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买过家用妇科臭氧机:国研中心主任张玉台：中国经济十问题需重点关注

２月２４日至２５日，２０１１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在山西太原成功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在讲话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２０１１年政策咨询工作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十个问题。现择要刊发。
２０１１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虽然我国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特殊状态向常规增长状态的转变，但经济运行仍将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充满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十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
问题一：关于２０１１年宏观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
第一，如何判断２０１１年的经济增长趋势？
影响今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中心宏观经济分析小组利用ＤＲＣ宏观经济景气监测指数和季度周期模型预测，２０１０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长短期调整的底部可能出现在今年一季度，２０１１年三大需求的实际增速均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预计全年经济增长９％左右，将略低于上年。
第二，如何判断今年的物价走势？
本轮物价上涨主要表现为食品和居住价格的上涨，但根本原因则在于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为当前物价上涨埋下隐患。除此以外，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还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特别是随着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的加剧，劳动力成本出现趋势性上涨。二是我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加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强化。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判断今年上半年ＣＰＩ上涨压力将明显加大，下半年略有缓解，全年涨幅可能将略高于去年。
第三，如何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２０１１年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表明在我国经济运行回归正常增长轨道以后，货币政策逐步实现由应对危机型向常规型的过渡。近期中央银行多次采用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对抑制物价上涨产生了一定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切实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如何深化改革，逐步释放流动性过剩压力，减轻对资产价格和消费价格的冲击；在部分产品对外依存度上升的情况下，如何应对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问题二：关于世界经济趋势和国际环境
第一，如何判断２０１１年世界经济发展走势？
２０１０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强劲复苏，增长率达到３．９％。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能否在新的一年继续保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均发布了对２０１１年的预测，不同机构的预测数值虽略有差别，但一致认为２０１１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复苏态势。去年年底举行的主要经济体央行行长会议也确认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外需复苏有利于我国继续扩大出口，今年我国出口仍可望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第二，怎样认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否还存在潜在风险？
世界经济复苏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不但需要密切关注存在的风险，还需要作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主要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稳定金融市场和恢复市场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救治老泡沫的同时是否会产生新的泡沫？
第三，如何抓住这场危机带来的机遇？
除了关注短期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更要以全球视野，深入研究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战略。全球金融危机是改革不合理国际经济治理的难得机遇，但需要研究，什么样的新治理结构才最符合我国的利益﹖如何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按照我们期望的方向演变？发展中国家一直是我们的盟友，但在与我双边贸易额超过１亿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中，我出口超过进口１０倍的发展中国家数高达４５个，这种格局如果不能尽快改变，中国和平发展就可能被发展中国家视为威胁而非机遇，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就会流于空谈。因此，我们需要着力研究如何真正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
问题三：关于农业形势和“三农”政策
第一，如何应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
由于旱涝等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不能低估今年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和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从国内看，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加、饲料业与食品加工业的发展等导致对粮食需求的刚性增加，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劳动用工价格、流通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另一方面，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并将逐步传导到国内农产品市场，也将加大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所以，稳定粮食生产、确保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对于稳定物价意义重大。为此，需要加强对国内农产品供求变化趋势、国际与国内农产品市场关系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
第二，如何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今年中央１号文件以水利为主题，特别强调要大兴农田水利，这既是保障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需要，也是促进整体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需要。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包括：如何确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属性？如何建立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新机制？如何统筹推进大中小水利工程建设？如何显著提高区域水资源利用能力和调节控制能力？
第三，如何解决“招工难”问题？
新年伊始，我们就遇到“招工难”问题，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情况尤为突出，并开始由沿海向内地扩散，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为此，要对各地“招工难”的情况进行密切跟踪，提出应对策略。其关键还是要研究如何创造条件，让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扎实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
第四，如何推进“三化”同步发展？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问题仍很突出。推进“三化”同步发展，其实质就是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切实改变农业农村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问题四：关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
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能保持多长时间？
我们在总结国际工业化、现代化规律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测算了未来１０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基本结论是：“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仍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长９％左右；五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触到“高增长的边界”而出现规律性回落，“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７％左右。
第二，中国到底会不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用反映购买力平价的１９９０年国际元计算，拉美、苏东等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其人均ＧＤＰ在４０００—７０００美元之间，是工业化进程被打断的“非正常回落”；而中国经济增长若干年后出现趋势性回落时，其人均ＧＤＰ应在１１０００美元左右，更接近于日本、韩国、德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速回落的情景，是一种“自然回落”。我们研究所引出的基本判断是，中国落入拉美、苏东等国家曾经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中国面临的真实挑战是什么？
我们现有的发展方式与高速增长有较强的适应性，有些方面还有独到优势，但随着发展要素及其组合条件的变化，其缺陷将日益凸显。最为突出的是，这种发展方式既推动了也严重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高速增长掩盖了不少低效率问题。一旦速度降低，与低效率相关的诸多问题将会暴露。可以说，中国面临的真实挑战，是如何应对伴随着经济增长趋势性回落而加剧的各种矛盾，使高速增长较为顺利地转入中速增长。
问题五：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第一，如何理解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
产业结构调整是个老话题，但新形势下有了新特点，这就是倒逼机制的日益增强。
一是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明显上涨。这一问题前些年已经暴露出来，在可预计的将来将更加凸显。这就意味着不仅在国家层面，也要在地方层面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和培育竞争新优势，东部地区结构升级的压力和紧迫性更加突出。
二是资源环境的压力持续加大，并面临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十一五”期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一定代价，才基本完成了预期的节能减排目标，但是结构调整对节能减排的贡献微乎其微，“十二五”时期必须在结构调整上取得明显进展，才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三是世界范围正孕育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最具战略意义的变化之一，是全球性的结构调整，发展新兴产业被发达国家视为复兴制造业、创造新竞争优势的关键领域。在新一轮竞争面前，我们不进则退，别无选择。
第二，如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升级的空间是巨大的。首先是附加值的提高，这就需要增加技术含量、提升设计、发展品牌、改善营销，实现价值链升级；其次是产品结构升级；最后是以节能减排为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推动传统产业特别是高耗能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加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第三，如何更好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新瓶装旧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这“三个创新”，要用新的思路和做法，通过系统性变革，把新兴产业作为深化体制改革的先行领域和试验田。
第四，如何实现服务业结构升级？
实现服务业结构升级，一方面要扩大服务领域的开放特别是对国内服务类企业的开放，增强服务业的活力；另一方面要解决事实上存在的相对于工业而言对服务业的歧视性政策问题，在税收、土地、准入等方面，为服务性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五，如何实现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转变？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依靠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关键要解决影响创新动力和效率的深层次体制问题，建设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机制和市场环境。各地的基础不同，应根据实际情况，创造集聚创新要素和激发其活力的环境，有效发挥现有创新资源的作用，吸引更多外部资源。
问题六：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
第一，区域经济格局将面临怎样的调整？
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优势日益显现及其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我国区域经济重心在不断向西和向北转移。另一方面，随着高速铁路的建设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要素跨区域的流动将更加便利，各地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经济带、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条件将更加优越。未来我国大中小城市将会呈现怎样的空间结构？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开展的一项研究提出未来构建２０个左右城市群。
第二，以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中西部外出劳动力回流为特征的“双转移”趋势的加强将带来怎样的挑战？
农民工的回归有利于减轻跨区远距离流动形成的社会成本，有利于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和人口的合理布局。但这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东部地区如何更好、更快、更平稳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如何避免低水平的产业同质化发展？
第三，如何加强跨行政区划的经济合作？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国内区域合作在不断加强，不少地区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流域治理、人力资源开发等展开了一些颇有成效的合作。但是，这些合作还不够充分，其主要问题是不同行政区之间的要素流动不充分、底线竞争现象普遍；各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产业选择、生态治理等方面没有很好地协调。如何有效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壁垒，如何消除政策碎片化的负面因素，如何平衡区域间利益和实现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如何在没有更上一级的行政权力干预下通过市场机制、经济激励而实现跨区域合作，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四，如何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一方面，“半拉子城镇化”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土地城镇化”的负面效果令人忧虑；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城市贫困现象蔓延、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城镇化不可逆转、大城市必然增多的发展阶段，特大城市如何应对人口规模调控？如何进行有效治理？这既是我们当前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
问题七：关于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第一，如何判断房地产市场运行趋势？
２０１１年房地产市场形势更为复杂，也将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从市场供求格局看，上半年供给将相对宽松，保障房的供给将明显增加，对商品房的投资、销量和价格都将产生一定影响。而力度不断加大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及近期持续加息的态势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会逐渐显现。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调整信贷结构的情况下，房地产信贷将趋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将使房地产市场运行趋向平稳，如无特殊因素，房价涨幅也将进一步呈平稳回调态势。
第二，如何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完善房地产宏观调控？
现阶段，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频繁大幅波动内在根源究竟是什么﹖有何特点﹖如何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通过完善宏观调控来熨平波动，以减少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对这些问题加强研究，将有助于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实施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完善宏观调控，提高政策实效。
第三，如何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搞好住房保障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所在。２０１１年，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为１０００万套，农村危房改造１５０万户，任务十分艰巨。保障性住房任务如何顺利完成、资金如何筹集、建设及管理主体如何设置；保障房的建设、分配、租金水平确定和后期管理、政府监管如何更加合理、透明和高效；不同保障方式之间如何有效衔接，减少社会波动；这些都需要在认真调查基础上加强研究，更好地解决住房保障这一重要的民生问题。
第四，如何建立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近年来，国家更加重视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建设。例如，住房供应体系的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房地产税收制度的调整、土地财政问题的破解等一些着眼于长远发展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有些方面的改革已开始试点和探索。要努力加强对这些长效机制以及房地产市场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研究。
问题八：关于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
“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难度大、个别地方出现“拉闸限电”等现象，并不是由于我国节能减排目标过高，更多的是由于体制机制关系不顺。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各省减排指标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一方面，由于能耗强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倒Ｕ型变化特征，欠发达省份大多正处在能耗强度上升的重化工业阶段，单位ＧＤＰ能耗强度下降潜力较小，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之间矛盾较为突出。另一方面，发达省份单位ＧＤＰ能耗水平相对较低，进一步降低能耗强度的潜力较小，节能减排难度也比较大。各省节能减排目标应综合考虑这两方面因素来确定。
第二，关于节能减排任务的实现方式和考核办法问题。目前考核办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灵活性。根据现有办法，各地必须严格按照设定的能耗强度下降指标进行节能减排，没有其他灵活的实现方式可供选择。这就加大了节能减排工作难度，也使全国节能减排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
第三，如何选择节能减排政策工具。节能减排政策工具，包括技术标准、行政管制、排放权交易、排放权跨省拆借、碳税、跨地区减排合作、碳汇，等等。在权衡这些工具时，不仅要考虑其减排效果，还要考虑能否使节能减排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不能单纯为了节能减排而节能减排。
第四，如何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目前各地进行低碳发展的热情很高，但如何避免“绿瓶装旧酒”，真正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尤其是在落后地区探索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模式，需要认真研究。
问题九：关于收入分配和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城乡、地区、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且有收入阶层固化的趋势；二是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非法收入尚未得到完全遏制，灰色收入没有纳入正常管理范围；三是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够理想，对高收入的调节不力，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保护和支持力度不足，甚至存在逆向调节。
这方面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探讨：
第一，关于对收入分配现状和变化趋势的判断。虽然社会各界对我国收入差距偏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是有共识的，但对于收入差距究竟大到什么程度，近年来究竟是在改善还是在恶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等，认识上分歧较大，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为决策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二，对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工具的评估。近年来，我们采取了一些调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政策，这些政策对收入分配产生了什么影响，程度如何，需要我们认真分析、跟踪研究，以便选择更合理、更有效的政策工具。
第三，关注影响收入分配的新情况、新挑战。一是老龄化因素。老龄化向我们提出了社会财富如何在代际间进行分配的巨大挑战，工资水平、退休金水平以及相关福利和公共服务制度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有待深入研究；二是城市化因素。公共服务以户籍人口而不是实际居住人口为对象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很可能导致传统城乡二元结构演变为城市内二元结构，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可能全面扩大甚至固化。我们需要积极应对这一挑战。
问题十：关于全面推进改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将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第一，要进一步深刻认识新时期加快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本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期，高增长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高增长也使一些人弱化了改革意识，误以为改革已经基本到位，改革变得可有可无。随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逐步下降和潜在增长率的逐步降低，以全面改革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就变得日益紧迫。
第二，要全面把握新时期加快改革的领域和重点。“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今后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改革的重点将会扩展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
第三，改革需要与体制机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改革到了深水区，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必须大力创新体制机制来化解矛盾和理顺利益关系，而不是回避矛盾和忽视利益诉求。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如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都需要从体制机制创新切入加以突破，才能打破改革停滞不前的状态。面对新阶段我国改革事业的这些新特点、新变化，我们应该深入探索改革新思路、研究改革新方略、设计改革新举措。
第四，在改革的新阶段，我们仍然应该研究和借鉴过去３０多年里推进改革进程的有益经验。第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调动各地的改革积极性，尊重首创精神。第二条重要经验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在这方面，各地可以总结已有的经验，加强相互交流，积极探讨符合各地实际、又具有开创意义的改革举措，使有关重要领域的改革有一个实质性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