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诛仙青云轩辕策大道:景凯旋：岂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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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追求不朽，从来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这三不朽中，立言最能代表文人的情怀。一个人能著书立说，藏诸名山可以不朽，传之其人更能不朽。就因为在古人心里，立言其实也包含了立德与立功，凡文字著于竹帛者，皆应当关乎天运与人事。曹丕将文章尊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真是一语说中了千古文人的心事。无怪乎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流落蜀地，卜居成都草堂。偶有不喜见的客人造访，遂写下《宾至》一诗。此时的杜甫刚到成都，幽栖地僻，衰朽残年，平时很少有朋友来看他。大概这位客人也不是什么旧雨新知，而是一位慕名而来的达官贵人，来时还轻车肥马，气宇轩昂，引得诗人不快，所以诗中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感慨平生，自谦中有些许自傲，更有身世飘零的自伤。杜甫早年曾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到了晚年，他的诗风越发沉郁，应当是将生命已经完全寄托于诗中的缘故。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实是杜甫对自己文章不朽的自许，也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心中的追求。
然而到了现代，知识人对此却狐疑起来。上世纪60年代，举国批判北京《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的文章，由此揭开了“文革”的序幕。专栏作者邓拓、吴晗与廖沫沙，当时都是身居高位的文人型官员。邓拓、吴晗含冤而死，廖沫沙坐牢八年，幸存下来。80年代初，这位77岁的老人回首往事，写下一对诗联：“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诗联化用杜甫诗句，在痛诋现代文字狱的同时，也将思维的触角伸向历史深处。
在传统专制社会，朝代更替往往都是依靠暴力，文章颠覆政权的事从来就未曾有过。那位才高位卑的骆宾王写出《讨武檄》，极尽煽动颠覆之能事，武则天读了也只是叹赏其才华而已。但历代多数统治者都是不喜欢听逆耳之言的，所以因言获罪也时有发生。廖沫沙是官员兼杂文家，文章之事于他，自是出于劝百讽一的心理，尽管这样的婉讽仍不见容于当世。
但廖沫沙先生还是把文章的作用看轻了。在海峡另一边，有位与他年龄相仿、同属湖南籍的学者周德伟，曾任台湾“外汇贸易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由于得罪国民党政权，上世纪60年代还曾被台大解聘。周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同学，却服膺自由主义，认同传统文化。他后来赴欧，成为哈耶克的中国弟子，专攻经济学理论。
对于大陆学者来说，周德伟这名字是很陌生的。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去台湾访问，看见紫藤庐厅内挂有一副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名苦苍生。”一时间颇有顿悟之感。这对联仍是从杜甫诗句化出，其中“天”“功名”二词不合平仄，但意思却十分高明。哈耶克关于社会自发扩展的思想，都浓缩在这副对联中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历经劫难，知识人的观念起了很大作用。在周德伟看来，多少知识人怀抱济世之志，想要彻底改造中国的落后与陈旧，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们的功业是建立起来了，可也因此误尽了苍生。
知识人自古就有道德文章的自负，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们的命运多不顺遂，理想多不切实。据周德伟之子周渝回忆，其父晚年两袖清风，靠子女寄钱过活。说到一生事业，每感叹德国的艾尔哈德能复兴战后的德国，自己却无此等机运。
照此看来，文章千古事也不过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罢了。可我为什么依然从中感到一种远绍杜甫的政治抱负？若说积极自由有误，消极自由最好，那么已拥有了后者的知识人还应不应当关心民瘼？假若不，知识人的千古事便只有写幕僚文章了。
周德伟先生走了，廖沫沙先生也走了。他们的诗联其实都是从不同侧面，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事实是互相否定的。无论如何，知识人的观念的确可以导致灾难的后果，但是否从此就不应当再谈观念？这问题倘不能解决，恐怕中国知识人的千古文章事，是难做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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