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外教:抗战胜利后留在中国搞建设的日本军勤人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数众多的空军、铁道、医疗等方面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中国，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日本资深飞行教官

以林弥一郎为队长的飞行大队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队，拥有一批资深飞行员和教官。战后，有300多名日本关东军飞行队员，加入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帮助中国培养第一代飞行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林弥一郎的部队被抗日民主联军包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抗日民主联军代表只是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没有使用“解除武装”字眼。

“投降仪式”很特别，林弥一郎率领部队到达指定地点，看到只有一张旧木桌子，一个武装人员都没有。抗日民主联军代表让他们把武器放在地上，他们在毫无屈辱的情况下放下了武器，然后被分派到各农户住宿。

两天后，抗日民主联军代表请林弥一郎赴宴，当听说他是飞行队长时，这位代表喜出望外，请他帮民主联军培养飞行员。

林弥一郎没想到自己能从“战俘”的身份变成共产党的飞行教官。他提出了“飞行教练有下达命令、执行纪律的权利，支持未婚者成家”等要求，民主联军指挥员爽快地批准了。

1946年3月1日，林弥一郎被任命为飞行主任教官，教学工作很快展开。在航空学校，林弥一郎的训练出了名的严厉。张积慧是当时最好的学员之一，在放单飞时只出了点小毛病，就被林弥一郎卡住了。别人都不理解，林弥一郎说，身为教官如果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员、对中国不负责。

在林弥一郎的精心指导下，张积慧的单飞放得非常成功。当时，因条件所限，学员一般只飞行十几个小时就可以放单飞。正是日本教官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使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人成长为闻名世界的空军英雄。

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3年半，林弥一郎和他的部下亲手培养了160名飞行员，这批学员后来成为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1949年开国大典，参加阅兵式的23名飞行人员全部来自东北老航校。

1954年，日本飞行员回到日本，由于日本右翼的迫害，他们生活非常艰苦，不少人很怀念老航校的生活。为了纪念那段特殊的日子，林弥一郎组织了“航七会”，在日本各地设有7个支部，会员达1000多人。

林弥一郎于1999年8月14日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航七会”会员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称他是一位中国人民永远尊敬的空军之友。

日本技术员奔赴大西北修铁路

战后，有800多名日本铁道技术人员，在甘肃参加了两年建设，开通了天兰线。

天兰线是连接天水与兰州的铁道，施工特别艰难。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建设新家园急需铁道来运送物资。

1951年春，担任电器技师的市冈希夫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任何路线原始资料，连画设计图的专用笔都没有。

另一位技术员川上三治负责建施工人员的宿舍，一天，有人告诉他，他测量过的地方有当地老百姓的墓地，所以他不得不重新找地方。此后，他每到一处都要仔细确认有没有墓地。

曾经在“满铁”齐齐哈尔铁道局负责机车技术的南谷正直负责修理汽车，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只英国产的焊接器，但他看不懂英文说明书。南谷心想:作为“满铁”来的堂堂工程师，不懂焊接器的用法岂不丢人。于是他查字典搞清楚了使用方法，顺利完成了工作。

牛岛泰兴负责工程验收，他严格按照当时苏联的工程标准来考察每个项目。有时他提出的意见对方不听，他觉得很苦恼，认为周围人对他这个日本检验人员有抵触情绪。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说:“你们要听我的，是毛泽东让我留下来的。”

1952年10月1日建国三周年之际，天兰线提前8个月通车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在铁路沿线欢呼雀跃，毛主席也发来了贺电。日本技术人员在车站欢送首发列车出站，喜悦心情难以言表。铃木一雄等人还作为代表乘上了火车，他说:“作为工程的一分子，我由衷地自豪。”

1953年3月12日，日本技术人员离开天水，回国那天，很多人不禁眼眶湿润，难舍这块黄土地。回国后，他们于第二年成立了“天水会”，50多年来每年都举行聚会，还与天水市政府取得了联系，为天水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日本医生几乎走遍全中国

战后，3000多名日本医务人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走遍全中国救治伤员。

日本卫生兵藤田良德1940年11月随侵华日军来到吉林省安图县，在牡丹江陆军医院工作。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他在逃跑途中染上伤寒，幸被当地百姓发现救活。病好后，他在当地安顿下来，与另两位医生开设了一个诊所，为当地老百姓看病。

1946年，藤田的诊所收归地方政府，3位日本医生成为领取工资的外籍医生。

当地政府官员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留下来为中国革命服务。藤田第一次放弃了归国的机会，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前线救护工作。

第二次放弃归国机会是1953年，当时藤田已与中国同事刘桂兰结为伉俪。按有关政策，如藤田归国只能一人回去，但他舍不得妻子，同时认为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因此自愿留了下来。

第三次是1958年，这时藤田已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医术和医德也声名鹊起，患者慕名而来，宁愿多等一会儿也要挂他的号。有的患者说:“只要藤大夫给看病，我就一百个放心。”

1975年5月29日，藤田回到阔别36年的家乡，在日逗留了半年后又回到安图县。1980年，藤田因病去世，他的后事完全由当地政府操办，参加追悼会的人纷至沓来，共同悼念这个为安图县作出无私奉献的日本医生。

在中国战地结婚

浅野芳男1916年出生于东京，1941年接到征兵令后弃商从军，被编入陆军第一师第二野战医院。不久，他随医院到达当时黑河省的孙吴。不久，日本关东军将医院改名为北安临时医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初，苏军接管了北安日军医院。不久，几位抗日民主联军的人来找浅野，劝他为抗日民主联军做事。当时，浅野对他们的劝导有些抵触，因此没有答应。后来，经过一位日军军医做思想工作，1946年9月，浅野终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医疗队伍，开始了新的人生。

一开始，浅野和一些日本军人还私下里讨论为什么日本战败，如何进行日本复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中国同行的共同工作，相互之间逐渐增进了了解和感情。

为了照顾日本医务人员的生活，东北军区作出决定，日籍医务人员凡是自愿并经批准，均可结婚。当时浅野已经31岁，他与原来一起工作过的日籍护士大竹菊枝相爱。1947年9月初，浅野向医院领导提出了结婚申请，并希望将大竹调到克山医院工作。

领导立即同意调动，批准结婚，并为他们操办婚事。医院为他们预定最好的饭店，安排车辆，布置婚礼会场。院长夫人还为新娘找来旗袍，把她打扮得像中国新娘一样。浅野做梦也没想到，一个过去的日本兵竟受到中国同事这样深切的关怀。他捧着结婚证书，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年，浅野夫妇喜得一女，他们在工作上更加努力，在感情上和中国“同志”更贴近了。

1953年7月6日，浅野携妻小回到阔别12年的日本。两个月后，他加入日中友好协会。1992年，浅野因病去世，他把大半生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日中友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