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娃娃完整版 下载:人类需要产生的本原及其产生的特点

　　人类需要产生的本原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需要也在不断扩张。一些需要的满足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幸福;而另一些需要的满足却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痛苦，甚至完全误入反自然、反人类的自我毁灭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反思人类的需要，分辨出哪些需要是合乎自然的、必要的、有益的、实在的、合理的、能够增加人类幸福总量的需要;哪些需要是反自然的、不必要的、有害的、虚浮的、非合理的、增加人类痛苦总量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探求人类需要的本原。提前死亡的抽象原因关于人类的自然寿命，现代科学研究总结出三种推算方法:

　　第一种，性成熟期推算法。认为哺乳动物的自然寿命为其性成熟期的8倍～10倍，而人类的性成熟期为14岁～15岁，人的自然寿命应是112岁～150岁;

　　第二种，生长期推算法。认为哺乳动物的自然寿命为其生长期的5倍～7倍，人的生长期为20岁～25岁，人的自然寿命应是100岁～175岁;

　　第三种，细胞分裂周期推算法。认为人类从胚胎到成人、再到死亡，其成纤维母细胞可进行50次左右的有丝分裂，每次周期约为2?4年，以此推算人类的自然寿命应为120岁左右。尽管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结论大体一致，人类的自然寿命至少在100岁以上。

　　截至2008年年底，全世界现有百岁以上长寿老人34万，占全球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五;我国现有百岁以上长寿老人1?78万，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是十万分之一点三。这就是说，全世界有99?99%以上的人都没有活到自然规定的寿限而提前死亡了。人的最终结局都是死亡，谁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但是值得深思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死与瓜熟蒂落不完全相同。人的死倒是有点像旱死的麦苗，如死于饥饿的人;有点像被蚜虫啃死的白菜，如死于疾病、瘟疫的人;有点像被冰雹打烂的西瓜或者被大风吹断的大树，如死于战争、地震、矿难、车祸、意外中毒、触电、跌落、溺水、失火、自杀和他杀的人。每种疾病都有具体的病因，每个人的死也都有具体的死因。医学、生物学、心理学、遗传学会对这些具体的病因和死因做出科学的解释。如果能从哲学的层面上抽象出一个科学的能够涵盖一切提前死亡具体原因的抽象原因，不仅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解决提前死亡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正确地认识人类需要产生的本原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更多地相信唯心主义宿命论，即命中注定。这是早期人类形成的观念，传承至今，根深蒂固。相信命中注定固然也有许多好处，如有劝善的积极作用;将死之人就不会过分恐惧死亡;活着的人也容易从亲人死亡的痛苦中摆脱出来。然而，相信命中注定也有许多弊端，既然寿数是由老天爷提前就定好了的，那就不是我自己操心的事了。于是乎，贪财的，不分白昼去赚钱;爱美的，忍饥挨饿去瘦身;好名的，拼着性命争第一。更有甚者，一些人吃、喝、玩、乐，竭其所欲，想怎么快乐就怎么快乐。病了，也不听医生的劝告，烟照抽，酒照喝，油腻的东西照吃，打麻将通宵达旦。事实上，这些行为都是在积累死因，许多人就是这么死的。可见，信了命中注定，容易使人走入生命的误区。因此，解释一切死亡的抽象原因，除了命中注定的观念而外，非常有必要再找出一种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我们认为，死亡的抽象原因可以概括为生因缺失。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原因，一定的原因必然造成一定的结果。有的原因可以造成多种结果，有的结果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然而，有一种原因可以是两种相反结果的原因。一种结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存在而造成的;另一种结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缺乏和丧失而造成的。例如，光的存在是我们看得见的原因，而光的消失是黑暗降临的原因。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就是这样，人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维持和保障人生命存在的原因的存在;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维持和保障人生命存在的原因的缺乏和丧失。所谓生因是与死因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就像我们说死因是指死亡的原因一样，生因是指生存的原因。所谓生因缺失，就是指维持和保障人生命存在的原因的缺乏和丧失。任何一个人由生到死的过程，实质上都是一个生因缺失的过程，也是一个死因积累的过程。生因缺失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眼前的，也有长远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如果按照性质分类，主要的基本的生因缺失可以分为物质生因缺失、安全生因缺失、认知生因缺失、环境生因缺失。实际上，人几乎都死于生因缺失。唯有生因缺失才能准确地涵盖一切提前死亡的具体原因。

　　物质生因缺失与提前死亡从中外历史上看，大部分提前死亡应当归因于物质生因的缺失。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代和地区，有限的物质生活资料始终不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正如达尔文的著名论断:物种能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环境资源则不能满足这一增长速度。因此，供给不足、短缺、饥荒、饿殍遍野的痛苦情景曾经在历史上经常地、普遍地发生。即便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死于物质生因缺失的现象依旧非常普遍。据我国第三次居民死亡原因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和不同区域死亡率差异较为明显。农村高于城市19%;中、西部城市分别高于东部城市22%和25%;中、西部农村分别高于东部农村13%和15%。说明由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决定的物质保障程度及医疗条件与死亡率具有密切的相关性。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显示，2004年全球共有5880万人死亡，接近一半的死亡人数是60岁以下人口。在高收入国家，2/3的人寿命超过70岁;在中等收入国家，近半数人寿命超过70岁;在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1/4的人能够活到70岁。全球每年约有一千多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其中99%在中低收入国家。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8年各国平均寿命排行榜显示:在男性寿命排行榜上:圣马力诺的男性平均寿命为80岁;日本、澳大利亚、冰岛、瑞典和瑞士的男性平均寿命为79岁;加拿大、以色列、意大利、摩纳哥和新加坡的男性平均寿命为78岁;法国、新西兰和英国等国的男性平均寿命为77岁;德国的男性平均寿命为76岁;古巴和美国的男性平均寿命为75岁……中国的男性平均寿命为71岁(列第50位);非洲塞拉利昂的男性平均寿命为37岁，为全球最低。在女性寿命排行榜上:日本的女性平均寿命为86岁;摩纳哥的女性平均寿命为85岁;安道尔、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圣马力诺、西班牙和瑞士的女性平均寿命为84岁;加拿大、冰岛和瑞典的女性平均寿命为83岁;德国的女性平均寿命为82岁;英国的女性平均寿命为81岁;哥斯达黎加、丹麦和美国的女性平均寿命为80岁……中国的女性平均寿命为74岁(列第80位);非洲的斯威士兰的女性平均寿命为37岁，为全球最低。全球生活在最富裕的国家与生活在最贫穷的国家，两者国民的平均寿命差距超过40岁。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则是塞拉利昂，每10万名产妇中就有2000人死亡。高收入国家人均寿命之所以长，是因为在高收入国家，不存在食品短缺和饮水安全问题，政府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和体育事业搞得比较成功，人民保健意识强，各种生因缺失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填补;低收入国家人均寿命之所以短，是因为在低收入国家物质匮乏，人民经常吃不饱肚子，饮水困难，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物质生因缺失，且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填补。最高收入国平均每人医疗保健费超过6000美元，最低收入国每人只有20美元。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寿命存在着正相关。发展经济是填补生因缺失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才有可能使更多的生因缺失得到及时填补，使更多的合理需要得到满足。人均寿命是反映一个国家人民幸福程度最重要的标志，因此，要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十年人均寿命的差距，从而使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月10日)。安全生因缺失与提前死亡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人类重要的生因，战争和动乱是人类重要的死因。从中国历史看:从公元前770年东周开始到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经历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灭六国、陈胜吴广起义、楚汉相争长达564年的内战;从184年黄巾起义到618年唐朝建立，经历了三国鼎立、西晋八王之乱、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隋末农民大起义等长达434年的混战;从874年唐末农民大起义到1279年元朝建立，期间经历了五代十国及宋、辽、金、西夏、蒙古相互之间长达405年的军事对抗;元末和明末爆发的大起义虽然历时不长，但战火遍及全国各地，战争空前惨烈。由于战乱频繁，人民饱经磨难，直接或间接死于战争的人不计其数，每次大的战乱都会造成人口锐减。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中国有5959?5万人口，在此后的15个世纪里，由于战乱不断，人口始终未能突破这一数字。西晋灭吴后，全国人口只剩1600余万。直到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人口才勉强突破6千万，达到6069?3万人。只是到了清朝，由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任明君140余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基本国策的执行，到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全国人口迅速增加，接近4亿。自嘉庆后，由于皇帝昏庸，官员腐败，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导致内忧外患接踵而来。1862年(清同治元年)，在太平天国起义临近尾声时，全国只剩下2?55亿人口，减少了1?4亿。《简明中国历史词典》，第603～60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为什么中华民族如此多灾多难?根本原因在于皇权的私有性质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而，在封建专制制度条件下，不可能建立起多数人对少数行使公共权力的人的有效监督，因而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机制。

　　从世界历史看，伴随着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沙俄帝国、日耳曼帝国、大日本帝国的兴起和衰落，侵略扩张的战争历时数千多年延绵不断，此起彼伏。每一次大的战役都会使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青年死于非命。帝国铁蹄所到之处，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世界史就是战争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人类互相残杀的历史。尽管引起战争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体系的缺失，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各国都要为自身的安全和生存负责，都要竭力发展军事实力，这就必然导致军备竞赛甚至战争。实力强大的专制独裁者都想通过战争，建立一统天下的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社会从来就没有一个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机构及其有效的保障措施，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正义势力来维持世界的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成立了国际联盟，但这个组织形同虚设，没有对法西斯给予及时有效的制裁，终于导致了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取了数千万人的生命。二战以后，联合国的成立，使人类历史上真正有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机构，有了一系列维和的制度安排和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人类的理性和正义居于支配地位，开始对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从而使得国际安全秩序的缺失得以填补。因此，除局部战争外，世界基本上太平了60年，全球人均寿命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国际安全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不合时宜的国家主义传统观念还严重存在，对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和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的认识依旧严重缺失，极端民族主义者无视人类的整体利益，经常打着爱国旗号恣意妄为，破坏国际法，故意制造地区冲突。联合国的权威还不够高，国际社会还不是一个熟练运转并能自动保持平衡的有机整体，因而地区冲突不断，大战的威胁依然存在。往昔，战争已经给人类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人类似乎还没有从战争的噩梦中惊醒过来。虽然，当今世界经济已经实现了一体化，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但军备竞赛继续逐步升级，战争威胁依然暗流涌动。在元素铀的发现和核裂变原理的发现对人类生存已经构成毁灭性威胁的时候，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执意坚持制造原子弹，从局部来看，扬了国威，但是，从全局来看，正在从根本上制造包括本民族在内的全人类的生因缺失。一旦核战爆发，全世界的人有可能全部提前死亡。核扩散实质上是将人类创造的巨大财富用之于人类的自我毁灭。此外，独裁者、恐怖组织、狭隘民族主义者、分裂势力在不间断地制造出一幕幕人间悲剧，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提前死亡了。目前，全世界最动乱的国家是阿富汗，而新生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也是阿富汗，平均每千名新生婴儿中有165人夭折。旱、涝、瘟疫、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也是造成人类大规模提前死亡的重要原因，中世纪欧洲鼠疫大流行几乎使1/4的人丧命。过去，人们相信天人感应学说，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帝对于人类违反天理的行为的惩罚和警示。其实，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也是人类自己认识和预防自然灾害能力的缺失造成的。如果不是，现在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为什么会大大减少呢?日本是地震多发的国家，但是，在日本，地震造成的伤亡和损失相对要小得多，原因就在于日本防震减灾工作做得特别好，安全方面的生因缺失得到了很好的填补。其他国家的防震减灾工作如果达到了日本的水平，死于地震的人数必然会大大减少。责任事故是当今社会造成提前死亡的重要原因。全世界每年发生工伤的死亡人数为110万人，我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达到10万以上。责任事故原本都是可防可控的，死于各种责任事故的人，无一例外的都是责任人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措施的缺失造成的。

　　据报道，全球每年遭暴力死亡的人数为56?3万，中国各类刑事案件死亡人数年均近7万人。社会治安形势之所以日趋严峻，说到底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及其相关配套措施的不太完善造成的。我们还缺失遏制两极分化、失业率上升、道德滑坡、腐败蔓延以及预防犯罪的更加有效的手段。综上所述，凡是和平稳定的时期，经济就发展，生因缺失就减少，人均寿命就提高;凡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和社会动荡的时期，经济就萧条，生因缺失就加剧，提前死亡率就上升。横向上看，越是社会安定的国家，生因缺失就越少，因而人均寿命就越高;越是社会动乱的国家，生因缺失就越严重，因而人均寿命就越低。因此，必须要维护世界和平，必须要维护社会稳定，必须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认知生因缺失与提前死亡认知生因缺失是指认识上的生因缺失，是指对生命运动基本规律及其相关科学知识的无知。认识上的生因缺失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提前死亡原因。美国生物学家坎农的体内平衡理论揭示了人类生命运动的基本规律。按照坎农的观点，体内平衡就是指有机体维持血流和血温在正常状态的一种无意识努力。人的生命要经常保持在稳定健康的状态，必须使血液中的水、糖、纤维、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氧和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一直保持在正常值的范围内，使人的血液温度持续保持在正常的水平上。体内平衡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倘若人的体内平衡一直能够很好地维持下去，人就能活到自然规定的寿限。由于人类的感觉具有规定的阈限，所以，人对生因缺失的感觉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人察觉不到以纳克、皮克为单位的弥漫在空气、水和食物中的细菌病毒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人虽然具有发达的大脑，但人的大脑不能生来就通晓万事万物。由于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因而，从学习和实践中获得的认识也是极其有限的。面对整体联系又不断变化着的自然界和人类自身，人类的认识还显得十分幼稚。人们在需要的选择上往往是茫然的，在很多情况下，感觉和认识不到较为复杂、较为隐蔽的生因缺失。普遍的情况是:人易于感觉和认识到局部的生因缺失，而难以感觉和认识到全局的生因缺失;易于感觉和认识到眼前的生因缺失，而难以感觉和认识到长远的生因缺失;易于感觉和认识到表象上的生因缺失，而难以感觉和认识到实质上的生因缺失。这就使得人类很容易犯顾此失彼的错误，即为了填补局部的生因缺失，结果造成全局的生因缺失;为了填补眼前的生因缺失，结果造成长远的生因缺失;为了填补表象上的生因缺失，而制造了实质上的生因缺失。从客观上来讲，了解生因缺失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虽然，当血液中营养缺失的时候，有机体会通过启动饥饿感告诉我们该吃东西了，还会通过味觉引导我们尽可能去吃含有缺失营养成分的食物。但是，有机体自动调节的能力是有局限的。人的血液构成极其复杂，仅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各有几十种，血液构成的极端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仅凭饥饿感和味觉感知到血液中究竟缺失了哪种成分及其缺失的量。食物的品种又非常繁多，包括谷类、豆类、蔬菜类、水果类、干果类、畜禽肉类、鱼虾类、蛋奶及蜂产品类和调料及饮品类，每一类都有好多品种，不同的品种含有不同的营养素。人很难通晓所有食品的营养含量。此外，有机体自动调节的能力不仅是有局限的，而且是有缺陷的。例如，人类对甜的和富含脂肪的食品有一种内在的偏好，满足这种偏好，容易患上肥胖病、心血管疾病和其他富贵病。人们往往爱吃自己熟悉的几种食品，如兰州人爱吃牛肉拉面，西安人爱吃羊肉泡馍，银川人爱吃羊杂碎。人们对味道特殊或不熟悉的食品则缺乏兴趣，这也容易造成体内营养失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既不知道血液中各种营养素的构成及其人体每天的需要量，也不知道各种食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及其含量，我们对维持体内平衡的认识是严重缺失的。因此，我们很难根据血液中营养成分的缺失状况来正确恰当地安排自己的饮食。许多人现在手中并不缺钱，但缺乏保持体内平衡的知识和意识。生活的盲目性是无数人很早就背离了体内平衡的轨迹，提前逐渐地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在我们的文化中和生活习惯中也存在着大量不符合体内平衡的认识和观念。有些人生活过度节俭，以为只要有饭吃，就能活下去。他们不知道在人的血液中，任何一种营养成分的长期缺失，都有可能导致疾病或死亡。长期节衣缩食过度节俭的生活，必然会造成营养不良。血液中蛋白质缺失，人体肌肉、内脏、大脑、骨骼的更新和代谢就难以正常进行。纤维、糖、脂肪、维生素及微量元素严重缺失都会造成体内失衡，产生机体连锁反应，诱发各种疾病并导致提前死亡。与之相反，有些人则把更好的生活理解为吃肉喝酒的生活。长期的大吃大喝、饮食无节制，必然导致营养过剩而引起疾病或死亡。据统计，我国目前死于营养过剩性疾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死于营养不良性疾病的人数。死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和酒精性、脂溢性肝硬化的人，大多都与营养过剩联系在一起。人是有机体，每一个要素都是相互作用的。绝大多数人对人体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部联系的认识少之又少。人们除了对科学饮食的认识严重缺失外，对情绪的认识及其内部联系也同样严重缺失。有些人爱发脾气，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动肝火。这种人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和肝病，少有长寿者。因为，人在发怒时大脑会分泌一种有毒化学物，对大脑、心脏、肝脏都会造成损害。许多人由于认知生因的缺失，长期生活在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缺乏锻炼或者情绪低落的状态中，导致了肌体免疫力的下降，致使病毒和细菌乘虚而入，滋生蔓延，侵蚀肌体。死于各种癌症和各种炎症的人大多都与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免疫功能的缺失联系在一起。人们习惯上把因疾病死亡看成正常死亡，而把非因疾病死亡看成非正常死亡。事实上，它们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死于生因缺失的提前死亡。区别仅在于属于个人责任的绝大多数疾病死亡的原因可以归于认知生因的缺失。如果大家都重视养生，经常钻研养生知识，单位和社区经常普及相关知识，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形成一种逐步提高保健意识的社会氛围，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对体内平衡认识的盲区中走出来。日本比中国人均寿命高出十多岁，重要原因在于日本科学养生知识的普及工作比我们做得早也做得好。我国的高僧、道士及宫廷御医大多都健康长寿，就是因为他们深谙养生之道。对长寿老人的研究结果表明，长寿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很好地参悟并遵循了生命运动的规律，都有一套维持体内平衡的养身之道。均衡营养、坚持不懈地运动锻炼、充分睡眠和良好心态是长寿老人共同的生活习惯。由此可见，寿命长短并非命中注定，而是事在人为。认识上的生因缺失如果得到及时填补，行动上就能自觉遵循体内平衡的法则，人就会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身体就可以健康，寿命就可以延长。环境生因缺失与提前死亡砍伐或者烧毁森林可以增加耕地，从眼前看，这样能够生产更多粮食。但是，长远的结果却是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土地寸草不生，中东地区的荒漠化就是这样形成的。地球森林面积曾经达到76亿公顷，现在只有36亿公顷，全球森林面积正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羊绒加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带动了草原山羊牧业的迅速发展。从眼前来看，牧民和企业增加了收入，消费者提高了生活质量，政府也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从长远来看，过度放牧使得水草肥美、风光无限的草原迅速地退化为干旱的荒漠，牧民成为生态难民。砍伐森林和过度放牧的最终结果是，全世界的人都要遭受因荒漠化的迅速蔓延带来的各种灾难和痛苦，这种痛苦还会累及子孙后代。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不当的人类活动以及气候变化导致占全球41%的干旱地区土地不断退化，全球荒漠面积正以每分钟1公顷的速度逐渐扩大。我国荒漠化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目前，全球有110多个国家、共10亿多人正遭受土地荒漠化的威胁，其中1?35亿人面临流离失所的危险。全球每年因土地荒漠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420亿美元。持续荒漠化及其由此造成的干旱是非洲人大量提前死亡最根本的原因。

　　水是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生命之源。然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使得含有化学品、死亡有机物质、重金属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矿山污水、垃圾以及各种肮脏、有毒、有害的物质不断地、大量地排入清洁的江河湖泊或渗入地下，越来越多的江河湖泊在发黑、变臭;越来越多的地下水正在积累毒素。清洁水--这个最基本的生因出现严重缺失。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世界80%的疾病是由于饮用水被污染造成或加剧的;每年有2500万儿童死于饮用被污染的水引发的疾病;每年因水污染而感染霍乱、痢疾等传染病的人数超过500万。由于饮用水污染而导致的疾病多达一百多种。水污染已经成为导致提前死亡的隐形杀手。土壤是一切生物的营养来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生因之一。粮食、蔬菜、水果要靠土地生产，肉类畜禽也基本上是靠植物饲喂出来的。但是，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塑料、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放射性核元素、病原菌、病毒及异形生物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土壤系统，使土壤污染不断加剧，无公害土壤严重缺失。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有毒的土壤里生产出来的植物本身就是带毒的，这些植物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损伤人体组织细胞，成为肿瘤、白血病和遗传障碍等多种疾病的诱发因素。量大、面广、持久的土地污染，给整个生态系统带来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土壤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在持续不断地增加，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土壤在持续不断地增加，无论我们在食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环节采取多么严格的监管措施，都难以使食品安全问题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我们虽然赶走了食品短缺的索命鬼，但又引来了食品污染的索命鬼。食品污染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正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清洁空气对地球生命的生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近几十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增长，为了谋求发展速度位次的前移，引进了大量发达国家严格禁止的污染项目，致使大量的工业废气排入大气之中，许多城市白天已经看不到蔚蓝的天空，夜晚已经看不到明亮的星星。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圈成了空中垃圾库和毒气库。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吸入含有污染物的空气，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而患上了过敏性鼻炎、上呼吸道炎症、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冠心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癌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而提前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空气污染每年大约造成全球200万人早死，其中一半以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大气污染除了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外，还造成酸雨、臭氧层破坏和气候变暖而带来的更为深重的灾难性后果。除了大气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外，室内装饰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对室内空气的污染也成为造成不少人提前死亡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每年有10万人因为室内空气污染而死于哮喘病。中国每年因室内空气污染导致超额死亡(比历年平均死亡人数多出的死亡)人数达11万人，超额门诊、急诊病人达65万人。《农民日报》2006年8月29日。森林、清洁水、清洁空气和原生土壤是基本生因，它们的缺失会使越来越多的人提前死亡，它们的缺失程度的持续加剧，会使整个人类的生命指针指向毁灭。人类生存的根基一旦被动摇、被腐蚀，多么富丽堂皇的幸福之塔最终都会崩塌。胡锦涛同志指出:经济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还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加强对土地、水、森林、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1月27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是科学发展，要看在最终的结果上是填补生因缺失还是制造生因缺失，任何制造和扩大生因缺失的发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

　　综合前面谈到的四个提前死亡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死亡的前面，总是先有生因缺失。生因缺失出现了，死因就像影子一样接着就出现了。生因缺失如果得到及时填补，死因随之就消失了。普遍的情况是:生因缺失越小，出现得越迟，填补越及时，人的寿命就越长;生因缺失越大，出现得越早，填补越不及时，人的寿命就越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不存在生因缺失，便不会有死因的出现。因此，如果要从最本质的意义上抽象出一个科学的能够涵盖一切提前死亡具体原因的本原，那就是生因缺失。找到死亡的本质根源，确立生因缺失的观念，有利于引导人们自觉遵循生命运动的规律，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有利于引导人们正确地选择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基本生存需要与生因缺失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万能的自然赋予我们人类各种神奇的功能--感觉、意识、思维和行动，都是为了实现生存的目的，我们都在听从自然本能的支配而竭尽全力朝着自然规定的寿限艰难前进。既然提前死亡的本质原因是生因缺失，那么为了实现活着的目的，人就得千方百计地填补生因缺失。缺失是客观存在，需要则是意识对缺失的主观反映。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直接产生于物质生因缺失、安全生因缺失、认知生因缺失和环境生因缺失，其他一切需要都间接地由其派生。因为提前死亡的本质原因就是人类需要产生的本原。婴儿为什么要啼哭?为饿而哭，为渴而哭，为热而哭，为冷而哭，为病痛而哭，为惊吓而哭，一句话，为生因缺失而哭。人体对生因缺失的第一反应是自动的，在生因缺失持续时，无意识的自动调节会通过一系列对感觉器官的刺激，促使人们通过有意识的行为去填补生因缺失，恢复平衡。例如，当血液中开始缺失某种营养成分时，人体会首先通过细胞能量转换自动合成缺失的成分。当血液里的营养成分缺失达到一定程度时，肝、胃、肠和脂肪细胞就会向下丘脑的摄食系统发出信号并开启摄食系统。此时，当血液中水缺失，人自然会有渴的感觉，并产生喝水的需要;当血液中糖、蛋白质、维生素、脂肪或其他营养素缺失，人会自然出现饥饿的感觉或馋的感觉，人就会产生对面条、肉、蔬菜、水果或其他特别想吃的食品的需要。如果吃东西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缺失就得不到填补，饥饿的痛苦会不断加剧，迫使人不得不为此而想尽一切办法。最新的生物学研究成果显示，只有当摄入的食物在胃里达到规定量，即缺失得到填补的时候，肠中会释放出一种叫做类胰升血糖素肽-1的停吃信号介质，随着血液进入下丘脑，负责停吃的餍足系统开启，吃东西的欲望才会停止。[美]库恩著，郑钢等译:《心理学导论》，第459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还例如，如果气温升高了，身体表面的血流量就会自动增加，人就会出汗，从而导致体温降低;如果气温降低了，身体表面的血流量就会自动减少，毛孔紧缩，防止热量外泄。当气温升高或降低，分布在全身感应温度的神经末梢就会向大脑传递过热或过冷的痛苦感觉信息，大脑就会把意识切换到解决热或冷的问题上来。热了就减衣服、开空调、去乘凉、去避暑;冷了就加衣服、放暖气或生火取暖。同样的道理，当人患病达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会出现痛的感觉，于是就会产生解除疼痛的需要。当受到威胁的时候，人自然就会出现恐惧的感觉，于是就会产生安全的需要。人类除了具有感觉和填补生因缺失的无意识自动调节机制而外，还有认识和填补生因缺失的有意识主动调节机制。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就是这样，是在人感觉或意识到生因缺失的情况下产生的。人类之所以能从动物界走出来，之所以能创造如此辉煌的文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类比其他动物能感觉和认识到更多的生因缺失，并有更多的办法来填补生因缺失。感觉和认识到某种生因的缺失，求生的本能会促使人产生填补缺失的愿望。除了因人体内部生理驱力而感觉到的需要而外，人还通过学习、实践和科学研究能认识到更多的生因缺失，并产生相应的需要。例如，中医在与死神斗争的经验教训中，能通过脉搏的跳动认识到某种生因的缺失和相应的救治办法，从而使人们产生对某些中草药的需要或针灸按摩的需要;西医则是通过解剖学、影像学、生物化学和实证研究，更加准确地认识到患者体内某种生因的缺失，并产生对手术或某种药物的需要;当人们认识到运动的缺失对健康非常不利并有可能对生命构成威胁时，就会产生散步、打乒乓球、练太极拳以及参加各种各样运动锻炼的需要;当人们感觉或认识到愉悦心情的缺失对健康的损害时，就会产生唱歌、跳舞、看电影等各种各样能够愉悦心情的文化艺术活动的需要;从战争和动乱的教训中，人们认识到了国防稳定等安全保障的缺失，从而产生了对国防的需要，对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对通过和谈解决国家之间矛盾和争端的需要，对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需要，对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由此可见，无论是内部生理驱力产生的，还是外部刺激产生的，无论是人与生俱来固有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所有合理的生存需要都毫无例外地产生于生因缺失。

　　基本生存需要在人类的所有需要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如此。那些认为在富裕的国家，在和平社会，生存需要已经不怎么重要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把生存需要仅仅理解为与生死攸关的极度饥饿，而把生存需要的满足仅仅理解为极度饥饿的解除。他们没有看到生因缺失的普遍性，没有看到生因缺失是如何把人们一群一群地赶上死路。事实上，生因缺失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生因缺失具有复杂性、多样性、持续性等特点，迫使人们必须为恢复平衡，满足生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人为什么希望得到更多的金钱?因为有了更多的金钱就有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更好的生活实质上无非是更多生因缺失的填补。从某种意义上说，积累金钱就意味着积累生因，而积累生因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在生因缺失时予以填补。正因如此，为了追逐金钱而引发的一系列需要也必然归因于生因的缺失。例如，从对土地的需要、对种子的需要、对肥料的需要，到对联合收割机的需要;从对厂房的需要、对棉花的需要，到对纺织机械的需要;从对地皮、砖头、水泥、钢材的需要，到对民工的需要;从对道路的需要、车辆的需要，到对市场的需要，如此等等，还有更多的需要都是瞄准他人生因缺失而引发的需要，并最终赚到更多金钱以满足自己生因缺失而引发的需要。由此可见，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产生于生因缺失，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应该是为了填补更多的生因缺失，满足人们因生因缺失而产生的各种需要。非生存需要与生因缺失除了与生存直接相关的基本需要而外，其他的一些需要从表面上看，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似乎与生因缺失无关。但是，人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有机体，任何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整个人的需要的满足，各种需要都有着内在的联系，非生存需要间接地产生于生因缺失。首先，由生因缺失产生的生存需要的满足是其他需要赖以产生的基础。当一个人的生命不存在时，他的一切需要均不存在;当一个人长久处于饥饿状态时，他的全部能力会投入到获得食物的努力中去;当一个人病魔缠身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解除病痛获得健康。只有当饥饿和疼痛解除的时候，只有当生命威胁被推远以后，其他需要才会接踵而来。因为生存需要是其他需要的载体，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是其他需要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正如树根是树枝的本原，也必然是树叶的本原一样，生因缺失是基本生存需要产生的本原，也必然是建立在基本生存需要基础之上的高级需要产生的本原。其次，由生因缺失产生的生存需要的满足是高级需要产生的目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较高级的需要是由生因缺失以间接的方式衍生出来的。例如，受教育的需要以生存需要为目的并服务于生存需要。受教育的需要源于增长能力的需要，增长能力的需要源于就业和增加经济收入的需要，增加经济收入的需要则是源于生活的需要，即对更加丰富的营养、更加舒适漂亮的衣服、更加宽敞明亮的住房和更好的医疗条件的期望，归根结底是为了填补更多生因缺失。这就是为什么家长下大工夫督促自己的子女拼命学习的原动力。受教育的需要还源于提高道德素养的需要，提高道德素养的需要则源于防止坠入罪恶深渊的需要。鼠目寸光的家长看不到人生道路上的陷阱，忽视德育，孩子由娇生惯养开始，继而蛮横无理，继而任性妄为，继而为非作歹，继而图财害命、杀人越货，一批又一批的恶少就这样不断地涌现出来，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祸害。他们在制造他人生因缺失的同时，也在制造着自己的生因缺失。由此可见，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多填补生因缺失，少制造生因缺失。人是有机体，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相互作用，共同维系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对亲情的需要、对爱的需要、对友谊的需要、与他人沟通交流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得到他人认可的需要以及审美的需要，也都是以生存需要为基础，并服务于生存需要的。因为人不能离开他人单独生存，人只有在互相联合中才能生存。一切情感需要都是由生存和生殖目的派生并为其服务的，因而必然要受到有机体奖惩机制的制约和支配。因此，这些情感上的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人就会像缺乏维生素、蛋白质一样，照样也会成为病人，成为疯子，甚至会死。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当人长期处于焦虑、抑郁、寂寞、悲伤、恐惧、失眠状态时，唾液、胃酸、胆汁、甲状腺素、肾上腺素的分泌会出现紊乱，会直接导致许多疾病和死亡。近些年来，因为精神原因引发的病死率、自杀率和精神病发病率在大幅度上升。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内地目前忧郁症患者已超过2600万人。转引自《宁夏法治新报》2007年4月16日。深圳居民(成人)精神疾病总患病率高达21?19%，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不同程度的存在轻型精神病、犹豫、焦虑、失眠、神经病、重型神经病。《深圳晚报》2007年3月17日。同过去50年相比，全球每年因自杀而死亡的人口增加了60%，每年大约有100万人自杀身亡。《科技日报》2007年9月12日。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需要的缺失也是一种生因的缺失。

　　那些为信仰、为理想、为团体、为社会和为他人而活着的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超越自我的行为也都肯定出于某种填补他人、社会共同体或者全人类生因缺失的考虑。马克思之所以创立共产主义，是因为他看到绝对贫困化使无产阶级活不下去了。李世民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推行了均田制，做到了让老百姓都有田可种，有饭可吃。当代社会，为发展经济做出贡献的人，无一不是为了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无一不是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为发展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无一不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谋生的本领和技能;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无一不是为了愉悦人心，填补精神生因的缺失;为环保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无一不是为了减少死因;为发展国防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无一不是为了民族生存安全的保障;在政治上最有成就的人就是把上述这些方面的事情安排得最好的人，是让人民群众的生因缺失得到更多填补、各方面的合理需要都能得到更多满足的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让人民活得更健康、更长寿。人类历史，是不断填补更多生因缺失的历史，因而也是合理需要不断增加的历史。同时，由于人的愚昧无知和自私贪婪，人类历史又是不断制造更多生因缺失的历史，因而也是非合理需要不断增加的历史。生因缺失及其填补决定生命指针的指向。在人的生命运动过程中，生因缺失是需要产生的本原，由生因缺失产生的需要得到满足，人的生命指针就会指向健康和长寿，因而人会感到幸福。由生因缺失产生的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人的生命指针就会指向死亡，因而人会感到痛苦。人的幸福与痛苦是由生因缺失决定的生命指针的指向决定的，是人的感觉和认识对生命指针指向的反应。胡锦涛同志指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06年3月27日)。因此，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走出发展误区，谋求人民幸福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深刻了解生因缺失，填补更多的生因缺失，不再愚蠢地、盲目地大规模制造生因缺失，人类才会有更幸福的生活，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类需要产生的特点

　　随着人脑的进化，人类需要的产生逐渐出现了与动物完全不同的一些特点，即发现性、积累性、比较性和习得性，正是这四大特点直接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正是这四大特点，使得我们人类的生活比动物拥有越来越多的幸福，而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却比动物更加痛苦。发现新需要是人类的专利新需要是指动物不会有的需要和人类不曾有过的需要。维持生命的存在是一切动物的自然本能，而生命的存在则必须以一系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前提。动物需要呼吸空气、需要水、需要进食、需要御寒、需要睡眠、需要运动、需要性、需要安全。人是从动物中进化出来的一个类，所以人也不例外，在这些维持生命存在的基本需要上，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动物由于大脑进化过于缓慢，不具备进行高级逻辑思维的物质基础，因此，它们只是从有机体自然的生理驱力中产生需要，而不会凭理性发现新需要。它们任何时候都绝对地服从自然法则，把自己的需要永远停留在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上，对自然法则规定的基本需要以外的其他需要从来都不越雷池半步。人类的优势在于拥有智慧。人类从低级动物进化到高级动物，到走出动物界，并能创造出日益辉煌的文明，主要在于脑的进化。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脑占人的体重的比重在增加，与此同时，人的大脑占整个人脑的比重也在增加。进化使人的大脑具有更厚的皮质、更大的面积和更多的沟回，成为一个由1000多亿神经元相互连接的巨型网络，这个网络使得人类能够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事物，能够学习和储存大量的知识，能够加工和处理大量的信息。因此，人类能从谋求生存的实践中，从因生因缺失而导致的死亡和各种痛苦的教训中，从人与人交往的迫切需要中，产生语言，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并应用归纳和演绎等高级思维活动不断地发现生因缺失，发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的能够填补生因缺失并进而增加幸福和减少痛苦的事物，从而产生对这些事物的新需要。正是这些新需要，直接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从刨挖植物根茎的实践中，从与野兽的搏斗中，发现锋利石头的效用，并由此产生打制和使用石器的需要。这应该看成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新需要。此后，对新的劳动工具的需要以及发明、创造和不断改进，有许多都是先有所发现，继而产生需要，继而付诸实践，而后才变成现实的。例如，鲁班发现长着利齿的植物叶片能划破手指，于是就产生了发明、制造和使用锯子的需要。再例如，法国人巴本从用高压锅煮骨头的实践中发现了蒸汽能产生压力的原理，于是产生了研制蒸汽机的需要，后经塞维利、纽克门、瓦特的不断改进，1774年第一台通用蒸汽机研制成功，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长期的采集和狩猎实践中，人们发现了植物和动物的繁殖功能后，便产生了发展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需要。当发现了水对农作物的作用后，兴修水利和从事人工灌溉的需要就产生了。从疾病的痛苦以及痛苦解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一些植物具有治病的作用，于是就产生了对这些特殊植物--药材的需要，医学也就应运而生了。神农氏就是一个发现和填补生因缺失的典范。他发现了许多农作物品种，研制了多种农用工具，教授百姓种植五谷，为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他又以广博的草本知识，遍尝百草，识别各种草药的药性和毒性，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神农本草经》记载的中草药多达365种，是中医最早的一部完整药典，被认为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神农氏虽然因尝毒草中毒而死，但受其影响，此后越来越多的人生病以后不再求助于巫师，而是求助于医生。除了生存需要而外，在情感需要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形。例如，当发现了近亲通婚对后代的不良影响，以及对亲人之间和谐的破坏作用，人们就禁止了在血缘氏族内部不同辈的男女之间的通婚以及同母的兄妹或姐弟之间的通婚，并实行族外婚。再后来，人们发现不确定的婚姻关系存在许多不利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问题，诸如不利于子女的养育;性生活很不方便;为性而引起的矛盾和冲突接连不断;养老问题和财产继承问题很不好解决，于是就产生了把婚姻关系固定下来的需要，一夫一妻制这种最符合自然意图的、最有利于子女养育的婚姻关系就成为人类的基本的婚姻制度。从古至今，除了类似于动物的本能需要以外，凡是人类后天派生的、继发性的任何一种新需要的最初产生，都与人的某些发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概莫能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发现是人类新需要产生的前提，越来越多的发现使得人类的需要呈现出逐渐增加、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科学发展越快，新的发现越多，需要的增加和变化就越多，人的变化也就越大。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各国都把尖端人才和大量的资金用于有目的的探索和发现，人类的新需要也随之迅速增加。一部人类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人类不断发现并满足越来越多的新需要的历史，没有新需要的发现和增加，就没有历史的进步。发现新需要与人类幸福正因为人类拥有发现新需要的专利，也正是这些新需要的满足，才使得我们人类的生活比动物拥有越来越多的幸福。但是，前提是这些新需要必须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合理的新需要的发现与满足才能增加幸福量。人们只要发现了某种生因缺失，就能引发填补这种生因缺失的需要和行动;只有某种生因缺失得以填补，就一定能够增加因这种需要的满足带来的幸福量。发现的生因缺失越多，填补的越多，幸福量就越大。因发现火的御寒和照明作用以及熟食对健康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用火需要的满足，填补了寒流袭击时维持人的血液温度所必需的环境温度的缺失，填补了人类食品高温消毒的缺失，填补了夜间没有月亮时人类对光的缺失及黑暗带来的安全的缺失，从而使人类从火的使用中增加了温暖的幸福、吃熟食的幸福、光明的幸福以及安全感的幸福;减少了严寒的痛苦、生食的痛苦、黑暗的痛苦以及恐惧的痛苦。

　　迈克尔·法拉第关于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以及爱迪生关于电灯、电报、发电厂的一系列发现、发明，极大地填补了人类生产、生活中许多方面的缺失。特别是电作为动力广泛使用于工农业生产后，使人类的生产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劳累带来的痛苦在强度上大大减轻。家用电器的广泛使用使得人类的生活更加舒适方便了，幸福量也就相应增加了。我们设想没有电的生活将是何等的痛苦，我们就会明白电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幸福。人类对许多病原体的发现，特别是对导致霍乱、鼠疫、炭疽、天花、肺结核等细菌和病毒的发现而产生的对传染病的防治需要及其满足，使人类基本上摆脱了瘟疫造成的大范围疾病和死亡的痛苦，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的人均寿命。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对青霉素的发现，对于治疗肺炎、猩红热、白喉、脑膜炎等多种疾病都有神奇的疗效，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开辟了整个世界现代药物治疗的新时期，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因青霉素的发现而增加了健康的幸福和长寿的幸福。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使人类第一次能够看到活人身体内部骨骼和脏器的阴影，这一重大发现，极大地提高了病情诊断的准确性，也给人类增加了健康和长寿的幸福。随着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不断改进，人类认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缺失不断得以填补，于是，人类发现和填补生因缺失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人类也就越来越享受到更多的幸福。特别是随着生命科学的不断进步，随着对人体奥秘的重大发现，人类有可能结束生命半途而废的历史，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寿终正寝。除了伟大人物的伟大发现之外，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学习、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都会经常不断地发现并产生新需要，所不同的是:有些人的发现多一些，有些人少一些;有些人的发现重要一些，有些人的次要一些;有些人因发现而引起的合理需要满足程度高一些，有些人则低一些。合理的新需要发现越多、越重要，满足程度越高，幸福量就越大;反之则小。事实上，我们当代人生活中的许多合理的新需要都是前人早已发现了的，有些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们比往昔更幸福;有些还没有满足，所以，我们还不够幸福。要想使我们及我们的后代的生活更为幸福，不仅要设法满足这些应当满足、能够满足，但却还没有满足的新需要，还要从发现问题、发现缺失中，发现更多合理的新需要，并为满足这些新需要创造条件。发现新需要与人类痛苦新需要的发现和满足，使人类比动物享有更多的幸福。同时，也正是一些新需要的发现和满足，使得人类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却比动物更加痛苦。虽然人类拥有比动物发达的智慧，但是客观事物具有要素、层次、质的多样性和联系的多样性以及发展的无限性，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社会实践是有限的，人的大脑在同一时间只能接受一种信息流，所以，人的认识在任何时候相对于自然界和我们人类自身，总是局部的、简单的、表面的、少之又少的，也是充满着偏见、荒谬和错误的。牛顿在临终前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在路边玩耍的小孩子，偶然拾到一块美丽的石子。至于真理的大海，我还没有发现呢!段万翰等编著:《世界五千年》，第837页，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伟大的牛顿尚且如此，其他人谁敢说自己发现了真理的大海呢?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发现虽然能够增产增效，但由此而造成的土壤污染和食品污染在不断加剧。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像我们的祖先那样享受到绿色天然的食品带来的幸福，我们的身体日益受到含毒食品的损害，人类的生存也日益受到来自于类似的发现造成的环境污染构成的威胁。如有机氯农药具有神经毒性，有机磷农药具有迟发性神经毒性，长期食用被农药污染的食品，可导致慢性中毒，诱发癌症，损害肝脏和肾脏引起并发症而死亡。一些农药和除草剂还具有遗传毒性，能导致畸胎，影响后代健康并缩短寿命。

　　正是由于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得人类的许多新发现所产生的新需要往往是非常有害的，给人类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伟大的诺贝尔如果更富有远见，能够在看到炸药开山劈路作用的同时，预见到炸药被作为杀人武器使用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就不会对瑞典政府为了人民的安全，政府决定，诺贝尔必须立即停止爆炸试验的禁令置若罔闻。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后，诺贝尔终于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现了固体炸药的制造方法。这一发现虽然为开矿修路带来了便利，但人类却从此进入了利用炸药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黑暗时期，争先恐后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殖民侵略席卷全球，最终导致了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当然，我们不能把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归咎于诺贝尔，但是，如果没有炸药，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就不会突然升级，就不会紧接着产生对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炸弹、轰炸机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欧洲几千万人口的国家还能成为称霸世界的列强吗?曾经分裂割据软弱涣散的普鲁士人怎会产生独霸世界的野心?日本怎敢发动大举入侵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战争?帝国主义正是仰仗先进的杀人武器才敢悍然发动世界大战，把全世界人民推向战争火海。也正因为看到炸药成为杀人武器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危害，诺贝尔临终时为他的发现深感遗憾，诺贝尔奖，特别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设立便成为他谢罪天下、慰藉灵魂的最后选择。再例如，元素铀的发现和核裂变原理的发现，使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制造原子弹的新需要，从而使全世界的人都生活在火药库上，对全人类的生存构成空前严重的威胁。由此可见，虽然科学领域里的重大发现大多都是真理，但是由这些发现产生的新需要却不都是造福人类的合理需要。许多发现产生了大量的具有连锁性质的非合理需要，正在从根本上、全局上制造并不断地扩大人类的生因缺失。我们实际上生活在偏见的海洋中，我们要么因发现不了问题而造成痛苦，要么因错误的发现而痛苦。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常不断地因自己或者他人的偏见而产生非合理需要，把对的看成错的，把错的看成对的;把好人看成坏人，把坏人看成好人;把存在的看成不存在的，把不存在的看成存在的。那些无所作为的人总是与对机遇的无所发现联系在一起;那些过早病死的人总是与对疾病的发现太迟联系在一起;那些出错多的人总是与发现问题少联系在一起;那些患上神经病的人总是与完全错误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由于我们不能清楚地发现体内营养的盈缺状况，所以我们身体缺失的营养素常常得不到补充，身体过剩的营养素又不断地摄入，久而久之，我们必定要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由于我们不能清楚地发现别人的心思，所以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也很容易怀疑和误会别人。人与人之间怀怨结仇，往往开始并非出于纯粹的恶意，许多矛盾皆因误会而引起;由于我们不能清楚地发现适合自己的奋斗目标、发展方向和人生道路，我们会迷茫或者误入歧途。人与人之间在一生中痛苦量上的差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发现而引起的非合理需要的数量、危害程度和满足程度上的差异。那些是非缠身的人必是习惯于发现是非的人，也必然是痛苦如影随形的人。一切建立在制造或扩大生因缺失之上的新需要都必然加深人类的痛苦。积累需要是孵化需要的需要在动物界，鼠类的智慧比较接近人类，许多鼠懂得积累，于是鼠的存活概率提高，生命力也就比较顽强。蜜蜂也会积累，但其不像老鼠那样通过偷窃实现积累，而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实现积累。但是，蜜蜂的行为不是自主行为，它们表面上看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积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要完成自然交给它的授粉媒介任务，因此也应该看做是本能反应。除了老鼠、蜜蜂等极少数动物外，很多动物都不知道积累，它们过着有一顿吃一顿，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再凶残的野兽，在饱食之后都不会轻易地去伤害别的生灵，这是自然的安排。试想，野兽一旦懂得了积累，它们极有可能把其他动物统统咬死;食草动物如果懂得了积累，草原和森林就会被毁坏殆尽。这样一来，生物链就中断了，自然秩序和生态环境就会遭到极大破坏，人和动物都将无以为生。所以，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积累并非是人类的原始需要。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虽然维持生命存在是人的第一需要和本能需要，是一切生物的共性的、根本的需要，但以维持生命存在为目的的积累却不是先天的原发性的，而是后天的继发性的，是由第一需要派生的人类特有的需要。与其他任何新需要的产生一样，积累的需要也是发现的产物。在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进化后，人类进入了母系氏族时期，脑容量已由早期猿人的700毫升增加到平均1500毫升以上，与现代人相差无几。人类的智慧开始有了预见性，不仅能发现眼前的生因缺失，还能发现将来的生因缺失，不仅要为当下着想，还要为未来着想。在经历了无数困顿造成的痛苦和死亡的磨难后，特别是无数母亲在经历了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孩子活活饿死的巨大悲痛后，积累的需要就产生了。然而，积累的需要一经产生，它又反过来成为促进人类智慧增长，促进更多发现，产生更多新需要的动因了。人类的积累最初是从积累自然现成物开始的。从采集到种植，从狩猎到畜牧的历史性跨越，虽然是由发现动植物的繁殖功能而引起的，但都是为了满足积累的需要而付诸实践的。把捕获的多余的动物饲养起来，让它们繁殖，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肉品来填补食品的缺失。把荒地上的树木杂草砍倒烧光，用石锄掘坑下种，等待收获，是为了积累更多的粮食，填补冬春季节的食品短缺。积累更多的牲畜和粮食就意味着更牢靠的、更长久的生存保障，代之而来的是死亡减少，人口增加。随着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土地越来越稀缺，于是，又产生了占有更多土地的需要。从占有更多土地的需要中，人们又发现如果没有武器，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就不会有强大的战斗力，也就不会在保护或者侵占土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于是，对武器和军队的需要就产生了。随着商业的发展，金钱成为能够与所有商品交换的等价物，人类又开始积累金钱;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金钱积累到一定数量，能够投资于规模化生产并从中获得更多金钱的时候，人类就越来越重视金钱的积累，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需要都必须通过市场途径才能满足的时候，积累金钱的需要就被极端地强化了，人们甚至把积累金钱作为思想和行为的主要动机。为了满足积累金钱的需要，人们千方百计地发现需要、创造需要、推广需要，越来越多的需要就是这样从积累金钱的需要中孵化出来的。从三百万年前人类出现，到一万五千年前，人们成群结队地在河岸、湖边、丛林中寻觅食物，吃饱了就休息，饿了又去寻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过着同样的生活。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石器细致了一些，但他们的需要并没有增加多少，人类社会似乎在原地踏步。自从人类产生了积累的需要以后，人类前进的步伐加快了。特别是从公元前6000年以来，随着私有制、家庭的出现，人类的需要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人类社会也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由此可见，积累既是需要产生的孵化器，又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积累需要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在积累的需要产生前的一个漫长阶段，人类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生因缺失无处不在，生命存在经常受到来自于缺粮断顿的巨大威胁。因此，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饥饿的痛苦在基因中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记。自从人类懂得了积累并进入积累的时代以后，积累的需要便成为人们极端重视的需要。然而，积累的需要有合理与非合理之分，合理的积累需要的实质是希望生存有更大的保障，使更多的生因缺失得到更长久地填补，而实现自己的积累又不以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为前提。人类从合理的积累需要及由其派生的一系列需要的满足中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幸福。为了实现积累更多粮食的目的，产生了用牛犁田的需要、精耕细作的需要、施肥的需要、兴修水利的需要、品种杂交的需要、发展农业设施的需要以及普及标准化生产的需要。在蔬菜瓜果种植、养殖业、水产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形。这些需要的满足推动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使得人类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越来越多，维持人类生命存在的最基本的生因有了更多的保障，从而也使得更多的人经常能享受到吃饱饭带来的幸福和营养平衡带来的健康和长寿的幸福;减少了大量死于饥荒的痛苦或营养不良性疾病带来的痛苦。例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得成都平原成为举世闻名的天府之国，从此，这里的人民不再遭受频繁的旱涝之灾，过上了衣食无忧安然祥和的幸福生活。

　　为了实现积累更多金钱的目的，产生了分工生产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劳动效率的需要，建立更多原料基地和开拓更多销售市场的需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的需要以及大力发展商业、金融业、保险业、科研教育等第三产业的需要。金钱的大规模积累也为大规模贸易和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合理积累需要的逐步满足，使得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生产和生活用品极大丰富，国家和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各方面合理需要的满足程度不断提高，幸福量也极大地增加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各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过的类似于现在非洲一些地区和朝鲜存在的人民贫穷落后的痛苦情景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越来越少。所以，有人说，金钱是全部文明生活的灵魂。此外，由积累需要而产生的绩效挂钩、合理竞争、科学管理、物权的依法保护，使得类似于大集体年代普遍存在的偷懒、磨洋工、不学无术、无所事事和混日子的现象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进取精神的普遍增强，人们潜能的实现较以前更加充分，为他人提供的服务日益增多，为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相应地人们从不断增加着的成就需要的满足中获得的幸福量也就越来越多。无情的现实一再告诉人们:穷人的生活中往往充满着缺失，充满着艰辛和难以克服的问题，也充满着痛苦。一个人如果有了丰厚的积累，就可能填补更多的生因缺失，满足更多的需要，办成更多的事情，不会担心自己晚年的生活会陷入困境。死后能够给子女留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不会担心子女贫穷潦倒、无以为生。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普遍注重积累的根本原因。然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不是幸福的唯一保障，有些情况下，金钱会成为幸福的克星。积累需要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早期人类是善良、淳朴的，人与人之间非常友好，富有合作精神，乐于利他，从不相残。这一点可以从探险家游记中对一些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生活的描述推断而知，也可以从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证实。按照卢梭的观点，那时候地球上生态环境很好，原始森林遍布大陆的各个角落，物种繁多，自然现成物极其丰富，人类用不着生产，没有必要去斗争。后来之所以要生产、要斗争，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现成物相对越来越少，不能满足需要了。卢梭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随着大脑的进化和智慧的增长，人类有了预见性，知道为未来着想，懂得了通过积累的办法填补未来的生因缺失，于是，人类越来越不满足于朝不保夕的动物般的生活，越来越希望自己的生活更有保障、更为富余，于是就去生产、就去斗争、就去掠夺、就去残害同类。人性的堕落主要因积累而诱发，为了积累财富人才变得贪婪起来、恶毒起来。自从人类产生了积累土地的需要以后，人类自己制造生因缺失的历史就开始了，紧接着人类因此而导致的一系列痛苦就接踵而来了。争夺土地的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逐步升级为部落与部落、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国家与国家之间接连不断的生死之战，人类历史进入到一个以杀伐攻略、互相兼并为特征的野蛮时期。在腥风血雨中，大批大批的人战死沙场。活下来的人，作为战败者，他们或者遭受被残酷杀戮的痛苦，或者遭受子子孙孙沦为奴隶失去自由和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在古埃及语中，战俘奴隶被称为活着被打死的人，可见他们的命运是何等的悲惨;作为胜利者，他们或者遭受为争权夺利发生内讧互相火并的痛苦，或者遭受奴隶反抗、起义、暴动带来的痛苦，或者遭受维护权利而费尽心思、食不甘味、夜不成眠的痛苦。他们不见得比以前更为健康、更为长寿，也不见得比以前有更多的心灵安逸，他们在给失败者套上枷锁的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枷锁，他们在剥夺失败者自由的同时，自己也失去了自由。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这段时期因战争不断，因而中国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战国。仅秦赵长平之战一役，被秦军坑杀的战俘就达四十万人。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的人间悲剧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一幕幕上演，和平仅仅是战争之间的喘息。随着武器的不断改进和暴君们贪欲的膨胀，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伤亡人数越来越多，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痛苦逐步升级。无论是哪种战争，人民因战争所受的痛苦是复合叠加的痛苦，除了死亡和伤残的痛苦，还有贫穷的痛苦、饥荒的痛苦、恐惧的痛苦、亲人离散的痛苦、流离失所的痛苦。远古人类和绝大多数动物都不会遭遇这种极端惨烈的痛苦，因为他(它)们都能奉行同类不相残的自然法则。在狼、丹顶鹤等许多高级动物中，我们看到它们都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内部的纷争和矛盾，轻易不会诉诸武力。各类侵财性违法犯罪需要均属于非合理积累需要。遍布在人群中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违法犯罪分子为满足其积累财富的贪欲，剥夺他人生命、侵占他人或公共财产的行为，在人间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任何罪犯在把灾难强加于他人的同时，也把自己陷入痛苦的泥潭。因为绝大多数罪犯都会受到比他们的犯罪获利更大的惩罚，要么杀头之祸，要么牢狱之灾，即便侥幸逃脱，恐惧感带来的痛苦足以使他们寝食难安，不再会享受到心灵安逸的幸福。他们会经常做一些噩梦，会感觉到身边有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毁灭自己的危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使一些地区gdp遥遥领先，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据国家环境部门统计，我国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在我国七大水系中，不适合做饮用水源的河段已接近40%。城市水域中78%的河段不适合做饮用水源，约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所以，有人说:人是地球的癌症，人是地球的瘟疫。我们所面临的最可怕的前景是，越来越多的人蜕变为只知积累的存在物，而越来越多的积累存在物积累贪欲的无限膨胀，必将掏空这个星球上有限的资源，并摧毁这个星球。当一个人把积累金钱作为人生唯一目的时，就必然会掉进金钱的牢狱，注定终身要忍受类似于牢狱般的痛苦;当一个地区把发展经济作为唯一目的时，就必然会掉进环境恶化的牢狱，注定要忍受环境牢狱带来的巨大痛苦;当一个民族把掠夺财富作为唯一目的时，就必然会掉进战争的牢狱，注定要忍受战争牢狱带来的巨大痛苦。人类的罪孽和痛苦多半都是满足积累需要而惹的祸，所以，佛教主张禁欲。但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非合理积累需要，即因积累财富而引起的一切制造和扩大他人和社会生因缺失的需要。为了满足这类需要，人类才饱经磨难，吃尽了苦头。因此，要想幸福量大一些，痛苦量小一些，就得非合理的积累需要少一些，满足程度低一些。只要人类非合理积累的欲禁了一半，人间就是幸福的天堂。欲望的永无止境源于比较动物的需要仅限于生存，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动物不知道积累，所以，动物之间无所比较。它们虽然也会为食物而进行生死搏斗，也会为性而展开激烈角逐，但是，都是为了满足本能需要，都在严格地按照自然法则行事。动物对本能需要以外的需要从不奢求，它们只是从生理需要的自我满足中感受快乐，而向来都不从与其他动物的比较中感受快乐，自然也就不会从与其他动物的比较中感受到痛苦。当人类还不知道积累的时候，生活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的需要没有明显的差别，需要满足的程度也基本上是平等的。他们采食植物时，就像草原上的牛羊，自己只负责填饱自己的肚子(喂养孩子的母亲除外)。他们在围猎时，猎物基本上公平分配。由于人与人之间在需要和需要满足的程度上没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当时的人类只是从基本需要的满足中感受幸福，而不会与他人作比较，也不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感受幸福。

　　但是，当积累需要出现以后，对于积累物，人们之间开始分你的、我的，谁的积累物用于满足谁的需要。由于人类智力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实践经验、体力、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必然会在对生因缺失的认识上出现差别，会在积累物品的质量和数量上出现差别。与此相联系，人类也就必然在需要和需要的满足程度上出现差别。那些生因缺失得到较多填补的人，必然是积累较多的人;那些生存需要满足程度较高的人，必然是较少痛苦和较长寿命的人，也必然是幸福量较大的人。于是，产生于积累的差别使人的生活具有了可比较的参照系，在比较的过程中评估和感受生活;同时又在比较的过程中产生需要，强化积累，形成竞争，又在竞争的过程中催生出越来越多的需要。为了使生因缺失比别人更少一些，生存需要满足程度比别人更高一些，寿命比别人更长一些，幸福量比别人更大一些，需要积累的财富就得比别人更多一些。这就是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永不满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类关于比较的观念最初是由财富的积累而诱发的，后来便引申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家不仅比财富，而且还比智慧、比能力、比勇敢、比歌喉、比舞姿、比美丑、比衣着打扮、比官大官小等。比较的结果是:自由平等被高低贵贱所代替，一部分人受到尊重;一部分人受到蔑视。于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也开始发生了分野。受到尊重的人较为幸福;而受到蔑视的人较为痛苦。受到尊重多的人幸福量较大;受到尊重少的人幸福量较小。受到蔑视多的人痛苦量较大;受到蔑视少的人痛苦量较小。趋乐避苦的动机使得人们都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非常不愿意受到蔑视。于是，对尊重自己的人的好感就会油然而生，对蔑视自己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心生厌恶，甚至仇恨。追求自尊的需要就是这样产生的。当基本生存需要满足后，人对自尊的需要会凸显出来，并以自尊需要为母体，繁衍出一系列其他需要。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人们的许多需要都是为了满足自尊的需要。与此相联系，人们的许多行为都受到自尊需要的支配。积累财富的动机慢慢地由填补生因缺失向满足自尊异化。许多富起来的人们非常乐意把钱更多的用于炫耀，他们比汽车、比豪宅、比藏品、比关系、比财富的排行，甚至比占有女人的质量和数量。人们从比较中看到差距，从差距中产生新欲望。由于向上的比较总是能看到差距，所以，人们的欲望就永无止境。在官场上，当了科长就与处长比，于是就产生了当处长的欲望;当了处长就与厅长比，于是就产生了当厅长的欲望;当了厅长就与部长比，于是就产生了当部长的欲望。人心不足蛇吞象，做了阁老想皇上。除了官场，在其他领域，也都存在着同样的情形。人们随着接触的人和事越来越多，见识越来越广，因比较而产生的需要就会越来越多。比较的结果是:人越来越不知足了，人类的生活逐渐演变成为以生存需要为基础的、以比别人生活得更好为目的的永无止境的追求。积极比较是增加幸福量的重要源泉因比较而产生的需要，并非是人类自然天性中固有的原始需要，而是后天继发的社会性需要。动物和早期人类由于没有积累和因积累引起的差别，因此，没有进行自我评价的需要。随着积累和差别的出现，人类逐渐形成了比较思维，在比较中评价自我，在比较中感受生活。其实质是在与别人的比较中评价自我的幸福程度，在比较中谋求更幸福的生活。比较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比较;一种是消极的比较。积极的比较是指一切对自己、对他人有利无害的比较，它是人类幸福量增加的重要源泉。因此，积极的比较也是一种合理需要。积极的向上比较有助于发现程度更高的真、善、美，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缺失，从而产生自我提高的需要、找原因的需要、重新确定努力方向的需要、学榜样的需要、争先恐后和奋发图强的需要、获得较高评价的需要以及成就更大事业的需要。随着这些需要的不断满足，不足得以克服，缺失得以填补，生理和心理趋于健康，人格趋于完善，社会贡献更大，也更接近于自我实现，因此，也就会使自己由一个幸福量相对较少的人逐渐地变成一个幸福量相对较多的人。例如，诸葛亮就是在与管仲、乐毅这两位著名贤相的比较中，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确定了奋斗的目标，并潜心研究天下形势，谋划发展战略，而后成就大业、名垂青史的。

　　积极的横向比较有利于形成争先恐后、合理竞争的局面。例如，同类企业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促进了企业技术不断进步，管理不断创新，使得产品质量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低，服务越来越好，最终使得广大消费者能够购买到自己需要的价廉物美的商品而增加了更多的幸福。积极的横向比较广泛地存在于相似的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单位之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成为人们学到更多知识的动力，把工作干得更加出色的动力，把日子过得更加殷实的动力，把城市建设得更为漂亮的动力，把国家建设得更为富强的动力。这些动力汇集到一起，就成为推动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正是从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中，不断地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分享到更多的幸福成果。积极的向下比较，更是人们增加幸福体验，减少痛苦体验的一大法宝。除了增加优越感直接产生的幸福而外，这种比较还会使人更为乐观、更懂得珍惜、更为自信。对于某些人格较为健全的人来说，这种比较也更具有激励作用。他们常常会用那些不如自己的人的缺陷和失败者的教训来警示自己，使自己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利。总之，任何积极的比较都会使人更有作为，尽力争取比别人把事情做得更好，从而为自己、为他人增加更多的幸福。习惯于积极比较的人，容易形成乐观、自信、进取、谦虚、正义、思想健康的人格倾向，待人真诚，富有爱心，有良好的认同感，也容易走向成功。一个在生活中善于进行积极比较的人，必然是一个幸福量较大的人。消极比较是痛苦的繁殖场消极的比较是指一切对自己、对他人有害无利的比较，是只增加痛苦的需要。因此，是非合理需要。消极的向上比较会引起心理不平衡的痛苦、自卑的痛苦、懊悔的痛苦和嫉妒的痛苦，而这些痛苦又会衍生出许多别的痛苦来。例如，心理不平衡的痛苦容易使人发牢骚、消极怠工，甚至出现攻击行为。容易得罪领导，产生新的麻烦，为自己的进步设置不必要的障碍;自卑的痛苦会抑制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懊悔的痛苦会加剧失败感、挫折感和自我否定的痛苦。这里有必要重点强调一下嫉妒的痛苦。嫉妒的特点是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强，如果有人强于自己，就心生怨恨，并由此引起无缘无故的恶意进攻和伤害，也是人性堕落的一种倾向。比较是嫉妒之母，财富和知识的多少，地位、能力和威望的高低，成就的大小，容貌的丑俊，衣着首饰的贵贱，身材的高矮胖瘦，关系的远近等，一切可比较的事物，都可以引发嫉妒。一个嫉妒心强的人，凡是在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情况下，都会心生嫉妒。嫉妒会把一个人变成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恶狼、毒蛇和魔鬼。《狸猫换太子》中塑造的刘娘娘就是这类毒蛇的典型。由于嫉妒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因嫉妒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恶意进攻和伤害在人间普遍地、不断地发生着。嫉妒本身是一种痛苦，由嫉妒引起的攻击和伤害必然造成被嫉妒者的痛苦，痛苦之间的反作用，有时候会把更大的痛苦反馈给嫉妒者，痛苦就这样在一来一往中加深。嫉妒者如果是一个没有社会影响的普通老百姓，嫉妒造成的痛苦往往只是个人的痛苦。嫉妒者如果是一个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领导者，嫉妒引起的危害有时候会超出当事人，波及很广的范围，延续很长的时间，甚至给民族和国家造成灾难。从历史上看，很多出类拔萃的英才，都遭人嫉妒陷害，如孙膑被庞涓迫害、韩非被李斯迫害等。为了躲避遭人嫉妒带来的危害，中国的圣贤们提出了一系列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如抱朴守拙、让名远害、无过是功、急流勇退、与世无争等。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政治和小农经济使嫉妒的习性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格外深刻的烙印，这也是中国文化趋向于保守的一个重要原因。消极的横向比较会把人引入虚荣的陷阱。虚荣的特点是，在比较中，我要让人认为我比他强，而不是不如他。虚荣心强的人对脸面的关心远甚于对心灵的关心，为了脸面上的好看，为了争一口气，让自己的心灵备受熬煎也在所不惜，这种舍本求末的现象大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农村，农民盖房都想把地基和墙砌得高一些，目的是想让自家的房脊比邻居家的高出一点。其实，他们都知道房子越高越不利于保温，但是他们似乎觉得房子高出一点比身体上舒适一点更为重要。妓女卖身并不都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她们往往把钱更多地用于购买高档化妆品、金银首饰和时尚服装，她们宁愿蒙受肉体的摧残和灵魂的屈辱，也要谋求表面的荣华。许多人买东西不是出于自己的真实需要，而是纯粹为了让别人眼馋。富起来的人如果没有道德的及时跟进，虚荣心会随着金钱的增加而膨胀起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被虚荣的黑洞吞没了。

　　虚荣心的满足为什么不会带来最终结局上的幸福呢?

　　第一，虚荣心类似于毒品，一旦成瘾，就要经常去满足，得不到满足会痛苦。虚荣心强的人就像吸毒的人一样，肯定不会享受到长久的心灵安逸的幸福;

　　第二，虚荣心强的人往往不去考虑别人的需要，一味地彰显自己，采取虚假的手段放大自己，粉饰自己，吹嘘自己，标榜自己，对人对己不真诚，所以，他们不会让人产生持久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而只会让人反感、讨厌和蔑视，他们必然生活在不良人际环境的苦恼中;

　　第三，虚荣心强的人会为了满足虚荣而违背健康原则。那些锯腿增高的人，那些不顾体内平衡的需要而一味忍饥挨饿过度减肥的人，必定自食苦果，迟早要付出健康或生命的代价。虚荣心往往会成为导致内分泌失调、肝胆疾病、心血管疾病、忧郁症、神经病以及自杀的罪魁祸首。消极的向下比较会使人产生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的情绪，自以为了不起，忘乎所以，看不起人，由此必然引起人际关系的恶性循环。

　　此外，也会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坐享其成。细想起来，我们生活中的大量痛苦，都是消极比较惹来的麻烦，它是人生痛苦的繁殖场。只要少一些消极比较，生活中肯定会少去许多痛苦。习得是需要传播的基本途径任何一种动物都必须适应它所生存的环境，但任何一种动物的需要都是由与该环境相适应的遗传基因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动物的需要，都产生于体内的生理驱力。因此，它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对体内生理上不需要的东西它们不屑一顾。例如，食草动物不管多么饥饿，也不会对肉类垂涎三尺，而非洲草原上的猎豹也只有在感觉饥饿的时候，才会以闪电般的速度追捕那些老弱病残的食草动物。固然，一些动物的生存技能也要通过向父母学习才能获得，例如，小狮子跟着母狮学习捕猎，小鹰跟着老鹰学习飞翔。但作为需要，捕猎和飞翔却分别源于狮子和鹰的自然天性，是先天固有的，就像发育正常的婴儿在出生七个月前后必然会产生坐起来的需要、十个月前后必然会产生爬行的需要，十二个月前后必然会产生行走的需要一样，完全产生于婴儿发育过程中的体内生理驱力。动物不会通过观察和学习产生超越本能之外的需要。例如，高寒地带的牦牛能够长出一米长的毛发用于御寒，但永远也不会向人学习，把兽皮披在自己的身上。而人则会通过观察和学习产生任何人类后天派生的需要。所以，习得虽然并非人类独有的特点，但是，人类的习得与动物的习得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一种人类后天派生的需要的产生与发现、积累、比较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需要由一些人的需要变成另一些人的需要则是习得的结果。由于人类拥有比其他动物更高级的智慧，所以，人类能够发现新需要。例如，把兽皮披在身上，乘坐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等。但是，发现新需要毕竟是少数先知先觉和圣贤的事，芸芸众生的需要除了产生于体内的生理驱力而外，大多都产生于学习、模仿等各种外部诱因的刺激，是后天习得的。远古时期，人必须向长辈们学习打磨石器，学习取火的技术。当看到别人用泥巴烧制的陶器取水或做饭的时候，自己也产生了用泥巴烧制的陶器取水或做饭的需要;当看到别人骑马，自己也产生了骑马的需要;当看到别人使用弓箭，自己也产生了使用弓箭的需要;当看到别人从自然形成的山洞里搬到了比较舒适方便的人工建造的木棚、茅屋、土窑里的时候，自己也产生了居住在木棚、茅屋、土窑里的需要;当一些氏族晚上点燃篝火，围聚在一起载歌载舞的时候，看到这一幸福情景的氏族也产生了点燃篝火载歌载舞的需要;当看到别人受到奖赏，自己也希望得到奖赏。后来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这样传播开来的。刚出生的婴儿没有任何知识和经验，但他们对自己的需要却十分清楚，他们的啼哭只来自于饥、渴、热、冷、惊吓、疼痛、睡眠受到干扰等基本生因缺失，他们的安逸也只来自于这些基本生因缺失的填补。婴儿会自觉地拒绝与基本生因缺失无关的任何东西，例如，他们会拒绝吃进多余的食物，会拒绝吃进不对胃口的食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大脑的发育，小孩会因各种外部诱因的刺激而产生越来越多的新需要，例如，当看到其他小孩在玩新玩具或者在吃冰激凌的时候，这个孩子立刻就产生了得到同样玩具、也要吃冰激凌的需要，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这个孩子就会不高兴，甚至又哭又闹。孩子通过外部刺激产生的需要的性质、种类、数量，对孩子后来需要结构的形成和人格形成极为重要。家长不当教育必然对子女的前程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过于专制的家长强调僵化规则，动辄打骂惩罚，孩子会变得老实顺从，做事小心翼翼，这种外部刺激容易使孩子性情古板、退缩、缺乏活力;而过于放纵的家长对孩子百依百顺，孩子不合理的要求和行为都不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这样会使孩子不讲规则，容易出现问题行为，甚至胡作非为。

　　孩子上学以后，考试分数是最有效的外部驱动因素。如果学习成绩很好，会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尊敬、父母的更加疼爱，这些外部刺激会激发更多更为强烈的成就需要，使他们的需要层次不断升华，需要结构趋于合理。于是他们会更加刻苦地学习，并最终成为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人。如果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会受到老师的批评、同学的蔑视、父母的打骂，这些外部刺激使他感到痛苦，于是他就会产生逃避批评、蔑视和打骂的需要，为了摆脱这种痛苦，要么下工夫学习，努力把成绩赶上去;要么逃学。选择逃学的孩子往往心灵上会受到挫折和伤害，因此，也往往容易与人发生矛盾和冲突，如果挨了打，受了气，他们就会产生报复的需要。为了满足报复的需要，于是又产生了练武的需要、结交朋友的需要、得到一把匕首的需要和寻衅滋事的需要。逃学以后，如果成天躲在网吧打游戏，那些充满暴力和色情游戏的强化刺激，又非常容易使他们产生犯罪动机。这就是当今社会为什么青少年犯罪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参加工作以后，酬劳和奖赏就成为各行各业主要的外部驱动因素。为什么在吃大锅饭的年代劳动效率低，经济发展慢?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付出和回报没有关联，就等于没有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外部驱动因素，因而，人会觉得努力工作是没有必要的。管理得好的企业都不是把空洞的说教放在重要位置，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和奖金与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紧密地挂起钩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需要都是一经看到、听到或接触到某种刺激就会产生的，有一些是反复刺激、习惯以后才会变成需要的。例如，第一次抽烟、喝酒并不一定产生对烟酒的需要，烟很呛，酒很辣，让人难受。但次数多了，就会形成习惯，就会不由自主地想抽烟、想喝酒，成为生活中离不开的需要。有的人之所以会变成小偷或贪官，道理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偷窃或贪污时总是提心吊胆，次数多了并且没有被发现，就会有恃无恐。好的习惯也需要长期坚持，如人们如果经常坚持下象棋、打乒乓球、散步、练太极、绘画、弹琴、作诗等，时间长了，就会成为爱好，成为从中体验幸福的特殊需要。在饮食起居、保健养生、运动锻炼方面如果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必然会少受疾病折磨的痛苦，随着处于健康状态的时间较为长久地持续，幸福量也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那些养成良好审美情趣的人能够从生活中发现和感知到更多美好的事物，因而他们生活中拥有的美好事物就越多。习得决定人的需要层次人与人动机和人格的不同，主要表现为需要层次的不同。有些人注重低层次的需要;有些人注重高层次的需要。有些人注重物质需要;有些人注重精神需要。一个人处于哪个需要层次，如何变化，往往与外部环境的诱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某些特殊的爱好和兴趣就是在某种外部诱因强化刺激下产生的。正向的、积极的诱因会使人产生合理需要，把人领到正道上;负向的消极的诱因会使人产生非合理需要，使人误入歧途。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著名体育运动员之所以能取得非凡的成就，与他们在特定环境下所习得的某些高级需要有着直接关系。他们获得成功的第一步，往往是从父母早期创造好的环境，并通过正向的、积极的外部刺激使他们产生这方面的兴趣开始的。而犯罪分子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不一定都是穷的原因，更多的是受了坏人坏事的影响而学坏了。读书对人的一生会产生重大影响。先知先觉们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发现了许许多多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分门别类地形成了相应的知识体系，成为造福人类的知识财富，人们获得这些知识财富的过程，本身就是满足精神需要并由此而增加幸福量的过程。这些知识掌握得越多，需要就越趋向于合理，这些知识应用得越好，合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就越高，因而，幸福量就越大。历史上许多伟人成就需要的产生与他们所读到的好书是分不开的。例如，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能臣贤相很多出身寒门，正因为他们饱读了儒家经典才成为栋梁之才。他们追求忠、孝、礼、义的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救国救民、匡扶社稷、伸张正义、谋求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都不是在自己的其他较低级的需要满足以后才产生的，而是在寒窗苦读四书五经的过程中产生的。当然，读不同内容的书籍会使人们产生不同的需要。读《圣经》会使人产生积德行善的需要，如果社会上读《圣经》的人多起来，积德行善的人必然会多起来;读《厚黑学》则会使人产生行贿和受贿的需要以及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需要，如果官场上读《厚黑学》的人多起来，投机分子、钻营分子以及类似于和珅般的贪官必然会多起来。

　　人们的许多需要往往是通过观察和注意另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言行而产生的。在家庭中，如果家长经常打麻将，孩子也容易产生打麻将的需要;如果家长烟瘾很大，孩子就容易对抽烟上瘾;如果家长是个大孝子，子女成为孝子或孝女的概率就高;如果家长是个忤逆贼，子女成为忤逆贼的概率就高;如果家长为人忠厚诚实，子女为人忠厚诚实的概率就高，虚伪奸诈的概率就低。俗语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是有些道理的。家庭教育不仅影响孩子个性特征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而且还影响孩子的需要层次和需要结构的建立。良好的家庭教育会使孩子从小就产生合理的高级需要，长大以后，即便是穷困潦倒，也志在四方，胸怀天下。例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千古绝唱，反映了杜甫造福民众的高尚动机。而不良的家庭教育会使孩子的脑子里装满非合理的低级需要，这种人后来即使成为亿万富翁，也不会随着金钱的积累自动地领悟出一个造福民众并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来，他们甚至会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法无天。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心系百姓，各级官员就会高度重视民生。一个地区如果遇到有所作为的大领导，会带出一批有所作为的小领导，同时，也会很快开创出一个政通人和、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谨防掉进坏榜样陷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然而榜样必须分清好坏。好榜样是走向成功的路标，坏榜样则是导致人生失败的陷阱。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坏榜样陷阱，许多人由于年幼或者愚蠢分不清榜样的好坏，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由于人们的许多需要是盲目习得的，因而人非常容易被外部世界的一些恶的和虚假的东西所迷惑，会把不需要的东西当成需要的东西去追求，会把有害的东西当成有益的东西去追求。例如，有些学生看到别的同学逃学，自己也跟着逃学;看到别的同学进网吧，自己也跟着进网吧;看到别的同学抽烟，自己也跟着抽烟;看到别的同学有了一把匕首，自己也想有一把匕首;看到别的同学练铁砂掌，自己也想练铁砂掌;看到别的同学打架斗殴，自己也去打架斗殴。这样下去的后果是:别的同学成了罪犯，自己也成了罪犯;别的同学进了监狱或上了刑场，自己也进了监狱或上了刑场。从这几年落马的高官来看，他们很多都曾经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两袖清风、不谋私利，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做出过重要贡献。之所以后来蜕化变质，多半是跟着别人学坏的。看到别人受贿，自己也跟着受贿;看到别人行贿，自己也跟着行贿;看到别人养情人，自己也跟着养情人;看到别人有恃无恐，自己也有恃无恐起来。后果是:东窗事发，身败名裂，轻者牢狱之灾，重者杀头之祸。吸毒需要是习得性需要中最为典型的增加痛苦的需要。吸毒者只能在初始吸毒时感受到短暂的快乐，成瘾以后类似于万箭钻心的极度痛苦将如影随形，吸毒的目的不再是增加快乐，而是缓解痛苦。吸毒还会导致吸毒者倾家荡产、众叛亲离、妻离子散的痛苦甚至因吸毒而犯罪带来的连锁痛苦。时装模特要突出骨感美，一个个又高又瘦，给女人们一种误导，以为模特的身材是最理想的身材，女人越瘦男人越喜欢。于是，以瘦为美的观念被强化，女人们普遍高估自己的体重，越来越多的女人对进食产生心理障碍。其实，美总是与协调、对称、恰当联系在一起的。人体美的基础是健康，背离健康的两个极端--太胖和太瘦同样都是对美的背离。迷信需要也是习得性非合理需要。无论是对个人的迷信还是对鬼神的迷信，都不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迷信的结果必然导致盲从，迷信指导下的盲从必然不能使人作出科学的、理智的、正确的选择。在封建社会一度盛行的要求妇女裹脚等习俗，在历史上曾经沿袭了很长时间的活人殉葬，在一些野蛮民族中曾经流行的限定寿命的规定，曾使无数人饱受折磨或无辜丧生。

　　人们是因为观察到他人的攻击行为而学会攻击的。在充满着爱、和谐、友善和无攻击行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一般不会有主动攻击他人的行为，不会轻易挥拳打人、动刀子。而在充满着怨恨、斗争、敌意和攻击行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容易发生攻击行为。受攻击性榜样和英雄文化影响的人也容易产生攻击他人的冲动。当今时代，网络和电视节目中提供了大量的坏榜样，特别是暴力和色情的坏榜样，使无数儿童和青少年产生并强化了暴力和色情欲念，学会了攻击性的策略和动作，当他们面对挫折情境和攻击线索时，非常容易产生攻击行为，开始以大欺小，骚扰女生;继而动拳头、打群架;随着体力的增强逐渐发展为强奸、抢劫、行凶杀人。所以，让自己的孩子远离坏榜样，谨防孩子掉进坏榜样陷阱是家长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恶非生于人的自然本性如果说善是指增加他人或公共幸福量的动机和行为，那么，恶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减少他人或公共幸福量的动机和行为。由于行为总是由动机驱使的，动机总是由需要体现的，因此，某种恶必然体现为某种恶的需要。一种需要如果是自然的、原始的、与生俱来的，那么这种需要就是生于人的自然本性;一种需要如果不是自然的、原始的、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继发的、派生的、后天才有的，那么，这种需要就非生于人的自然本性。早期人类的需要很少，类似于动物的基本需要。在发现新需要之前，他们的生活中最初肯定不存在因发现而产生的非合理需要，也必然不存在由发现而产生的各种恶。一切因发现而产生的恶都是后来才有的事。人类发现的新需要越多，恶也会随之增多。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发现虽然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为了满足不断发现的新需要，造成了环境污染，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面临枯竭，军备竞赛在不断升级。新需要已经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以为是的当代人与祖先比，应当感到非常惭愧才对。因为，在领悟自然法则方面，我们似乎表现得比祖先愚蠢得多。从现在的沙漠、戈壁滩、黄土高原下埋藏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事实可以断言，在早期原始人类生活的漫长岁月中，地球上生态环境非常好，陆地上到处被森林覆盖，物种非常繁多。由于人口稀少，可供人类食用的自然现成物又非常丰富，所以，人类不需要积累。既然没有积累需要，必然不存在因积累引起的各种非合理需要，也必然不会产生贪婪阴险、杀伐攻略、图财害命、尔虞我诈、偷盗抢劫、坑蒙拐骗等恶行。根本不存在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武力冲突和钩心斗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既然不存在积累，人类的生活必然没有太大差别，因而，也就无所谓比较。当时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比较的环境中，就自然不会存在像我们现代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因嫉妒而引起的蓄意陷害、造谣中伤，因虚荣而引起的奢侈浪费等恶行。若没有因发现新需要产生的恶，没有因积累需要和比较需要繁殖出来的恶，就不会通过习得推广恶。有人从黑猩猩为争夺交配权而进行的生死搏斗和残酷杀戮的现象，类推出人性本恶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人类祖先与黑猩猩在繁衍后代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自然规定性。黑猩猩有发情期的限定，而人却没有;人有处女膜，而黑猩猩却没有;人按照男女各半的比例在全球各地均衡分布，而黑猩猩却不是这样。所以，人的性生活自古以来天然的倾向于配对，且非常容易满足。有了大自然对于人类的这份特殊照顾，人类还有必要向黑猩猩那样，为争夺交配权而进行生死搏斗和残酷杀戮吗?遗传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现在地球上的人类是同一个祖先，是15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智人。这就说明历史越往上推，人类的血缘关系越近。血缘关系越近，互相仇恨、互相残害的可能性就越小。对早期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的主要是自然灾害和毒蛇猛兽，因此，为了对付自然灾害和毒蛇猛兽，人非常需要同类的帮助，非常需要互助、联合。因此，那时的人不管认识与否，见面都觉得很亲近，只要是同类，就是亲人。从原始本性上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亲相爱的，在我们现代人灵魂深处积淀着的良知、博爱、亲情、友情、爱情、诚实、同情心、怜悯心等美德，正好反映了早期人类的原始本性。我们之所以说人类这些善的品质是原始本性，是因为这些品质是与人的存在同时存在的，是由早期人类在良好生态环境下的自然的、原始的生存需要决定的，是在人类不会发现新需要，还没有学会积累和比较，在需要处于相对静止的漫长岁月中所遵循的自然法则。

　　恶的来源可以归为四类:发现性的恶--褊狭短见;积累性的恶--凶狠贪婪;比较性的恶--虚荣和嫉妒;习得性的恶--愚昧盲从。此四者互为因果，相互作用，是大量非合理需要产生的根源，是一切邪恶行为产生的根源，也是人类苦难深重的根源。发现新需要是人类大脑进化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把恶产生的根源归咎于人类大脑的进化和智慧的增长。我们认为，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发现、积累、比较和习得本身。因为发现、积累、比较、习得确实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幸福。发现使得更多的生因缺失得到填补;积累使得生存有了更多的保障;比较使得发展有了更大的动力;习得使得文明得到更广的传播。此四者常常互为因果、共同作用产生合理需要，其结果是:生产力在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地进步;人的潜能得到更大的实现。满足上述需要，会使人的身体更加健康、心灵更加安逸、价值得以更加充分地实现。这类需要增加得越多，满足程度越高，人类的幸福总量就越大。造成人类痛苦量增加的根源不在于人类大脑的进化和智慧的增长，而在于人类还不够聪明，还不能透彻地领悟自然法则;不在于发现、积累、比较和习得本身，而在于由于缺乏理性和德性而导致的褊狭短见、凶狠贪婪、虚荣嫉妒和愚昧盲从;不在于原罪，不在于人性本恶，也不在于物欲和情欲，而在于因后天侵染了恶习而产生的恶的需要。恶的产生源于人性的异化，源于人类固有的善的流失。既然恶不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既然理性和德性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而获得，那么，人类的前途就不是漆黑一团。只要人们能从需要产生的特点中看到痛苦的由来，尽可能少地制造生因缺失;只要人们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学会区分合理需要和非合理需要，对非合理需要进行系统地清算和清除，极大地降低非合理需要在整个人类需要中的比重;只要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那么褊狭短见、那么凶狠贪婪、那么虚荣嫉妒、那么愚昧盲从;只要能使官员和人民变善的良法有效实施，正义能够畅行;只要能持久广泛地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能把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合理需要的基础上，人类的幸福总量必然会持续不断地增加，痛苦总量必然会持续不断地减少，人类的生活也才会成为真正值得动物羡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