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和操盘手:山东省图书馆

        一百年前的猎奇 

    在诞生的最初几年里，电影基本上承担着猎奇世界的使命，遥远的中国自然成为摄影师注目的对象。 

    1896年，美国谬托斯柯甫公司发行了两部记录晚清重臣李鸿章访问纽约的短片，名字叫《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和《李鸿章乘车经过第四号街河百老汇》。迄今所知，这是关于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这两部影片也在日本放映过，当年日本优秀的解说员德川梦声曾担任过解说。据他回忆，影片是跨带式循环放映，他在解说中说：“李鸿章这位天下英杰、世界伟人，随意走动，这是活动照相的真正价值”。这两部影片在国内还没有看到。 

    两年以后，1898年，托马斯·爱迪生派了一名摄影师作环球旅行，给公司拍摄影片，访问了中国的香港和上海，诞生了一批拍摄中国的纪录短片，分别是《中国仪仗队》、《跳舞的中国人·傀儡戏》、《香港总督府》、《香港商团》、《香港码头》、《上海警察》、《上海街景》、《香港街景》。这些影片，每部影片不长，约30秒到1分钟，画面质量已经严重受损，阅读这些影片只是强烈地被历史的斑驳和沧桑所感动。 

    1900年，庚子之变是震撼世界的大事件。以充当卢米埃尔的摄影师起家的英国人詹姆斯·威廉逊曾到北京随军拍摄，后来编辑了一部名为《中国教会被袭记》的影片。在英国BBC制作的一部“二十世纪回顾”的电视纪录片中引用过一段资料，应该是选自这部影片。据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在《电影艺术史》中透露，这是威廉逊在花园洋房前导演，由他一家人扮演的。前半段情景是义和团攻打教堂，外国侨民拼死抵抗，后半段则是联军的战斗场面。是当时为配合国内宣传特意制作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用的手法今天叫“真实再现”，是这种方法最早的尝试。 

    1907年，意大利人阿·伊·劳罗斯来到中国，开始将放映机架到中国的影院。第二年3月，他亲自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这年的下半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劳罗斯赶到北京拍摄了《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此后，又陆续拍摄了《上海租界各处风景》、《强行剪辫》等影片，保留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风貌和神韵。 

    晚清最后十年的时间里，保留在这些纪录片中的中国是一个贫弱不堪的形象，落后的生产力与严酷的生存状况令人唏嘘不已；孩童、难民、无家可归、恐惧、痛苦和死亡，形成纪录片唯一的剧情，这样的照片经常被制成幻灯在国外放映，所形成的影像的力量曾经激怒过无数海外游子。鲁迅弃医从文的心理变迁正是源于这种影像刺激。 

        “被误解的马可·波罗” 

    1972年春天，安东尼奥尼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中国希望通过一位政治立场接近的西方著名导演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介绍新中国。 

    《中国》的首播权被美国广播公司购买，率先在电视上与美国人见面，并被评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据说总统尼克松两次调看此片。不过后来的结果超出了安东尼奥尼的控制范围，中国台湾电视台多次播放此片，以此作为反共的重要教材，这一切激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愤慨。 

    意大利评论家将安东尼奥尼比喻为“被误解的马可·波罗”，和一千多年前的马可·波罗把中国描绘成人类的天堂一样，安东尼奥尼同样是怀着好奇和热忱来到中国的。 

    在片子的开头，安东尼奥尼这样概述他见到的中国：“中国正在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然不得而知，我们到这里只是瞧一眼而已。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安东尼奥尼的低调可见一斑，他只是透过镜头“观察中国人的面目、姿态和习惯”。他和摄制组一行9人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和河南林县农村呆了22天，拍了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电影。 

    在上海城隍庙的段落中，安东尼奥尼把他的形式风格——环境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发挥。茶、茶楼、老人这些象征传统的元素，与毛泽东画像、宣传画、样板戏音乐这些充满时代感的元素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神秘而又不失快乐的气氛。在安东尼奥尼眼里：“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怀念和欢乐交织在一起，既怀想过去，又忠于现在。”也许，这就是安东尼奥尼理解的中国。 

    在拍摄以建造红旗渠著名的河南林县时，安东尼奥尼进入了一个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小山村。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个“荒凉和被抛弃的村落”，摄影机随意地在这个山村中游荡着，村民们紧张地纷纷躲避着镜头，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安东尼奥尼是凭着直觉和好奇在拍摄，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他本能地躲避来自官方的安排和宣传，希望走进角落和背面。就在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时候，苏联国内正在放映一部利用各种素材编辑的电视纪录片《黑夜笼罩着中国》，对中国进行不怀好意的诋毁。 

        政治晴雨表 

    读多本电影史著作，都提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1896－1955）》，其参考价值不言而喻。 

    这是一本8万多字的“内部参考”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出版，印数只有2500册。 

    这本书分析并考察了60年来美国银幕上描绘中国和中国人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涉及的是西方凝视和中国形象的塑造的问题。作者在梳理如何认识中国并与之沟通的问题，在他看来，了解银幕上的中国形象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 

    据此书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在银幕上的关于亚洲国家的故事片，以中国最多，从1947年6月到1954年底，这个时期，描写中国的各种不同影片达40部以上，可以想象得出美国对这个国家的注意。 

    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默片时代，美国电影就开始了对华人形象的刻画。默片时代的电影对东方世界的态度带有很强的猎奇性，着力夸大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唐人街也几乎成为所有与华人有关的电影的选景地。 

    1894年，美国曾拍摄过一部近半小时的无声片《华人洗衣铺》，以闹剧的形式展示了一名中国男子如何想方设法摆脱一个爱尔兰警察的追捕。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形象具有极度的漫画倾向，拖地的长辫和伸长的指甲是被着力夸大的特征，他们十有八九是恶棍和罪犯。 

    默片时代对中国人唯一比较正面的刻画是好莱坞早期的电影大师D.W.   格里菲斯完成的。在其1919年的影片《花朵》中（上映时又名《黄种人和少女》），格里菲斯塑造了“黄种人”形象，一个代表着尊严与和平的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该片引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东方男人对西方女子的追求，开创了采用唐人街为背景的先例，对中国的哲学和生活方式给予极其推崇的描写。渐渐地，东西方异国情恋的主题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形：中国女子与白人男子的性爱和恋情故事成为表现异国情调的一个重要素材，而且也有一定的套路。这类影片有《砸碎的脚镣》（又名《黄种人和白种人》）（1916年）、《东方与西方》（1930年）、《神明之子》（1930年），在20世纪20和30年代，这种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爱情在美国银幕上一直是流行的题材。 

    同样在20年代的美国银幕上，神秘的唐人街成为中国的象征：邪恶的阴影、滑动的窗棂、在窗口窥视的东方人的脸庞、抖动的窗帘后面暗藏着的身份不明的人物，这些意象营造了一个恐怖神秘的中国氛围。 

    30年代，中国发生的满洲问题引起美国和全世界的注意，那两年的新闻头条经常是这个问题。傅满洲博士就是在这时候出现在美国的银幕上。“傅满洲博士”在好莱坞时起时落，宛如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的晴雨表。早期美国银幕上，贯彻“黄祸论”思想最彻底的形象，便是“傅满洲博士”。在电影海报上，傅满洲的人像高高矗立，男女主角被傅满洲的巨影吓得缩成一团。 

    从上世纪20年代中到30年代，在美国银幕上另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中国人形象是侦探查理·陈。据说，其生活原型是一名活跃的华人侦探，经作家加工、改造，从20年代起流行美国。好莱坞据此拍摄了近50部系列电影，塑造了又一个较完整、统一的中国人原型，他是正义和法律的象征。虽然影片中他动辄引用的孔子言论，未必是孔子所说，如“仓促的结论很容易做，但却像一个泡影”、“怕死的人死得更快”、“没有名字的人就像没有跳蚤的狗”、“机智有时比利器更有用”等等，但都成为查理·陈的名言而被广为传颂。 

        纪录中国抗战 

    3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中日进入战争状态后，美国曾一度视中国为自己的同盟。美国银幕上的中国纪录片开始多了起来。1932年，明星公司发行了一部名叫《中国在发言》的新闻纪录片，对中国的抗战给予极大的关注。为了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当时的美国几个重要的影片公司都制作了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其中大部分是风光旅行片，如1932年的《东方之鼓》和《上海》，1936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的《香港特写》，1937年米高梅公司发行的《香港，东方的枢纽》，以及1938年的《今日中国》等。30年代至少有16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在美国公开放映，是20年代的4倍。 

    这些影片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高度罗曼蒂克的国度，在一些旅行片中通常以这样常用的句子结尾：“就这样，我们只有向这块神奇的土地说声再见了。” 

    到40年代初，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一员，美国电影界开始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国。1941年6月，纪录片《中国在反击》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历史进程；1942年联美公司的长纪录片《中国的战斗呼声》和1943年的《荒芜的大地》都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纪录短片如《战斗中的中国内幕》（1942年）、《中国坚持下去》（1945年）等都对中国表达了强有力的支持，极力赞扬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英勇行为。 

    当时的好莱坞办事处曾经颁发过一个工作手册，其中提出了以下对中国的看法：“最近的民意投票表明，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对中国有一种热烈的同情，事实也说明了中国是个重要的世界强国和一个重要的盟邦。从1933年以来，中国就一直和我们并肩作战。中国是一个文明而自由的伟大国家，在未来世界形势中，我们必然要同它发生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