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参加过我们结婚了:［转］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转］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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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的夏天，全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几乎都卷入了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
　　　那场讨论肇始自《中国青年》杂志社策划的一篇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篇读者来信发表于当年第5期，署名潘晓。
　　　“潘晓”的苦恼引发了全中国青年的共鸣。目前，中国社会及中国青年人遇到的苦恼远远超过了1980年代，从工作、生活到学习，乃至频发的自杀悲剧和伤害他人的恶性案件，都是这座巨大的烦恼冰山露出的小小一角。

　　　回顾一下30年前的那场讨论，应该是有意义的。　    “少女潘晓” 在来信中写道：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巴尔扎克……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我)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编辑同志……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来信刊登后，《中国青年》杂志社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很多人要求见见潘晓，《中国青年》编辑部在征得潘祎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年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新闻。
　　　这封信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因为这封信道出了当时年轻人普遍存在的苦闷消极的心情，由此引发了1949年以来影响最大、牵涉面最广、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关于“人生的路”的讨论。如果说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解决政治理论问题，那么1980年“人生的路”的讨论是解决人生价值观的问题。
　　
　　　关于这场讨论，国际上重要的通讯社都做了报道。
　　　不过，“少女潘晓”并不存在，这封读者来信实际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的来信加工合成的，署名“潘晓”也是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字合成的。
　　　1980年前后，《中国青年》杂志走进学校、工厂、街道开座谈会。一位编辑注意到了青年女工黄晓菊。黄晓菊初中毕业就被分配进了工厂；她相信爱情的纯洁坚贞，但遇到的却是背信弃义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但发现他们只是庸庸碌碌、整天为柴米油盐忙活的普通人。
　　　她非常失望地喊出了“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句话。
　　　另外一个编辑发现了一个男青年，他叫潘祎，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不幸的家庭给他造成了心灵上的巨大创伤。他身体不好，性格比较孤僻，不合群，甚至还自杀过。
　　　1980年5月，两位编辑向黄晓菊和潘祎约稿，后来将两篇来稿修改拼合，从两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可叹的是，现实比讨论还要复杂。黄晓菊因此而失业，后曾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干过发行，再后考入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担任资料员。不久便别家离子，只身南下，在《海南特区报》当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后来又闯深圳，当家庭保姆、客串电台主持人，最终回到自家门口干个体，摸爬滚打当上了服装店老板。
　　　另一个当事人潘祎在那场讨论之后从大学里“自动退学”，做过建筑工地小工，看过大门，在当装卸工期间曾入狱8个月，并在服刑中开始自学。出狱后参与出版发行工作，也在各类公司间频繁跳槽，最后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
　　
　　　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今日有网友在新浪微博上再次提及此事，彭兰教授对此评论道：
　　　这是当年的一次启蒙。今天我们不需要启蒙了，但是，却更困惑。　　　（注：有关材料转自互联网，略有字句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