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喜欢我 第三季 云盘:我的死于文革苦难的父亲、母亲

我的死于文革苦难的父亲、母亲·王颂昌

2011年3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3084

   我的父亲王熙甫，字化民，1901年生于河北省昌黎县（今属乐亭县）。1919年五四运动时父亲正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办的北平海关税务专门学校（简称“税专”，属大专院校，当时外贸和海关税务方面的最高学府）读书。我成年后父亲曾亲口对我讲过，5月4日那天他也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可到天安门时，一辆运水的独轮水车恰巧在他身旁突然翻倒，把他的长袍洒得精湿，他只得回学校去换衣服，故没能最后冲进赵家楼。税专毕业后父亲到海关就职。1929——1930年曾到英国实地考察海关业务一年，在40年代先后任秦皇岛海关（姐姐就出生在秦皇岛，故名颂秦）、天津海关（我就出生在天津）、北平海关副税务司（相当于副关长），1946年11月调任当时谁都不愿意去的、偏远的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海关代理税务司，父亲单身一人离开北平飞赴新疆任职。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会跳舞（母亲说父亲偶尔和她跳舞时总是踩她的脚），在旧社会官场上是一个古板的正派人。

我的母亲杨开秀，1910年生于广东省梅县。我的外公杨志澄是日本士官学校六期生，1908年12月毕业回国后一直追随北洋军阀陈宧。1914年陈宧率冯玉祥等三个混成旅去四川任督军，外公任四川督军署总参议（中将军衔，三、四把手的样子）。1916年四川本省军阀王陵基率部围攻成都，因带去的三个混成旅均不驻成都，陈宧只得把在成都的部队临时拼凑组建成一个旅，任我外公为旅长，但因是临时拼凑的部队，故与敌稍一接触就溃散了，陈宧随之下台，外公就随陈宧回北平作寓公了。母亲是长女，外公在母亲14岁时就去世了，但还留下一些房产和积蓄，所以母亲幼年时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1935年母亲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母亲因为是杨家的大小姐，人又长得漂亮，再加上大学毕业，追求的人不少。但母亲最后还是高不成，低不就，直到1939年29周岁时才与父亲结婚（在旧社会这可真是太晚婚了），作了续弦（父亲的元配于1936年病故，鳏居三年后才与母亲再婚）。因外公早已去世，所以父母结婚的女方证婚人就是外公的上司兼好友陈宧（风烛残年的陈宧在当年晚些时候就病故了）。

我的大舅杨元生，1912年（民国元年）生于广东省梅县，故取名“元生”。母亲和大舅是一母同胞的姐弟俩，只相差两岁，感情非常好，长得也很像。大舅三十年代初考上南开大学商科，毕业后也进入海关。舅妈黄和英（清末外交官黄锡铨的四女儿）与大舅结婚时还不到18岁，她视母亲为敬畏的大姐（母亲年长舅妈7岁）。舅妈的五妹黄甘英（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妹夫张文松（1966年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教育部部长）都是1937年就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四十年代，当时已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父亲为刚从老区回到北平的年轻的张文松夫妇担保，给他们介绍了工作，以掩护他们从事地下工作。按说这门亲戚和我们已经有点儿远了，但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当时实际上却走得比较近，我们几个也都随表哥叫他们为五姨、五姨父（大舅虽是弟弟，但结婚却比母亲早，所以大舅的孩子反而比我们几个都大）。1947年春大舅由北平海关调往台北基隆关，母亲依依不舍地从北平专程亲送外婆、大舅及舅妈全家至天津码头分手。当时母亲和大舅都还只是三十几岁的中年人，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就是永诀了，一条深深的台湾海峡永远地把他们姐弟分开了。为了照看大沙果胡同的房子，大舅、舅妈临走前和张文松夫妇商妥，请张文松全家搬来大沙果胡同居住，一直到1948年秋张文松夫妇离平去解放区为止。

1948年底父亲由迪化飞回北平休假，带回了罕见的哈密瓜，我们当时虽尚年幼，但对此都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的平、津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父母为拖家带口、孩子又小（我最小，48年才5岁）是留平还是南下曾犹豫不定。父母当然知道张文松夫妇是共产党，而且已是共产党相当级别的干部，就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说“四哥（父亲年长张文松18岁，在王家大排行老四）的海关业务专长共产党也是要用的”，因此父母最终决定留下，迎接解放。

解放后父亲作为旧海关人员留用，1949年4月被任命为天津海关常务税务司，后并被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他的海关业务专长为新中国服务，我们全家也随之搬到天津。几年以后，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海关专业人员逐渐成长起来，父亲于1953年被调离天津海关，到北京海关总署任专员，从此脱离海关第一线业务，我们全家也就搬回外祖父在北京西单大沙果胡同的旧居。1959年父亲又被调离海关总署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去教英语，完全脱离海关业务，变成一名只要会英语就能干的普通英语老师，这实际上宣告了父亲作为旧海关留用人员使用价值的终结。1960年该校由北京迁至张家口，父亲单身一人随校去张家口。解放后，父亲一直工作积极，真心拥护共产党，特别是调到解放军外语学院后，更是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对为部队培养外语人才充满了热情，父亲的教学受到尉级军官学员们的普遍欢迎，多次受到部队领导的表扬。父亲并向部队领导热切表达了希望能参加解放军的愿望。1965年大四暑假我到张家口解放军外院住了一个月——我当时不知道这一个月就是我今生今世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时光（当时母亲已退休，也在张家口陪伴父亲）。幸亏我去住了这一个月，它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最后和父亲在一起的美好回忆，并使我对父亲最后工作的环境有了亲身的感受。在父亲就餐的校官食堂里（当时部队领导给父亲定的是按上校级待遇）和整个学院校园里，就只有父亲等几个屈指可数的老教授不穿军装，其余到处是清一色的军人。在和父亲短短的一个月共同生活中，我能深切地感觉到父亲期盼能早日穿上一身绿军装的那份拳拳之心。

1966年文革风暴突然袭来，张文松作为北京“黑市委”的重要干将首当其冲，夫妻二人双双被抓进秦城监狱。顺藤摸瓜，我父亲被康生亲自点名、作为“被张文松包庇的坏人和美国特务”于1967年2月22日深夜，被由北京彭真（张文松的姐夫是彭真）专案组（属中央第三专案办公室）派出的人在张家口逮捕，并立即押回北京。据母亲事后对我说，逮捕时是半夜，母亲在里屋问父亲：“熙甫，看清楚逮捕证上是你的名字吗？”父亲镇定地说：“开秀，你放心，我做的事情我知道。”这就是相濡以沫、相亲相爱28年的父母最后的诀别。从此父亲杳无音讯。父亲为什么被抓？父亲犯了什么罪行？父亲被关押在哪里？我们亲属全都不知道，无处问，也不敢问。

父亲被捕后，母亲一个人回到北京，作为“反革命家属”，接下来的是她生命中最后两年多漫长的提心吊胆的艰难岁月。1966年我和哥哥同时大学毕业（哥哥幼年时因病耽误了两年），1967年分配时，因父亲的问题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被分配到外地。唯一在京的、从1964年起就在北京工业大学任教的姐姐也被下放到外地农场劳动，北京只剩下我家的老保姆杨秀英大妈陪伴着孤零零的母亲。（老保姆是安徽芜湖人，解放前就来到我家，解放后她参加了工作，是国家正式人员。但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老保姆无儿无女，68年我到山西工作后，几乎每年的两个假期我都回北京陪伴她，直到93年她以85岁高龄去世）父亲的案子因为是附属于彭真专案，所以追得很紧，几乎每隔三差五就有几个专案组人员来家蛮横地提出若干问题，勒令母亲写材料交待，并限定时日，几天后就来取。68年、69年我放假回京共三次（69年秋假因二十年大庆限制进京而未能成行），每次都能见到这些人来家逼问母亲，都是让回忆三、四十年代父亲在海关时的某些事情的具体细节，诸如哪年哪月到机场都带了几个箱子，带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见了什么外国人，说了什么话等等。几十年前的事情谁能记得清？母亲写的材料他们不满意，他们就让母亲反复读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说母亲不老实。母亲本来就胆小，哪见过这阵势。于是整天揪着心，精神极度紧张，几乎要崩溃。每好不容易送走一批材料，母亲就又战战兢兢地等着，不知哪天专案组的那些不速之客就又要登门，这种任人宰割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母亲曾沉痛地对文革中唯一一位还有来往的女子文理学院的同窗好友说：“慧生，我真恨不得马上就得个暴病死了！”（母亲去世后，北京女五中退休语文老师、共产党员陈慧生阿姨亲口对我讲的）好端端的一个人竟被逼得不想活了，这是什么世道？也许是母亲前半生积了阴德，一语成谶，不久母亲真的如愿以偿：1970年1月5日深夜，母亲突发心肌梗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离开了这痛苦的人世。当时我们弟兄姐妹几个都不在北京，老保姆哭得泪人一样，不知该怎么办。还是热心的仅一墙之隔的邻居著名京剧演员、言派老生毕英琦（在京剧电影《杨门女将》中扮演采药老人）跑到街上拦了一辆汽车，就近把母亲送到白塔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后，无奈推入医院太平间。热心的老毕又到六部口电报大楼给我们弟兄姐妹几个都打了长途（当时给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打长途是很困难的），告知母亲去世的噩耗。

我1966年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1968年4月被分配到山西省翼城县中学任教，1970年1月时我已被下放到一个生产大队的七年制“戴帽中学”（就是把已缩短为五年的小学和已缩短为两年的初中连在一起的学校，这是文革中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一个特有产物）教初中。1月6日上午好心的校长婉转地告诉我：“王老师，你家有急事，你收拾收拾赶快回北京吧！”我还以为是因林彪“一号命令”母亲要让我回京帮她疏散呢，因为母亲就在前两天的来信中才刚刚提到现在北京备战气氛浓厚，作为“反革命家属”她肯定是第一批疏散对象，所以我也没太以为然。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朴实的农村老师同事们都纷纷进来还我钱（在那所小学校里，只有我一个大学生，除校长外，我的大学生实习期工资42.5元是最高的），有的甚至只是几块钱、几毛钱。我正在对他们说我并不急用钱时，突然一个平时总在一块儿打篮球的有点儿愣头青的老师从外面猛地推开门进来冲我说：“王老师，听说你妈死了？”正围在砖炉子四周烤火陪我的老师们一下子都不说话了。静了片刻，我笑着说：“你别瞎说了，哪有那事儿！”1月6日后半夜我悄悄启程，踏着厚厚的积雪披星戴月跋涉10里山路走到县城，天才蒙蒙亮，赶上每天只早晨发出一班的长途汽车先到侯马，再转火车（慢车）到太原，再转火车（快车），1月8日早晨回到北京。当我从10路汽车民族文化宫站刚一下车，看见等在车站、两眼已哭得通红的姐姐时，我才知道我最亲爱的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赶到白塔寺人民医院太平间，母亲已经整整在那里躺了三夜两天！我扑上去抱住母亲，把脸紧贴在母亲冰冷的面庞上，任泪水流淌，但儿子再多的惦念，再多的话语，也都已无缘向母亲倾诉了……，这刻骨铭心的一幕，事后我曾赋《七律》一首作永久的纪念：

寒冬残腊进京仓，   入耳惊雷失萱堂。

挺挺孤身冰彻骨，   瞑瞑双目唤难张。

恨无再起须臾刻，   徒有衷肠痛满腔。

母爱他生重乐享，   涓滴愧不报汪洋。

母亲1970年1月含冤去世时还不满60周岁啊！有时我想，76年就打倒“四人帮”了，1979年父亲的“问题”就平反了，要是母亲能再坚持一下该多好……，不，六年，九年，太长了，母亲等不了了。母亲实现了她最后的愿望：不给儿女增添一点儿拖累，自己一个人走了。这是多么伟大的母亲！母亲终于解脱了，母亲终于不用再受那无穷无尽的煎熬了。

1972年4月底，我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接到姐姐“父病危速归”的电报。五年多没有音讯的父亲终于有了消息，但这消息却是——病危。哥哥、姐姐都是共产党员，只有我一个是“白丁”，又工作在最基层，我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立刻请假回京，去最后探望我“反革命”的父亲。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北京是4月30日。第二天，5月1日上午我到专案组指定的地点复兴医院去见专案组人员（我当时已离开北京在山西偏远的小县城生活工作了四年多，孤陋寡闻，哪里知道北京复兴医院虽对外名为“医院”，其实就是秦城监狱患病犯人服刑的地方）。我先谨慎地向专案组头头请示，能否把母亲已去世的消息告诉父亲，但该头头却神秘地微笑着不置可否。我还天真地以为，既然是到“医院”见面，父亲大概会躺在一张洁白的病床上等着我。不想我被带进的竟是一间只有8平米左右的空屋子，被剃了光头（父亲原来是背头）、也被摘去了眼镜的父亲孤零零地躺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的一副担架上（显然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刚刚抬过来的），两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我一进屋，周围一圈站着的专案组人员全都用眼睛直盯盯地看着我。我走到父亲跟前，父亲并无任何反应。五年多来父亲天天面对的都是这些专案人员的严厉审讯，他怎么会想到今天他的小儿子竟会突然来到他的面前？见父亲毫无反应，我才意识到父亲近视眼被摘去了眼镜，根本看不清。于是我蹲下，单腿跪在父亲面前，凑近父亲。这时一位矮个子专案组人员竟用手在腰间比划了一下，不屑地说：“67年他爸被捕时这家伙才这么高。”（我身高1米79）我一听，愤怒已极，一时竟忘记了我“狗崽子”的身份，猛地站起来，用手直指着那人的鼻子说：“你胡说八道！1966年我就大学毕业了！”专案组头头赶快叫这人出去了。这时我再蹲下，把脸贴近父亲，父亲终于认出了我，眼角慢慢变得湿润（干枯的眼睛已经没有眼泪可以流出来），嘴角又蠕动了一下，想说话，却没有声音。我这才知道父亲竟然已经不能说话了！父亲一定是想向他的儿子倾诉这五年多来的冤屈和苦楚，但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我真不明白，父亲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不能让他的儿子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来探视他? 面对已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的父亲，我怎么能再忍心把母亲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告诉他老人家，我只能辛酸地含着眼泪哄骗父亲说：“妈妈她——很好。”这可能是父亲在濒临死亡时最后得到的一点安慰，但父亲怎么知道，他的“竹修”（母亲的字）其实早已在天国等候他了。这就是我和父亲最后的见面。1972年7月4日，父亲瘐死狱中。

1979年9月父亲的“问题”终于平反，恢复名誉。当然，平反总比不平反好。但我想，平反其实只是对还活着的死者的亲属的一种安慰，但对于死者，这迟来的平反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死者的生命已被永远定格在那无望申雪的沉冤和无处诉说的屈辱之中了。

我大舅1947年到台湾后一直在海关任职。50年代末，外婆在台湾去世，大舅通过在香港的朋友辗转给母亲送来几张外婆的祭奠仪式和葬礼的照片。在台湾举办的这一切，当然都完全是中国旧式的。照片我也见过，记得有外婆的灵位，有挂满挽联、挽幛白白一片的灵堂，还有披麻戴孝泪眼汪汪的大舅的单人特写，等等。试想，人生还有什么比自己的生身母亲去世却不能去见最后一面更大的悲恸？可是母亲看着那一张张照片，只是无声的啜泣，什么话也没有说。后来（还没有到文革），这几张照片就不见了，估计是母亲偷偷地把它们销毁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和台湾有联系可是十恶不赦的“通敌”大罪，谁也不愿意去惹那个麻烦。这是大舅去台后唯一一次与他至亲的姐姐的联系，还是间接的。1972年大舅从高雄海关税务司的职位上退休后去美国与两个儿子团聚，在大洋彼岸颐养天年，安度晚景。1975年大舅寿终正寝，长眠于美国田纳西州，唯一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没能再回他的广东故土和他中、青年时代生活、居住过多年的故都北平看看。1979年中美建交，身居美国的舅妈终于等到了可以回大陆探亲的一天。1982年春节前夕，舅妈在阔别北平35年后回到了她熟悉又陌生的北京，我也专程从山西赶回北京与舅妈见面。舅妈是和她的哥哥黄中孚（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享有盛名的清华大学足球队著名主力，外号“黄牛”。后长期侨居美国纽约，八十年代后多次回国参加清华校庆，2001年95岁时仍健在）作伴一起回来的。与我们兄弟姐妹同在北京站站台迎接他们的还有一位端庄的老妇人。我记得很清楚，黄中孚一下火车就大步向前，紧紧握住这位老妇人的手说：“琪嫂，你还是这样美丽！”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端庄的老妇人就是文革中去世的北伐名将黄琪翔的遗孀郭秀仪（黄琪翔是舅妈的堂兄）。第二天，舅妈终于回到了她年轻时居住了十几年的西单大沙果胡同3号“杨寓”旧居，与我们兄弟姐妹欢聚、便餐、合影，亲情依旧，物是人非，感慨万千。我拿出文革抄家后幸存的几张四十多年前大舅、舅妈风华正茂时的老照片，请舅妈一一指明拍摄的地点和当时的情景，舅妈并特意在照片背面为我题字：“颂昌贤甥留念，一九三六冬影于中山公园，一九八二农历元旦补书”。

我的两位表哥在美国都是学有专长的终身教授，改革开放后多次被邀请回国讲学。他们也都曾带着他们的孩子回到过他们幼年时生活的大沙果胡同旧居。他们的孩子看到多年来被爷爷、奶奶、爸爸魂牵梦绕的北平旧居竟然是如此破烂不堪的大杂院，回美国后在作文中竟这样写道：“我再也不要回去了！”（1994年这个破烂不堪的大杂院也被轰然一声夷为平地，在原处拔地而起的是气派现代的工商银行总行大楼，北京又一个古老的胡同四合院群落永远地消失了）。是啊，大舅、舅妈那一代由大陆去台的人，都对生他（她）、养他（她）的大陆有着至死也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表哥们这一代，去台时虽尚年幼，但毕竟对大陆也还留有儿时的一些记忆，对大陆也还藕断丝连；但表哥们出生在台湾甚至美国的下一代，对大陆就完全没有任何感情了，他们已经是外国人了，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意相信父亲真的已经离我们而去，我总觉得父亲好像还活着。我不知多少次梦见父亲又回到大沙果胡同来了，他还是那么年轻、（我上大学时，同学们有一次到我家来吃饺子，见到父亲，都说父亲根本不像六十多岁的人）那么神采奕奕。有好几次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噩梦，惊吓醒来，一身冷汗，但毕竟在梦中又见到了父亲，还是稍有一丝快慰。可从梦中回到无情的现实，更让人无限的怅惘。

父亲生前曾在海关总署工作，母亲生前在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工作。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海关总署大楼（“中国海关”）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大楼（“中粮广场”），不知怎么那么凑巧竟然就肩并肩紧邻着坐落在北京站口东路南的东长安街上。我每乘公共汽车路过这里，都会深情地目视着这两座建筑——它们就仿佛是父母手拉着手微笑着站在那里看着我，我的眼圈禁不住就会湿润起来。

每当我想起父亲最后五年一个人在狱中遭受的、我们子女永远也无从知晓的苦难以及母亲和大舅这一母同胞的亲姐弟两人后半生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心里就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是否对他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也曾有过些许悔意？我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但我想，年复一年地直到生命尽头——整整五年半——面对着冰冷的铁窗，要说“无怨无悔”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也许，在父母1949年决定留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他们后半生的悲惨命运。如果当时的决定是不留下来呢？……，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父亲平反后，我们才把父母的骨灰从新都存放在他们曾多年生活、工作过的天津（哥哥、姐姐后来也都定居在天津）。父亲是行政13级干部，属高干，骨灰存放在他那个级别专用的较宽敞的屋子里；母亲是一般干部，没有资格入内存放，他们死后还是不能团聚。2007年秋，我们在天津蓟县元宝山庄陵园为父母购买了一块墓地，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庄严肃穆地举行了父母骨灰的合葬仪式。父母自1967年在张家口凄惨生离，历经40年，终于在这里骨灰相聚，入土为安。我们向父母的墓碑默默地深深三鞠躬，愿父母冤屈的灵魂在九泉安息。

按中国传统，恰逢母亲的百岁冥诞，谨以此文献给我死于文革苦难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