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根 词缀:浙江书法古美华丽

　　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浙江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旅游胜地”和“文化之邦”，有着十分丰富和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浙江是中国书法的重镇，古美华丽的风格是浙江书法发展史上的一条主线。

　　原始刻画符号是书法艺术的先声。汉字的产生，从先文字阶段进入原始文字阶段，其明显的特征是刻画文字的出现。7000年前，浙江先民的原始艺术已相当丰富。从河姆渡出土的鸟纹骨匕和双鸟朝阳纹牙雕可以看出，河姆渡人一种原始的信仰，即对鸟图案的崇拜，这可能是鸟虫书在南方产生的先兆。（图鸟纹骨匕和双鸟朝阳纹牙雕）

　　“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出土的陶器质地细腻，器表的装饰多素面，打磨光亮，少数有精细的刻花和镂孔纹饰，或施彩绘。图为平湖戴墓墩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刻纹宽把黑陶杯,杯身通体饰有“蛇、鸟”纹，造型致，纹饰精美，装饰性很强。

　　鸟虫书殷商时期，北方出现了青铜文化，而浙江却出现了印纹陶文化。商周时期浙江青铜器种类尽管不多，却不乏大器、重器，且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当时越国文字既有中原文字的传统，但又有很强烈的长江中下游地域风格，表现在青铜器铭文上，最典型的就是越国的鸟虫书。越国的鸟虫书比较典型的是一种比较修长的，带着飘逸的这样一种文字，它有象征性的鸟和虫的形状。
　　吴越争霸促进了越国青铜农具与兵器铸造业的长足发展。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在越王勾践剑上，鸟虫书依器具的形状而就，非常端庄雅丽。图为越王勾践剑和春秋吴配儿勾鑃。

　　下图为2003年在绍兴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甬钟，两边文字中加以禽鸟形纹饰，字体修长，运用于青铜器的铭文更显藻饰秀丽。

　　立于会稽山麓大禹陵西侧"岣嵝山铭"石碑的文字是很典型的越国的鸟虫书，是越王周勾登衡山时候的一篇石刻，现在保存在绍兴禹陵的碑文是明代翻刻的。
　　鸟虫书是绘画意味很强的文字形式，古美而华丽,把文字有意识地作为艺术品，或者说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表现了先民对文字书法美的有意识追求。越王勾践剑和岣嵝碑铭无疑是越地当时最为典型的书法作品的雏形。它开启了中国以书法为装饰的先河，也肇启了文字在实用之外追求美感的意识。古美华丽已开始成为浙江书法的一条主线了。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江南，东下会稽，祭大禹陵，登天柱峰，命左丞相李斯手书铭文，刻石记功，将此石竖于会稽鹅鼻山山顶(故鹅鼻山又名刻石山)，这就是著名的《会稽刻石》。而天柱峰亦因此而命名为秦望山。但到宋以后，刻石就散佚了。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绍兴知府李亨特用旧藏《会稽刻石》申屠駉原拓本重刻于原石（图：会稽刻石）。这就是规范的小篆书法，字体清丽，点划用笔、结体布局均称规整至极。

　　汉代是浙江文化异彩纷呈的开始。东汉时期上虞著名哲学家王充的《论衡》，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解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对中国古代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虞嵇康则是当时玄学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汉代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东汉时期是浙江石刻文物大量涌现、各种石刻形制开始正式形成的重要阶段。在绍兴市区东南20公里富盛镇跳山东坡上，有东汉建初买地摩崖刻石，为大吉山买地摩崖(又名昆地六人买山地记)，额刻隶书“大吉”二字，东汉建初元年(76年)刻，为浙江省现存的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刻石隶书。布局为上下两列，上列一行为题额，直刻“大吉”二字；下列五行，每行四字，即：“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值)三万钱。”《两汉金石记》、《秦汉碑述》中都有著录。

　　1952年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三老碑立于公元223年,此碑不仅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且“文字浑古遒厚，介篆隶间”，对于研究古代书法篆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石初归余姚周某，后转至江苏丹徒陈某。1921年碑运至上海，陈某拟以重金售于日本商人。西泠印社社员闻知“犹不忍其沦于异域，而图永久保存之”，集60余人之力，捐集八千银元，赎碑运回浙江，“虑其久而复湮也，择西湖孤山之阳，西泠印社隙地，慎重庋奥建室”。

　　我们将《大吉买地记》、《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与同时期北方流行的汉碑《五凤刻石》、《褒斜道刻石》、《嵩山太室石阙铭》及《裴岑纪功碑》书风相校，可以得出浙江汉隶具有古艳特点的结论。
　　三国及两晋时期，浙江文学开始形成气候，南朝时出现了谢灵运、谢惠连、沈约、吴均等人的诗文。制瓷业在迅速发展，分为越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四个系统。这一时期是草、行、真书的形成期。晋代浙江书法大家辈出，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人称"书圣"。王羲之的清丽俊逸的书风标志着今体书法法度的完备，是当时的代表书风，也是浙江古美华丽书风形成的标志。王羲之对真书、草、行诸体书法造诣都很深。他的真书势形巧密，行草书浓纤折衷；行书遒媚劲健，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行书《快雪时晴帖》只有二十四个字，被清乾隆皇帝列为“三希”之首。《兰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从文学的角度，它文字优美，情感旷达闲逸，是千古绝妙的好文章。从书法的角度，它被誉为法书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钻研。 其子王献之，继承父学，且进一步独创天地，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图为王羲之和王献之书。

　　汉代开始盛行在建筑用砖烧制铭文，或记时代，或记年月,至三国两晋最为流行浙江民间刻砖较多,文字浑古遒厚,苍劲简质。宋鸭子书为东晋时物，清道光十四年浙江临海县出土。砖烧制为阳文铭文，行草书略带隶意，体势修长，野逸浪漫，很有天趣。这是浙江一带民间书法的代表书风。

　　隋唐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繁盛的时期。特别是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自隋唐开始，江南经济持续发展。在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建立的吴越国。当时境内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在文学艺术方面，自唐初始，浙江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术家就代有其人，显现出群星闪烁的可喜局面。唐代浙江绘画灿烂夺目，孙位的《百逸图》与松竹画，都相当精巧，影响五代和两宋。丝绸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等经济文化，也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态势。
　　隋代，王系书法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书法，代表人物是浙江吴兴的僧人智永。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代孙子，他习字很刻苦，住在吴兴永欣寺，几十年不下楼，临了八百多本《千字文》，给江东诸寺，各送一本。他用废的笔，埋起来象冢一样，此所谓“退笔成冢”的典故。其书法传王羲之法而有所变化，平正和美，体兼众妙。

　　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列初唐四大家。其中，虞世南为越州余姚人、禇遂良为钱塘(今杭州)人。初唐的书法讲法度，虞书温润柔美，褚书清雅秀劲，是浙江古美华丽书风主线的发展，也创造了中国书法史楷书的顶峰。图为虞世南、褚遂良书法。

　　唐代浙江除虞世南、诸遂良外，还涌现出孙过庭、贺知章、徐浩等书法大家，以各自独特的书法面貌和品格，赢得书坛盛誉。孙过庭，浙江富阳人，传世作品有《书谱》和草书《千字文》等。《书谱》是孙过庭撰文并书写的一篇书法理论文章，也是历代传颂的书法名作精品，它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孙过庭的书法观，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孙过庭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笔笔规范，极具法度，有魏晋遗风。宋米芾评道：“凡唐草得‘二王’法者，无出其右。”

　　越州贺知章 (今浙江萧山)人，工书法，尤善草隶。
　　越州的徐浩(今浙江绍兴)，官至彭王傅、会稽郡公、太子少师。工翰墨，声飞当代，肃宗时四方诏令皆出自其手。“用笔劲正有而心圆”，以《不空和尚碑》为代表。
　　颜真卿66岁至69岁任湖州刺史，励精图治之外，与当地隐士陆羽、张志和过从甚密，也留下了一批书法精品，图为湖州帖。

　　李阳冰为唐代书法家，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乾元年间曾任浙江省缙云县令，任上书写有《城隍庙碑》、《黄帝祠宇》、《倪翁洞》等。

　　唐代末年,钱鏐创建吴越国,保境安民,使浙江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吴越国大兴佛教，广造佛寺、佛塔，刊印佛经。图为吴越国王经常向西湖、鉴湖、太湖等湖水投入刻有告文我银简，祈示平安。书法清丽而朴茂。

　　钱俶崇信释事，毕生造佛塔无数，雷峰塔是其中著名的一座。雷峰塔中有大量华严经卷，书法严谨。

　　“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宋代浙江成为富庶之地，文献之邦。宋代浙江文化十分发达。宋代有籍贯可考的词人共计867人，浙籍216人，占四分之一。北宋杭州书肆刻工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则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之后，杭州的印刷业开始兴盛。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典籍。北宋初期的书法仍然沿续唐代余波，宋人尚意，宋代书风注重造型态势变化，求意趣的体现。
　　宋四家中，苏轼曾任杭州刺史，他是书法尚意的倡导者。苏轼与黄庭坚、米芾的实践努力，标志着宋代书法的复兴。苏轼书初师王羲之《兰亭序》，中年以后转学颜真卿、徐浩、杨凝式，创造出用笔丰肥遒劲，字势内紧外疏，应手生变，婀娜多姿而又雄浑沉着的苏体。
　　苏轼书《表忠观碑》，碑文表彰吴越钱氏的功德，石原在杭州钱王词。

　　米芾33岁至35岁时曾任杭州观察推官，书《杭州龙井方圆庵记》，这是传世米芾早年作品中“集古字”的代表作。图为《杭州龙井方圆庵记》。

　　宋代浙江书法，取法晋唐，个性活跃。其中林逋（钱塘人）的风格最为清逸，书势瘦挺孤峭，行距极宽，字距疏朗，字字清劲，极为潇散有致风格独殊，为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

　　到了南宋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浙江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繁华富庶的地区之一。这一时期，浙江的学术思想更是异常活跃，“浙学”便是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思想之一。陈亮、永嘉人叶适，提倡功利之学，是当时“浙东学派”的代表。南宋时期，杭州建立画院，浙江更成为全国美术活动的中心浙江又是中国戏曲的桑梓之乡。都城杭州不仅宋杂剧演出空前繁荣，而且中国完整的戏剧形式——戏文，也在温州诞生。在工艺美术方面，追求恬淡、自然的审美情趣，追求艺术的个性化发展。官窑和龙泉窑生产的青瓷，湖州石家所造的铜器，仿古铜器，临安府刻绘卷，已成为以杭州为中心的“宋代文化”的一种时尚。
　　宋高宗赵构，在位36年,政治上无能,成偏安之局，然其书法所得颇深，善真、行、草书。其书初学黄庭坚、米芾，继学唐人，对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书法，勤学不怠，后追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故其自具风骨，成就颇高，并且影响了南宋书坛。

　　南宋时，陆游、范成大、朱熹和张孝祥同为“中兴四大家”。陆游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擅长书法，草书出自张旭，行书源于杨凝式。遒严飘逸，意致高远。为浙江古美华丽书风主线的延续。图为陆游《自书诗卷》。

　　吴说，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工书法，小楷人称宋时第一，行草书圆美流丽，传世之简札，多为信手而书，无拘无束，自由挥写，不计工拙。
　　宋代尚意书风到了南宋，风格意趣由激越日趋平缓。
　　元以来，浙江已有相当基础的手工业迅速发展。在文学艺术方面，浙籍赵孟頫、杨维桢、柳贯等人的诗文，在元代文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在绘画书法领域，元代湖州人赵孟頫书画双绝。而黄公望、吴镇、王蒙与江苏倪瓒合称元末四大画家。
　　有元一代书风，仍沿宋习盛于帖学，宗唐宗晋元，大唱“复古”。赵孟頫，鲜于枢等名家，是这一时期书法的代表。
　　赵孟頫（浙江吴兴人)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在南宋末期，尚意书风已式微。元初，赵孟頫倡导复古，以他为代表的古雅、遒美、秀逸的元代书风，是浙江古美华丽书风的代表，也开创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新境界。《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集前代诸家之大成。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古人的长处分不开的。其代表作品有：仇锷墓碑铭、汲黯传、福神观记、胆巴碑、兰亭帖十三跋、雪晴　云散帖、洛神赋、妙严寺记等。《吴兴赋》长卷是赵孟頫为赞美家乡风物所作之赋，文采飞扬，笔意流畅，是遒美秀逸的赵书风格的代表。

　　鲜于枢，渔阳人，居杭州。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楷书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行草笔法纵肆，欹态横发。
　　诸暨的杨维桢的行草书，其风格在元代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杨维桢的用笔，将晋唐楷法和汉隶、章草、今草笔法融合在一起，故独有生拙、古朴的趣味奇崛、古朴和天真烂漫。杨维桢以章草笔法杂以汉隶和今草笔法成功运用到行草书创作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大大拓展了草书的表现力。行草书流畅随意中有生拙和古朴，粗头乱服又有舒展婉丽的俊逸。

　　诸暨的王冕善画墨梅，是文人刻印的第一人。传世多行楷，体在钟、欧之间，浪漫天成。
　　嘉兴的吴镇擅画山水和墨竹，草书圆劲清瘦，清逸灵润。
　　有元一代，浙江古美华丽书风已达到顶峰。
　　明代杭州成为戏剧的创作中心。画家戴进的绘画，人称浙派，徐渭是中国水墨花鸟画派的开创者之一，陈洪绶的人物画冠绝当世。工艺美术比以往大为拓展，杭绣、杭剪等地方产品都享有盛誉，尤其是以东阳木雕、青田石雕、黄杨木雕和“瓯塑”为核心的浙江“三雕一塑”，更是浙江工艺美术的代表。明代浙江书院有 290余所，较著名的有杭州万松书院、余姚姚江书院等。范钦所创的宁波“天一阁”是最早的藏书楼。
　　明代朝廷诸皇帝都很喜欢书法。明初，书家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兄弟最为著称。行书亦流美脱俗。明中期，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出现，使明代书坛略有复兴之象。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北朝，篆、隶、八分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皆以纤巧秀丽为美，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即"台阁体"。
　　作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是浙江浦江人，书法兼有赵孟頫之妩媚和康里夔夔骨力，也比较轻松多变。明中期，浙江余姚的王守仁用笔瘦峭，意境灵润。
　　在明代继续复古，纤巧秀丽，近乎甜美柔媚的书风下，乱头粗服的徐渭出现了。山阴徐渭（今浙江省绍兴）书法注重宏大、势态，是明代浪漫主义书风的凸显。徐渭是一位旷世奇才，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激发了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使他的艺术步入了非常奇特的境界。徐渭的书法风格是集古今众多的之长于一体再创作，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作为同乡人，他对王羲之的法书心摹手追，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但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笔墨恣肆，满纸狼藉。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在灯下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书林藻鉴》）。郑板桥谈至徐渭，甘当“青藤门下牛马走”，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诸暨枫桥陈洪绶，长于花鸟、山水、尤精人物。虽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书法飘逸疏朗，纤纤曲劲，别有意韵，《艺舟双楫》列其行书为逸品上。图陈洪绶书法。

　　晚明时，上虞人倪元璐与张瑞图、黄道周、王铎等异军突起，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纵横豪迈和酣畅淋漓，一扫前人的温文尔雅和甜美柔媚，构成了变革的书风。倪元璐，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康有为曾评："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行草书用笔苍古劲爽，结字跌宕奇逸，章法字距茂密，行距宽疏，注重节奏变化，书法以气骨见长。图倪元璐书法。

　　清代浙江思想文化十分活跃。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山祖。晚清杭州学者龚自珍，则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史学家。传统诗文在明清文学中以朱彝尊、厉鹗为先后代表的“浙西词派”对清代文坛影响较大。清代浙江书院更多达560余所。由此形成了历史上闻名全国的金华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四明学派和姚江学派。
　　清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乾隆尤重赵孟頫行楷书。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影响所及直至当代。清代书法在近300年的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形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派纷呈。
　　清代前期书法重心在江浙一带。浙江书风基本笼罩在董其昌的影响下，钱塘（今浙江杭州）高士奇小楷圆洁温润，秀媚疏朗，萧山人毛奇龄书法有奇崛之感并拙中富巧，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图毛奇龄书法。

　　乾、嘉时期，大批文人为逃避政治与现实，转向整理、考证古代典藏文物，在金石文字学的带动下，对古代碑刻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碑学不断涌出，篆书和隶书很流行，以金农为代表的以批书家，将古拙丑怪的审美原则作为追求的境界，在当时影响甚远。浙江的著名的篆刻流派西泠八家，人人善书。杭州人丁敬，好金石碑版，善切刀治印，书法，古朴简率，工分书，而于篆尤嗜，偶书行书，笔势开阔,略取隶意。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图丁敬书《砚林诗墨》。

　　“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书法以隶书和行书最为知名。隶书清劲潇洒，结体自由，穿插挪让，相映成趣，用笔仍然属守古法,笔笔中锋。清嘉庆时，由陈鸿寿题茗，创制了紫砂壶与诗书画篆刻为一体的“曼生壶”。“曼生壶”的产生使这时期的紫砂壶走向一个更高的艺术层次。图陈鸿寿书法。

　　“杨州八怪”之一金农为清钱塘人。生活在康、雍、乾三朝。康熙、乾隆时代的书法界正是“帖学”一统天下，科举又“因字取人”，故朝内外模仿董、赵风靡—时；加之“馆阁体”泛滥，书风日趋柔弱纤媚，呆滞僵板。金农和郑燮等人卓然树起叛逆的大旗，成为清代书道中兴的领风骚者。金农的书法，兼擅隶、真、行三体，以古朴浑厚见胜，有“求拙为妍”的艺术特点。其隶书苍古奇逸，正书朴厚歧出，行书健劲潇洒，漆书浓厚似漆，写出的字凸于纸面，显示出浑朴钝拙的金石趣，风骨神韵，钝崛峻整，刚健清新。中年之后的行草愈显老辣、苍茫、古拙，而风格特征则未再有大变，由于其行草面貌外拙而内秀，独辟蹊径而不入俗格，故在其身后为碑派　书家所重，并越来越显示出他这种“碑行”探索的历史价值。图金农书法。

　　近现代浙江文化，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改革是其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浙江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学术思想领域，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如杭州的林启，余杭的章太炎，绍兴的蔡元培、陶成章，瑞安的孙诒让，以及鲁迅、陈望道、郑振铎等。章太炎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蔡元培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而鲁迅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另外，毕生倾注于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张元济，被誉为当代理学大师的马一浮，以及历史学家吴晗、范文澜。在文学领域，有鲁迅、、沈雁冰、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夏丐尊为代表作家群在艺术领域，近现代浙江艺术创作除了李叔同、夏衍、周信芳、盖叫天、袁雪芬等在音乐、话剧、电影、越剧领域卓有成就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浙江的美术创作。
　　晚清的书法,碑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清末以上海为中心的书法家、画家群形成，其中数浙籍最多。从赵之谦始，既有以任熊、任薰、任伯年为代表的“三任”，更有吴昌硕等成为海派画坛的中心人物。而当时“海派四杰”中浙江就有任伯年、吴昌硕、蒲华三人。此外，以沈曾植为代表的浙江现代书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创新，给作品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创造出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德清人俞樾为清代著名学者、经学大师。他的隶书用笔平实蕴藉，结体变汉隶的方而扁为方而长，醇厚无华，正直古茂，给人以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之感。

　　上虞人罗振玉（1866-1940）是我国较早研究甲骨的人。他长于考古，有丰富的金石文字知识。考释之余，挥写甲骨文，是近代以甲骨文入书的开创者。其书法圆劲隽秀，紧密严正，工稳严整。罗振玉临写的殷契文字，风格清雅，淳厚，多用方折，有简约古朴的装饰美感。
　　赵之谦是浙江绍兴人，是清代杰出的书画篆刻家。他的篆刻取法秦汉金石文字，取精用宏，形成自己的风格，人称“赵派”。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书以魏碑北碑诸多形体方正、用笔方劲舒展的风格类型其取对象。真书隶意较多。他的书风属于邓完白、包慎伯、吴让之一路，由包氏的执笔法学习北碑。他的篆隶有他独特的光芒。他的天分独厚，而又够加以发扬光大，所以产生出极富现代气息的作品。

　　蒲华，浙江嘉兴人，是晚清“海派”画坛具有创造精神的代表画家。书法初学“二王”，后宗傅青主、王觉斯、苏东坡、怀素、张长史，善狂草，线条如锥画沙，有盘龙舞蛟之美，与其画极为契合。好于素纸作数百言文章，顶天立地、密不通风，气势磅礴中透出灵性，生机勃勃。用笔看似乱头粗服，逸笔草草，多不经意，但意境高古，雅逸潇洒，格调极高。

　　沈曾植，浙江嘉兴人。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又究心经世之学，为“同光体之魁杰”。书法学习锺繇、索靖、包世臣、吴熙载，晚年取法黄道周、倪元璐，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以北碑传统为基点，在深入到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与线条表现)的深层内容之后，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由帖入碑，结体险峻，用笔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横生，尤其用章草法写行书，气格高古，有人誉之为张芝复生，代表了近代书学研究的高度与深度。

　　吴昌硕，浙江安吉人，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为"后海派"中的代表。他的书法凝炼遒劲，貌拙气酣，极富金石气息。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寝馈石鼓文，参用草法，凝练遒劲，朴茂雄深，面目一新，结体左右参差，行气如虹，卓然成为一代宗师。同时，“强抱篆隶作狂草”，行草书苍劲雄健，气度恢宏，也不同凡响。

　　近代书法，吴昌硕、沈曾植最为大家，功力之深，境界之高，远远超过前代。以他们为代表，在民初书坛上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主旨各异的书法结构，并衍生出一些目标完全不同的书法集群，虽然如斯，浙江古美华丽的书法主线仍然得到了承继和弘扬。
　　吴昌硕于１９２７年谢世之后，由于王震、王个簃、李苦李、诸乐三、沙孟海等人的传承，吴派书法、绘画具有一定的影响。
　　三十年代后，30年代，书法发展渐入正轨，熔今铸古，已不分碑、帖之学，且广拓新境，竞趋光大，启开现代书法的艺术门户。浙江吴兴人沈尹默于１９３３年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展览，１９４３年，撰出《执笔五字法》。沈尹默潜心从唐碑人手。形成了自己的并开始形成极有后劲的二王一派风格。周围并聚集了一大批书家，初步形成了流派的雏形。同时，以马一浮、张宗祥、余绍宋、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浙籍学者，在书法与学养结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影响。黄宾虹、丰子恺、潘天寿、来楚生等虽以画闻名，他们作书较强调形式美，气度也较开放，挥洒自如，纵横不羁，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书法理论研究方面，有 沙孟海的《近三百年书学》、《印学概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张宗祥《书学源流论》、沈尹默《书法论丛》、朱建新《孙过庭书谱笺证》。以资料丛辑著名的则有罗振玉《流沙坠简》、《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图沈尹默、沙孟海书法。

　　书法篆刻艺术的学术团体也应运而生，最著名的是1908年丁仁、王褆、叶为铭、吴隐等人创办的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是中国最早研究印学为主的学术团体和金石书画出版机构，集拓印谱，影印历代篆刻艺术作品，风行海内外。绍兴的兰亭则是中国书法的圣地。特别是1928年国立艺术学院在杭州的成立，标志着杭州再次成为全国美术创作和教育的中心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书法和篆刻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得到国家的重视与提倡。六十年代，西泠印社恢复活动，浙江美术学院首设书法专业，揭开了浙江书法史崭新的片章。马一浮、张宗祥、潘天寿、陆维钊、王蘧常、沙孟海、朱家济、诸乐三、方介堪、韩登安等，一时俊彦，浙江书法翘楚全国。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书法事业与经济建设同步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