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友 少年文学 征稿:福岛核电站“泄漏”了什么

    以4月4日福岛核电站开始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为临界，“没想到”的失控核泄漏发展至“不得已”的有意核排放，成为日本震灾的危机重心和国际社会忧虑的焦点：日本民众、舆论终于克制不住疑虑、恐慌和愤怒，抗议东京电力公司和政府不负责任的“暴行”；周边支援救灾的热情也在向批评日本“以邻为壑”、有违公德的失望情绪演变。

    作为一种反省，应该注意到，日本长期活跃着反核市民运动，而知识分子、新闻媒体揭露的事实证明，与成为自辩口头禅的“没想到”、“不得已”完全相反，核危机之人祸本来可以避免。因此，福岛所发生的不仅是核泄漏，其积极的意义可能在于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霉变和历史腐臭。

    核电站背后的保守政治

    人们往往不可思议，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且地震频发的日本，国民的反核价值观顽强，甚至“核过敏”，怎么会成为核电大国呢？

    “推进派”一般所列举的理由是：经济性优越，能效高，二氧化碳排放少。然而，这恰恰是“反对派”攻击的对象：核电站放射性废弃物数百年的管理费用以及发生事故造成的核污染损害，既是巨大的环境灾难，也将形成巨额成本。由于自然灾害、敌对袭击、官商黑幕交易、技术知识未达、工程质量缺陷、人为管理疏忽等多方面不可言无的问题，事故的潜在必然性决定核电“经济论”和“清洁说”是自欺欺人的虚构。

    事实正是这样。福岛核电站一号机组到今年3月已满一般设定的40年寿命而“老朽化”，尽管受到应当废弃的批判，东京电力公司却坚称可以“确保安全”运转60年，原子能保安院于2月认可延长10年。日本原子能开发机构负责人对媒体谈“老朽化”问题时，否定性地认为搞设备抗震性检查设施“就没完没了”。可见，所谓“安全”、“经济性”是以低级别地震、海啸的假设和强使“老朽”服役妄想为前提的。至于清洁性主张，在区域环境系统破坏、核尘全球扩散、海洋大排污的事实面前，已是不证自明的谎言！

    日本学者在这次地震前曾批评说，知识欠缺、官厅政治、电力幕藩体制决定了日本环境能源政策停留在化石燃料与核能中心的“20世纪范式”，难以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中心的“21世纪范式”转换。著名反核纪实作家广濑隆去年出版的《核反应堆定时炸弹》中更警告说：核电站会由于地震而失控，核辐射向周边扩散，形成“核电站震灾”。福岛应验后，他痛批政府、企业、媒体和御用学者隐瞒事实：请别再用“没想到”之类的话推托，一号机组运转40年本该废弃，百年前日本已有38米的海啸记录，无非是明知而“不想”罢了！他指责自民党和民主党都幻想核武器，而电力公司唯眼前利益是图，高唱“自主、民主、公开”原则的“和平核能”大发展，终于酿成“谁也不知道如何收场”的惨祸！

    核危机暴露真实的日美关系

    日本有识之士悲叹“谁也不知道如何收场”或是激愤之言；但东电公司把层层转包的“子孙”公司职员用于火线抢险，政府被批评故意“隐蔽”或推迟报告事态，领导人由誓言“必胜”转谈“长期化”，驰援美军退避80公里实施“朋友作战”，核电站一边高调堵漏一边大肆排污等等，如此乱象确实难料所终。但事实上，日本政府似乎“想到”过“收场”方式，即日美同盟救灾体制。在2008、2009年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方一再强调防灾合作，民主党政权还在“深化同盟关系”高度上把防灾、环境合作定义为日美安保体制的“新领域”和“新课题”。作为外交语言，双方达成共识，甚至写入日美安保条约签署50周年共同声明。但核危机证明：日本的算盘打错了。

    据《产经新闻》报道，日方考虑在发生严重核泄漏时要求美国特种部队投入清除作业，但对美方是否允许部队涉入危险区没有把握。日本高官甚至认为，美方有共享情报、监视日本的意图。

    很显然，一方不掩饰对“同盟性”的狐疑，另一方似乎难做“同盟状”的牺牲。

    这看来有些尴尬，但完全符合日美关系的逻辑。就在4月初美国特种部队到达日本之前，日本《每日新闻》刊出一条惊人的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上世纪60年代开发的“马克I”沸水型反应堆，70年代就发现了“失去冷却水将导致压力不可承受”的设计缺陷，但公司担心“卖不出去”而隐瞒真相。如此，反应堆为日本“和平”生产了40年电力之后成为“类原子弹”，证实了广濑隆的“定时炸弹论”。既然这颗“定时炸弹”由美国设计并被刻意隐瞒了“炸弹性”，既然“朋友”为了“生意”不惜卖给“定时炸弹”，那还会有真心实意地冒“生命”危险帮助救“炸弹”之灾的“朋友作战”吗？

    不可否认，通用电气公司负责人灾后来日本，表示“愿意提供各种援助”可能是某种亏心补偿；但日本媒体对法、美核电巨头接踵而至这样评论：“可以发现，他们的盘算是解决核电站事故以压住反核电舆论，同时找一找处理废弃核反应堆的商机。”

    总之，从制造“定时炸弹”到收拾残局，日本都是美国的商机。福岛核危机暴露了日美关系的深层结构。

    如何超越“战后最大危机”

    大地震发生了一个月，核危机依然看不到“收场”的前景；而日本政府日前终于宣布：福岛核泄漏程度与切尔诺贝利是同样的最高级七级。

    切尔诺贝利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转型，即俄罗斯民族的新生。日本政府也号召国民超越眼下的“战后最大危机”，创造“美好日本的新生”，向热情援助救灾的国际社会“答礼”。日本有着从战争废墟重建工业化、从军国主义天皇制实现民主化的非凡历史，完全可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但前提是认清，所谓“战后最大危机”究竟是什么？

    “战后最大危机”不是地震、海啸，而是理论上不知道被定于何时的“定时原子弹”对物质和精神的恐怖性冲击。从日本知识分子、大众媒体对福岛核危机的新闻挖掘和痛苦思考来看，“核电站人祸”是由国家资本主义传统和日美同盟体制决定的。美国控制日本隔绝与东亚邻国的战后和解，导致“邻国威胁论”成为日本保守政治的外交圣经，其核欲望被美国塑造为“和平核能”的商机；而保守政治想获得“和平核能”的利润，就以“官商国家体制”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核电站出口”战略，核电安全神话演变成“多重防护体系”的形式主义广告语。这就是福岛核危机漫长的战后“定时”过程。

    因此，日本超越“战后最大危机”的要义在于“终结战后”：实现东亚的历史和解，革除日美关系的依附性，重建民主政治和改造国家道德，从核幻想的工业经济向环境安全的知识经济转型，率先退出“核电站出口”竞争的新帝国主义商战。这一新日本目标的实现，是对国际援助最好的“答礼”，相信谁也不愿意再看到内创核辐射无人区、外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的“人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