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北京故居：买下三进大院只用15个月工资

时间：2011-04-15   来源：凤凰网   分享到：更多>>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2月12日第17版，作者：彭俐，原题：《在胡同中寻找鲁迅》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在胡同中寻找他的足迹具有特殊意义。鲁迅虽然生于绍兴，但他工作生涯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独属北京。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曾是京城的长住居民。14年胡同生活磨砺，塑造了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他的笔下也记录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历史、文化、风情。

很难想象中国现代史中没有了这位可敬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会是怎样，正是他的存在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前景辉煌。鲁迅之于北京，正像狄更斯之于伦敦，伏尔泰之于巴黎，爱默生之于华盛顿，福泽渝吉之于东京。但我们对他的研究途径却显狭窄而单调，似乎应从人才发生学、文学地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多角度来多加关照。

因此，今天的北京人未必都真正了解当年的北京居民——鲁迅的生活与工作详情，他是官员还是平民，是富有还是贫寒，是痛苦还是欢欣，是成功还是落魄?一句话，他的日子过得如何?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他的作品、思想、情感与观点的准确理解、认识。

鲁迅精神、思想与北京城市历史文化发展有怎样的关系，与建设“人文北京”的现实目标有怎样的契合，与北京人的文明理念、文化气质与家国情怀有怎样的渊源，在当今中国社会又具有怎样的价值、怎样的启示?诸多问题，都需我们慢慢梳理，深长思之。

收入《呐喊》、《彷徨》两集中的小说共计25篇全部在北京完成，一生800多篇杂文中的经典作品主要在胡同中撰写，同时他还在四合院里著有《中国小说史略》并播种了爱情。诞生在中国文化中的鲁迅文化，堪与皇家文化、仕人文化、民俗文化比肩，成为北京历史文化中一个重要单元。

行走京城不光用自己的双脚，更用眼睛、头脑和心灵。先又粗略通读了一遍《鲁迅全集》，特别仔细翻阅了三遍《鲁迅日记》(1912年——1926年居京)，然后才有了一点底气去胡同里寻访鲁迅故居(四处)：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赵登禹路路东八道湾胡同11号、白塔寺附近砖塔胡同84号、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

“鲁迅”和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在南半截胡同诞生

一晃鲁迅来北京工作也近百年了，那天是1912年5月5日。

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势，鲁迅住不进胡同。袁世凯当政，使得鲁迅不得不随本驻扎南京的民国政府教育部迁徙北京。他在蔡元培任部长的教育司做高级职员，月薪300块大洋。

寻找鲁迅当年落脚的绍兴会馆可费了不少周折。临近春节，寒气未减，大街上行人稀少，曾经——也就是二三十年前还店铺林立、人声嘈杂、热闹非凡的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带，如今只有一马平川的宽阔街道和两旁的几座新建大厦最惹眼。出租车司机指着空旷如大广场的菜市口十字路口说：

“咳，这就是菜市口。你说的南半截胡同我可不知在哪儿。你看看这哪儿还有胡同啊?”

——现而今，在胡同中寻找鲁迅是一种精神奢侈，想不到寻找胡同也成为物质奢侈。

“那就在大厦旁边停一下，我问问路人。”

始建于清朝道光六年(1826年)的绍兴会馆已变成大杂院，只剩下门口的标牌让人感到会馆曾经存在。寻不见昔日的“绿竹舫”、“嘉阴堂”、“怀旭斋”……鲁迅住过的“藤花别馆”也消失了踪影，而他后来移住的“补树书屋”三间，院里人告我仍在。

三拐五拐，来到最里面的一个小院，见古树一株、房舍三间。住户李亚华说：

“这就是鲁迅住过的‘补树书屋’，房屋的结构没有变。来这里寻访的人很多，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一位日本残疾人来过，也有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鲁迅在这里写了三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时，周树人首次使用笔名‘鲁迅’。绍兴会馆是鲁迅在国内工作时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一共住了7年半(1912年5月至1919年12月)。——这是我听来这里的鲁迅专家们说的。”

在中国近现代、包括古代文学家中，恐怕鲁迅是故居最多的一位吧。除北京以外，在绍兴、上海、广州、厦门，甚至在日本仙台都有鲁迅故居向游人开放。

毕竟，中国文人有很多，但鲁迅只有一个。

《阿Q正传》发表90周年，梦想八道湾胡同举办一次诵读会

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鲁迅买房了。4500块大洋买下新街口地区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三进大院。刚好用了他15个月的工资(月薪300块大洋)。

在鲁迅买房的前一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的月薪是8块大洋，已算是白领收入。当时一个像骆驼祥子一样的人力车夫月薪不过3块大洋。

八道湾胡同很是别致，它不像当初京城其他三千条胡同那样大多是直通通的，所谓“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拧麻花似的、八个弯弯的胡同恐怕绝无仅有。可惜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八道湾胡同的西口是赵登禹路，南口靠近新街口南大街。我怀揣一本厚厚的《鲁迅全集》，寒风瑟瑟中在一片已荡平的院落的瓦砾之间游荡徘徊，寻觅鲁迅在京的第二处故居——11号院，那样子一定很像唐·吉诃德。

一位外地务工大姐告慰我说：

“鲁迅故居，对，是11号院，没拆。据说是政府不让拆，保留下来了。前面，再走不远就是。”

鲁迅和他的母亲、妻子、两个弟弟等一大家人同住的11号院，已然在孤单单地屹立。可想而知，要不是内心笃定，要在北京扎根，做长久居民，鲁迅怎会变卖绍兴祖产，从千里之外将众多亲眷一并接至胡同中安家?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这座城市无言的感情。

院门显得狭小，走进院去，空间亦不大，被搭建的小棚子和堆积的杂物所占据。在鲁迅友人钱玄同眼中“像学校操场那样大的空地”已成虚幻，而鲁迅买大院子原只为侄子等孩子们能有玩耍的好地方。这时的鲁迅可再不是“猛将”和“斗士”了，只是个好长兄、好伯伯。

顺便提及，鲁迅虽然在母亲包办的婚姻中没有幸福，却忍辱负重地说：“(妻子朱安)是我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要好好待她。”尽管夫妻分居，却仍以礼相待。这又是鲁迅在其“硬骨头精神”以外至柔至顺、温和体贴的一面，为常人所忽略。

当初，鲁迅和母亲、妻子住在前院，弟弟周作人和日本籍妻子住在后院。胡适、蔡元培、郁达夫、沈尹默等文化名流常到此做客，而在《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邀约下，院子主人写出了描写心灵扭曲、精神残疾、意志堕落的国民性的、震惊华夏、影响也波及世界的小说《阿Q正传》(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

所谓波及世界，指小说被翻译成俄、英、法、德、日、意等多国文字，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赞誉“其文学技巧之高超与思想之深刻在于读到第二遍时仍然令人感觉其魅力诱人”。

今年，正逢《阿Q正传》发表90周年，中国人的精神较之闭塞、孱弱、萎靡的清末民初时代有大改观，但鲁迅倡导的“立人”的主张以及所推崇的具有坚强意志、真诚品性与超凡能力的“自大的个人”(而非自大的群体)的观点依然显得有点超前。

望着鲁迅曾住了4年零7个月(1919年12月至1923年8月)的11号院破旧的房舍，想着他再过百年也不会陈旧的新锐思想，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举办一场《阿Q正传》诵读会。正这样胡思乱想，撞上也来这里寻找鲁迅的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

女士说：

“我30年前住八道湾，离11号院不远，却不知是鲁迅故居。前不久从报纸上看到文章，才知这里要拆迁，就赶快来看看家，看看鲁迅故居。”

男士则慨叹：

一条最古老的砖塔胡同，一个大学生最时尚的去处

去寻胡同中第三处鲁迅故居时，发现自己没有记住详细地址，只知砖塔胡同(元代所建，名称未改)，忘了门牌号。这一疏漏却成全了我的采访，确认鲁迅诟病的国人善于“忘却”的习性留存与否。

别说寻鲁迅故居，就是在西四大街上寻砖塔胡同都费劲。好不容易遇到一位路熟的：“你沿路东走，到了‘巴黎’，一个叫‘巴黎’的婚纱还是美容厅，就往胡同里拐。”

进了砖塔胡同东口，挨家挨户打听，想知道鲁迅在2011年春节——这一历史节点所享有的知名度。小店铺、小旅馆内营业员一听“鲁迅”一脸茫然，用怪异眼神盯住我细看。

约至胡同中段，见一门面、厅堂、楼宇都还可观的招待所信心大增，疾步上前：“鲁迅住过这儿么?(指附近)”柜台前一位皮衣裤女子很肯定地说：“没鲁迅，没有，我来这里有一段时间了，我们这儿没鲁迅。”

斜对面，是一家医疗诊所，于是我寄厚望于医生：“鲁迅住在哪儿?他在这条胡同住过的。”戴眼镜、很斯文的白大褂很礼貌地说：“我们这儿可是诊所呀，这——你该去问街道居委会!”

就找居委会，不行再找派出所。

我沮丧地问一小食品铺小外地农村女店员：“街道居委会在哪儿?”按其指点出了店门，回头有一搭无一搭地又问：“对了，你知道鲁迅故居吗?”

——“前面，84号。”

真是喜出望外。

84号，在胡同西头儿。

正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一个太不起眼的小民居，门口的小卖部也显寒酸，门边“牛奶箱”的字迹模糊，我面前的鲁迅形象却高大、清晰。感觉它比绍兴会馆、比八道湾大宅院更像是鲁迅的家(1923年8月至1924年5月)。它比北京留下的数十座王府更显富丽堂皇，因为“君子居之”。我们不知是鲁迅使胡同增添光彩，还是胡同成全了鲁迅。但鲁迅是草根文豪不假，他始终站在穷苦大众一边说话，反抗暴政与强权，鞭挞黑暗与腐朽。

人们早已熟悉的“祥林嫂”的形象构思，就是在这几间寒舍里。暂住的9个月时间，鲁迅写出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四篇小说，并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文艺会)、《未有天才之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两篇著名演讲。想必是看了《祝福》或读了演讲词，今日的大学在校生才慕名来此观瞻。

看过鲁迅故居，我仍好奇，何以小店铺小姑娘知晓84号?回程再访，她说：“每到暑假，总有些大学生三五成群来这里，问得多了，我也就知道鲁迅住在哪儿了。”

永远的西三条21号，永远值得珍重的“民族魂”

胡同中，鲁迅的最后一个故居，也是永远的故居，因为它已经成为鲁迅纪念馆的一部分。

走出地铁四号线西四站，在沿街一家粥店向服务员问路。正在喝粥的一位大汉高门亮嗓：“你是找鲁迅故居吗?出门右拐，见到白塔再往前不远就到了。我家亲戚就住鲁迅故居附近。”

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是一座玲珑小院，你在胡同中找不到同样格局的四合院。它原本只有普通的五六间破旧房屋，鲁迅自己设计成带有小巧后花园的宅院。起名“老虎尾巴”的小单间作为鲁迅的单身卧室及书房，只有几平方米，设在堂屋的后面，由隔扇隔开，玻璃窗户朝向花园，甚为别致。也是鲁迅别出心裁的创意。

袖珍型的整座建筑包括精致的室内设计，明显受到日本民居讲究空间利用效率的影响。院子里最惹眼的，是两株主人在80多年前亲手种植的丁香树，四月就繁花如雪，馨香扑鼻。春天游人们都喜欢在树下留影，沾染些文豪富裕有加的文气，也寄托对“民族魂”的思念。

这是鲁迅用800元钱购置的房产，装修反倒花了1000多元。无论如何，鲁迅都算是高薪阶层，但他把钱都花在书店和古文物店了。无人封其为藏书家，却藏有线装书900余种，7000余册，明代前版本21种;平装书800多种，1000多册;外文书700余种，900余册。更收藏有上万件艺术品。

鲁迅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人，他的金钱观在当时是超前的，属于能挣会花型。他幽默地在日记里将钱称做“泉”，泉是透明的、流动的、润泽的，并不是浊物或阿堵物，善加利用，可利己利人。他对青年的告诫是“生存、温饱、发展”，非常实际，不唱高调。他在胡同里就是这样生活的，先是一个教育部的好职员、学校的好讲师、报刊的好撰稿人，然后才是所谓“骨头最硬的人”。

他在自己营造的、充满生活情趣的21号院(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待的时间并不长，却留下了篇篇吟咏北京风物的美文，那是只有在胡同里住过的人才有的感受。《秋夜》：“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雪》：“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雪花……”

人们印象最深、谈论最多、最见文人骨气与先生性情的文章是《纪念刘和珍君》，与其论文《摩罗诗力说》对照读更有意味：“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正是这样一篇祭奠“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的慷慨文字，因锋芒直指段祺瑞政府残暴杀害女大学生的事实，使得作者不得不辞别他已经视之为家的胡同，远离北京，南下广州、上海生活。

就在鲁迅离开北京的这年——1926年，他还为青年读书做过一番忠告，那是因《京报副刊》的征求而写的短文：“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解，想做点事……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鲁迅是怎样成为鲁迅，为了在胡同中再见将生的鲁迅，我们该做些什么?

中国历代的读书人有很多，堪称“民族魂”的只有鲁迅一个。

鲁迅，是这座具有三千年城市史、八百年建都史的城市——北京，最伟大的居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