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增俊：民工荒、刘易斯拐点与二次教育革命

　　近年来中国沿海各地相继出现劳工荒现象，珠三角地区尤为突出。许多工厂手握大把订单，但花再大力气也无法招到足够的工人，一些工厂甚至用扣发工资的方式以求留住工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激烈论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出现“刘易斯拐点”，产业进入升级换代的重要关头。

　　“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的转折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研究二元经济人口的流动模型中提出来的。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通过工业扩张不断吸收新农民工，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出现民工荒，不提高工资就招不到新工人，导致工资水平上涨，迫使工业提升技术降低人力成本，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这被称为“刘易斯第一拐点”；同时，民工荒迫使产业转型升级，又反过来使生产成本高的城市产业转向农业和农村，带动了农业技术和生产率提高，达到与工业生产相当的水平，实现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被称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这两个拐点，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发展过程，实现这个过程本身，同样也实现了从劳力密集向技术密集转移，从人口红利向技术红利转移，从城乡对立转向城乡互动发展的三大转变过程。但在中国，要使这一理论推导变成现实，必须关注中国从简单工业期的人口红利向高工业化期的技术红利转变中的五大潜在挑战。其中，破解中国劳工荒这一刘易斯拐点难题，关键是要积极推动“二次教育革命”。

　　第一挑战是中国劳力荒、招工难在于人口老化严重。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人口老化比工业对劳力的吸收率快。近年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力荒，除了国内各地工业发展迅速分流不再集中于沿海地区外，更重要的是人口老化非常突出。这种人口老化由于计划生育出生率下降而来的很快，加之工业扩张的双重速度，使剩余劳力迅速减少。

　　第二挑战是中国新劳力构成与现有产业结构不适应造成劳工荒。中国新增劳力中近年开始涌进大量80后的新劳力，与父辈劳力相比，他们的特点是受过教育，有一定的知识，尽管也缺乏相应的生产技术，但不愿意从事父辈那种繁重的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和工种，对目前的工种招工不感兴趣。

　　第三挑战是产业转型将面临巨大的资金和人才双重压力。一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中等技术教育不发达，面对产业迅速转型发展，严重缺乏技术工，已成为近20年来珠三角产业发展的内痛；二是中国产业层次较低，很长时间内属于“三来一补”型产业，因此在人口红利期也几乎是薄利生存，缺乏雄厚资金积累应对产业转型的资金能力。

　　第四挑战是解决现存农村剩余劳力问题的压力。据调研，中国农村目前依然有近1/3的剩余劳力，但几乎都是年近40岁的女性和年已40多岁的男性，他们缺乏技术，很难跟上日益提高的产业升级，随着年龄增长和技术进步，他们将会被沉淀下来，成为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破解“刘易斯拐点”的重大障碍。

　　第五挑战是农村缺乏发展新兴产业的基本能力。由于中国教育一直来重视读书应试，忽视技术教育，不仅受过教育的人没技术，而且也几乎都进城去了，农村缺乏技术和人才导致长期落后，缺乏实现二次拐点的基本发展人才和转向工业化的资金基础。

　　应对以上挑战破解“刘易斯拐点”，实现三大转变，要做许多工作，但推进“二次教育革命”不失为一个重大选择。

　　建国60年来，中国历经多次教育运动，但做的仅仅是普及教育的“一次教育革命”，追求满足读书的第一层次——上学读书拿文凭——这种适应农业经济人才要求的教育。这也是造成尽管沿海地区如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教育普及率很高，但是要推进产业转型却极为困难的尴尬境地：尽管民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但随着产业技术提升要招到技术工却越来越难。2008年，广东决定5年内投入400亿，推进劳力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以及促使人才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双转移”战略，然而由于上述五大挑战，出现了“三难、两不高”问题，即“资金难、招商难、用地难，珠三角政府推动产业转移的积极性不高，珠三角地区企业转移发展的积极性也不高”。其中，80%以上的企业把“招到人”作为进入园区的首选。可见，培养人才问题已成为“双转移”成败的关键。为此，面对劳工荒和全面应对“刘易斯拐点”，很有必要推进“二次教育革命”。

　　“二次教育革命”不同与“一次教育革命”的核心在于：教育的目的从文凭教育转向人的发展，从选拔官员教育转向全面推动教育服务产业发展为重点的新教改运动。“一次教育革命”只是普及教育，寻求人人读书，不关注读什么书，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二次教育革命”则强调教育必须服务产业发展，预先按照地区未来产业要求，开设相关专业，培养大批能推动产业发展的新人才。“一次教育革命”强调教育就是读书，读书是为了考试、获取文凭，获取好的文凭就能获得好的工作，是一种维持性现状的教育；“二次教育革命”是在强调教育服务社会下，按照社会未来发展要求设置专业为未来培养人才，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一次教育革命”转变了世袭制，用读书来培养人，用考试来择取人，读书和应试是决定人才的根本；“二次教育革命”要转变读书应试的教育观，重视人的能力发展和健全人格养成，培养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人的职业能力和创新力是决定人才发展的关键要素。总之，“二次教育革命”是教育从适应农业经济转向推进现代高科技信息化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教育从适应社会发展转向主导社会发展，从维持性转向预期性创新型的转变，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教育的质的变革。

　　“二次教育革命”不可能是预先设计而成，只有按照中国特定的实际，在积极推进为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对此，中国教育改革应重点推动下列发展策略。

　　首先，建立全面倡导教育服务社会发展功能的教育观。一是倡导教育服务社会的理念，转变读书做官的传统教育观。二是全面推进教育转型，在制度上落实服务产业的“二次教育革命”，制定领先产业发展的科技人才培养计划。三是强调区域规划要把教育发展与未来产业发展作为基础，创建教育与经济互动体，鼓励企业从依赖广告转向投资教育培养人才上来；四是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要配套人才培训计划，杜绝空头规划，笼统GDP数据，以及简单地按人头划拨教育经费的做法，要使普及教育与服务地方相结合，推进教育的根本转型。

　　其次，建立技术教育投资重点的新发展模式。一是建立教育领先产业发展新机制，以培养人才带动产业的新体制，“办教养才”作为项目优先启动，建科技园必先建科技校；二是建立把教育作为重点投资的产业发展机制，实施政府、企业、社会合作共同投资，形成以培养产业技术人才作为重点的产业投资模式；三是建立投资产业技术教育减税免税政策，对投入技术教育（特别是“三农”）超过一定比例且效益较好的给予优惠，从根本上转变简单招工和企业不事培训或培训过于简单的投资方式，鼓励培训带动招工及就业，形成专业、产业、行业和就业一条龙体系。

　　第三，建立新的产业技术教育发展制度。为了推进中国教育转型，一是有必要建立起产业技术教育评级资助制度，按相关标准对技术院校进行评级资助，特别是要以技术考核合格人数作为核拨经费的依据；二是建立产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定和资助制度，只有获得某工种技术等级者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发展资助，使农民在获得某种培训和技术级别后，利用获得资金创业发展，形成一批有特色的专业生产体，以此鼓励农民学技术，接受技术培训；三是建立培训带动产业发展机制和长中短期互动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强化剩余劳力技术培训，改造和提高农村发展技术产业能力，带动农村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第四，建立技术教育市场网。一是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专项基金，制定政府按GDP比例拨付、企业按产值比例征收等方式筹集资金，以竞争方式支持民工技术培训和三农技术普及，实施免费和非免费互动的技术教育体制；二是建立技术教育交易机制，增加技术教育在土地成交和项目竞争中的评分比重，投入职业技术教育比重大的企业将优先获得审批；三是建立政府购买技术教育的市场机制，在规定接受相应级别技术培训方可上岗下，鼓励企业发展技术教育并形成技术教育网，政府按企业教育成效率资助经费，促使技术教育与企业生产相结合。深圳宝安职业技术学校与企业合作创办“企业校区”，也是按市场机制设计的，效果非常好，及解决劳工问题，又推进产业技术升级转型，“企业校区”创办5年，使这些企业获得重大发展，这一经验值得大力推广。

　　可见，实施“二次教育革命”是中国走向高科技信息化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转变传统教育观，推进教育服务社会的新教育改革运动，将从根本上治理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教育问题，彻底解决民工荒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破解“刘易斯拐点”，奠定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