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地图杀人坐标:北碚——东方的“诺亚方舟” -

由上海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旧址

抗战时期的北碚，曾被称为“东方的‘诺亚方舟’”，意在其收容、安置了许多流落后方的宝贵人才和重要物资。舟者，船也。很凑巧，这“东方诺亚之舟”确曾与一支活跃在川江的船队有关。重庆在抗战中曾为中国的陪都，却因为陆上和空中交通都不发达，大宗人员、物资的运输，只能依赖经由长江三峡的水上通道。这个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便落到了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的卢作孚和他所缔造的民生公司肩上。卢作孚对此早有准备。1930年，他率团去东北考察时就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惊诧于“日本人的野心是何等可畏”，感叹于“国人还懵懵然未可知，未谋所以应付之”，回来以后便加快了发展川江航运的步伐和北碚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当时的川江航运正面临列强争雄、国轮凋敝的危机。去东北考察的前一年，刘湘政府任命卢作孚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许多民营轮船经营者或因势单力薄，或因不善经营，纷纷亏损或倒闭。卢作孚上任后采用行政手段，为民营航运事业的发展扫清外部障碍：一是废除军人坐船、打差不买票的惯例；二是促成外轮公司与华轮公司合作，维持合理运费；三是建立健全航政管理制度，开创了自《天津条约》丧失内河航权以来中国士兵检查外轮的先例，制止了不法外轮公司走私逃税。从东北考察回来，卢作孚辞去处长职务，采用“合并机构”、“收购船只”、“代理经营”等经济办法，化零为整，统一和壮大了川江航业，也使民生公司拥有了足以应对抗战需要的船队和岸上设施，从而保障了这条战时水上运输大动脉的畅通。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随从，搭乘民生公司的“民风”、“民政”、“民贵”等轮抵达重庆，开启了重庆作为陪都的历史。在1938年末那场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中，有24艘轮船参与抢运了近9万吨物资和3万余入川难民，其中就有22艘属于民生公司。著名作家胡风恰在那时搭乘民生公司的船去重庆，事后撰文谈到他的感受：“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在这里只要不出房门，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门旅行差不多”。

船到码头，需要避风港停靠；撤退到重庆的机关院校和学者文人需要地方安置。卢作孚亲手创建的现代城镇——北碚，向他们敞开了胸怀。北碚是重庆的郊区，它所在的嘉陵江三峡地区，过去是四县交界、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1927年，四县乡绅联名上书刘湘政府，要求请卢作孚出任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长。深受“五四”新文化精神浸染的卢作孚上任后，决心将这个地方“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不仅要消灭土匪，而且要消灭产生土匪的土壤”。他发出的第一个文告就是集资建造温泉公园的《募捐启》。温泉公园建成后，成为嘉陵江三峡的一颗明珠。在卢作孚的规划设计和他的胞弟卢子英先生的主持实施之下，整个北碚市镇很快也变成一个街道整齐、建筑别致、绿茵葱茏的“大公园”。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卢作孚在加快北碚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北碚的文化建设。1930年9月他在北碚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又相继创办了博物馆、图书馆和中小学等。1933年他请来中国科学社在北碚召开年会，并多次邀请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到北碚参观访问，借用他们的智慧，“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黄炎培著《北碚之游》，1936年冬）1936年春，峡防局升格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

抗战爆发后，北碚被划为迁建区，先后安置了国民政府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检察署、行政法院、主计处统计局、财政部税务署、经济部日用品管理处、全国度量衡局、国防部最高委员会文卷管理处、军政部兵工署驻北碚办事处等政府机关；设立了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工业实验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迎来了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歌剧学校、戏剧专科学校、电化教育专科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勉仁书院、育才学校以及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等大专院校。在北碚落户的还有教育部教科用书编纂委员会、中华教育全书编纂处、国立编译馆、中国辞典馆、国立礼乐馆、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中国西部博物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苏文化杂志社、《新华日报》发行站等各种文化教育机构。1940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办事处也从重庆迁来北碚。一时间，北碚便有了“陪都中的陪都”之称。关乎中华文化命脉的人才和文物史料，在此得到尽可能安全的保护和存续。1940年6月24号日本战机第二次轰炸北碚，城内建筑多处惨遭破坏。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弹燃烧，内有珍藏的清华大学绝版图书。实验区的工作人员闻讯赶来，奋力抢救，终于从火海中救出不少珍贵资料。

抗战时期，许多名人，包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国共两党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林森、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都曾到北碚和温泉公园游览或居住。到过此地的著名学者和文化人，更是举不胜举，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所有代表人物。田汉先生1940年夏到北碚演讲，与赵清阁等友人同游温泉公园缙云山寺，似觉“唐代画家嘉陵三百里画卷重展眼帘”，即赋《登缙云山赠赵清阁》诗。梁实秋先生将他在北碚的家称为“雅舍”，在此居住的七年中，发表了一百多篇“雅舍小品”专栏文章。冰心曾撰文介绍：“‘雅舍’是吴景超夫妇和梁实秋合资买的一栋小房子。这栋简陋的土屋盖在重庆北碚的半山腰，上去要走七八十层土阶。景超认为没有门牌，邮递不便。实秋建议在山下立一块小木牌，用景超夫人业雅的名字，名曰‘雅舍’。”物质条件虽然简陋清贫，但文友们在北碚相处却融洽和谐、富有情趣。方令孺女士曾笑称，梁实秋住的是“雅舍”，她住的是“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唯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也。”冰心夫妇虽然不住在北碚，但也常常“搭上朋友的便车”，去北碚与老友欢聚，“虽在离乱之中，还能苦中作乐”。卢作孚也常常利用周日的闲暇，去北碚或温泉与学术文化界的朋友吃饭、聊天，协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并共同探讨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苦中作乐”的学者、文人们，在北碚收获了目不暇接的丰硕成果，蔚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梁漱溟在这里撰写了《中国文化要义》；翦伯赞在这里写成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和《中国史论集》两辑；杨宪益在这里将《资治通鉴》和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翻译成英文；老舍在这里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话剧《张自忠》并与他人合写了话剧《桃李春风》《王老虎》；路翎在这里写下了《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在铁炼中》《蜗牛在荆棘上》；萧红在这里创作有《旷野的呼喊》《朦胧的期待》及《回忆鲁迅先生》并开始写《呼兰河传》；夏衍在北温泉创作了四幕话剧《水乡吟》；赵清阁在北碚著有话剧《女杰》《生死恋》《潇湘淑女》《此恨绵绵》；洪深在这里创作的四幕话剧《包得行》，被誉为“抗战以来可喜的丰收”；胡风在这里继续编辑出版《七月》半月刊，并形成了“七月”诗派；顾颉刚在北碚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出版了157种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曹禺在北碚主持演出了《清宫外史》《春寒》《日出》《家》《蜕变》；张瑞芳、金山、白杨、秦怡、陶金、项堃、王莹、戴爱莲等众多明星，都在北碚青山绿水的大舞台上留下了他们熠熠闪光的形象。张瑞芳在话剧《屈原》中饰演婵娟，郭沫若赠诗云：“风雷叱罢月华生，人是婵娟倍有情。回首嘉陵江边路，湘累一曲伴潮声。”《屈原》在重庆上演时受到阻扰，卢子英特地打电话邀请中华剧艺社到北碚公演《屈原》和《天国春秋》，结果好评如潮。据新华日报载：“《屈原》在此连演五日，每日售票约七千元之谱……场场客满，卖票时摩肩接踵，拥挤之状一如重庆‘国泰’门前。”

还有众多的教授、学者，在北碚这片沃土上，忘我地教书育人。仅复旦大学就云集了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马寅初、潘序伦、张志让、童弟周、吕振羽、邓广铭、吴觉农、卢于道、梁宗岱、卫挺生、竺可桢、孙伏园、熊东明、陈亚三、吴宓、杨家骆、邓少琴、靳以等多个学科的泰斗，其师资力量蔚为壮观。1939年春，在北碚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公宴，主题是为志愿上前线的首批新兵送行。有29个机关团体参加，连同新兵和家属在内共开了150席。会场上挂满了各单位赠送的锦旗，上面题有：“国民表率”、“蜀民前驱”、“忠勇可风”、“精忠报国”、“歼灭敌寇，还我河山”……气氛十分热烈。在场的陶行知先生即兴致词：“一杯酒，各位志愿军动手；二杯酒，日本鬼子出丑；三杯酒，中华民族天长地久！”原来这个活动正是陶行知先生出的主意。他建议把强制性征兵、“抓壮丁”改为动员民众志愿参军，在北碚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卢作孚与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倡导者和平民教育家早已结下了深厚情谊；抗战中，更盛情邀请他们到北碚生活、办学，并共同携手将北碚教育实验的范围，扩大到以北碚为中心含五个乡镇在内的区域，使民众的启蒙教育得以“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不致被抗战的炮火打断。194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代表到北碚考察，并于1948年2月将北碚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

“东方诺亚之舟”救援了民族的智者，民族的智者延续了东方的文化和世界的文明。或许这正是上帝教导诺亚制造方舟的本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