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交响曲无损:第五章、文革初期的林彪(8-10)

8.“七、二零”事件

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七二零”事件，该事件成了中国文革由放到收的转折点。

有材料说毛泽东去武汉前知道武汉很乱，成了全国的一个焦点，中央一开始是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的，但毛泽东自信能解决问题并执意要去。结果武汉军区支持保守组织冲击毛泽东在武汉的住地东湖，毛泽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经毛泽东同意，林彪等在北京调兵遣将，毛泽东秘密脱离险境，飞往上海。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全国陷入真正大内战边缘。

在笔者看来，武汉七二零事件相当于历史上的西安事变，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改变了武装左派与右派放手一博将文革进行到底的想法，使毛泽东下决心尽快结束文化革命。

对武汉军队异动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并没有深究，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的。笔者认为，作为伟大政治家，毛泽东更看重军队山头的平衡，所以并没有深究陈再道等将帅，并不是怕陈再道类，而更可能是警惕林彪一方势力坐大。武汉事件是一场影响文化革命全局的事件，陈再道逆行有没有后台等，非常值得研究。徐海亮著《东湖风云录》颇有所得，有兴趣者可一阅。

七二零事件后，中国左派开始四面出击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左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不准备妥协，试图将文革进行到底。

八月七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提出毛泽东赞赏的群众专政革命主张，具有深远的意义。

八月七日，王力发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支持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冲击了周恩来的政府。随即发生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

面对左派从中央到地方冲击军队、冲击政府的浪潮，毛泽东显然不能应付多个战场，树敌过多，决定收拾打乱仗的极左势力。

八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后，毛泽东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为名，控制了地方群众扱左势力，都是为实现其结束文革战略服务的。

王、关、戚是文革激进派代表，当时他们有无个人野心想立功进常委，对这个问题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即便有也没什么。重要的是，读者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不是他们三个人的事，对王、关、戚没有专案说明毛泽东很清楚他们的性质，战略调整总得有人牺牲。

八月九日，林彪发表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主张，并提出“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表明林彪并不了解毛泽东要结束文革的战略意图，同时表明了林彪的革命政治观点。林彪认为：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现在变成了很好的事情，对全国文化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文化革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不经过这个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就弄不清哪些是社会主义，哪些是资本主义。

林彪的这些话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看来林彪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武汉事件看得很严重，想收兵，他反而很乐观，想扩大战果，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文革收和放的分歧。

对林彪的文革认识同毛泽东的差别是一个很重要内客，这里面引用一段徐海亮《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及笔者的评论加以说明。

“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紧急研究处理、善后和宣传措施。《王力反思录》说：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重要之至，说明林彪是不想退却的，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可以有力批驳林彪不想继续革命的说法。）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认识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确定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攻势的文章和提法——王力为在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字句，将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个多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大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就按他们理解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说的好，但不是理解，而是有，后来毛主席变了，开始调整。）利用武汉问题在宣传中大肆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来武汉事件就引发了左的倾向的抬头，群众性的怀疑一切，冲击各军事机关、部队和对文革不满的领导人，现在有了大家都一时难以怀疑的中央舆论，于是皆向着文革的“第三阶段”奔去。仅仅是对陈再道似的人物与顺藤摸瓜的冲击，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国，首当其冲的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和各军区领导。文革中一再显露出的所谓“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伤，完全可能立即变成顶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并不主张的。（只突出文革的宗派主义是不恰当的，沒有上升到根本的政治层面，也是一种宗派主义）
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副统帅，林彪也似未希望与主导各个军区瘫痪和主官垮台。他对普遍的抢枪浪潮也是极为担忧与不满，他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认为情况比较严重，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甚至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帮忙修改。看来，他并没有希望自毁长城。不过，亲历者张秘书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现前后判若两人…（！！！！关键，由积扱到消扱，或者消扱同意毛泽东调整战略）…过了‘八一’，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表明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退却战略）毛泽东没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认为抢枪情况并不严重；江西形势严峻时，周恩来曾主持一个参加者极少的紧急军委扩大会，起草并发出制止江西抢枪的电报，散会后人们回到钓鱼台，戚本禹告诉他们：毛泽东在上海对电文批示已经传到，仍然认为为什么军分区已经给保守派授枪，我们就不能武装左派？（这表明不止一个人是林彪的心态。）”

八月十七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四人组成，吴法宪牵头。

军委办事组的成立，标志着文革枪杆子班子成立。文革小组与军委办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文武两翼，他们若能团结起来意义重大，反之则适得其反，可惜最终未能团结起来，令文革遭到重创。

后来人把军委办事组说成是林彪的办事组，有违事实，忽视了毛泽东的决定作用。客观的讲，精干的军委办事组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军委办事组的问题是骄傲自满，不尊重中央文革小组，没处理好毛、林、周、江的关系，特别是对江青至死不服气，论资排辈、轻视女政治家，铸成大错。

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进一步表明了毛泽东对文革由放的方针变为收的方针。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七月至九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毛泽东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提出了结束文革的基本目标。

十一月六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毛泽东及文化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伟大贡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重要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高度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指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彪给海军首次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十二月八日，林彪在接见军委政工时讲了话：我军历来是靠政治工作，靠思想革命化，靠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军队有今天，国家有今天，主要靠毛泽东思想，离开这个，解放军就不成为其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

9、“扬余博”事件

三月，出现被称之为不大不小“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扬、余、傅”在当时公开的罪名是大刮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鼓吹多中心，搞右倾主义，分裂党中央，互解解放军，推翻新生革委会，搞独立王国，搞黑材料，冲击中央文革等。

杨成武由于把毛泽东的一些机密人事谈话外传，搞华北山头，写文章“大树特树”毛泽东及林彪出格，导致毛泽东不满；由于同林彪保持距离而遭林彪疑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由于带武装人员进入中央文革驻地等，得罪了江青、吴法宪，加上为军内二月逆流人员说好话等原因，导致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以反宗派主义为名，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黄永胜为组长。

“扬、余、傅”事件同“王关戚”事件大同小异，非常特殊和复杂，如果说为军政势力牺牲了文革小组的王、关、戚，能不能说敲打扬、余、傅是对军方的警告和为江青的文革小组助威呢？我看是完全可能的。

从政治术语上讲，如果反王关戚是反左，反扬余傅就是反右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表明毛泽东当时对军委办事组人员是信任的。但后来文革中坚力量江青、康生、春桥等同办事组成员黄、吴、叶、李、邱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及其他会议上经常发生冲突，互不服气，加速了文革文武两派分裂，毛泽东和林彪也不可避免卷入其中。

七月三日，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二十四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做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七·二一”大学。

七月二十七日，北京组成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止八月底，首都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这是毛泽东结束天下大乱的新措施。

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林彪召见了学生“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亲切交谈了五个多小时，林彪也做了发言：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最重要、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

笔者认为，历史证明，不止是老干部，当时学生领袖也是很少成熟的，跟不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像有人在接见会上提问题得罪林彪就是不智的。

九月五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山河一片红。经历了二十个月的夺权斗争草草收兵。

笔者认为，文革左派夺权只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三结合是个各派妥协产物，左派并没有成全部主角。

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文革“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充分反映了毛泽东想通过斗、批、改来达到发动文化革命胜利结束的目地。

九月十六日，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整理报送了三本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二十九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另外，周恩来作了更严厉的批示。

10、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刘少奇，湖南宁乡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到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二年，回国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主任、主任。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等地从事秘密工作。一九三零年夏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一九三二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和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一月参加贵州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九三六年春赴华北，任中共中央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皖南事变后，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一九四三年三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主持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一九四七年三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同朱德等转移到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七月，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九年三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随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九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九六八年被撤销一切职务。一九六九年在河南开封病逝。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众说纷纭。但就其思想和立场来说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至于是否叛徒问题，那就看你是相信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邓小平了。文革后说一个叛徒也没有了，很不正常。笔者只能说刘少奇相比于历史上的著名革命领导人如李大钊、方志敏、蔡和森、瞿秋白等牺牲，其三次入狱而不死，很令人费解。

林彪在这次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并提出了有争议的把文化革命同文艺复兴等并列提法。

林彪认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二千年，但同我们这次比 较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化 ，到了十四、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大革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第四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口的大革命，而且是流传到几十亿人 口，流传到全世界，都有影响。

林彪的这种看法，本是一家之言，但却遭到江青的批评，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命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相提并论是不适当的。江青在林彪的讲话稿上批示后送给林彪看，引起了林彪的不满。虽然江青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却明显反映了江青与林彪的不同和对立，这是江青与林彪的第二次公开冲突，为后来庐山风云埋下了伏笔。

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把批刘引向了深入。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解决了城市青年安置问题，锻炼了青年，缩小了城乡差别，很值得继续下去，现在的青年都应到农村劳动一至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