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月度分析报告模板:儒家往事（转载）（版权当原作者）

儒家往事

1、

儒家文化源自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的政治理想源自周朝的礼乐制度，周朝的礼乐制度不单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是一套以明确的民本理念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制度，它不是周人在武王灭纣之后建成的，而是有一个漫长地积累发展过程，从古公亶父设立五官制开始，经季历、西伯姬昌、武王姬发、周公姬旦、周成王，大约在周成王前后在吸收殷商制度的基础上定型。

礼乐制度更深远的影响不是在周朝，而是在它作为政治制度消亡的过程中，孕育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发展变异又可以大致分作几个阶段，从孔子始到孟子、荀子止算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基本秉承周人寓于礼乐制度中的真义，孔子与他的承继者们力图在现实中复制这套已经破损得千疮百孔的制度，但是失败了。

礼乐制度的信徒的这种努力在汉朝之初还可以看到影子，叔孙通回曲阜招人为刘邦制订礼乐，有俩个儒生拒绝了叔孙通的邀请，说：天下刚刚安定，死了的人还暴露在野外，受伤的人还躺在床上，现在又要兴礼乐，礼乐这种东西需要帝王百年的德行为基础才可以兴起，--你走吧。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件事情：1，礼乐制度的重心是德，所谓的德就是让治下的人们能安定的生活

2，礼乐与亭台楼榭一样是奢靡的事情。

自孟子荀子之后到叔孙通，是儒家弟子们最不得意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法家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旁支，脱离于儒家文化而独成一家，灿烂于世，成就了秦国的霸业，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法家的功劳。秦朝二世而亡，被认为是峻法苛政的结果，法家也因此被后人所诟病。

之后儒家、法家互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儒家文化，但儒家从来没有放弃对法家的攻击，“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反映的就是这么一种现实。

“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叔孙通之前的儒生们秉持孔子的主张，坚持以社会套制度，整车出售，不卖零件，很有点削足适履的意思。

无论孔子还是孟子，都不肯在原则上做半点让步，他们的这种作风养成了后来一大批迂腐的儒者。而叔孙通则不然，他更像一个小贩，儒家的政治主张对他而言则是零件仓库，只要卖主的价钱公道，什么都可以拆下来卖掉。

“足著远游屐，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那些真正信奉礼义制度，秉持孔孟主张的人，成了急于出仕的李白笔下嘲讽的对象。

跟着叔孙通的儒生都发达了，大家称叔孙通做圣人。对更多的人来讲，学儒学是为了混碗饭吃，能过得比别人好些，何必那么认真呢？

2、
到董仲舒则成了另外一种景象，他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简化，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政治道德主张，这是对礼义制度赖以形成的民本思想的大背叛。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述的是他的执政主张，简单地说就是“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君臣父子之间是双向的关系，是双重约束，不但约束臣，更约束君，君的所为 要符合规矩制度，董仲舒则简化成了臣对君的绝对服从。
这种简化把原来双向的权利责任义务单向化，经过若干岁月的演化，儒家的政治主张在文化了之后，终于成为了一种权力者的御用工具，而其核心的民本思想则被涂抹地面目全非。
孟子曾用他自己独有的预言诠释了孔子这句话的另一面：“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董仲舒的主张非常符合汉武帝的需要，汉武帝处于中国历史上思想政治的一个转型期，在他执政的阶段，权力更加集中，诸侯国的权力被剥夺殆尽，频用民力，穷兵黩武，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一种理论支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掌权者谁也不不敢也不愿再来反对儒家，中国的帝制延续两千余年一直进化不出更为先进的文化，在儒家的泥潭里挣扎，董仲舒功不可没。
唐时的韩愈力挺儒家文化，反杨、墨，非道、佛，一见当时政治之乱，二见当时思想之乱。二者互相映照。
到了宋朝，儒家文化已经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大效用。
至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灭人欲如果仅是控制过度膨胀地私欲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这句话后来成了抹杀人性的理论依据。
儒家自孔子始就强调克己，孔子的克己有一个明确的主张，就是为了复礼。礼乐制度表面上是一套等级制度，车马服饰、宫殿建筑代表着个人的身份，其实质呢？人们忽略了孔子一直强调的德与仁。
德即仁，仁即德，处于上位的人累积德义，下位的人生活安定，国家才会安定。仁者爱人，过去的爱人与现在我们说的慈爱的爱人有很大的不同，有比较深的政治用意。
在孔子眼里，礼乐崩坏是因为人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欲，贪图份外的权势富贵造成的。
孔子的克己主要针对那些当权者，那些有能力破坏制度的人来讲的，程朱的灭人欲到了某个时期成了灭绝人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想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外在的条件是有限的，如果不遏制个人的欲望，把它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就会引起人和人之间的残杀，适当地克制私欲，顺从大的道德规范是没错的，但灭绝人性是不对的，不管出发点是多么崇高。

回复此发言

3、
曾经有个时期，民众被要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抛却一切私心杂念。大家都为人民服务了，谁是人民？人民到哪里去了？在最高尚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不但残忍地对待别人，也残忍地对待自己，不穿好的，不吃好的，以贫穷为荣，整个社会步入了畸形。
人民成了一个空洞的名词，它不是你，也不是我，不是一切有需求的个人，只是打倒别人的利器。
儒家文化起源于孔子等人对礼乐制度的信守，由荀孟承接，至叔孙通，董仲舒，程朱以至清末不断变异，呈现了越走越下的趋势。
到了清末，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在对旧文化的反思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气象。
到了新中国建立，战争的云霭渐渐消散，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这新的时代，就像疲劳之极地人盼望歇息一样渴望着安定。
几乎所有盛世的朝代都是这样做的，战乱之后，国家就像一躯衰疲过度的身体，它需要喘息，需要静静地休养。研究历史的盛世就会发现同一规律，叫休养生息，低赋税或者无赋税，不起楼台。
这种做法其实很简单，叫作不扰民。
这种做法的效果也为历史所证明，每每奠定盛世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后，百废俱兴，经过外战内战，被折腾的疲惫不堪的人们盼望安静地生活，对于能把他们引领上平静生活的人，他们由衷地感谢。
然而，好景不长，接连不断地几场政治运动，打破了这片土地的宁静，最后以一场文化大革命了结，将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思想新道德残杀殆尽，那些文化的种子，那些民族振兴的希望，一朝灭尽。
“文革”高举反儒、反孔大旗，有些行为和思想却比儒家更儒家，唱红歌，跳”忠”字舞，反对等级制度，却等级分明，标榜按劳分配，人们却按级别取酬，按劳分配只是一种幻想；倡导“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却又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儒家文化至文革而盛，至文革而灭，就像一朵妖异的花，盛开的那一刻也就是它消亡的那一刻。

4、
文革像一把火，烧毁了一切，等烟尘散尽，人们睁着失神的眼睛似乎才明白，贫穷既不高尚也不美，破衣烂衫是一种耻辱。
用精神替代物质的人们，发现精神原来是那么脆弱，人们的呆滞地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物质，随即目光陡闪，就像饥饿至极的人发现了久违的食物，亟不可待地扑上去，吞食着触手能及的一切。
人们渴望财富，如久旱的大地渴望甘霖。为了传说中的财富，大家将河流染黑，将青山推平，为了金钱，我们舍弃了一切，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什么是人性，只要阻碍发财的通通毫不在意地践踏，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问题疫苗，毒大米……。
对许多人来说，确实富了，就像一个卖肾的人抓到了成把成把的金钱，可是谁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还能再失去什么？我们还能相信谁？还能相信什么？
倒在街上的人没人救，不是没人救，有时是不敢救；所有的人都痛恨贪官，可是如果谁家有人做了官，他的亲属首先会把他改造成贪官。
我们要有房有车，我们要过花天酒地的生活。
每家一辆私家车，几亿辆的车让它们停靠在哪里？行驶在哪里？
欲望到底有没有止境？我们为什么而活着？这片大地到底能否填满我们的欲壑？
谁来回答这些问题？谁能回答这些问题？
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优秀的和不优秀的，本土的和外来的，就像汶川地震中的建筑，一朝之间轰然倒塌，人们在填饱肚子之后才发现，我们已经没有了思想，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知道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迷茫，不是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向那边走的迷茫，而是站在莽莽荒原中，不变东西南北、不知该向何处去的迷茫。

5、
礼崩乐坏，2500年前的孔子是否也曾感到这样的迷茫？着手对夏商周政治制度的研究，最后孔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吾从周也。
周制好在哪里？众说纷纭的仁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古今之间到底发生了那些变迁？从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起源研究入手，更容易让人们找到其本源。
后世儒家宗于孔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孔子的思想主张源自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核心是以民为本的思想，这不是统治者放出的空话，而是其切身利益所致。
民本思想究竟起于何时已很难辨。
动物王国的首领是靠武力夺得的，也因武力失去。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在进化发展过程中，人们在什么时间摒弃了单纯武力的做法，是没法确知的。不过，有一点可以想象得到，单靠武力的时代是为了在竞争中获得种群稳定的生活，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武力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人们选择部落首领的时候会添加上新的条件，选择首领所要考虑的新的因素一定与这个群落的人们追求稳定的生活有关系。
简单地说，作为部落头领，要有能力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同时，为了竞争的需要，武力作为部落首领优秀的品质，在很长的时间内被保留着。
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射御可为此明证，一直到春秋时期，一有战事国君们还亲自披挂上阵，秦晋交锋，秦穆公亲自跑到阵前向晋惠公叫阵。
武力也好，非武力也好，都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作为部落首领，作为国君，要有能力保护你麾下的人们，给他们以安全感，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拥戴你，你的地位才会稳固。
你能为大家带来什么，你能为大家做什么，这就是德，你能为大家带来的多，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你的德基就深厚，大家就会拥戴你。
德其实是一个很功利的名词，只不过更多的时候人们喜欢忽视它功利的一面。

6、

古公亶父就是这样一位部落首领，研究他的事迹可以更好地看清楚儒家主张的仁在当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它跟现在人们理念中的仁究竟有哪些异同。

亶父是周族的首领，文王的祖父。周的始祖是舜时的一位农官，所以周人精于农业管理和农作技术。据传为了躲避夏末之乱，周人的先祖迁到了陕西，后定居在豳地，此时的周人确凿地说应该被称作豳人。

农业是当时的先进产业，对比于半猎半牧的部落来讲，更容易填饱肚皮。生活比较有保障的古公与他的先人一样，在豳地一直受一个土著部落的欺侮，这个部落有过两个很生猛的名字：猃狁和鬼方。

特别是猃狁这个名字，不知道的人见了会以为是上古怪兽。

周人后来一举而有天下，周秦汉唐下来，碰撞融合，成就了中国文化；猃狁也好，鬼方也好，与时俱进，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发展成了以后的匈奴人。

无论是周人还是匈奴，都是历史的过客，经过若干代的掠夺厮杀掺杂融合，都已经不复当年的影子。

然而在当年，古公和他的先人们却频受猃狁的骚扰，从之后匈奴从事的产业来看，猃狁应是以猎牧为生，猎牧之余兼职抢劫，以补猎牧之不足。

对于猃狁的强盗行为，古公和他的族人的表现很奇怪：听之任之，仿佛抢的不是自己。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记载：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大度，一种大智如愚，随后的故事会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无奈下的智慧。

后来猃狁的强盗行为升级了，发展到要抢人抢地，自己来做农场主的地步。

抢点东西尚可忍耐，抢地抢人就过分了，所以古公的族人纷纷要求跟对方拼了。然而古公的表现依然很奇怪：“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这几句话说白一点就是：你们让我当君主，是为了有利于你们，现在戎狄之所以来攻打我们，就是为了我的土地和人民，你们跟着我和跟着戎狄有什么区别呢？为了我跟对方拼命，让你们的父兄死于战场，我怎么还忍心做你们的君主？

说完这些话，古公带着属于他自己的人马离开了豳地，去了岐山，这是周人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的迁徙，正是这次迁徙决定了以后周人的命运走势，也是由于这次迁徙，古公的后人们才被称作周人，岐山之南是一片平原，叫周原，非常适合农作。

古公的这番话和这种行为为古公赢得了仁的名声，他到岐山之后，许多别的部族的人前去归附依靠。

在那个时代，仁是需要本钱的，要能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只需一副热心肠就可以，无疑古公就是一个有这种本钱的人，如果他只是惧怕猃狁而逃去岐山，没人会跟随他。

在残酷的环境里，大家都要活下去，之所以选择了你，不是因为你心地善良，而是跟着你我们可以生活得更好。

8、

当年，古公在豳地之所以毅然抛下大家，鼓励大家去给猃狁做奴隶，还有一个非常可能的原因：他跟他所谓的子民的利益关系并不密切。

虽然后人也叫他做国君，尊为太王，其实际作用可能也就类似于一个族长，大家都各种各地，各吃各饭，只有在到了岐山，有了类似籍田的这种待遇之后，古公的利益才与大家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人多力量大，不但收入增加了，地位稳定了，对抗猃狁戎狄的劫掠也有了本钱，到了他的儿子季历的时候，跟猃狁狠狠地干了几架，很是扬眉吐气。

“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古公是仁德的，他的仁不是老大妈慈祥的眼泪，而是给跟随他的人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让大家可以吃一顿安稳的饱饭。

如果仅是不愿与猃狁争斗，不愿意族人有所杀伤就可以称作仁的话，那么所有的懦夫都成了仁者。

优胜劣汰，人们为一顿饱饭互相残杀，不是抢人就是被抢，不是杀人就是被杀，人类历史上人们到底有多多少时间在为了填饱肚子流血拼命？

今天，再回首去理解古公的仁的时候，理解政治家的仁的时候，应该与常人之仁区分开来。就像李世民，虽然他玄武兵变杀死了自己的兄弟，逼得老爹退位，把自己的兄弟媳妇儿变成自己的妻妾，但对比于其他的帝王而言他的政治开明，在他的统治下，经济发展，人民安家乐业，国力强盛，万国臣服，现在提起李世民来很少有人拿他的作风说事。

9、

孔、孟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的礼乐制度，其制度的核心是仁政，亦即王道。现在的人们宣扬儒家学说虽也把仁作为重点，但其涵义跟孔孟的却有很大的不同，字虽然是一个，意思却变了，成了个人修养之一种了，讲究个人修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以此作为主要点来看待孔子的思想主张，无疑是一种歪曲。

在孔子和他之前的时代，仁更多地是一个政治名词，具有很深的政治含义。

下面，文王和武王的事迹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仁的故事。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

姬昌、西伯、文王是一个人，古公的孙子，这几句话是对文王的总结，“尊后稷公刘之业”是重视农作，“则古公、公季之法”是行使仁义，广大势力。

姬昌对后世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出台了那个时候的社会保障保障制度，这个制度究竟怎么回事情到孟子时期就已经众说纷纭了，孟子为此专门做过解释。

不管姬昌的养老政策具体措施怎样，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物质还很不丰富时代的社会保障难题，它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解决了所有普通人心中一个老大的难题。

当时许多的部落都有一个与尊老相反的习俗：贱老。

有一句古老的俗语叫做“老而不死谓之贼”，反映的正是当时老年人的惨状，贼不是指小偷，而是庄稼的一种害虫，它的意思是说人老了，年纪大了，总也不死，就像害虫吃庄稼一样徒耗粮食。

贱老是当时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生产力低下，年轻力壮养活自己都困难，何况那些年老体衰的人呢？老了之后，养活不了自己，成为别人的麻烦，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悲哀。每个人都会老，都会成为别人的包袱，谁也无法逃避，别人的悲惨就是自己的镜子，里面照出的是自己老年之后的影子。

人们一直在老的阴影下生活着，直到姬昌的出现。

伯夷和叔齐老哥俩听说姬昌善养老这事之后，紧赶慢赶地往岐山跑，准备跟姬昌享几天清福。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太差，没有正经的路，到处荆棘横生，时不时地有虎狼出没，还得躲避一些对人肉尚比较留恋的部落捞去当唐僧给炖了，所以也不知道哥儿俩在路上走了多少时日，等赶到岐山的时候，文王死了。

从伯夷叔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文王的养老政策影响深远的程度。

姬昌的政策解决了许多人的心病，移民岐山成了一股风潮，就如今天但凡有点办法的人移民欧美一样。

哪里能让他们生活的更好，他们就去哪里，这就是古代的老百姓。

10、

与现在主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同的是，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奉行的都是人口是第一生产力的主张，代表一个国家硬实力的是人口的数量，到底有多少人愿意跟随你。所以无论是部落的首领还是以后国家的国君，抓人口发展都是第一要务。

越王勾践被夫差打败之后，青壮尽失，国力大丧，他出台了一项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如下：1、家里有将要分娩的人须先报官，官家派赤脚医生守护。2、生男孩，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奖励两壶酒，一头小猪。3、生双胞胎，公家发口粮，生三胞胎，公家雇人喂养。

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述措施不逊于现在某些发达国家的生育奖励政策。

姬昌的养老政策无论是故意为之还是天生仁慈，都导致了一个直接的结果：势力大增。

这是周继古公之后的又一次腾飞。

文王这一辈子除了躬行仁义，广揽人马之外还做了些个别的事情，他先后攻打了犬戎（猃狁）、密须、耆国、邘国、崇国。《封神演义》里的崇侯虎，就是当时崇国的国君。

文王是崇尚仁义的，攻打这些国家一定有他讲得出的理由，但无论当时给出的理由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些国家阻碍了周的发展。比如崇国，位置在丰镐之间，文王东扩图商，必须灭掉崇国。

利益是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源动力。

这就像美国插手伊拉克，灭掉萨达姆一样，理由虽然有很多，真正原因只有一个：美国人认为本次行动有利于美国。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上比萨达姆坏的人还有很多，都像如此规模的出兵干预，得把美国人民累死。

11、

“邻之厚，君之薄也”，一个国家的崛起势必会损害另一个大国的利益，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

周人的发展非常迅猛，这种势头引起了商王的注意，他开始派兵讨伐周人。在周的发展过程中，商、周之间摩擦不断，摩擦的结果大多对周不利，以周的屈服纳贡贿赂了局。

在周的不断打压之下，周人怂了，开始示弱。

示弱并不等于真弱，屈服是为了求得发展的契机。

朱镕基总理曾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我们的做法美国人不高兴了，我去解释一下，他们的气出了也就好了。

“苟利国家生死许,岂以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的利益，忍辱负重，这才是一个国家需要的总理，这是一种比慷慨激昂、动不动就要为国争光的行为更应令国民尊重的行为。慷慨激昂可以让国民们热血沸腾，需要国民的血汗钱垫底，给国家竖起了许多敌人；屈己从人牺牲的是政治家的脸面，让人觉得压抑，却为国家争取了发展的空间，其间高下，自不待说。

“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全都报销”，终于到周人主动出击的时候了。

文王死的前一年，将都城移到了丰地，这儿曾经是崇侯虎的地方，距离商的势力范围很近，这次迁都说明周人已经具备了与商直接对抗的能力。

文王死后两年，武王与盟国在孟津会盟，这等于是在商王的家门搞军演，史书上找不到有关商王对这次挑衅反应的记载，从他不断打压周人以阻止其发展来看，忍耐不是他的性格。

不过，这次他确实忍了，原因是商正全力对给他造成困扰东南方的另外一支力量用兵—东南夷。

古人信神也信鬼，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会用占卜来预测吉凶，在对东南夷的军事行动之前，占到的必是大大的吉兆。这是行动非常之大，商人做了充分的准备，甚或战士已经出发，就在此刻周人来到了家门前。

不知道纣王该如何决断，换了谁都会感到很难抉择。所幸周人这次只是来示威游行，并不是玩真的，纣王松了一口气。

气虽然松了，警惕却不能放松，周人的会盟无疑分散了商的力量，商在东南的战事拖了三年，如果全力以赴，也许不用这么久，耗费不必这么大。

孟津会盟，许多盟友主张此刻就对商纣用兵，武王却说：不行，诸位不知道天命。

此时商王的力量依然还很强大，他没有取胜的把握，这就是武王说的天命。

又二年之后，武王开始了真正的伐纣之旅。

这是东南战争刚刚结束的时间，征尘未掸的将士正放松神经准备享受家的温暖的时候，周人来了。

东南的战争大大消耗了商的国力，许多优秀的战士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活着的也已衰疲不堪，没有办法的纣王只好用士兵裹挟着上次战争的俘虏作战。

古语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战俘们回转身躯，挥起木棒冲向了那些杀戮他们父兄使他们失掉家园的仇人。

周人在战俘的协助下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它使中国进入了又一个纪元。

12、

有人如是形容牧野之战的惨状：血流漂杵。

杵是大木棒，当时最便利的武器，到春秋楚晋争战的时候还用它，“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是当世称暴民后世称起义的人们常做的事情。

有一个人对“血流漂杵”这四个字很不以为然，甚至有点深恶痛绝，这个人是孟子。他说以仁伐不仁哪里用得着血流漂杵呢？在他的想象里，对待武王这种仁义之师，老百姓应该路列两旁“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也”才合理。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不会以个人美好的愿望而改变。

周人在灭商之后，用了三年时间才将忠于商的残余势力剿灭，这还不包括后来与管蔡一起反对周公的武庚。

利益是驱使社会变革的最终动力，不管你如何包装它，仁还是不仁，正义还是非正义。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分配满意，社会就稳定，不满意社会就会有动乱的因素，当不满意的人群达到一定数量，就会产生大的变革，无论这种变革以何种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它的产生是必然的。

这就好像空气中的易燃易爆物质，达到一定饱和度就会爆炸，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火星而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到现在为止，仁已经具备了两个作用：

第一，  让跟随你的人能安稳地生活下去。

安稳，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在古公时代，它也许就是一顿饱饭，也许就是不再担心不速之客的棍棒。

当然，如果你不能在物质上给大家以安稳，起码也要在心理上给大家以安稳，比如毛泽东。

第二，  抹脏你的对手。

没人知道周人到底向纣王身上倒了多少脏水，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对于商而言，就因为商的天下在你手里失掉，所以你要承担所有的罪责；对于周而言，我要取代你，所以你就是不仁的。

自从发明了仁之后，我们对仁的运用越来越炉火纯青，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地步，甚至老百姓能不能安稳地生活下去已经不重要，只要不断地在他们的耳边重复一个声音：你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们要不断努力，艰苦奋斗，以求解放这个世界上其余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让他们过上像你们一样的幸福生活。

对于异己，只要想办法让人们相信他的不仁就可以了。

这种不仁就像计算机病毒，可以有许多变种，如叛徒，工贼，托派，机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甚至反政府等都是的。

13、

周的后人这样评价武王：“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

但孔子和孟子总感觉武王在伐纣这件事上做的稍微有些缺憾，他们认为文王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还能忠于商王，这才是人间的典范。

其实对文王和武王而言，伐纣只是时机问题，上天只不过将这种机会赐给了武王罢了。一千多年之后的司马迁，在掌握了更多的史料之后，用一句话点明了这一点：“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两雄不并立，火拼是早晚的事情。

对周人来讲，武王对商对纣王如何并不重要，而是对他们如何。只要能从武王策划的各种活动中获得利益，他们就会跟着走。

正如美国人对于奥巴马的态度类似，美国人选的总统首先要使美国人获益，对待中国如何，那要看美国人的利益。

终于，周人成了天下的主宰，他们将怎样告诉他们的后人保有天下？他们将用什么方式统治这片土地？

14、

武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安定商人，为了尽快稳定局面，本着唯首恶是惩，余者不问的原则，武王向死去的纣王和他的妻妾各射了三箭，并砍下了他们的头，

武王的这些举动不是在演戏，也不是跟纣王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是向人们表明这次行动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诛一独夫，为了解放受暴政压迫的人民，他在为自己发动的这场战争烙上正义的印记。

随后武王将商的后人武庚封在殷地（商的旧都），以安抚商朝遗民，并将自己的两个弟弟封在就近以起监视之效。

从武王的这些举动上，人们可以看出当时商的残余势力到底还有多大。

第二件事情是分封功臣，分封原则以都城为中心，血缘关系近的封得近，血缘关系远的封得远。

血缘关系第一的分封原则可能会让现在许多的人感到不解，但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分封原则。

姜子牙功劳最大，第一个受封，封在营丘，属当时的边疆，是为齐国。由于路途遥远，消息闭塞，差一点被东边的莱夷把地盘抢走。虽说后来在齐桓公的治理下齐国成为东方大国，但开始立国时却是内忧外患，倍加艰难。

接下来，武王遇到了两个难题：

1，     虽说周灭商是以仁伐不仁，顺从天命，但万一哪天这些诸侯国的国君们也想来一次以仁伐不仁怎么办？

2，     当时的天下小国星布，周之前号称万国，史载孟津会盟不期而至的诸侯有八百位。这个数字虽未必确切，但无论怎么折扣，七折八折下来，其数量也一定不少。在中国西部以陕西为中心不大的区域里竟然有这么多国家，其规模之小可以想见。这些早期的国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部落，与现在人们概念中的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比雅典的城邦也颇为不如。

国家众多，没有很固定的地盘，各国之间经常会有利益冲突，解决冲突的办法与《动物世界》里动物王国解决冲突的办法并无二致，唯一的差别就是动物格斗是脚爪并用，牙角齐动，人类进化出了棍棒之类的凶器。

           习惯了厮杀的人们都血性十足，崇尚武勇，不怎么在乎上下尊卑礼仪上的事情。

    周武王为此很苦恼，他遇到的问题，一千多年之后的刘邦也遇到了。武王找来了当时的第一智囊姜子牙商量。

二人之间，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对话。

15、如何理解礼乐制度

武王：

我灭掉殷商，抢了商纣王的天下，以臣杀主，以下伐上，如果大家有样学样，我该怎么办？

姜子牙：

大王问得好。这就好像人们打猎，在野兽没有倒下之前，唯恐下手太轻猎物跑掉；等猎物倒下的时候，又担心它身上的创伤太大，影响品质。

大王要想长久的持有天下，我认为首先要让把塞住人们的耳朵，蒙上大家的眼睛，引导大家做些无用又无害的事情，并施以繁琐的说教，让大家都安居现状，使大家变得愚钝，这样就能让大家卸下盔甲，放下武器，穿上朝服；制定守丧三年的制度，减少他们后代的繁衍；标榜谦让，减少人们的争斗之心；引导他们追求豪华舒适的生活，敬畏鬼神，用各种礼节来教化他们，改变他们好勇斗强的本性；倡导厚葬久丧，鼓励用贵重的物品陪葬，用深挖墓穴高筑坟地来耗尽他们的财力。

像这样下去，财力不足，人丁不旺，图谋作乱的人就少了。

用这些办法来移风易俗，大王就可以长久地保有天下了。

看过这段对话的人大都说姜子牙阴险，认为他推行的是愚民政策。

如果说这是愚民政策之始的话，那么它要愚弄的并不是你我这样的普通百姓，那些威胁不到周王的地位的平民们并没有在姜子牙考虑的范围之内，就像一个扫马路的环卫工人不必担心那一天纪委会来人把自己双轨了一个道理。

姜子牙的这段话针对的是当时有实力的诸侯国，希望教会诸侯国的国君们享受奢华，攀比排场，讲求礼节，用各种方式消耗他们的财富，临死也不要留下太多余财。

这些措施不但可以消耗掉谋反必须的物质基础，也能使其失掉民心。

不去考证这段话的真伪，如果仅看礼乐制度的余毒对今天的影响来看，姜子牙的话应验了。我去农村参加一个葬礼，有人对我讲，一个农妇连买稻种的20元钱都要出来借，却不得不举债2000元来安葬自己的母亲，娶不起媳妇死不起人的情况在许多地方都存在着。

中国古代曾有官员下令禁止厚葬，反对奢靡，可见厚葬奢靡之风在许多朝代都曾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这毒害自然是拜礼乐制度所赐。

但如果由此来为礼乐制度定性却有失公允，就像我们不能用放久变质的馒头来否定馒头的作用一样。

如果说要用厚葬来耗尽诸侯国的财力的话，那么最先耗尽的应该是王室的家财，如果要用礼节来束缚大家，改变大家的本性，那么最先受到束缚的、最先被改变的也应该是王室，因为只有王室才享有当时最高的礼义规格。

晋文公安周，为襄王立了大功，请求襄王允许他在死后采用王的丧葬礼义，被襄王拒绝了。其时，王室已经衰落到只剩一个空壳，但晋文公的要求却被拒绝了：如果你想做天下的王，你就废弃我，如果你认为不够资格做天下的王，就要安守自己的名分。

你可以废弃我，但不能侮辱我，周襄王守着的是王室最后的一份尊严。

尊严，一个我们久违了的名词。

16、

孔子终其一生想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却为后世弄出个儒家学说来，他一辈子梦想做个政治家，后人却偏偏说他是思想家、教育家，这很让人无奈。

研究孔子，可以发现孔子的主张跟所谓儒家文化的异同，跟踪儒家文化的变迁，可以发现权力对于儒家文化的影响。

研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必从礼乐制度着手，这是一项比研究《论语》更能令人了解孔子的工作。

如果把整个天下比作一台计算机的话，那么礼乐制度就是这台机器的操作系统。当时运行在这台机器上的应用软件大体可以分为四类1、祭祀。2、民事。3、外交。4、军事。

一、祭祀

古人讲究天命，也信天命。

天命论的意思是作为最高执政者的身份是天帝给的，所以统治天下的王也称为天子，天命论延伸之后，人们认为个人命运也是由天注定的，这是衍生出来的观点。

这种理论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只有王才享有祭天的权力。祭祀天帝的时候，不但请天帝自己来享受祭品，还要请身份地位相当的祖先来作陪。这类似家里来了贵客，请人作陪的做法。

祭天是天子跟天帝在交流，交流的内容有三项：一是向上帝述职，报告治下的情况，二是向上帝祈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三是谢恩，摆下祭品请上帝享用。

最高规格的祭天典礼是封禅，到泰山顶上直接跟天帝对话。周之前祭泰山已经是很重的大典，有些诸侯在泰山周围有专门的采地，设有驻泰办事处，以便陪周王参加祭天大典。

周衰落之后，各国纷争不已，祭泰山之礼随之荒废。《论语》有季氏祭泰山的记载，孔子对此很不满意。季氏是鲁国的大夫，按照制度只有国君才有祭祀山川的权利，他的做法显然违背了礼法，不过这在当时好像也不算怎么一件大事，违背礼法的事情大家都在做，反对季氏就等于反对自己，如果不是为了灭掉对方找借口，谁会跟自己找别扭呢？所以除了孔子表示了自己的异议之外，没有多少人在意它。

这种状况与现在的官场类似，大家都不干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真要叫起真来，自己贪腐的空间也没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到泰山封禅，收拾起了这早已荒疏的礼义。也许是周朝衰落的时间太长，到泰山祭天久已不作的缘故，秦始皇封禅赋予了它格外的涵义。

之后，不知道哪位老先生拔高了封禅的条件，指出封禅的君王不但要有政绩，还要有祥瑞。政绩和祥瑞在中国古代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东西，祥瑞只在国泰民安的时代出现，这也是天命论的一个特色，把天命和民意完美地整合到一起。

封禅不但神圣，而且成为了一种标志，有人怂恿李世民封禅，魏征出来阻止，李世民咄咄逼人地问：你说我哪里不够资格封禅？！

封禅是帝王们的梦想，有德的和无德的。

秦之后的帝王数以百计，没有凤姐的心理素质，不是自信心好的爆棚的天子，敢跑到泰山顶上去跟上帝他老人家套磁的寥寥无几，足见天命论对帝王们的愚弄之深。

谁能想象得出一个相信天命的人站在那山的最高峰，面对着天底下最威严的权力，会是什么样一种心态？

只有那些确有功绩，自以为实无愧于天子这个称号的人才敢来到这个地方。

对于更多的帝王，来到这里将意味着是一场最高规格的审判，站在这与天相接的地方，只能用颤抖的心来回视自己的所为，回顾那些与天子职责背道而驰的行为，一个人可以欺骗别人，却无法欺骗自己，欺骗上天。

欺天者，不详！

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从宋真宗弄虚作假把封禅做成闹剧之后，封禅开始受到冷落，很像倾国倾城令人不可逼视的美女遭受玷污之后落到无人问津的下场。

17、祭祀与天命论

诸侯们没有祭天的权力，比大夫多了一项祭神的权利，诸侯祭祀的神不是指灶神这一类护佑家庭平安的家神，是指除了天地之神外的四方山川之神、谷神、社神等，祭祀范围有限定，不能越境。

祭祀不但为表达对神的敬畏，还有祈福的含义，也有感恩的因素。在古人的眼里，神也是要吃饭的。稷是古时负责农业的官员，后人用来代指谷神，社稷的稷指就算谷神。周时享受到谷神待遇的有两位，一位是炎帝的儿子柱，会种植各种谷物蔬菜，还有一位是人们熟知的周的祖先弃。

对于那些有大功于民众的人周都给他以神的奉享，因为生前有大恩于众，死后自然也愿意降福于民，一则感恩，一则求福，于情于礼都该祭祀的。

从选择祭祀神灵的原则里，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民本思想。

祭祀所用的祭品和礼节都是规定好了的，不能随便改变。祭祀的礼义繁琐，对祭品的要求也严格，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不像现在弄一盘点心烧几柱香这么简单，至少是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在祭祀活动中蒙骗神灵祖先的事情。

对一般人而言，只能在过年过节祭一下祖先和一些与己相关的小神。老百姓向神灵祈福的事情似乎不受时间的限制，很像信佛的人遇到事情就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意思。

战国时，楚国派兵攻打齐国，齐威王请淳于髡去赵国求救兵，淳于髡嫌派给他的车辆太少，礼物太轻，就故意的大笑，齐威王问他笑什么，他说：臣在来的路上看见一个农夫拿着一个猪蹄和一杯酒向神祈福，希望五谷丰登，米粮满仓。臣见他所求者甚多，用来祭神的祭品却非常微薄，所以禁不住要笑他。
    
        在时人的信念里，神灵们都信奉多劳多得的原则，所求越多，供奉也需越厚，非常有人情味儿。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祭神的时候感恩的成分少了，渐渐地至于无，求福的成分多了，不欲行善而欲多福，越来越贪心，神灵身上的人情味儿也就慢慢地消失了，成了俯瞰大众、高高在上可以无限施与的神祗。

随之而来的是选择神灵的标准也变得越来越宽松，本着有奶便是娘的原则，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就是神，礼佛的人也拜道，枯树狐狸之属都成了愚夫愚妇们拜祭的对象，这种现象在古代被称为淫祀。

18、祭祀与天命论

在收音机还很稀罕的年代，人们管它叫戏匣子，当时有很多人纳闷，这么小的东西怎么就能藏人？那人得多小才能藏在里面？姥姥有一次指着戏匣子问母亲：你说这里面的人老这么讲话，口渴不？无独有偶，我刚工作的时候，有个同事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她老家发生的。

今天我们当然可以笑话那时人们愚昧，但对那时的人来说，戏匣子确实过于奇妙，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范围，相信戏匣子里有人在的不在少数。

以后的人们看我们，正如现在的人们看过去。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到广阔的宇宙论，每一个时期的人们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社会就在人们不断纠正自己的过程中进步。

我们不能说那些主张地心论的人们是为了愚弄广大的人民群众才坚持这一理论的，我们也不能说天命论是统治者一贯愚弄人民群众的工具。

在古人的眼里，天生百物以养人，这些物产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原则，不是力大能抢者多得。天子就是代表上天行使这一分配原则的人。

周厉王是周朝诸王中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人物，他有一个跟现在的一些人一样的癖好，——聚敛财物。

但凡聚敛，其目标必定是指那些不该得到却又想得到的，属于别人口袋里的东西，与聚敛相伴的往往是巧取豪夺，如果是份内所得，就无所谓聚敛了。

厉王的一位大臣芮良夫对此大发感慨，他说：天地百物人人都想要，怎么能独占呢？作为天下之王，应该将天地的出产合理地分配到每个人，使人和神都该得到他应得的那一份儿，你就是小心翼翼、恭敬谨慎地去做，还怕有偏差，惹出怨恨来，又怎么能学着独占呢？一般老百姓独占还被称作盗，何况作为天下主宰的王呢？如果厉王非这样做不可，一定没有好下场。

后厉王果然被放逐。  

天命论虽是一种迷信，古人却将天命和民意非常好地融合到一起，这种融合也许从原始的氏族社会就开始了，到了周朝的时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

“天道无亲，唯德是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些古代君臣之间对话中透露出的信息说明古人清楚地认识到：天命就是民命。

在天命论里，只有那些行大善于民，得到老百姓认可的人，才会得到上天的垂青，才能王有天下。

这种浓厚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时有闪现。

19、

许多人的童年有这样的经历，哭的时候，大人会拿一种莫名其妙地怪物来吓唬你，替姥姥吓唬我的神灵叫老凑猴儿--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老凑猴儿应该对应于哪路神怪，什么个长相。

一个人在姥姥家住，到了晚上经常会哭闹，每当这时姥姥都会对我说：嘘~，别吱声，让老凑猴儿听见！姥姥讲这句话的时候，声音轻柔低沉，放佛真怕被听见的样子，说话的时候又带有一种非常神秘的色彩，神态里还满是慈祥关爱，好像真的很担心什么东西一把捞了我去。这种做法相当有效，只要一听到老凑猴儿几个字，我立马就钻到被子里，头发丝儿也不露一根儿。

与很多人认为的天命论一贯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相反的是，它是一只长期用于威吓统治者的老凑猴儿，每当这些人间的王们做出一点出格的事情，就会有人来对他讲宣讲天命论。

在正统的天命思想里，天帝不会对某一个人特别钟情，这位老先生只钟情于那些民心拥戴的人。如果王的所作所为让天下人离心离德，被天下人抛弃，那么上帝也会抛弃他，去选择另一个民心所向的人来替他代理人间的事物。

天帝常常会移情别恋，这让作为天下之主的王们很头疼。

最让王们头疼的还不是天帝的移情别恋，而是天帝移情别恋之后自己的下场：或者被放逐，或者被砍头。

“畏天命”的“畏”字没有吓唬老百姓、让老百姓遵从上帝的意志、逆来顺受的意思，而是让君王们敬畏天命，不要胡为。

现在看到早期有关天命论的论述多散见于君臣之间的对话，其目的都是劝君王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违背礼制，不要失掉民心。

如果是为了愚弄广大的人们群众，就该成立一个宣传部门，专门对大众宣讲天命论，天天对着大众唱“东方红，太阳升”才是。

畏天命是礼乐制度下制约权力的最后一道关口，权力有所畏惧才不敢放肆。

放眼当今，某些当权者草菅人命，欺天妄为，正是对权力的监管失控，不知应有所畏的缘故。

过去的王们要畏的是上天，今天的权力要畏的是法律。

当王们发现苍天不足畏的时候，会视万民如刍狗；当权力发现法律不足畏的时候，会视他人如无物。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给别人以最重的伤害，为了自己的锦衣玉食，不惜将别人送于地狱，用民脂民膏做成的火炬照亮自己的前程。

为掩护领导葬送火灾的孩子，地沟油，毒大米，三聚牌牛奶，豆腐渣工程，一次次矿难中丧失的生命，暴力拆迁，致命的躲猫猫、喝开水….，表面上看是有人在利益驱使下无所不为，实则种种丑恶背后隐藏着的是权力的大私无畏。

权力就像火，管好它能为人服务，放纵它会吞噬一切。

20、

自古帝王数以百计，真正蠢笨如我等者不多，而且都受到了他们所在时代良好的教育，怎么就会任凭别人絮絮叨叨地用假话来愚弄自己呢？

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王们对于经常絮叨在耳边的那些陈词滥调深以为然。

今天看似迷信的天命论，实则代表了几千年前人类社会的最高智慧。

在大地还是茫茫草原荆棘丛生的早期人类社会，人们与狼虫虎豹斗，与恶劣的天气斗，与同类斗，为了生存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应付那来自四面八方的危难。

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每个人都想生活得更好，大家选出他们之中最优秀地人作为首领，他不但要身强力壮，拼杀时冲在前面，还要机智勇敢，能带领大家绝处逢生。

作为首领，也许他拿到手的食物比大家的多一些，对此大家也都认可，因为他付出的最多，就像动物种群中的兽王。

而对首领来讲，要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要应付恶劣的自然环境，要对抗别的部族的掳掠，就需要有更多的人，人多力量大是此时绝对的真理。

对于人们来说，谁能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他们就跟随谁。他们就像草原上流浪迁徙的牛羊，总是奔向那草肥水美的地方。

一方需要保护，一方需要人手，二者之间似乎一拍即合，所缺的只是中间环节。

“人之归仁也如水之归下”，对人们来说意味着美好的生活，对首领来说意味着强大，仁就由此而生了。

如果你能得到全天下人的拥戴，你就是天下人的王。仁道，致王之道，故被后人称作王道。

    21、祭祀与天命论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有限，各种不好理解地现象堆积起来，使他们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主宰在操纵着一切，大家将发生的一切自认为重要的事情报告给他，请他来拿主意，神由此而产生；每天的收获虽然不多，大家都会先拿出一部分来献给这位从未谋面的先生，只有得到他的护佑明天的收获才会更多，这是人类祭神之始；神享用之后的部分才由部落首领合理地分配到每个人手里，让大家都能生活下去，芮良夫所说的王对天地出产的分配原则分明就有这个时期的影子。

时间在流逝，人们有求于神的事情越来越多，神虽然没法直接跟大家对话，但他老人家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向人们暗示吉凶，人们需要一种窥测神意的方法，于是占卜产生了。占卜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耳熟能详的周易是周人与神沟通的方式，周之前的夏、商都有自己领悟神意的独特法门，《三字经》中的“有连山，有归藏”即为此也。

人们相信神，也愿意相信作为神的使者的部落首领。

神的使者很快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他的所为能为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时候，拥戴他的人就多；反之，当他只考虑自己、背离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人们就会背离他。没有人拥戴的首领就像《动物世界》里王位争夺的失败者一样，结局总是很悲惨。

这使他相信，神让他行使的职责是照顾属下所有的人。

不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才发现了这个规律，也许是一百年，也许是二百年，也许用的时间还要多。

得到这一宝贵经验的人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地丰富它完善它，渐渐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套理论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部落首领是代表大家跟神沟通的中间人，当天下变成了一个大部落的时候，部落首领也就变成了天下之王，成为了天子，专门代理天帝在人间的事务，事神奉民是他的职责。

百姓安定了，收入高了，才有东西献给神灵，——神也是要吃饭的。所以对王来说，事神和保民是一件事情。

如果在周朝举行一个听证会，向大家解释赋税用途，就会看到其中有一个用于祭天的专项资金。祭天不是为了王自己，而是王代表大家来做的一项工作，所以费用由大家要摊，这是那时候的人们都接受认可的一个观点。

蕴有深厚民本思想的天命论产生发展过程大体如此。

22、祭祀与天命论

对周人来讲，比祭神更常做的一宗祭事是祭祖。

祭祖除了祖宗三代之外，还要选择远祖、始祖来祭。在祭的远祖始祖都是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功名、为本族兴盛做出重大贡献的、里程碑式人物。周王室祭祀的对象分别是：帝喾，后稷，周文王，周武王。

受祭频率最高的是王的父亲和祖父，每天一次，其次是王的曾祖、高祖，每月享祭一次，王的远祖每个季度祭祀一次，祭天是大典，每年一次。

参与祭祀王的父亲和祖父的是王室在王畿之内的直系亲属，包括堂属、自己的兄弟、子侄辈等。

参与祭祀周王曾祖、高祖的除了上述直系亲属外，还有分封在王畿周围的诸侯，这些人跟王室之间也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所以才会被封在王室领地之外作为屏藩。

祭祖是自己的家事，只能家人参与，比如周公祭祀文王，周公死了之后，周公的儿子祭祀周公，也参与祭祀文王，却不能祭祀武王，即便参与也属于佐祭，帮忙的性质。 

礼乐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制度，“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不是自己的爹不能哭，领导的爹也不行，除非你是那位领导。

祭祖将血缘关系相近的人紧紧地联系了起来，周人经常说同姓同德，这里的同姓跟今天的同姓含义不一样，同姓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密切。那时家的概念比现在广阔地多，一旦有事发生都是整家整族地参与。

这种观念的起源来自于原始的氏族社会，家是一个基本的团体单位，彼此血缘关系非常近，利益休戚相关。

现在一个团体内利益相同的人也会同德。

同利益才会同德，如果利益发生了冲突，什么同姓不同姓，儿子杀老子、老子杀儿子、兄弟之间相残的事情时有发生，《春秋》记载的弑君事件都是发生在同姓至亲之间。

诸侯依据与王室血缘关系和封地距王室的远近不同（实际二者是一回事情）分别承担不同的义务，距离近的承担的贡献重，距离远的承担的贡献轻。

按照规定，楚国需要向周王室进贡包茅，包茅是祭祀时滤酒的菁茅， 非常轻微的一种贡物。贡不在轻重，对周来说需要的是一种认可。周王室衰落之后，楚国连这轻微的贡物也不给了，到齐桓公的时候，就以楚国没有进奉包茅做借口，讨伐楚国。

对于更偏远的诸侯和部落来说，只承担臣服的义务，就是在名义上承认周王室的统治地位，经济上没有负担的义务。

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安排，对于远在天边的那些家伙，王室就是想增加他们的义务也是鞭长莫及，大家保持着这样一种礼节上的臣服关系就很好，这种关系称为荒服。荒，表示偏远，一般属于荒服级别的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部落首领一生来朝见一次周王就算完成任务了。

祭祀是周人政治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就像一张网，脉络清晰地将整个天下联结到一起。

23、民事

周朝的政治制度非常开明，开明到几似于现在的民主制度。也就难怪孔子在对比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之后，还是心仪周的政体了。这种开明似乎与它的奴隶制身份很不相配，照一般人的思维，奴隶制社会的权力应该暴虐残忍才是。

周制，周王在执政的时候，会经常地让大臣们到民间采风，把收集到的信息呈现上来，收集到的信息多是民歌，民歌在当时类似于今天流传在人们当中的顺口溜。民歌多代表着民众的心声，有很多反应了老百姓对政治的看法，通过对民间诗歌的采集可以了解到民意的动向，像“三天一只鸡，五天一只羊，天天晚上入洞房，站在村口看，村村都有丈母娘”这类诗歌被呈送到周王面前，他就会知道民已经不堪其虐了。

在周朝，只要你是平民身份，就有权对执政者说三道四，不朝见也会有人将你的意见传达到周王面前，不是告密。

对于收集上来的信息，周王会让资格老，经验丰富的大臣根据以往的典例和自己的经验拿出意见，以供他做决策参考。

王周围的乐官、史官会经常会有选择性地给王讲解一些历史典故，就像蒸桑拿一样，用前人的经验教训来对他进行全方位地熏蒸，既长了见识阅历，又消愁解闷。

周王周围的近臣则有责任和义务规劝周王，别让他做出超越本分的事情，至于宗族亲戚因为利益关系密切，其责任则更为重大。

这种求言若渴的态度使人想到了八个字：“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这八个字源自《诗经·周南·关雎·序》，原文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句话可以作为周时广采民意的注解。毛泽东将它简化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告诫他的同志，可以想见，在毛对人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团体已经有居于人上的官气了。建国之后的毛不再需要言者无罪，他采用了比周厉王更为残暴的手段，将整个社会改造成了文字监狱，专以言定罪。

该专制的没有专制，不该专制的却偏偏专制了，现实总爱跟人开这种玩笑。

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其根本仍不外乎是利益二字。

周朝初期，天子虽然是最大权力的拥有者，但他的权力还不足以使他独断专行，虽不是民选总统，他却必须兼顾各方利益，＿王室内的公卿、各诸侯国的国君、有采邑的大夫，这些人在经济上不但不依靠王室，还是王室的供奉者，无论是王室还是诸侯、大夫对平民都非常的依赖，地多人少，只有有了人，土地才有用处。卫国为戎狄侵扰，齐桓公率领众诸侯国换个地方为卫人建了一座城，又一个卫国诞生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所以所有的执政者都非常担心平民的流动，没有了平民的支持，无论是大夫、诸侯还是天子，都没了经济来源，诗经的《硕鼠》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那时候没有户口管制，就是有也不怎么好管，荒地有的是，用火一烧就是一片好田地，压榨的稍微狠一点，人就都走他娘的了。没有了人，还做什么大夫，做谁的国君？如果你是周王，看到这首诗歌是什么心情？《国语》的许多篇章中，君臣对话中都流露出这种担忧，担忧背离民心，被治下的民众所抛弃。这种状况造成了当时的权力者认定只有万民安定，自己才会安定，就像金字塔的塔尖。

那时候没有户口管制，就是有也不怎么好管，荒地有的是，用火一烧就是一片好田地，压榨的稍微狠一点，人就都走他娘的了。没有了人，还做什么大夫，做谁的国君？如果你是周王，看到这首诗歌是什么心情？《国语》的许多篇章中，君臣对话中都流露出这种担忧，担忧背离民心，被治下的民众所抛弃。这种状况造成了当时的权力者认定只有万民安定，自己才会安定，就像金字塔的塔尖。

 24、礼乐制度简介

翻看春秋时期的历史经常会看到看病的大夫、做饭的厨子、弹琴的乐师向国君喋喋不休，奢谈治国的道理，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曹刿论战的故事：鲁国遇到齐国的入侵，一介布衣的曹刿跑到宫里对着鲁庄公一通指手画脚，鲁庄公不但不以为忤，还像学生对待老师一样，有问必答，毕恭毕敬，最后在曹刿的协助下，以弱胜强，在长勺打败了强敌齐桓公。

这些都是周初执政方式退化后留下的残迹，换到现在，你去见个县长试试。

周的这套广取民意的方式对后世有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为孔子删削《诗经》留下了大批的素材。二是采风成为了一种制度。

采风，最初即指采集民情风俗，采集的内容多以民歌的形式反映上来。在民意已无足轻重的后世，采风成了皇家乐官们采集民间俗曲的专称。从收集民意佐政，到采集民歌助兴，采风意义的变化见证了权力走向专制的过程。

周的执政者广泛地听取民意来决定政策的做法，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而是当时现实的需要，在还没有为专制服务的强大力量出现之前，与所有的人做对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周厉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厉王请了一名聚敛有法的大臣荣夷公为他敛财，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一时间，群情振奋，议论纷纷，召公把这种情况报告给了厉王，告诉他人们已经忍受不了了。

猪油蒙心的厉王想出了一记可传千古的妙招，他找来了一位巫士帮忙监视人们的言论，发现敢议政者即处重刑，民议鼎沸的局面很快被控制住了，厉王很得意。

厉王得意了三年，三年之后他被国人流放到了彘地，终其一生也没有回来，周朝进入了周公、召公联合执政的共和时期，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

厉王如果肯采用原来民主式的做法，请有经验的大臣一起寻求一个折中的办法，就不会有后来被流放的事情。

厉王给人们演绎了掩耳盗铃的古代版，现在正有人演绎掩耳盗铃的现代版，阻拦上京告御状，将告状的人或打或罚或关。

告御状是典型的儒教产物，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给人以无限的希望，进京告状成了握在人们手中最后的一根稻草，有了它就少了揭竿而起的想法，也算是现今社会的一个特色。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气球，当气球胀到快要炸了的时候，通过这种方式放一点气，使它得以维持残喘。

信访这种事物的出现是与法制相抵触的一种现象，是对法制社会的一种亵渎，这种部门的成立本身就是法制社会畸形时的产物，如果有法能依，谁巴巴地跑到京城去告状？对普通人而言，它是一种悲哀，走投无路后不得已的办法，对统治者则是一种福音，可怜无知的东西们现在竟连这本不该有的减压阀也关掉了。

周朝之后的许多个朝代都曾采用过厉王的办法，在没有办法按照民意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只好把民众的嘴堵上。与时俱进，大家已经不需再聘请卫巫，都有了自己的专业队伍来做这件事情，汉末太监专权，有党锢之祸，明时魏忠威福，有东厂缄口。

当社会出现这种局面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召公给厉王的这句忠告成了之后许多朝代的预言，它的每次应验都伴随着一场社会惨剧，好的坏的、忠的奸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将在一场熊熊的烈火中挣扎，那是一场无法扑救的大火，只有在所有能燃的原料都燃尽之后才会熄灭。

烟雾尚未散尽，余生的人们慢慢地聚向空荡荡的大地，拖着疲惫的身躯开始新一轮的建设。大火耗尽了所有人的精力，人们不再互相折磨，开始休养生息，压迫的和被压迫的，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然后盛世或者准盛世出现了，再然后，曾经的惨痛被抛在云霄，隐藏在人们心底的邪恶又开始活跃，天上人间的喧闹让人忘记了以往的伤痛，新一轮的压榨、聚敛、呼号、禁言又开始上演。

这故事每隔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就在这方土地上重复一次，“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

25、

吕不韦是战国时的商人，偶然的因素结识了当时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于是决定帮助异人，将自己的幸福与异人的未来捆绑在一起。

异人在众兄弟之中，人非出类，才非拔萃，经过吕不韦包装推出之后，得到了秦国太子安国君的青睐，被立为嫡嗣，安国君继位成为秦孝文王之后被立为太子，于秦孝文王之后继承王位，这就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

投桃报李，秦庄襄王继位之后，封吕不韦为丞相、文信侯，食邑十万户。吕不韦的投机大获成功，作为经纪人行业的鼻祖，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事业催人，还有更大的功业在等待着吕不韦。

庄襄王继位三年，死了，太子嬴政继位，当时的嬴政只有13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统治秦国的重担落在了吕不韦身上。

从经商到治国，中间隔山隔水，为了实现从商人到丞相的跨越，他让门客采集古今治国方略供他浏览参考，恶补自己施政能力不足的缺陷，后来这种篇章积累多了，又加以有目的的删改、扩充，进行了系统的整理，遂成为后来的《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写来就是给吕不韦看的，因为吕不韦没有从政的修养，所以《吕氏春秋》的诸多篇章都很浅显易懂，且多佐以故事，用讲故事的方式明确理之所在，这种方式非常对吕不韦的胃口。

从秦庄襄王死后，到秦王嬴政长大亲政这八九年的时间里，吕不韦在门客的帮助下使秦国继续平稳发展，稳居诸国之冠，足以证明吕不韦成功地实现了从商人向丞相的转型，已经颇具治理才干。

史书中留下吕不韦施政方面的事迹不多，从各国诸侯在他被黜之后纷纷派遣使者相邀来看，说明了吕不韦在政事方面的能力为当世所认可，——没有能力谁会聘请一位废相回来供着。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一生中最大的功业，他手下门客众多，所学各异，他利用自己的优势使他们将所学积于一书，使我们可以窥见当时诸家之简略，实是功德无量。

《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对应于每年的十二个月，在每篇的开首篇记录了周王在该月应该做的事情和应该特别注意的事情，以每年的第一个月的为例，周王应该做的事项大致如下：

1、 头立春三天，开始斋戒，率领百官到东郊祭祀迎春，并在朝廷上开始布置春天该做的工作。

2、 向上帝祈求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行籍田大典。

3、 根据这个月气温回升，草木萌动，万物复苏的情况，天子开始亲自布置农业生产方面的事情，根据地势、地形、地情安排播种相应的谷物。

4、 祭祀山林川泽之神，禁止伐木，祭祀不能选用母畜，不要猎取小动物、怀孕的母兽，不能拾取鸟卵，不聚用民力，不行土木，掩埋路上田间的尸骨。

5、 在这个季节不能行军事，如果有战事也不能先从自己这方兴起。

6、 春天就只能做春天该做的事情，不能乱了时令，乱了时令将有大灾。

这些就是周天子在开春第一个月里要做的事情，诸侯国国君们的工作可以此推。所以，礼乐制度绝不仅仅是车马服饰宫殿庙宇的等级，也不只是揖让跪拜的礼节，其中礼和乐的部分就如计算机的系统软件，而真正发挥作用的，为人们服务的是运行在系统软件之下的各种应用软件。

无疑，上述诸项就是运行在礼乐制度这套系统软件下的应用软件，周王和各诸侯国的国君们凭借它来管理自己的国家。

26 、

《吕氏春秋》所载的内容并不全面，它类似于现在的工作备忘录，是周王每月要做的大事记。至于各项工作如何启动，详细的说明，《吕氏春秋》没有载述，其中有许多在春秋之前就失传了，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文献中了解一个大略：天子下设百官，百官各有职责，各官根据自己的职责来推动各项工作的展开。从《 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留给我们的故事里，可以更好地看到这点：开春之前太史观察土情，在适合耕作前九天通知稷，稷既不是人名也不是指谷神，而是周时的农官，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长，是农业社会非常重要的官职，稷接到太史的通知后，向周王报告，籍田之礼就此展开。整个过程相当地繁琐，感兴趣地可以自己去看。

对于周时的许多工作来说，时节就是计数器，官员是触发器，而周王则是中央处理器。礼乐制度会将很多本不是很复杂的事情搞得很复杂，听着就让人头痛，但最终一切却又被规整地井井有条，这套制度的设立者所破费的心思，于此可见一斑。

计算机的应用软件离不开操作说明书，礼乐制度下的各项工作也都有自己的操作说明书。可惜的是这些说明书只存在于当时人们的记忆里，缺少文字记录，多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向下延续着，我们从春秋和它之前的故事里还能看到这些说明书的片段，如《里革断罟匡君》里记载了负责山川水泽官员的职责：

大寒之后，冬眠的动物都苏醒了，水虞 ( 负责水产的官员 ) 开始研究大的渔网竹笼，准备用它们来捕大鱼，捉鱼鳖；等水里的生物长起来了，鸟兽怀孕了，兽虞（负责兽产的官员）开始下令禁止人们用小网罗捕捉鸟兽；等兽鸟长成了，水里的鱼鳖怀孕了，水虞下令禁止人们用小网捕鱼；禁伐树木的嫩芽，禁砍初生的草木，捕鱼不准捕鱼苗、鱼卵，不准猎取幼鹿幼麋，不准捕捉小鸟拾取鸟卵，捕虫的时候要放过幼虫和虫卵，使万物得以生殖繁衍。

其中判断的标准诸如：大鱼网是什么规格，小网罗是什么概念，什么样的鸟兽才算长成了等现在都没法得知，存于当时水虞、兽虞的心里的这些具体的操作流程和规章也许随着礼乐崩坏、政事荒废，加上时代地隔绝而永远消散在历史的迷雾里了。

《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与《吕氏春秋》中关于“ 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的记载相吻合，且更具体， 是我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生态保护的政策，尤其难得的是周人实施这种政策非常明确的目的，与现在我们生态保护的目的几乎一直：蕃庶物也（让天下万物得到繁殖）。

这就是三千多年前礼乐制度中的一部分内容。现在提起礼乐制度来，许多人想到的都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想到奴隶主阶级的暴虐，想到尊卑的等级，谁能想到其所有的许多放到现今仍可傲视于世的一些制度和思想呢？

所以，作为后人夸谈礼仪之邦的时候，不能只炫耀恭敬有礼、迎来送往的礼节，这些只是这套制度流传后世余下的残渣，那些误长了奢靡之风的礼仪不是这套制度的精髓。

只是请请客、送送礼，混个官场可以，怎么能管理国家？

27 、礼乐制度简介

现在介绍儒家、研究礼乐制度的人很少介绍其中一些人性化的制度，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第一个原因是随着后世集权的加重，统治者的利益多于专制而得，在这种情况下对平民人性是一种浪费。

牧场主起早贪黑地照顾他的牛羊是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如果无论牛羊死活与否都能生活得很好，谁还愿意操心操力地成天徘回于牛羊的臊气之中呢？

为了讨权力欢心，以儒家学说干进的人们不得不放弃这些制度，但仁是礼乐制度的核心，这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放弃的，通过后儒的改造，仁变成了裹在帝王身上的外衣。被欺侮压榨得越狠的人越需要一点希望来鼓励自己生活下去，仁就是专制制度下人们活下去的希望，它就这样渐渐地演变成为一种欺骗，成为挂在驴嘴前面的一条胡萝卜。那个帝王胆敢抛弃它，总会很快倒霉，实施它又非常痛苦，这使得后世的帝王们尽管把仁字抬举得很高，却很少用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它，这也就是鲁迅说得中国的历史就是仁义吃人的历史的由来。

这些制度就这样因为时代的隔绝而模糊。

第二个原因是新中国的建立。

清朝后期中国陷于内忧外患之中，国难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这使得许多人起来怀疑和否定中国文化，外来文化形成了对中国本土文化强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于中国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就像一条大河经过几百年的流淌已经为泥沙淤塞，需要激流的冲刷才能流畅。

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对本土文化的坚守开始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反对者还是坚持者，大家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强国。那些旧文化的反对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深厚的古文化的底子，他们是在古文化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一辈人，深知古文化的优劣，他们反对的只是古文化中不适于今的部分（也有因局部而反对整体，主张全部否定的），其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鲁迅反对的也只是其中仁义吃人的部分，儒家文化主张由孝而忠，他自己就是一个大孝子。

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无论是反对旧文化的和赞成旧文化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他们的为人处世大都可圈可点，足为后世楷模。由这些可以想见，旧文化有值得继承的部分，外来文化有学习的必要，继承旧文化不是复古，学习外来文化也不是媚外，这二者并不是矛盾不可统一的。

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的不仅有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接受，还有对本国文化的发掘和继承，二者在互相碰撞冲击融合本来非常有可能形成新的健康的中国文化，但这一切被新中国的建立打破了。

    许多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抱着热望，但这注定是一场空望。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几场政治运动荡尽了几十年来在中国培育出的民主空气，所有留在大陆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无论是主张新文化的还是坚守旧文化的，留在他们前面的出路只有两条：第一是三缄其口，第二是吹捧新的政治和新的权力，如果说除此之外还有第三条路的话，那就是死路。

    每一个政权的建立都意味着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新中国财富的再分配是建立在对其始有者剥夺的基础上的，这种剥夺既有豪取也有巧夺，名目叫做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为此许多人丢掉了性命，那些财富的拥有者们真的就那么十恶不赦吗？谁知道那些被以大地主大资本家杀掉的人当中，有多少是十足的冤魂？

    以古视今今亦古，现在的有钱人是不是也该杀呢？那个社会的穷人不想做有钱人？难道大家追求的是做被杀的材料么？

    “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没有思想，不知道反思，是历史中最令人悲哀的一面。

曹丕取汉而代之则不言忠，提倡孝道，司马篡魏依然如故。为了给阶级斗争提供理论依据，权力开始了对历史的又一轮再造，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历史篡改运动。鲁迅曾对清人借修《四库全书》删改编造历史十分气愤，不知道倘先生在世对政府的此种举动作何感想。

这次篡改将中国历史以往的所有社会形态全部两极化，简单明确地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此外再无第三态。一个社会只有在多元化的状态下才是稳定的，如果只剩下贫穷和豪富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冲突，每当历史走到这种关口总会有一场血雨腥风。

于是，所有的穷人成了真善美的代表，所有的富人成了腐朽没落的代表，这种教育影响到现在造成了人们盲目地仇富和怜贫心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常出现的砸车事件和前俩年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地农民工坐公交车事件。研究历史，与现今社会互相参考，就会发现穷人未必善良，常有烧杀劫掠之徒，富人未必残虐，时有好义行善之士，这种状况从古至今就没有改变过。

新的中国建立之后，在地主已经没有了，资本家的资产也被公有了之后，却仍要人为地在人们中间制造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制造打击迫害的目标，人们为了阶级的划分惶惶不可终日，这种阶级斗争观衍生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人为地在人们中间制造对立，为权力斗争提供了战场。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知之者为了保身，对这些代表一个时代的善政制度自然是讳莫如深，即便无法回避也要额外注上：这些代表了统治阶级伪善的一面，要注意加以批判。

新中国的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扭曲了人们的历史观，在某些人眼里，历史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根据需要编造的故事，它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供官僚发泄欲望的妓女。

历史总是被有意无意地掩埋。

28 、

政治体制也像生物一样，它的存活也需要条件。礼乐制度在战国末还有理论上存在的条件，自专制出现之后再无存在之可能，所以礼乐制度随着集权而崩坏，随着专制而消亡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录几项礼乐制度中人性的部分以供观瞻：

1 、《吕氏春秋》 季春纪第三记载：“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窌，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仁不只是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它需要真真正正地付出，将开仓放粮定在这个月是非常有道理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旧粮将尽新粮未下的季节，正需要救济；2、孟夏季第四载：“是月也，聚蓄百药，糜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快要农忙了，释放那些轻罪犯。3、孟夏季第五载，天子要“挺重囚，益其食”，挺是宽的意思，虽然是罪犯也要让他们吃饱，不要虐待他们，禁止玩“躲猫猫”的游戏，更不能让他们喝开水喝死；4、仲秋季第八记载：“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有罪必惩，不枉判一人，如果有罪的得不到惩处，无罪的反被劳改，则国家必然会受到灾殃； 5、仲秋季第八：“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6、季秋季第九载：“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天冷了，做工的都进屋吧。7、孟冬季第十载：“劳农夫以休息之”，辛苦一年了，慰劳一下大家，都歇歇吧。这种做法很像现在人们常说的感恩，代表了天子对庶众的一份谢意。

 “赐贫穷，振乏绝”当然是非常仁德的事情，但周人认为周王还有不用财贿而广施仁德于天下的办法。

周定王时候， 单襄公出使宋国，看到陈国路上荒草丛生，几乎没法行走，谷物堆在野外没人管，打谷场没有整修，河上没有该架的桥梁，过往的使者到了馆驿无人过问，陈国国君招集人众给夏姬修筑台观，自己则带着宠臣去夏姬家里寻欢，——夏姬是大夫的妻子，不是国君的老婆。

陈国的这一切表明，陈侯没有很好的履行作为一个国君的职责，他背离了当时的制度，如果王室的势力还在，可以依据此来出兵讨伐的，但现在王室已经衰微。

单襄公回来向定王回报说陈侯将有大麻烦，他说：根据制度，一个国家的道路两旁应该种上树作为标识，司空（负责建设的官员）要经常出来巡视，路上的野草要及时清除，农忙时节有专门的官员督促农功，执政者不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征用民力以不妨碍农功为原则，雨季之后要赶紧修路，河流干枯了赶紧修造桥梁，秋天到了要储藏谷物，霜降来了要准备冬衣，天气冷了得赶紧修整城郭宫室，这样从上到下职责分明，国事家事井然有序，老百姓才会富裕安逸。这就是先王不施用财贿也能施德于天下的办法。现在陈国国君带领属官到夏氏家里淫乱，国事全部荒废了，怎么能长久呢？

后陈灵公被夏姬的儿子夏征舒杀死。

单襄公阐述的理念是人治治国的理想境界，广施仁德并不是要送给老百姓多少钱财，执政者的钱财也是取自于民的，合理的取是应该的，是需要，只要执政者能尽好自己的本分，不扰民，为老百姓创造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就是莫大的功德。

履行职责，忠于职守，仅此足矣。

29 、

督导农功是执政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经常出现在周王的工作日志里，他会按照时节让专人敲着木铎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这使人想起电影里的打更人敲着梆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样子。按照现在的理解，农民愿意种地就种，不愿意种地就不种，只要把公田的活做好，有你拿的一份儿就好了，何必管那么多呢？

当时的生产力非常低下，常人家里是没有多少积蓄的，所以才会有周王在三月要开仓放粮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偷懒，误了农时就会一年没饭吃，只要是没饭吃，——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人们都会起来作乱，这是必然的，只要有人作乱，大家就都没好日子过。

从这种督导上可以看出周朝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

礼乐制度按照周王室→诸侯国→大夫→士→平民由上到下将整个社会构建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团体里，执政者劳心，庶民们劳力，个人依照分工不同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处于上位的人担负管理的职责，处于下位的人担负供养的职责，整个社会就像一架运行平稳的机器，仁就是它的润滑油，处在上位的人要时刻照顾到处在下位人的利益。

这是礼乐制度为人们勾画出的美好蓝图，但那时的人们似乎比现在的人们要聪明得多，对这种口头的承诺并不买账，你说仁就仁了？凭什么相信你？所以历史上就有了“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的记载。

王有畿，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相互之间就是规模等级和享受的礼义的差别，平民依据所处土地的不同而各有归附，为了让人们能安心地在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耕作，避免移民他乡的风潮，执政者们必须做出一些承诺，以保障平民的利益，这是在执政之初缓解矛盾，打消疑虑，取得对方信任最好的办法。

盟誓是周时政治生活中常见的事情，一般情况每一次土地归属（比如土地的分封赐予）的变动或者政治（新权执政如阳虎之类）的变动都会伴随着一次盟誓，以安抚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阳虎与国人的盟约是这种积习的常例，使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两千几百年前的平民们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

    30.礼乐制度简介

三、外交

司空是负责营建的官员，他会定期的巡视路面，让人把路面上的野草清除干净，在路两旁栽上树作为标识，使它看起来好像一条路的样子，行人的车马走在上面也不致太颠簸。

行人指负责外交事务的人，跟现在行人的概念不一样。这些人总是要在各方之间走来奔去，行人的称谓真是非常的形象。

在安定的环境下，行人的工作主要是定期的拜访和朝见，加深彼此的友好关系，在遇到麻烦的时节单凭行人的一张嘴有时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

公元前633年，齐孝公率兵攻打鲁国，齐孝公的军队还没进入鲁境，鲁国派来劳军的使者已经到了，齐孝公和鲁国使者展喜有如下的对话：

齐孝公：你们鲁人现在害怕吗？

展喜：一般老百姓是有些担心，但是执政的君子们一点也不担心。

齐孝公（估计能被展喜的话气笑了）：现在鲁国穷得房子像挂的罄，嘛玩意没有，地里连青草都不长，你们依仗什么不害怕？

展喜：依仗先王之命。当年齐国太公和鲁国周公辅佐王室有大功，成王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互相伤害”。现在这盟约还藏在盟府里；到齐桓公时，解决诸侯的困难，调解他们的不合，这是继承发扬太公辅佐周室的职责；到了您这儿，诸侯们都眼巴巴地盼望着：他一定会继续桓公的事业。我们因此不敢聚众防守，大家都说：他哪里会继位九年就背弃先王的遗命，废弃自己的职责？真这样做，他怎么面对先王？我们相信您一定不会这样做的。

听完这番话，齐孝公撤兵回国了。

要说盟约这种事还真奇怪，管用的时候翻出几百年前的盟约就能救急，不管用的时候今天定完盟约明天就能翻脸。

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追到会稽山，眼见就要被灭国的时候，勾践接受文种和范蠡的建议，卑躬屈膝，做了吴国的奴婢国。伍子胥从历史留下的教训，从地利，从经济，从各个角度分析放弃灭掉越国的危害，夫差没有听从。

夫差不是笨蛋，伍子胥讲的道理他都懂，他要享受的是一种猫捉耗子的快乐。对他来讲，吞掉越国也就是张口之间的事情，只要他想。

这就像身强力壮的人为了炫耀自己的体质，有病硬抗着一个道理。

有病总抗着也不是办法，当夫差想有志于中原的时候，开始担心勾践了，被人背后下刀子的滋味儿不好受，他决定在去中原施展之前先灭掉越国。

越国已经做好了抵御的准备，但吴国太强大了，现在直接跟它对敌显然还不是时候，所以勾践决定继续采纳文种的建议，把以前对夫差耍过的把戏再耍一遍。

甜言蜜语就像鸦片，会让人产生幻觉。使者卑微的态度和肉麻的吹捧又一次让夫差有了飘飘然的感觉，他再次决定放过那只可怜的老鼠 ，＿＿ 就让它卑微地活着吧。

对于伍子胥的聒噪，夫差早已经不耐烦，他决定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解决掉这个成天在他耳根边上絮叨的人，他送给了伍子胥一把剑，让他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