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仿制品混乱市场 缺乏系统阶段性投资

 　　目前生物医药板块的资本市场不成熟，没有生物风险基金（Bio-VC）的存在，资金的投入流向哪里？投资于短线还是中长线项目？国内的投资者处于盲目混乱的状态。

 　　“有的民营投资者受到高利润回报的诱惑，投入一大笔钱，三四年后仍没有产出，心灰意冷，想方设法拉新的投资者进入，把股权卖掉多圈点钱，然后尽早脱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对记者说。

　　不可否认，2006年是中国热钱涌动的一年，在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推动下，互联网、房地产、汽车等行业都引入了巨额资金，但生物医药“冷”得出奇。

　　思格投资（中国）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卓福民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国风险投资大概有4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已投下去4亿美元，但用在生物医药方面的资金只有2000万美元，只占到1/20。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2006年7月，一直钟情于健康产业的史玉柱发布“征途”网络游戏正式版本，把目光转向网游，并宣称以2亿美元打底直奔美国纳斯达克。2006年国内IT行业投资热潮不减当年。而6年前，与IT业同时受到风险投资青睐的生物制药行业却面临“失血”困境。

　　与国内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5年华尔街生物技术股的市场资本，12个月里就翻了一番，达到3000多亿美元。根据发展情况预测，未来投入生物医药产业的金融资本将达到5000亿美元。

 　　按照发展规模，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至少应该获得400亿美元的资本投入，但实际上，投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资本还不到预期额度的10%。而据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中国的医药市场平均年增幅将高达17%，20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五大医药市场。

　　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最集中的美国，生物技术股经历“过山车”的过程。1990年，生物技术股在美国一路飙升，市场一片疯狂，但不出一年，就好景不再，此后生物技术股票的低迷持续近10年。2000年以后，由于技术诺言正在实现，生物技术股再次闪耀。美国昆泰公司（Quintiles）CEO丹尼斯•吉林斯（D.Gillings）对记者说；“与10年前的投机者不同，当今的主要厂家都有大量药品上市，其资金后盾雄厚，而且他们研制的新药也蓄势待发。这一切都与当今的基础研究，特别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密切相关。生物技术股指数大幅度上升，投资者对生物技术股票充满信心。”

　　那么，是什么让中国的生物医药在全球暖冬的状况下遭遇“寒流”？中国生物医药该如何改变现状吸引资金的流入？

　　仿制造成市场混乱

　　中国生物制药产品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9年中国批准第一个上世纪基因工程药物。经过十多年发展，中国有超过500家生物医药相关企业，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销售额占整个医药产业比率6%左右。虽然发展状况远不如国外，但受全球经济好转的影响，生物制药产业逐渐从前几年的低迷状态中摆脱出来，目前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各项的主要发展指标都明显高过2002年水平。

　　但是我国生物医药科研的现状不容乐观，“原始创新性不足，成果转化率仍然较低是主要问题。”第四军医大学细胞工程中心、国家“863”计划西安细胞工程基地陈志南教授对记者说。

　　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70家企业，能够生产的产品合计仅有20多种，产品种类大大少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新产品开发上也表现出停滞态势，我国生物制药产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正逐渐拉大。深圳赛百诺基因技术公司董事长彭朝晖博士这样看待仿制药：“由于仿制药的研发相对容易，导致很多仿制的生物制药品种一哄而上，不但没有带来效益，反而导致市场的混乱。”

　　2006年出炉的《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能否追赶发达国家》报告指出，中国生物制药全行业年销售额仅为30亿~40亿元人民币，仍是极其弱小的产业，除了对医药创新进行“直补”外，国家更应从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等制度入手，解决企业创新的产业环境问题。据统计，国外研究开发一个新药要花费7~10年时间，耗资上亿美元，而我国仿制一个新药仅需几百万元人民币，大约5~8年时间。

　　我国已产业化的21种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中只有3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它均为仿制产品。目前进入临床研究的生物技术药物，大多也是跟踪仿制国外的，真正意义上的原始性创新药物很少。国内基因工程药物，几乎全是仿制而来，投资风险大大降低，因此造成同一产品多家生产的现象。随着厂家销量的增加，一些药品的研制和生产严重重复，导致压价竞争，产品利润下降，而没有利润就没钱投入研发，结果只能是恶性循环。

　　《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能否追赶发达国家》报告举例说明中国生物医药的现状：中国在1984年才正式建立专利制度，干扰素a-1b的技术发明并没有申请专利。由于没有专利保护，行业门槛很低，短时间内产生很多生产这一产品的公司。如今，生产干扰素的企业有31家，总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企业，还不到5家。

　　“药谷”成烂尾

　　在国内，不少城市将生物医药产业列为支柱产业。上海有“药谷”之称的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北京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等数家生物科技园正筹划建设“北方大药谷”；中国华源集团和无锡市则在联手兴建“中华大药谷”；宁夏立志借西部大开发机遇朝西部“药谷”的目标迈进；沈阳、长春等地则相继建立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药谷”是一个形象的称谓，主要指从事生物工程药物、化学药、中药等的研发、生产的园区。无论是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还是无锡、黄石等中小城市，都兴建了一批号称“药谷”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批准的生物医药园区有50多个，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吉林、四川、湖南、湖北等25个省市。事实上，几乎每个省都想建设医药科技园。有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许多医药科技园的建设思路是：把房子修好了，水、电、气、路通了，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把资金和技术都引进来。但往往事与愿违，不少医药科技园很快成了“烂尾药谷”。

　　梧桐树为何引不来金凤凰？美国孵化器的成功经验可概括为：丰富的经营管理知识与实践、拥有资金和融资渠道、依托大学等智力资源、争取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专业化的服务设施。从孵化功能上看，美国成功的孵化器均融合了管理咨询和风险投资功能，除了向入孵企业提供场所和相应的物业管理等基本服务外，还必须提供技术支持、融资服务、管理咨询等增值服务。

　　美国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药物中心新药开发首席科学家郭坚中指出，真正的“药谷”应该是高技术孕育、栖息的地方。我国各地“药谷”存在的共同问题是，虽然“药谷”投资数亿元甚至数十亿元，占地面积也很大，但园区内都是一些提供原料药、合成中间体等的企业，真正的药物研发公司目前还极少。

　　他认为，医药作为科技和人才密集型行业，其发展的关键在于研发新药和吸引人才。另有专家指出，成功的“药谷”、“药都”是由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而不是由政府部门一相情愿搓合而成的，更不是由决策者头脑发热拍板而成的。国内不少“药谷”徒有其名，而实际内容不多，甚至有些还借此名义圈地，变相从事其它活动。“软”件严重缺乏，研发环境质量低下，只能苦苦等待企业青睐，科技园难逃“空壳”命运。

 　　缺乏系统、阶段性的投资

　　思格投资（中国）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卓福民介绍，国外的风险基金对生物医药板块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企业早期的建立和发展期，其种子基金一般以两到三年为一个周期，通过专业的评估机构对研发的成果进行评估。其研发成果往往以申请基金时所制订的目标实现与否来衡量，而并非以企业的盈利作为标准。目标的实现通常以产业化核心技术的成功及专利的保护为主要的体现，从而增加企业的价值，投资者就会继续投入资金，如果研发目标没有达到，投资者就会放弃。

　　当然中间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评估机构评定不合格，先期投入的资金就全部打了水漂。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通过对多个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来化解其投资风险。在生物医药板块，一只风险基金如果通过对10个企业的投资，取得2家企业的成功，将会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科学研发有很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生物医药研发更是如此。所以评价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好坏，更看重的是有一个好的管理团队。管理团队占70%，科研人员占30%。 　　我国生物医药项目投资出现严重的通路不畅。上海联创投资管理公司副总裁周水文认为主要原因包括：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不成熟，使得生物医药投资期长、风险大。比如，从大家看到一个新药作用机理到最终上市，可能需要10年，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投入。一直要等到产品上市之后开始赚钱了，才能够把投资收回。整个开发过程风险非常高。而在发达的资本市场，可能一个新药做了一期临床之后，整个公司就可以上市了，而且市值会很高。

 　　曲线救国

　　“东边日出西边雨”，在一部分坚持自主研发企业陷入资金困境的同时，另外一些企业却依靠研发外包实现盈利。所谓“研发外包”，就是为了降低日益增长的新药开发成本，欧美一些大型制药公司有意向低成本国家如印度和中国外包部分新药开发工作。

 　　成立于2003年4月的开拓者生物医药控股公司旗下的睿智化学，凭借开拓者生物积累起来的服务经验，成长势头迅猛，“现在睿智的年收入大约5000万美元，贡献将很快超过开拓者生物。”总经理惠欣神情振奋地说道。而药明康德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研发外包企业。药明康德总经理李革的想法很具有代表性，“做新药从现阶段看耗资太大，人力储备不足，不如曲线救国。”他期望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研发外包服务机会，培育自身的新药研发体系，从而为未来转型做新药研发做准备。

　　全球共有500多家CRO(医药合同研究组织)公司，其中比较大的CRO公司有昆泰(Quintiles)(15%)、Covance(9%)、MDS Pharmaceutical Services(8%)。在“外包”市场角逐中，亚洲正越来越多地吸引跨国集团的视线，印度和中国是他们的首选之地。在印度基因谷的海得拉巴市，许多生物医药公司正在开展外包业务，发展势头很好。如Shantha生物技术公司除了开发自己的药以外，还为默克(Merck)的Calbiochem公司制造酶产品；生物信息学软件公司OciumumBiosolutions将软件卖给美国的DowAgroSciences公司，并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建立一家CRO分支机构。

　　外包已成为新药研发的新趋势，2004年，全球制药公司新药研究工作的外包业务价值高达20多亿美元，并正以每年15%~20%的速度递增。2007年，这部分业务的价值预计将达60亿美元。

　　2006年下半年，诺华（Novartis）和赛诺非－安万特（Sanofi-Aventis)相继宣布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此前，罗氏（Roche）、礼来（EliLilly）等医药巨头已经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这说明，国际大型制药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受过专业训练、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中国科学家的优势，及某些领域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丰富独特的疾病资源。中国开展生物医药外包业务的条件已经成熟。博乐公司(Burrill)中华区总经理王健说：“4年前我就提出‘连接两边’的理念，就是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然后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优势来研发新的药品。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产业。CRO对中国制药企业的意义不仅仅限于研发新药，还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通向国际市场的桥梁。”

 　　先学习，然后独立工作

　　有过多年医药领域投资经验的上海联创投资管理公司副总裁周文水认为，“化学物合成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研发之上，很难取得核心的研发经验，而且，企业容易形成惰性，一旦开始取得相对可观的利润，便很难再继续投入并转型进行新药研发。”而王健表示，“目前中国生命科技行业相对还比较滞后，所以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企业没有太多别的选择，只能利用中国低廉的研发能力，与海外大的企业合作外包，和对方做交易，提供低廉的服务，取得研发中间的一部分业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学会如何做，然后我们再要求更多的权力，甚至研发自己的新药。首先是要学习，然后才能独立工作。”

　　是资本顶住风险、大胆投入继续支持自主研发，还是自主研发改变策略、吸引资金支持？是用外包手段赚取暂时利益，期待未来转型，还是对现在研发的模式坚持到底？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给出了许多答案，而这也构造了生物医药未来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