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之女冼妮娜倾诉《黄河大合唱》68载风雨路

左冼妮娜    右冼星海

冼星海一家1940年摄于延安“鲁艺”窑洞前。

1985年中国音协副主席严良堃与冼妮娜（右）护送冼星海骨灰去广州。

冼妮娜（右）在阿拉木图与救过父亲的房东在一起。

冼妮娜在新建成的阿拉木图市“冼星海大街”纪念碑前留影。

冼星海用过的钢笔。

冼星海“交响大合唱《黄河》”手稿。

冼星海用过的小提琴。

    父母受党影响投身抗日救亡，巧缘相识恋爱成婚奔向延安

    1935年，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澳门一户贫苦渔家的冼星海，结束了在法国7年艰难求学历程，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毕业回国，由香港来到上海。在赴上海的轮船上，冼星海巧遇了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的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凌霄。在他的影响下，冼星海进一步坚定了以他崇拜的聂耳为榜样，用音乐唤起民众的决心，从而积极投身于反抗日寇侵华的群众性歌咏活动之中。在此后的3年间，他创作了《救国军歌》、《保卫卢沟桥》、《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一大批抗日救亡歌曲。

    在上海期间，冼星海因要为自己的作品灌制唱片，请当时上海新华艺专的学生来演唱，由此认识了年轻女学生钱韵玲。钱韵玲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央文委负责人之一，公开身份是上海暨南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家钱亦石的女儿。钱韵玲上初中时，就曾帮助父亲掩护过中共领导人。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冼星海随党领导的救亡演剧二队离开上海，辗转江、浙、豫、鄂等地作抗战宣传演出，1937年秋来到武汉，不久参加了由周恩来等策划领导、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科，继续从事群众性救亡歌咏活动。

    在武汉，冼星海再次与当了小学音乐教师，并参加了他创建的“海星歌咏队”的钱韵玲相见。那段时间，钱韵玲每周两次向冼星海学唱救亡歌曲，然后她又和队员们去教唱更广泛的民众队伍。当时，冼星海并不知道钱韵玲是钱亦石教授的女儿。不久，从上海传来钱亦石教授率战地服务团去浙江工作，因劳累引发疾病，回到上海后不幸逝世的消息。为此，武汉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和董必武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毛泽东主席发来唁电。会前，冼星海受命谱写“钱亦石先生挽歌”，没想到前来取歌的竟是双眼红肿的钱韵玲。在冼星海的追问下，钱韵玲才泣不成声地告诉他钱亦石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自此，冼星海开始关注起这个心地善良、聪慧可人的小妹妹，而失去父亲的钱韵玲也依恋起冼星海这位善良正直、才华横溢的兄长。不久，他俩在武汉订婚。此后，他们又怀着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百般阻挠群众性救亡歌咏活动的不满，受刚成立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以旅行结婚为名义，甩开国民党特务盯梢，前往西安。1938年10月，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他们乘坐华侨损赠的汽车，扮作侨商，躲过盘查越过封锁线，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组织上分配给他俩一孔窑洞。冼星海先是担任音乐系教员，不久担任了系主任，钱韵玲则进入了该院的高研班学习。

    白糖、土咖啡、长杆烟斗，冼星海6天6夜挥就千古绝唱

    冼星海在延安的一年半时间，是其一生创作的巅峰时期。在这里，他创作出了包括《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在内的百余首作品。《黄河大合唱》则是其极具代表性的扛鼎之作。

    1939年农历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间宽敞的窑洞，与来延安慰问演出的来自第二战区的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欢聚一堂，聆听了与三队同志同赴延安疗伤的诗人光未然的新作《黄河大合唱》。这是光未然根据1938年和1939年两渡黄河以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时的感受写成的。原来写成《黄河吟》的诗作，但到了延安便与冼星海达成创作成声乐作品的默契。之后，光未然又用5天时间把它改写成了长达400多行的《黄河大合唱》歌词。那晚，光未然在激情朗诵这首作品之余，还谈了写作的动机与意图，以此作为冼星海作曲时的参考。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门边的坐椅上静静聆听，光未然话音刚落，他就霍地起身大步上前把词作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写好它！”光未然与三队的同志们立即为其热烈鼓掌致谢。

    演剧三队到达延安之际，正值延安第一次生产劳动高潮，冼星海每天随“鲁艺”师生上山垦荒劳动，并创作了《生产大合唱》。为了创作好《黄河大合唱》，他没有先动笔，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向光未然与三队的同志们详尽地了解抢渡黄河时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的铿锵呼号，默默地酝酿着这部作品。

    1939年的延安，生活条件虽然相当艰苦，但冼星海、钱韵玲夫妇却很乐观。没有咖啡，他俩把黄豆磨成粉拌上少许红糖，被“鲁艺”师生们称作“土咖啡”。冼星海抽的烟斗嘴坏了，在延安配不上，他就把一支竹杆毛笔的笔尖拔了，将笔杆当烟嘴用，坐在土炕上临窗的小桌前，抽着超长烟斗奋笔创作。

    冼星海艺术创作的习惯是：思考一旦成熟，工作起来的劲头相当惊人，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直至作品完成。

    1939年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以同样的方式，在6天6夜内不间断地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8首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作品的谱曲。创作前，因延安买不着糖果，喜食甜食的冼星海要光未然买两斤白糖送他。于是，在冼星海盘腿坐在炕桌前激情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日子里，那一撮撮抓放进嘴里融化的白糖，那超长烟杆吐出的腾腾烟雾以及“土咖啡”的芳香，一齐化作了那时而激昂、时而婉转、时而狂野的民族声乐巨作的精彩华章……

    冼妮娜的母亲告诉女儿：冼星海在窑洞里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的半年后，小妮娜也顺利出生。同年，冼星海在延安“鲁艺”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日子里，她不但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的一日生活起居，还为他熬红枣汤、烤山药蛋，并帮助他在空白稿子上划好格子便于谱曲。

    《黄河大合唱》轰动延安波及国统区，毛主席观后连声称好，派人给冼星海送来派克钢笔

    据父亲生前领导赵毅敏和学生邬析零、李焕之等人回忆，抗敌演剧三队接到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全部清稿后，欣喜万分。为了让即将离开延安奔赴前线的抗敌演剧三队尽快掌握这部声乐套曲的演唱演奏，冼星海和“鲁艺”音乐系的同志们加紧了对他们的排练辅导。1939年4月13日，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乐队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举行了《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演出共举办两场，曲作者冼星海亲自指导，词作者光未然担任朗诵，邬析零任指挥，演出非常成功，冼星海和“鲁艺”的师生们大受激励。在该校建校一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副院长赵毅敏向毛主席汇报了“鲁艺”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向主席推荐了光未然、冼星海新创作的《黄河大合唱》，邀请毛主席观看，毛主席欣然应允。

    为了迎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观看《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在全院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合唱队排练《黄河大合唱》。为了让乐队的演奏更有气势，冼星海按照当时的乐器条件编写了简练的伴奏总谱，并搜集到三四把小提琴和二胡、三弦、笛子、吉他和一些打击乐器，几位同志还动手制作了由洋油桶改成的低音胡琴。正式演出前，冼星海又看上了学生李焕之每天系在腰上的一个大号搪瓷缸子。他取下搪瓷缸子，把合唱队员们吃饭的勺子收集一大堆放进缸子，示范性地一摇，让李焕之充当这件“新式打击乐”的演奏员。排练时，当开头的那段朗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结束至“那么你就听听吧”时，担任指挥的冼星海就朝李焕之振臂一挥，李焕之便抱着装满吃饭勺子的大搪瓷缸子奋力猛摇，于是，那密密的“哗啦啦啦”之声伴着管弦锣鼓齐鸣，发出呼啸奔腾的浪涛吼声，引出了合唱队员们“咳哟、划哟”的雄壮歌声。

    1939年5月11日晚，纪念“鲁艺”建校一周年晚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晚会首先是学院师生一个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最后一个上场的是由“鲁艺”百名师生表演的《黄河大合唱》。在激昂的合唱和乐声中，冼星海激情澎湃地指挥着，特别是演到《保卫黄河》时，冼星海突然来了个转身，指挥台上台下一齐高唱，顿时全场沸腾了！演出结束时，毛主席高兴地起身拍着手连声叫好，台上的冼星海也激动地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和全场观众鞠躬致谢。第二天，他们又受邀为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加演了一场。当毛主席从“鲁艺”副院长赵毅敏那里获知冼星海在创作中用坏了不少蘸水笔笔尖时，很快派人给冼星海送来了外国友人赠送他的派克牌钢笔与墨水。

    自此，《黄河大合唱》在延河两岸不胫而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歌声到处传唱。冼星海也被各单位请去教唱和指挥《黄河大合唱》，经常忙得回不了家。不久，冼星海被上级任命为音乐系主任。李富春同志还设法解决了冼星海的吃糖问题。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专门拨出一孔窑洞给冼星海，配备了一名通信员照顾他的生活，并送来了一筐蜡烛以便于他夜间创作。1939年6月26日，在欢迎周恩来、博古回到延安的晚会上，冼星海再次指挥“鲁艺”师生演出《黄河大合唱》，周恩来观后大加赞赏，后来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从此，《黄河大合唱》也作为延安各种演出和晚会保留节目，招待了来延安的国共两党的抗日将领、爱国华侨、民间团体代表和外国宾客。其中有国民党元老张继、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著名作家老舍和茅盾、美国记者斯诺、美国军事考察团代表、赴中国调停内战的美国马歇尔将军等。当时，美国记者斯诺还记下了一段和毛主席观看《黄河大合唱》后的对话记述：“在《黄河大合唱》演出散场时，我和毛泽东一起走了出来。他问：‘你觉得怎样？’‘好极了。在燕京大学听唱《弥赛亚》以后，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

    《黄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仅受到延安军民广泛的赞扬和欢迎，还通过全国各地来延安参观学习的人和分配到各地的“鲁艺”学生广为传播。当时，油印歌本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不少人用手抄的方式将《黄河大合唱》带出延安。光未然离开延安后，也托人将曲谱交给重庆生活书店排印出版。这些，都使《黄河大合唱》迅速传遍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

    受党派遣，冼星海赴苏联短期工作，因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归国受阻客死他乡，滞留期间念念不忘《黄河大合唱》

    1940年5月，冼星海受党中央派遣，与袁牧之一起携带延安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胶片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毛主席在他们临行前特设家宴送行，同时嘱咐他们工作时间为半年，完成任务后即回。冼妮娜也有幸参加了毛主席在自家窑洞里举行的送别宴会。临别时，毛主席还拉着妮娜的小手说：“小妮娜快点长吧，看看爸爸要走喽！”没想到，才几个月大的冼妮娜自此与父亲永别。

    化名黄训的冼星海到达苏联莫斯科后，在忙于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整个影片作曲任务之余，挤出时间考察苏联的音乐艺术发展情况，与著名音乐家们探讨音乐创作。在异国同行们专为其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冼星海介绍了中国音乐艺术的概况和新音乐发展动向，展示了自己创作的抗战歌曲，并用钢琴弹奏了《黄河大合唱》。这是《黄河大合唱》在国外的首次演奏。据与会的苏联著名音乐家穆拉杰里在《苏联音乐》杂志中的撰文记载：“……冼星海还弹奏了自己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这部作品主题鲜明，给我们印象极深。它描绘了黄河这条滋养着中华儿女的‘母亲河’的形象，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以及他们自古以来与奴役者们进行的斗争。作曲家对复调音乐技巧的自由运用使他克服了中国传统音乐调式的封闭性，创作出充满动感与丰厚表现力的气势恢宏的合唱曲”。    

    冼星海在莫斯科期间，还利用时间对《黄河大合唱》1939年延安简谱手稿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加工、修订、提高和扩大规模配器的补写工作。最后，冼星海为这部由九个乐章组成的五线谱手稿作品定名为“交响大合唱《黄河》”。这也是后人称作的《黄河大合唱》的莫斯科版本。

    然而，由于德国入侵苏联战争全面爆发，加之新疆军阀盛世才露出反共真面目，冼星海等人既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也无法徒步穿越中蒙边境的戈壁沙漠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和侵华日军的封锁线返回延安，冼星海一行人只能折返乌兰巴托。在此，冼星海化名孔宇，受聘任中国工人俱乐部的音乐教员，为俱乐部谱歌、教授乐器演奏，并最终组织起业余文艺队伍在乌兰巴托公演了《黄河大合唱》。

    1942年冬季，冼星海秘密离开乌兰巴托，只身返回莫斯科转道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打算寻找机会，仍从出国时的新疆口岸回国，但始终未能如愿。

    零下30余度的阿拉木图冬季异常寒冷，经过长途跋涉的冼星海已是精疲力竭、饥寒交迫、身无分文，几近流浪汉。困顿之际，他与当地的音乐工作者拜卡达莫夫相遇。在拜卡达莫夫及其母亲和姐姐拜卡达莫娃一家的热情帮助下，才得以留居并分食他们家仅有的政府限量的配给食品，并重新拿起笔来谱写苏联人民抗击德寇及颂扬哈萨克斯坦人民的作品。

    然而，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和严重营养不良引起的肝炎、肺炎等疾病终于渐渐将冼星海击倒。1945年10月30日，被转送至莫斯科的冼星海最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年仅40岁。

    噩耗传来，“鲁艺”哭声动地，整个延安沉浸在哀痛之中。1945年11月14日，“鲁艺”举行了隆重的有700多人参加的冼星海追悼大会，毛主席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冼星海逝世30周年，钱韵玲上书毛主席，《黄河大合唱》得以重演

    冼星海去世后，周恩来曾多次指示有关单位及同志：“要把冼星海同志的作品手稿保管好，以后出版、演出这些作品。”以及“在适当的时机将冼星海的骨灰移回国内安葬。”

    按照周恩来指示，1945年底，“鲁艺”先期撤离延安时，钱韵玲把有着冼星海大量阅读眉批的书籍都舍弃了，重点将他的创作手稿、札记、日记书信、讲稿教材、照片等装进筐子，牵着组织上分配的一匹小毛驴，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辗转于华北地区，最后托当地一位可靠老乡坚壁在一个山洞里。解放后，钱韵玲又通过组织将丈夫的这些珍贵遗物从山洞取出，交给刚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后来由中央音乐学院又交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妥善保管。由此，冼星海延安版的《黄河大合唱》手稿和苏联方面交还的莫斯科版的交响大合唱《黄河》手稿得以在国内相遇。

    然而，建国以后随着时光的流逝，倍受人民群众喜爱的《黄河大合唱》，在十年“文革”中却遭受了冷遇甚至诋毁，词作者光未然也受到批斗。

    1975年，适逢冼星海逝世30周年，钱韵玲通过邓小平上书毛主席要求重演《黄河大合唱》，很快得到毛主席的批复。于是，在周总理支持下，《黄河大合唱》冲破了“四人帮”的阻力，得以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举办的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上按原词演唱。10月25日晚，在北京民族宫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久未露面的乌兰夫、谭震林、王震、谷牧等老同志出现在观众席上，他们聆听着《黄河大合唱》，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当时周总理病重，他托邓颖超当天给中央乐团李德伦打电话，祝音乐会演出成功。邓大姐说：“总理身体不好，我们不能来了，我们今晚坐在电视机旁，认真地听你们演唱。”

    钱韵玲在通过小平同志转交毛主席的信中，还倾诉了让冼星海骨灰尽快回国以及希望把女儿一家调回自己身边团聚的愿望。当时，身处逆境随时面临被再次打倒的邓小平，为防止此事因他的缘故得不到落实，就与其他几位副总理共同签署了对钱韵玲信中请求的两件事情的处理意见。

    1977年，远在西北一个国防工厂工作的冼妮娜一家，终于与在浙江省文化厅工作的母亲钱韵玲团聚杭州。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渐渐缓和以及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1983年，冼星海骨灰得以从前苏联迁回国内，钱韵玲、冼妮娜母女赴京参加了骨灰迎接仪式。冼星海骨灰先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后经广东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冼星海骨灰得以迁回故土，在广州市新建的“星海园”安葬。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彻底解冻，冼星海1940年至1945年间在前苏联的工作、生活详实情况被逐渐发掘出来。冼妮娜也有机会访问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寻访了父亲的当年挚友与房东及后人，觅得了父亲许多的艰难足迹，获知了因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冼星海曾请求苏联方面帮助把《黄河大合唱》拍成电影的愿望落空的历史史实。

    最让冼妮娜激动和难忘的是，1998年7月3日，冼妮娜受邀随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哈萨克斯坦访问，参加了由江泽民主席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亲自为阿拉木图“冼星海故居”揭牌仪式的活动。江泽民主席在留言簿上挥毫题词：“忆星海，黄河涛声萦回于耳；访邻邦，友谊之花绚丽夺目。”2000年7月29日，胡锦涛同志以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哈萨克斯坦，他在参观阿拉木图市内的“冼星海故居”时，对中哈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给予高度评价，并在留言簿上题词：“星海英灵不朽，中哈友谊长存。”2004年1月27日，出访法国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中，当他提到20世纪初许多满怀救国救亡之志的中国学子赴法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现代思想艺术灵感时，其中就点到了冼星海的名字。如今，在中哈两国的共同努力下，阿拉木图市的一条街道整饰一新，被命名为“冼星海大街”，街口建有莲花状的有冼星海头像和中哈俄三国文字铭文的纪念碑。

    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黄河大合唱》蜚声海内外

    68载弹指一挥间，冼星海当年创作于延安“鲁艺”那孔小窑洞的《黄河大合唱》，不仅演遍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华夏大地，并在纪念冼星海诞辰100周年之际达到演出的最高潮。同时，这部巨作从它诞生的那天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走向海外，成为世界性的音乐经典。

    1940年，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带到美国。1943年，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用英文首次在美国演唱。1945年，在联合国成立庆祝大会上，美国著名歌手保罗·罗伯逊热情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1955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举行的“冼星海逝世10周年”音乐会上，由全苏广播交响乐团乐队伴奏，该团合唱团用俄语演唱了《黄河大合唱》。1956年，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指挥俄罗斯合唱团和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又用俄语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64年，在日本神户市，某劳动者业余合唱团用日文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并在演出说明书上注明：“日本鬼子”即日本军国主义，并将演出磁带寄赠给词作者光未然。198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市马茜音乐厅，由该市华人室内乐团首次组织了港、澳、台、大陆留学生同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现场许多华侨在观演之中哭成了泪人，外国听众也惊叹中国的《黄河大合唱》胜过天主教的弥撒。1986年，在美国旧金山市戴维斯音乐厅，以东西汇黄河交响音乐会和美中音乐交流会为活动主题，三藩市歌剧院合唱团、交响乐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90年，为纪念冼星海诞辰85周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和俄罗斯莫斯科市等地举办了专题音乐会。1995年，美国芝加哥地区华人合唱团等艺术团体，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举办交响音乐会演出《黄河大合唱》。2005年，为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和冼星海诞辰100周年，新加坡国立交响乐团和雅歌合唱团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举行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此外，这部音乐巨典也曾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以及德国、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家上演过。

    《黄河大合唱》，作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光耀千秋，万世永存！

    （版式设计：陈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