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姜文：票房有时什么都不是

姜文已经翻了15年的《毛泽东诗词手迹》，在姜文看来，毛泽东对字的锤炼和“子弹”的搭功夫是一码事。 （南方周末记者 袁蕾/图）

姜文指着《毛泽东诗词手迹》：“你看这个《咏梅》，曲牌是《卜算子》，毛泽东从1961年开始写，写完了给人家看，回来又写，又给人家看，一直到他1963年70岁生日才拿出来发表，四十多个字，锤炼了两年。”

在位于外交公寓的姜文办公室里，桌上的字帖书籍堆了齐腰高，这本毛泽东的字帖姜文已经翻了15年。字帖并非“清抄本”，内中一一展示了毛泽东书法反复修改的“痕迹”。姜文把这称作“搭功夫”——跟《让子弹飞》一样，一个精细的“活儿”。

目前《让子弹飞》的票房是7.3亿人民币，已经是“有史以来”的中国电影票房冠军。“没有主义，也没有经验。用葛优的话说‘赶上了，蒙着了’。没有那三个演员或者老马，票房得减一半。”姜文把票房和口碑的满堂彩归功于其他主创和投资人马珂。

富二代马珂对“子弹”的票房功不可没，他所谓的“铺张营销”经验很简单，在东五环的某条支路上的路牌，钱花了等于没花：“很多电影花的钱不比我们少多少，但效果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不到。所有人都觉得我们的路牌感觉是别人的10倍，其实只是别人的两三倍。把钱用到观众看得到的地方，你才会觉得铺张。”

票子和账本的成功，并不能让姜文提高对“子弹”的自我评价：“我就是讲一个大家看得懂的东西，对于一个讲故事的人来说，我等于退到了最底线来说话。”

“子弹”是姜文一部“赌气”的电影，“气”来自《太阳照常升起》。那是一部姜文掏心掏肺的“虔诚”的作品，用他的话说：“‘太阳’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子弹’是我送给观众的礼物。”上帝和观众显然是两个阶级，2007年公映的“太阳”，投资五千多万，最后票房只有三千多万，这部电影也在当年引起了“很棒”和“看不懂”的两极大讨论。

“全世界的好电影不卖钱的很多。我以前说不挣钱未必是坏事，也没多少人听，为了话语权我就弄一个‘子弹’。”姜文说。

在姜文这里，还有比票房更硬的标准：“至少我怎么也要拍一些像《鬼子来了》这样有责任的片子，或者像《太阳照常升起》那样虔诚的片子，哪怕付出代价。责任不行，你虔诚一下，虔诚不行，你责任一下。”

2011年3月7日，姜文和投资人马珂、编剧危笑等“子弹”团伙，接受了南方周末的访问，在票子和账本的支撑下行使了自己的“话语权”。

有“子弹”不一定有“太阳”

南方周末：《让子弹飞》给我的感觉是，这是一部姜文在赌气的作品，你同意吗？

姜文：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让子弹飞》是在赌气。但是，哪一个创作最早没有赌气呢？它可能是一个激发点，但是走起来之后，仅靠赌气的那口气是不够的。

马珂：赌气可能也是一个动力，比如你说现在的工作为什么一个月挣2000元呢？我赌气一个月能挣5000元的，说白了就是这个道理。

姜文：“子弹”当然有赌气，其实就是搭点功夫的事情，就顺着电影规律走。你要真是一个明白人，生活里很多东西你不能只把它翻译成很懂的事，这是不太负责任的。但电影的规律要求能看懂，那你就拍一个能看懂的。好莱坞很卖钱的电影，很懂，但它远离了美国现实。科恩兄弟的东西你看着很有意思，实际上那才是真实的。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任何得到都会付出代价，“子弹”的口碑和票房都是满堂彩，你觉得自己付出了什么代价？

姜文：代价现在看不出来。满堂彩主要集中在马珂这个第一次拍电影的人身上，70后的年轻老板，富二代。他的所得比我多，代价也比我大。我就是讲一个大家看得懂的东西，都是简单的，对于一个讲故事的人来说，我等于退到了最底线来说话，说一句明白话。

生活中好多事是不能用明白话说清楚的。用两句话说成一个故事，那纯粹是骗人。我不相信有意思的东西是可以讲清的。电影是可以感受的，你把感受传给一个人，这个人也感受了，像病毒一样。当然，这样做下去可能会远离所谓大电影，或者远离市场电影。

其实就看你想做什么，是不是想要继续往“太阳”这边走，遵循生活的原则——我觉得生活是没有逻辑的，谁哪天从17楼跳下来，说不清楚，但是他就跳下去了。昨天还开心跟你吃饭，今天就跳下来了，你想一辈子都想不清楚。

我觉得如果有足够的财力、足够的机会、足够的心情，拍“太阳”那样的片子是好的，当然，有点过分的奢侈化。

拍过“太阳”的人是非常荣耀的，所以我说“子弹”是它的衍生物品。拍过“子弹”的人未必能拍出“太阳”，但拍过“太阳”是能拍“子弹”的，而且可以拍若干个“子弹”。所以我跟他们说，年轻人不要直接去拍“子弹”，要先拍“太阳”，才能拍“子弹”。这是一句负责任的话，如果直接奔“子弹”去恐怕就有问题了。

南方周末：在你的心理价位上，“太阳”远远高于“子弹”？

姜文：从市场上、从公司运营来说，当然“子弹”是个好东西，起码对于工商、税务运转工作都是一个好事。但对于导演、编剧来说不一定是个好事。因为你在做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有的人做容易的事也可以做一辈子。如果将来有足够的钱，我们的公司也支撑得起，还是可以拍“太阳”。但是没有“太阳”就没有“子弹”，有“子弹”就不一定有“太阳”，越往高走越难。

南方周末：所以“子弹”这个硕果增加的是对“太阳”的骄傲？

姜文：“子弹”说不上硕果，就是市场得手。可能很多人看了“子弹”，倒回去看“太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至于骄傲，我一直对“太阳”是骄傲的，但拍完后都归零了。

南方周末：“太阳”真的归零了吗？

姜文：不归也得归，我不是光“太阳”归零，我每部电影拍完都归零，可能也是为了归零才去拍，把它装在里边，你自己心里也踏实了。不然像我这样的人不断在某一个精神层面燃烧是很危险的。“太阳”是一个精神很特殊的感觉，你长期在这特殊的感觉里边是不太容易的。我上次去了趟大理，又找着了一种感觉，可能是高原缺氧。你在那个时候顺着去套着逻辑，套着起承转合，挺无聊的。大家都是东一嘴，西一嘴，也不问中间有多少联系，就把日子过了。那其实是一个真正生活的状态，生活是没有逻辑的。

“子弹”是搭功夫“太阳”是掏心窝

南方周末：“子弹”的前期盘算，包括一分钟一分钟计较这种创作格式，以前在你片子里有这种习俗吗？

姜文：《鬼子来了》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80后”来了，田壮壮的徒弟来了以后，我们有了很多新风气。为什么让他们来？我不喜欢什么事都自己扛，这是一个恶习。我们团队老中青，50年代到80年代的都有。

危笑：一分钟一分钟的聊我觉得不值得再表扬。老大剪片子按格剪，一分钟一分钟地聊剧本稀奇吗？不稀奇。只是可能大家看了太多十分钟都没什么意思的电影，所以，觉得一分钟一分钟聊剧本有意思。大家是把正常的创作方式当作稀有的创作方式来聊，这是挺悲哀的事。

其实“太阳”每分钟也都是有兴奋点的，只不过它的兴奋点不是按着人们的习惯来兴奋的，它故意反着你的习惯。

南方周末：“子弹”的结局是一开始就定好了吗？

姜文：是，我们从来不是到最后找结局，包括“鬼子”，都是最早就设计好的。你越早设计好精彩的桥墩，就越需要桥板铺得没痕迹，这是搭功夫的事。

南方周末：“子弹”对台词的刻意性也是剧本里一早就有的？

姜文：“鬼子”不也一样吗？我觉得在台词方面还没“鬼子”做得那么精细。“鬼子”太费劲了，“子弹”的演员都是职业演员，“鬼子”80%是非专业的，只有那鬼子和俩老头是专业的，让那些非专业演员说成那样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这样的台词对我们做电影的人来说是基本功，那时候他们就说“太阳”里陈冲和阿蕾台词很有意思，乐得稀里哗啦。我说这很容易，给你笑还不容易吗。有人说“吹牛皮”。我说这有什么吹的，你能写多少东西让人乐，写多少东西让人恐惧，都属于基本功。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确实是在拿基本功来聊事，怎么也得在基本功之上聊事。

“鬼子”是责任“太阳”是虔诚

南方周末：面对“子弹”这样一个结果，善果也好，硕果也好，你的表情仅仅是说，这事不过如此？

姜文：怎么说好呢，跑起来是容易的，带着球跑是不容易的。像“鬼子”和“太阳”，不但自己要跑得快，还要带着球跑，还要把球踢门里去。撒开丫子跑咱们可能都比马拉多纳带球跑得快，但带球跑就不一样了。但要是没带球的嘲笑带球跑得慢，这是不对的。你看斯皮尔伯格什么时候跟库布里克横过？对着库布里克还不是毕恭毕敬的？这是西方的传统优点。

我觉得人怎么也要拍一些像“鬼子”这样有责任的片子，哪怕付出代价。人不就为了付出代价来的吗，你嘎嘎新生出来，又嘎嘎新还给上帝，有什么用。“太阳”是虔诚的片子，责任不行，你虔诚一下，虔诚不行，你责任一下，都不带球瞎跑，这都不牛，姿势不太对。

南方周末：你所谓的“责任”是什么？

姜文：我们不要用文字去解释“责任”了。你可以没有责任，你可以不带球跑，但是你说我没带球跑得很硬，跑得很快，硬到底，还笑话别人带球跑得摔跟头了，这就没意思了。

南方周末：“子弹”带球跑了吗？

姜文：“子弹”就算我不带球跑一回吧。其实对我们这帮原来带球跑过的人来说，完全不带球也不太容易，也会带出来一堆石头子，稀里哗啦的，跟没带过球的是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说，只拍过“子弹”的肯定拍不了“太阳”。“子弹”能够口碑、票房都不错，是因为我们带过球。

南方周末：“子弹”的确跳出了票房好、口碑差的怪圈。

姜文：我们当时拍“阳光”也是（跳出一个怪圈），那时候得奖的片子不卖钱，卖钱的片子不得奖。年轻时也是少年得志。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敬意，幸灾乐祸我觉得不太好，这不是幸灾乐祸的时候。后来我也学会跟自己幸灾乐祸，当我学会对自己幸灾乐祸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拍一个热热闹闹的片子。其实“子弹”也有很多对自己幸灾乐祸的东西：好了吧，妞也没了，兄弟也没了。我觉得最后张牧之从抢钱变成裸捐，对张牧之也是一个嘲讽。

马珂：我看过一个中国社会研究院副院长的采访，说我们所有的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只重地上，不重地下，但地下往往是花钱最多的，看不见的。其实在做“子弹”的过程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这个过程放在地下，有了这个地下才有可能出现地上你们看到的这132分钟电影。

“子弹”至少做了这样一件事，用了这么多钱、这么多人把它做成了。做成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是要告诉包括观众、包括同行、包括媒体，电影是可以做成的，而且这样的电影是可以赚钱的，并且能赚不少钱，这是不丢人的。

赚了钱耍横不叫横没钱耍横那才叫横

南方周末：人家说票房是硬道理，你心里有比票房更硬的道理吗？

姜文：票房不是到哪儿都是硬道理的。票房对市场、对公司、对投资人是硬道理。票房在“以电影来挣钱”这件事上说是硬道理，票房以拿电影作为艺术、表达想法来说，它往往不是个道理，它可以什么都不是。

很多票房高的电影，那个导演就没人愿意跟他谈艺术，甚至没人愿意跟他聊天。拿你的一生去挣票房，没什么可聊的，聊点别的他也不会，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导演。

很多被我们一辈子记住的好电影，不一定有票房，《愤怒的公牛》就没票房，《公民凯恩》更没有。全世界的好电影，不卖钱的很多。这在中国很多人不敢这么聊，我以前跟人家说不挣钱未必是坏事，也没多少人听，为了话语权我就弄一个“子弹”。我不是说拍电影就一定得弄得没票房行，其实我的“阳光灿烂”就有票房。

南方周末：还是票房冠军。

姜文：对，但那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一半是运气，因为我根本没想这个片子能卖，我就想拍一个片子，我自己看着舒服。那时候王朔也不给我写，我就自己写了剧本。我原来想能把它写完就行了，写完我能有钱拍就行了，找到钱我就想能多找一点就行，多找了之后就想着拍好点就行，得奖后想着能发行就行，全是在不断地往上。但我很自信电影一定是很牛的电影，只是牛到什么样，我不知道。我总相信，好看的东西，有意思的东西，大家还是会喜欢。

南方周末：那比票房更硬的道理是什么？

姜文：要看在什么环境里，在哪件事里比票房更硬。如果创作者仅仅迷恋于票房，从此就不断克隆复制，你还能有几天好，几天之后可能就会被抛弃。可能有一天回过头想，那几年这个事拍成电影，居然还卖到钱了。我们看西方电影发展史，一直在重复这个事。

我们是电影从业人员，是搞创作的，创作本身如果被钱给腐蚀没了，这是没意思的。

对我来说更硬的是，无论导演、编剧，要有对创作和对生活的敏感性，以及能够穿过——不要说拒绝——我们不是没沾过，我们穿过金钱和简单欢呼的诱惑，这个是更硬的。不要倒在账本上，倒在票子上，我老说不是票房，是票子上，我觉得这是太没见过钱了。一个社会真正发展起来也不是这样。

南方周末：当“子弹”的数字和票房不断积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时候差点倒在票子上了？

姜文：幸亏我老早就有了票子，我“阳光灿烂”的时候挣了那么多钱，不到两年就给花光了。我觉得为了票子这个东西不值得。从小我们就不是受这种教育的。有人愿意这么聊是他们的事。我觉得对于一个导演来说千万不应该这样。法国人也起码是用人数来衡量的，他不说钱，这稍微体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