喉咙里。再过几个月，他也许再也不能说话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情绪变化，”莫里对科佩尔说。“当有朋友和客人在身边时，我的情绪就很高。爱的感情维持着我的生命。“但我也有感到沮丧的时刻。我不想欺骗你们。我看见某些东西正在离我而去，便有一种恐惧感。我失去双手后将怎么办，我不能说话后又将怎么办，还有吞咽食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可以用管子喂我。可我的声音？我的手？它们是我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用声音说话，用手打手势。这是我与别人沟通的途径。”    “当你无法再说话时，你将怎样与人沟通？”科佩尔问。    莫里耸了耸肩。“也许我只好让他们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了？”    回答得如此简单，科佩尔不禁笑了。他向莫里提出了有关无声的问题。他提到了莫里的好友毛里·斯但因，他是第一个把莫里的格言寄到《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他们从六十年代早期就一直在布兰代斯大学共事。现在斯但因快要失聪了。科佩尔想象有一天让他们俩在一起，一个不能说话，一个没有听觉，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会握住彼此的手，”莫里说。“我们之间会传递许多爱的感情，特德，我们有三十五年的友谊。你不需要语言或听觉去感受这种关系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莫里给科佩尔念了一封他收到的信。自从“夜线”节目播出后，莫里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教师寄来的，她在教一个只有九个学生的特殊班级，每个学生都经历了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痛苦。    “这是我给她的回信，”莫里的手哆嗦着把眼镜架到鼻梁和耳朵上。“亲爱的芭芭拉……你的来信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你为那些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孩子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我早年也失去了双亲中的一个……”    突然，就在转动着的摄像机前，莫里在挪动眼镜。他止住了话语，咬着嘴唇，开始哽咽起来。泪水顺着鼻子流淌下来。“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失去了母亲……它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真希望能像现在这样，对着你们倾诉出我的悲痛，我一定会加入到你们中间来，因为……”    他泣不成声了。    “……因为我那时是那样的孤独……”    “莫里。”科佩尔问，“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这种痛楚还在继续？”    “是的，”莫里低声说。    视听教学，第三部分    “夜线”节目组的摄制人员回来进行他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这次的氛围和以前的不一样。这次与其说是采访，还不如说是作伤心的话别。特德·科佩尔打了好几个电话后才上场，他问莫里，“你觉得行吗？”    莫里自己心中也没谱。“我现在整天都感到很累，特德。我还常常喘不过气来。如果我一时说不上来，你能替我说吗？”    科佩尔说行。接着这位处事一向冷峻的主持人再次说，“如果你不想进行这次采访，莫里，没关系，我可以对着镜头跟观众说再见。”    后来，莫里颇感得意他说，“他被我感化了。”的确如此。科佩尔如今称莫里为“朋友”。我的老教授竟然激发出了电视业的同情心。    莫里在这个星期五下午的采访中仍穿着昨天穿的那件衬衫。他现在隔天换一次衣服。今天他也不想破这个例。    和前两次的科佩尔－施瓦茨会晤不同，这一次自始至终是在莫里的书房里进行的，莫里已经成了那张躺椅的囚徒。科佩尔一见到莫里先吻了他，然后侧身从书橱前挤到了镜头里。    正式采访开始前，科佩尔询问了疾病的进展情况。“变得有多糟，莫里？”    莫里无力地抬抬手，连腹部也没超过。他只能抬到这儿。    科佩尔有了答案。    摄像机转动起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采访开始了。科佩尔问莫里他对死神的临近是不是感到更害怕了。莫里说没有。事实上，他反而不怎么怕了。他说他正在远离外面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地听人读报，也不太关心来往的信件，更多时候是听听音乐，看窗外的树叶渐渐地变换颜色。    莫里知道还有其他的人也遭受着ALS的折磨，有些还是名人，比如说斯蒂芬·\霍金，这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和《时间简史》的作者。他的喉咙开了个洞，说话要靠一只电脑合成器的帮助，笔录靠一台传感器根据他眨眼睛的变化来作出判断。    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是莫里选择的活法。他对科佩尔说他知道该什么时候说再见。    “对我来说，特德，活着就意味着能和别人交流。就是说我必须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能同他人交谈，去感受他们的思想……”    他呼了口气。“当这种能力消失时，莫里也消失了。”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着。因为前两次采访中都提起过，科佩尔这次又提了“擦洗屁股”的老话题——也许想得到对方一个诙谐幽默的反应。但莫里累得连笑都很困难。他摇摇头。“当我坐在便桶上时，我怎么也坐不直身子。我老是往前倾，所以他们得扶住我，完事后他们还得替我擦洗，眼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他对科佩尔说他想安宁地死去。他当众发表了他最新的格言：“别走得太快，但也别拖得太久。”    科佩尔心酸地点点头。第一次“夜线”节目播出至今才过去了六个月，但莫里·施瓦茨显然已经垮了。他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在衰竭，如同一部死亡的连续短片。然而，尽管他的躯体在腐朽，他的人格精神却更加光彩夺目。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摄像机的镜头拉出了莫里的特写——甚至连科佩尔也不在镜头内，只传出他的画外音——主持人问我的老教授还有没有话要对成千上万被他感动的观众说。我不禁想到了死囚临刑前人们也会这么问，当然，科佩尔并没有联想到这个。    “要有同情心，”莫里声音微弱他说。“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他吸了口气，然后加上了他的祷文：“相爱或者死亡。”    采访结束了。但不知是什么缘故，摄影师仍让机器转动着。于是，最后的场面也留在了像带上。    “你干得不错，”科佩尔说。    莫里无力地笑笑。    “我把所有的都给你了，”他低声说。    “你总是这样。”    “特德，这疾病一直在敲打我的灵魂，但它夺不走它。病魔可以夺去我的躯体，但无法夺去我的灵魂。”    科佩尔的眼眶里已经盈满了泪水。“你做得很好。”    “你这么认为？”莫里翻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我在和上帝谈判。我问上帝，‘我能成为天使吗？’”    这是莫里第一次说他在同上帝交谈。    入校    当我那辆租来的车子拐上莫里在波士顿一个僻静的郊区西纽顿的那条街时，我手里握着一杯咖啡，肩膀和耳朵间夹着一只手机。我正在跟一个电视制片人谈一个节目。我的眼睛在数字钟一离我返回的班机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和树木成行的街道上那些邮箱号码之间跳来跳去。车上的收音机打开着，那是新闻台。这就是我的生活节奏，一心可以五用。    “把带子倒回去，”我对制片人说，“让我把那部分再听一遍。”    “好的，”他说，“稍等片刻。”    突然，那幢房子跃人了我的眼帘。我踩下刹车，咖啡晃出了杯子。车停下后，我瞥见了车道上的那棵日本大槭树和它旁边坐着的三个人。坐在两边的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妇女，中间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莫里。    一看见我的老教授，我惊呆了。    “喂广制片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你还在听吗？……”    我有十六年没有见到他。他的头发更稀了，几近花白，形容枯槁。我突然感到我还没有准备好重逢——至少，我眼下还得先应付完这个电话——我希望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这样，我就可以再驶过几个街区，办完我的公事，做好心理准备。但莫里，这位我曾经是那么熟悉但现在又是那么陌生、那么憔悴的老人，此时正对着车子在微笑。他两手交叉着放在腿上，等待着我从车子里出现。    “喂，”制片人又在喊。“你在听吗？”    为了我们多年的相处，为了莫里曾经给予我的那份体贴和耐心，我应该丢掉电话，跳出车子去拥抱他，去吻他。    但我没那么做。我关掉了引擎，蹲伏下身子似乎在找东西。    “是的，我在听，”我压低嗓门继续同制片人在交谈，直到把事情谈妥。    我做了我最擅长的事情。我仍在关心我的工作，尽管来日无多的老教授在他门前草坪等着我。我并不引以为自豪，但这正是我所做的。    五分钟后，莫里拥抱了我，他稀松的头发擦过我的脸颊。我告诉他刚才我在找钥匙，所以在车里呆了那么久。我更用力地抱住他，似乎想挤碎我的小谎言。虽然春天的阳光暖融融的，他却穿着一件风衣，腿上还盖着毯子。他嘴里发出一股淡淡的酸味，那是正在服药的人常有的一种气味。由于他的脸凑得离我很近，我能听见他吃力的呼吸声。    “我的老朋友，”他轻声说，“你终于回来了。”    他倚着我摇晃着身子，始终没和我分开。当我俯下身去时，他的手抓住了我的肘部。相隔了这么多年他居然能保持着这份感情，我感到十分惊讶。但再一想。正由于我在我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了一堵石墙，所以我会忘记我们曾有过的亲密，我记起了毕业的那天，记起了那只皮包和我离开时他的泪花。但我没有流露出来，因为我在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他记忆中的赠送他礼物的好学生了。我所希望的是，我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蒙住他的眼睛。    进屋后，我们坐在一张胡桃木的餐桌旁，靠近一扇能望见邻居宅院的窗户。莫里在轮椅上不停地动，想使自己坐舒服些。他想请我吃点什么，这是他的习惯，我说好的。助手中有一位名叫康尼、长得很结实的意大利女人端上了切好的面包。土豆，以及放有鸡肉色拉。鹰嘴豆泥和小麦色拉的盘子。    她还拿来了药片。莫里朝它们看看，叹了口气。他的眼睛凹陷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颧骨也突得更出了。这使他显得更苍老——只有他笑的时候，那松垂的脸颊才像帷幕一样收拢起来。    “米奇，”他轻声说，“你知道我离死期不远了。”    我知道。    “那好，”莫里吞下了药片，放下纸杯，深深地吸了口气，再慢慢地呼出来。“要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死亡是怎么回事？    “是的，”他说。    虽然我还没有意识到，但我们的最后一堂课开始了。    *****************************************    那是我大学的第一年。莫里的年龄比大部分教师大，而我却比大多数学生小，因为我提前一年就高中毕业了。为了在校园里不显得稚嫩，我身着旧的灰色无领长袖衫，常去当地的体育馆打拳，走路时还叼上一支没有，点燃的烟，尽管我不会吸烟。我开的是一辆水星牌的破车，震耳的音乐声从没有摇上的车窗里传出来。我竭力表现出粗野的个性——然而，莫里的和蔼吸引了我，而且，也正因为他没有把我看成是一个未经世故的孩子，于是我释然了。    我上完了他的第一门课，又选了他的另一门课程。他是个打分很宽松的教授，不太注重分数。据说有一年，那是在越战期间，莫里给所有的男学生都打了A，使他们能获得缓役的机会。    我开始称呼他“教练”，就像我称呼高中的田径教练那样。莫里很喜欢这个绰号。    “教练，”他说。“好吧，我会成为你的教练，你可以做我的上场队员。凡是生活中美好但我又老得无法享受的东西，你都可以替我上场。”    有时我们一起在餐厅用餐。令我高兴的是，他比我还要不修边幅。他吃东西时爱说话，还张大嘴笑，从他满嘴的鸡蛋色拉和沾着蛋黄的牙缝里传出富有激情的思想。    他让我棒腹大笑。在我认识他的那段时间里，我最强烈的两个愿望是：拥抱他和给他一张餐巾纸。    教室    阳光从餐厅的窗户射进来，照亮了房间里的硬木地板。我们在那儿已经谈了近两个小时了。常有电话打来，莫里让他的助手康尼去接。她把所有打电话来的人的名字记录在莫里那本黑封面的小登记簿上：朋友，默念师，讨论小组，想为某本杂志给他拍照的摄影师。显然，我不是唯一有兴趣访问他的人——“夜线”节目使他成了名人——但我还是对他有那么多的朋友而感到惊讶，甚至还有些忌妒。我回想起大学时那些围着我转的“哥们”，他们如今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