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嫁天下有结局吗:[转贴]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上） 【猫眼看人】-凯迪社区

注：1937年的今天，爆发了七七芦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立宪无能，不在其位，不能象那时的热血英雄一样为国尽忠，唯有追思先辈热血英雄的足迹，献上一束诚敬的鲜花而已！

我们的教科书都称蒋介石消极抗日，与历史真实相距过远！早在蒋介石留学日本时就对日本国民性有认识，认为中日必战。一次日本教官在上生物课，指着桌上的一块泥说里面有3万万寄生虫就象中国人一样多，当时激怒了正年轻气盛的老蒋，蒋随即走上讲台将那块泥分成若干，并只着最小一块说，这里面的寄生虫就象日本人一多…… 留学日本22岁时所做一首诗表达了他当时的雄心壮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不得不参与政治，并成为高手。1927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蒋介石上台就已经着手准备对日战争。西方评价蒋介石是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

其实，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的日记中这样写：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议》后，１９３３年６月３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议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陈诚是西安事变当事人，随蒋同时被张扣留。陈诚曾说过，张学良在扣下的蒋先生的日记，蒋在日记中表达了与日本势不两立的决心，并有一个长期计划---准备通过德国的易货贸易，德当时急需我国的钨矿，装备80个德械师，一旦时机成熟，发兵收复东北! 张学良看到蒋先生是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的，张非常后悔大感愧疚, 因此有负荆请罪之举……并主动提出护送蒋先生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元老张钫说: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

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之所以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６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１９３７年前的５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１、 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

２、 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

３、 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

４、空军扩充到飞机６００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２２０架）；

５、 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

６、 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

７、 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

８、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蒋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九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早在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三七四个，“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他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一九三六年六月蒋公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曰：“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一切表明蒋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的准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承继的“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毛、周没有陈年旧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却承担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外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混战”之中。即便如此，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这短短十年中仍出现长足的进步，对中日冲突产生极大的影响。在经济上，抗战前夕的桐油、茶叶、蚕丝等总产量记录直到五十年代后期甚至六十年代方被超过。金融方面成就更堪回顾：自1935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中国债券在伦敦市场节节上扬，价格超过日本的债券，这是李登辉政权以及其他台独派系所不愿面对的史实。法币本来是为了对付英、日、美货币在大萧条期间相继贬值，以及美国以高价抢购中国百姓白银等等事件的武器，威信建立以后，行使地方钞票的省份也纷纷改用法币。法币是中日战争的充要条件，迅速发展的法币构成中国统一的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南沿海的基本建设也极为可观：“京杭国道”的开通，浙皖公路和闽浙公路等公路网的建设，在抗战前夕抢建苏（州）－嘉（兴）铁路、钱塘江大桥和浙赣铁路（未完成）等等。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江浙一带的交通网基本是“十年建国”的底子，文革期间修建杭－湖（州）铁路，基本按照当年“京杭铁路”的勘探设计，甚至利用部份完成的路基。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八年抗战中国军人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战事刚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为抗日必须要动员兵力300万至500万，可是全军只有步枪100万支，兵工厂所生产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子弹4发。史迪威为驻华陆军武官时，曾亲见1938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王团，全团只有轻机枪4挺（应有100挺），每挺配子弹200发（可在十几分钟内射完）。但仍向日军攻击，激战五昼夜之后全团1500人只有400人余存，死伤之1100人内有600名阵亡。日本投降后，看日方文件，一般在列举他们自己伤亡人数外，动称国民党军队“遗弃尸体”在他们阵亡数20倍以上，使阅及的人至今心伤。日军的一个师团通常有12000人至14000人，特种兵团可能多至20000人，而我们一个师团通常只有6000人，并且行军时埋锅，造饭，煮水，挑柴全系农村习惯。李宗仁叙述他在徐州时，由他指挥的四川部队所用兵器全系土造。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战事即开之后，中国即感到航空汽油及润滑油亦待从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的窘迫，甚至一架飞机缺乏适合的轮胎即不能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