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如何识别毒蘑菇:黑板上的经济学（一）

　　第一部分 井底观天

　　行 重 于 言——进入世界市场的正确途径

　　加入WTO后，我们的许多出口品遭到欧盟和其他国家技术质量标准的封杀。先是出口欧盟的虾和苹果，以后是温州打火机，最近又是蜂蜜。有报道说，日本以残留农药超标为借口要全面禁止中国蔬菜进口。如果这种说法变为现实，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对于这些事件我们的反应首先是指责，说这些国家对我们实行贸易歧视政策，甚至提出抗议或交涉等。这其实是最没用的。用技术质量标准来限制进口是各国常用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之一。在进口国而言，这是一种WTO规则允许的保护手段。对出口国而言，是一种玻璃小鞋，穿上难受也无法反对。何况这种标准是针对一切国家的，即使是一种歧视，也拿不到桌面上谈，更别说抗议云云了。

　　这些问题的发生其实也是我们早已想到的。许多发达国家的技术质量标准比我们国内实行的标准要高得多。既然我们要把产品出口到人家国家，当然就要依据人家的标准，而不能用我们的“土标准”。也不要指责人家的标准合理或不合理。确定什么标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出口国只有遵守的份儿。废话少说。

　　我们出口产品屡屡遭禁，我觉得问题还要从自己身上找。这些事件一次一次发生，说明我们应对加入WTO各种情况的工作还没做好。

　　加入WTO后，各行各业的确热闹了一把。又是开研讨会，又是请专家讲课，又是学习各种文件，又有各级领导发出了不知多少指示。结果呢?热闹过去了，认识提高了，却没见有什么切实有效的行动，于是出口遭禁的事情就一件一件发生了。而且，许多前车之鉴亦未引起重视。

　　哲学家历来爱争论“行”难，还是“知”难的问题。我总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真正的知不容易，知而能行也不易。以出口遭封杀来说，真正要知道为什么遭封杀,人家那些技术质量标准是什么，哪些标准最关键，我们出口品的差距在哪里，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找出这些问题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无论要“知”也好，要“行”也好，都要踏踏实实地做，而不是满足于夸夸其谈，开些无用的会，发一些无关宏旨的文件。我总觉得现在某些部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说得太多，做得太少，号召太多,落实太少。一言以蔽之，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批评的形式主义依然严重。

　　根据各国的经验，在协调行业内生产，统一产品标准，组织加工出口等方面，行会极为重要。行会要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一个空架子,就必须脱离政府。现在的许多行会是“二政府”，行会领导也是副部级、正局级云云，或者用以安排退休领导，这样的行会有什么活力?能做什么实事?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了行会的问题，但还没见到新行会的组织原则与章程，老行会的政府性质仍然没变，一些新行会的建立受到种种限制。遇到出口遭封杀又是政府出来讲话，尔后也没什么具体措施。这种局面何时才能改变呢?

　　针对外国的技术质量封杀，需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有人一点一滴去做。比如，先要收集各种信息，对外国可能出台的技术标准有所了解，对实现各种技术标准所应采取的措施有所了解。要组织相关单位协作，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并落实下去。这些不是光有几个领导的指示就可以办到的，要一件件去做。我们的有关部门还是说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了。总是出了问题大吃一惊，提点抗议，发点牢骚，这又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外国的许多技术标准并不是高不可攀。蜂蜜出口遭禁是氯霉素的含量超标，蔬菜出口遭禁是农药残留量超标。解决这些问题在技术上并不难，但涉及部门很广。从农药的研制、生产、使用，到农民用农药的方法、时间与习惯，涉及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一环。要让各个相关部门与企业相互合作，做到这一点的确不易。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一点一点落实，解决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实际问题。要菜农用低毒农药，谁来生产呢?要能生产这种农药，谁去开发和提供必要的技术呢?生产中所需要的原料谁来供给，如果成本过高，谁给补贴呢?不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琐碎而实际的问题，达到外国的技术质量标准就是一句空话。

　　加入WTO的确给我们提供了机遇，近几个月出口增加与加入WTO不无关系。但要真正能利用加入WTO的东风实现经济腾飞还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去做。我们需要的是实干家，而不是空谈家。如果不去认真寻找对付技术壁垒的措施，并实现之，恐怕还会有许多出口品遭到相同命运。

　　记得哪位伟人说过，一个行动胜于一打宣言。在对付外国的技术壁垒上，我想也是行重于言。

　　救救我们的朋友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物种的多样性保持了地球的生态平衡。在2002年南非举行的全球峰会上，保护野生动物是主题之一。但在会议举行之时，云南、广东等地的一些人正在大吃野生动物。也许他们还是边看这次会议新闻，边品尝着这些“美味”。

　　想到这种场景，我无法平静。人类自从脱离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以来，已经有了丰富的食品。人类文明进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从吃野生动物变为吃自己生产的食品。在许多国家，吃野生动物，甚至吃家养的狗，都被作为不文明的行为。但在我们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有人还以吃野生动物为荣。云南这个野生动物王国正在被吃掉，这并不是耸人听闻，不是杞人忧天，是正在变为现实的预言。

　　面对人们的贪婪，道德说教显得苍白无力。拯救我们的朋友，还要靠政府拿起法律之剑。保护野生动物是一种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政府行动起来。

　　我们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这部法律并没有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这些朋友，根本原因仍在于政府。在一些地方，政府把偷猎、走私、贩卖野生动物作为振兴经济的一种方法，有意无意地庇护那些残害野生动物的行为。甚至还有些地方，个别官员以吃野生动物为荣，向客人炫耀自己的身份，或表示自己的好客风范。在这样的地方，野生动物保护法能得到落实吗?政府行动起来，是政府官员行动起来。如果官员是这样一种状态，保护野生动物法就成一纸空文了。因此，保护野生动物首先要整整这些官员。我们曾实行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的确收到了成效。今天面对疯狂的走私、贩卖野生动物潮，是否也可以保护野生动物一票否决。对那些纵容、包庇野生动物走私、贩卖者，对那些敢于“亲自”吃野生动物者，不仅一票否决不能当官，而且还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只有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保护野生动物，这股歪风才能得到制止。

　　其实，以野生动物来带动本地经济是一种极为可笑的想法。几个违法分子偷猎走私，办几家野生动物饭店就可以为富一方?有野生动物餐馆恐怕不仅不能带动旅游，反而破坏了本地生态环境，会没人去旅游。在一个偷猎走私成风的地方，人们不会有安全感。投资者面对违法现象的横行，也会担心整体投资环境。真没听说哪个地方是靠吃野生动物富起来的。纵容这种行为，无非是富了几个违法者而已。以纵容违法者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最终会使这些地方越来越穷，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决不应该是一个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

　　只要官员重视，把保护野生动物当做一件大事来抓，拯救我们的朋友，就有希望。因此，官员以身守法，严格执法，是保护野生动物成功的第一步。

　　当然，应该承认，那些野生动物受到破坏的地方，地域广泛，保护人员严重缺乏，装备落后，再加上境外偷猎走私严重,要管起来困难的确不少。但关键是行动起来，只要做，就会有成效。过去，可可西里偷捕藏羚羊的现象十分严重，偷猎分子洋枪快车，甚为嚣张。但由于这些年加大了打击力度，今年还没有发生藏羚羊被捕杀的事件。这说明，无论有多大困难，只要努力，野生动物一定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野生动物的保护有许多环节，但关键是抓住销售这个环节。如果查封了野生动物餐馆，对敢于买卖野生动物者严加惩罚，偷猎、走私就能得到有效遏制。要在茫茫林海中抓偷猎者太难，要在几千公里边境线上堵境内外走私者也不易，但要禁止集市的交易和饭馆中吃野生动物，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青海湖中的湟鱼十年才长一斤，由于味美而成为受害者。过去屡禁不止,眼看湟鱼有灭顶之灾。近年来，青海省和当地政府采取有力政策，对卖湟鱼的饭店和吃湟鱼的食客一律重罚。政府加大了检查力度,对举报者给予重奖。这样，即使偷捕了鱼，饭店不敢卖，食客也不敢吃。湟鱼的生存条件好了，数量正在增加。这说明，保护野生动物，说起来困难很多，但只要认真去做，抓住关键环节，一定能成功。

　　保护野生动物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所有公民的事。所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打一场保护野生动物的人民战争，也极为重要。应该说，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关心野生动物者多，即使那些吃过野生动物，甚至于参与过偷猎和走私的人，也并不都是顽固分子。依靠群众的力量，我想至少有三件事可做。一是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的意义，让少数偷猎走私贩卖野生动物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们要形成一种以保护野生动物为荣，猎食野生动物为耻的社会风尚。二是组织志愿者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可可西里向全国征集志愿者，报名者甚众，由于这里自然条件差，许多人无法适应，但如果是云南这样的地方招募志愿者，我想一定是愿者如众的。三是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向海内外征求捐助，以弥补保护野生动物的资金不足。

　　与禁毒相比，保护野生动物要容易一些。如果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与禁毒一样，也就能与禁毒一样取得显著效果。各级领导都认识到了毒品之危害，这才有了今天禁毒的成效。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之重要，像禁毒一样，保护野生动物。

　　在这次南非全球峰会上，朱基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落实朱总理的承诺，就从保护野生动物做起。

　　记得看过一本题为《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书。一个法国小朋友把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朋友，她与野生动物的友谊深深打动了我。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为了全世界的小朋友，救救我们的野生动物朋友吧!

　　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评报纸扩版

　　新年伊始，一些报纸开始扩版，一周一期变为两期，两期变为三期。版面增加了，内容不见其有多少新货色，看不过来，只好不再购阅。扩版当然是报社的自由，但如果读者像我一样采取拒绝的态度，扩版岂不是适得其反了吗?

　　报纸是否扩版要从自己的经营目标出发，实现收益最大化。报纸的目标应该有两个。一是社会效益最大化，即给读者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受到读者欢迎。二是收益最大化，说白了就是要赚钱。当然，这两个目标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社会效益，无法在长期中赚钱。不赚钱，也无法生存与发展，生存且难，哪来社会效益?正从这两个目标出发，我认为一些报纸扩版是“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

　　报纸的主要作用是向读者传递经过筛选的真实信息。真实是报纸的生命，个别报纸造假新闻，已引起读者反感。但即使是真信息，信息量太大，形成信息爆炸，读者也受不了。报纸的任务应该是在认真筛选之后，把最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当然，报纸也要帮助读者解读各种信息，提高读者的分析能力。读者从报纸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正确认识各种现象，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报纸的社会效益就有了。

　　报纸扩版的问题之一就是信息量太多，真真假假，或者让人看了之后莫知所云，或者看了许多无用的信息。读者感叹之余，只好与这种报纸“拜拜”了。我看一些扩版后的报纸，所增加的以无用信息为多。读者获取信息也是有成本与收益的。他们花钱买报，花时间看报就是成本，从报纸中得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就是收益。报纸扩版后，读者的成本增加了，尤其是要花更多宝贵的时间去读，忙碌的现代人承受不起这么高的成本。增加的新内容中又多是“注水肉”和“爆玉花”，或者“我报抄你报”。这样的信息能带来多少收益呢?成本大于收益，读者不再读，哪有社会效益?

　　报纸的内容贵在精而不在多。做到多并不难，做到精就不易了。各报要根据自己的读者群，选择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办报不是给慈禧和皇上做菜，满满一桌子，吃不了就扔，而要看人下菜碟。报纸的版扩了，内容没精上去,社会效益反而会下来。

　　我们不回避办报也要赚钱，但扩版是不是赚钱的良方呢?我看也不是。一份成熟的报纸利润来源不是卖报而是卖广告。企业是否买你的广告，关键在于你在读者中的影响力，而不在于每周几次。如果扩版之后，注水多了，消费者不买，企业会要你的广告吗?这正是有社会效益，有读者欢迎，才有经济效益的原因。有些报纸为了赚钱，用各种手法拉广告，扩大版面登广告，甚至不负责地登骗人广告,这样的报纸只怕广告越来越少。扩版与广告扩大并没有直接关系，恐怕扩版办不好，还会丢广告。所以，扩版并非增加效益之良策。

　　扩版能通过多卖报来增收吗?过去读者一周买一份，现在要买两份，这不就卖多了吗?其实并不是这么个算法。报纸是富有弹性的商品，竞争者多，替代品也多，过去我一周花二块钱买一份，现在一周要花四元钱买两份，这就等于涨价了。涨价我不买，改买其他报，如何有增收呢?

　　更别说扩版后成本增加，采编人员更辛苦，为了一周多出几次报，拼命加班，完成了量的任务，哪会有质，“精心”二字从何谈起?

　　其实“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不仅是办报的道理，也适用于许多行业。我把报纸扩版小题大做，意思也是告诉大家，羊年吉祥，三羊开泰还是求精而不求多，要不老一辈儿人怎么不说“九羊开泰”呢?

　　培养国产“菲佣”——如何发展服务业的思考

　　有人戏言，找保姆比找老婆还难。因此，当有“菲佣”进入中国的谣传时，一些人跃跃欲雇。但不久有关部门正式说明，现在想进入的“菲佣”属非法劳工。“菲佣”之传闻也就不了了之。

　　“菲佣”指来自菲律宾的高报酬、高素质保姆。“菲佣”进入的传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场经济对这种高素质保姆的需求。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正步入中产。他们大多夫妻上班，工作繁忙，希望家中有个好后勤。尽管雇个“菲佣”代价不菲，但他们仍觉得值。几千元的支出大大低于他们放弃工作料理家务的机会成本。这正是高素质保姆市场上有旺盛需求的原因。

　　按说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为什么国内会缺乏这种高素质保姆的供给，使这些需求者寄希望于“菲佣”呢?能当保姆的人的确不少，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是下岗待业的工人，都有不少人可以也愿意当保姆。可惜这些人远远达不到“菲佣”的素质。“菲佣”以其大学文化，对家务的精通和敬业而闻名。尽管是同样称保姆市场，但不同保姆素质差别之大，使她们并不是一个市场。低档保姆的供给是过剩的，而高档保姆市场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或者说几乎就没有。

　　高素质保姆市场的供求失衡也反映了劳动就业市场的特点：空位与失业并存。空位是有活没人干，失业是有人没活干。其根源在于劳动市场的技术结构，即找工作的人没有就业所需要的技术。劳动市场的这种结构特点决定了失业的严重性和就业的困难。这种特点反映在保姆市场上就是有人想花高价雇“菲佣”这样的保姆得不到，而许多想当保姆的人找不到工作。这才有找保姆比找老婆还难的感慨，以及对“菲佣”的渴望。

　　其实在各国劳动市场上都出现过这种结构性失业，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失业者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拿高素质保姆市场来说，成为“菲佣”那样的保姆并不需要什么天才，只要进行适当的培养和教育，任何人都能成为“菲佣”。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希望不在于引进“菲佣”，而在于培养自己的国产“菲佣”。而且，无论从语言、生活习惯、还是文化传统来看，中国自己培养的“菲佣”要比越洋而来的“菲佣”更有市场。人们现在钟情“菲佣”无非是因为还没有这样的高素质保姆而已。

　　培养国产“菲佣”既是学校的事，也是社会和企业的事。一些高等学校生源不景气，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其关键在于培养出来的人和所学专业与市场有差距。如果能看到高素质保姆这块市场，设立家政服务这类专业，从市场需求出发，培养这类人才，不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吗?如果高中毕业的青年看到未来几千元月薪的前景，他们会愿意上这种专业，也愿意努力学习。这就是社会激励机制的作用。可惜我们的一些学校不重视这块市场，也没有这样的专业。这还是受传统观念的约束，缺乏市场意识。这种高级保姆的培训不仅要靠学校，也可以由社会团体(如妇联)或企业操办。只要有条件，经过一定的审批就可以进入这个行业。发挥多种积极性还是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

　　要使这种培养成功，还要走市场化之路，交费上学。自己交钱上学才知道珍惜学习机会，也才能学到真本领。这样有真本领的人才能受到市场的欢迎。当然，对于那些家庭困难的，完全可以用贷款的方法。他们应享受和大学生一样的贷款权。

　　我想，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场机遇，大力发展高素质保姆的教育与培养，那时，我们的高级保姆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还可以走向世界。也许到那时，在东南亚颇有名气的“菲佣”这个词就要被“华佣”代替了。学会应对随机冲击

　　“9·11”事件发生后，广州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损失惨重。今年美伊战争爆发后，我在泉州又听到了类似的诉苦。企业家感叹,世界变化无常，生意太难做了。

　　其实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世界。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变动(经济学中称为随机冲击)是极为正常的。世界不可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一切都有序地进行。成功企业家的能力正在于能灵活地应对各种随机冲击，减少损失，甚至利用这些机会。如果一切都像计算机那样按预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还要企业家做什么?

　　从长期来看，随机冲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决定经济长期趋势的还是制度、资源、技术这些因素。随机冲击不能改变这些因素，也难以改变经济运行的人间正道。而且，任何一个经济在较长时间内都有能力对这些随机冲击做出调整。但随机冲击在短期内对某些企业的影响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9·11”之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航空业至今没有恢复元气，美伊战争使从事中东贸易的企业喘不过气来，最近的“非典”流行对许多国家的旅游业、交通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些都说明，无论从一国还是一个企业来看，都必须重视随机冲击。

　　当然，随机冲击也并不一定全是坏事,或者说对一些人是坏事，对另一些人还有利益。所以，应对随机事件不仅仅是消极防范，还包括利用这些冲击。能不能利用这种冲击就在于企业本身的应变能力。这次在广东发现“非典”之后，市场上醋的价格上升，江苏镇江香醋企业抓住了这一时机，24小时生产、发货，经营取得成功。相反，醋的家乡山西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不仅失去一次机会，而且还被江苏企业兼并。山西人昔日的晋商风采已经一去不复返，醋业经营尚且困难，危机重重，哪有能力利用这个时机呢?机会只青睐有准备者。

　　防止随机冲击的负面作用也好，利用这种冲击的时机也好，关键在于企业本身。说得更具体点，在于企业家的素质。

　　不少企业家，尤其是少数民营企业家，文化素质并不高，也不想成为学习型企业家，只知埋头拉车不看路,对国内外大事不闻不问，这就无法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随机冲击。美伊战争并不是突然打起来的，此前已有几个月的准备时期，如果每天关心局势变动，你就会知道这场仗是迟早要打的。这并不像“9·11”那样的突发事件，还是有预兆的。如果一个企业家从事中东贸易，或主要生产向中东出口的产品，你就必须关注中东局势，甚至请专家来为你分析何时开战。这样，当美伊战争真的打起来，你也不必惊慌了。

　　许多企业家消息太不灵通了，以致事到临头不知所措。记得前年欧盟通过了2欧元以下的低档打火机要有安全锁装置才能进口的法令后，温州打火机业一片惊慌。其实这事在欧盟已讨论了很长时间，也不是什么秘密消息，欧洲许多大媒体都报道过。但温州打火机的老板没人去关注这些消息,受到冲击能怨谁呢?

　　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时常会有大浪，成功的企业家就应该避开浪头的冲击而利用浪头的推力。打击只对那些无防备的人,机遇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种准备来自学习。

　　应付冲击的另一种做法是多元化经营，当然对中小企业来说，不可能像大企业那样横跨几个行业，但也可以做到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哪怕只生产一种产品，也可以努力实现市场销售多元化，出口到更多的地区与国家。世界各地总不会同时打仗，西方不亮还有东方亮呢!

　　应对随机冲击,是一个企业家必须了解的大学问。由现在做起,为时仍不晚。小亏与大便宜“非典”流行期间，有些企业贪图蝇头小利，哄抬药品、消毒用品的价格，不仅被罚款，而且失去了信誉。相反，杭州的胡庆余药店坚持不提价，多生产，尽管赔了点钱，但却获得社会的广泛赞扬。这两种企业，前者占小便宜吃大亏，后者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

　　“文革”中批判“吃小亏占大便宜”，还把这句话的发明权加在刘少奇同志头上。其实无论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的确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对企业来说，这句话更是正确的经营之道。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一个法制社会里，追求利润并不是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可以上绞刑架，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根本上说，企业只有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物品与劳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正确之处就在于通过市场调节把企业的个体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协调在一起。

　　对于企业来说，实现利润最大化还要正确处理小亏和大便宜的关系。这就是说，利润最大化是长期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短期中一时一地的利润最大化。换句话说，企业只有在长期中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机制，尤其是激励机制，有正确的经营策略，以及良好的商业道德，才能真正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的“大便宜”。那些惟利是图，不讲道德和信誉，甚至趁人之危谋利者，短期内可以有点小便宜，但长期中是要吃大亏的。翻翻一部企业史，有哪个企业是靠蝇头小利、不义之财成功的?

　　许多知名的成功大企业都是吃小亏才占大便宜的。在电视剧《大清药王》中，同仁堂乐老板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有一次由于红参短缺，作丹参丸时药师用了白参。白参比红参便宜，但疗效也差。乐老板知道后坚决把这批丹参丸烧掉,宁可赔钱也不出售。从短期来看，同仁堂吃了亏，但却树立了品牌和声誉，这才有了百年老店。那些与同仁堂同时代的药店，经常以白参代替红参，当时的确占了点小便宜，但现在还有哪一家仍然存在呢?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现代。海尔集团当年曾经公开砸毁了质量不合格(也许只是有点小毛病)的冰箱。在许多人看来，产品有点小毛病难免，在冰箱热销的当时，同样抢手。何必吃这个亏?但张瑞敏先生坚持高质量，决不占这点小便宜。从短期看，海尔损失了几十万，甚至更多，但从今天看，没有当时吃那点小亏，能有今天的海尔吗?与海尔同时起家的家电企业不少，那些贪图一时小便宜，不注重质量和品牌者，哪一家成功了?

　　企业的生命是品牌和声誉。成功的品牌不仅来自创新和技术，而且来自高尚的商业道德，来自诚信。为了做到这些，在某一时期吃点小亏是正常的，这也是企业必要的成本。只有勇于吃小亏的企业，才有以后的大便宜可占。吃小亏是占大便宜的必要前提。从这种意义上看，吃小亏占大便宜这句话还是颇有点辩证法的。

　　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与任何社会一样，这个时期难免有浮躁和迅速致富梦。也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难免有惟利是图的人和企业，为一时的蝇头小利，置大义于不顾。那些在“非典”期间借一时供求失衡的状况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生产伪劣商品的企业就是这类“奸商”。他们的确占了点小便宜，但我敢断言，他们是短命的，即使他们逃过了政府的检查，最终不仅不会有大便宜，还会有灭顶之灾。中国自古以来讲诚信为本，讲做生意先要做人。这些话是至理名言，也是企业成功之本。

　　杭州的胡庆余药店是大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这位一代巨商，给这家药店定的调子是“不图赚钱，治病救人”。看来今天的胡庆余还是坚持了胡雪岩先生的传统的。这是他们的成功之道。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前途光明了。

　　“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

　　前一时期有近万名游人到密云水库一带露营、野炊、旅游，被当地政府劝阻。这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应该有多大主权，消费者自由的限度是什么。

　　市场经济中，消费完全是个人行为，应该由消费者个人独立地做出决策。理性消费者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据做出最大化消费选择是消费者不可侵犯的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保证。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自由，也是消费者主权的实现。

　　但是，消费者的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呢?消费者是不是拥有无限主权呢?我们的回答又是否定的。这就因为消费尽管完全是个人的事，但具有外部性，或者说外部效应。

　　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生产或消费)对与这项活动无关的第三方的影响。这种外部性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例如，消费者去旅游，直接相关的是旅游者(获得正效用)以及旅游部门(获得收入)。但它还要影响与旅游无关的第三方。比如旅游拉动了整个经济，这是正的外部性，即有利的影响，但旅游也引起某种环境污染，这是负的外部性，即不利的影响。

　　市场价格机制协调的是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能实现个人的最大化。再以旅游而言，价格机制使旅游者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也使旅游部门收益最大化。当一种经济行为没有外部性时，个人最大化与社会最大化是一致的。这正是市场价格机制使个人与社会利益协调的作用。但在有外部性时，个人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这就是说，当有正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当有负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小于个人利益。

　　正因为有外部性的存在，消费者的自由决不是无限的，消费者的主权也不是绝对的。消费行为要受社会法律、制度和道德的制约。比如，消费者没有吃受保护野生动物的权力。因为这种消费行为引起的外部性——非法偷猎和野生动物灭绝——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无限扩大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当存在消费的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时，市场机制对制止这种行为是无用的，这就要用非市场手段来消除外部效应。政府的各种法律和制度正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当前的“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更为突出——例如，在消费过程(旅游)中引起“非典”的扩散。因此，在特殊时期还应有特殊的限制。北京市发布公告禁止到怀柔、密云这些水库去旅游，就是为了防止污染北京饮用水源的外部性。这时消费者就没有到这些地方旅游休闲的权力与自由。这种对消费者的限制实际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保护消费者，而对个别消费者的放纵则是对社会不负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政府在“非典”期间采取的一些限制决不存在侵犯消费者权力的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负责。消除这种时期消费的负外部性是政府的职责。

　　在消除消费的负外部性时，政府是重要的，但仅有政府还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要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消费，自动消除可能产生的消费的负外部性。例如，自觉地不去这些地方，或者听工作人员的劝阻。从这种意义上说，消除消费的负外部性不仅要政府努力，还要每一个人从自我做起。“非典”是整个社会的灾难，也是每个人面临的灾难，消灭“非典”应该从每个人做起。我们不能上抗“非典”的第一线，但如果可以不使自己的消费行为为“非典”传播提供可能，也就为战胜“非典”做出了努力。

　　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实现自己的消费自由和消费者主权，“非典”就可以更快消灭，社会会更加文明。

　　“非典”期间的市场与政府

　　“非典”期间，口罩等物品极度短缺，于是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定货或组织生产。哪知计划不如变化快，政府订购的口罩又卖不出去，仅北京床单厂就积压了100万只口罩，企业陷于困境中。

　　与抗“非典”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的确是小事一桩，但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还要不要相信市场，政府能否取代市场?

　　应该说，市场经济无论在什么时期，市场调节的作用都是第一位的。从事抗“非典”物质生产的活动仍然是应该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这就是说，当社会对口罩等物品的需求急剧增加时，不用什么政府指令，企业也会做出反应，迅速增加这类物品的生产，没有这种反应能力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由于企业能力所限，这些物品会出现一时短缺，但这些物品并不难生产，短缺会在较短时期内克服。

　　在“非典”这样的特殊时期，要依靠企业主动做出反应，就应该允许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浮动。我们之所以加“一定范围”是要防止借此机会哄抬物价(如一只口罩卖到60元，或一瓶醋卖到1000元)。但并不是完全不让价格起作用。需求增加，供给短缺，物价上升还是允许的。尤其是企业加速使用设备，工人加班，原材料价格上涨，一点不让价格上升，不利于增加供给，也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利用“非典”这样的“国难”发财是不对的，但仍应该让它们保本并获得正常利润。像北京的这家工厂，口罩的原料纱布从每米一元涨到三元，而口罩价格没变，这让企业如何生存发展呢?

　　即使在“非典”时期，政府也不应该干预经济活动就在于市场多变，政府的计划往往赶不上市场，结果引起资源浪费。类似“非典”时期口罩需求骤增这样的情况往往是极短期的现象。政府难以预期未来变动。北京这家工厂按上级指示生产的是16层口罩，但天热后这样的口罩反而捂出了“非典型痱子”，市场需求减少。另一方面，更好的一次性和活性炭口罩作为16层口罩的替代品出现，也使这家工厂的口罩积压。市场千变万化，计划经济的缺点正在于计划缺乏及时而充分的信息，有滞后性。发生在北京的口罩事件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计划都难于代替市场。目前，一些在“非典”初期供给严重不足的物品又出现了过剩，其中原因之一正在于前一段个别政府部门的指令性计划。

　　相信市场并不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应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政府的作用之一都在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但在“非典”期间这一作用更重要了。这种特殊时期的供求变动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生产不合格的口罩或其他防治“非典”药品，借“非典”进行诈骗活动等违法行为迅速增加。这时政府维持正常经济秩序对社会安定和战胜“非典”极为重要。所以，查处这类非法行为，保证各种物品的质量，就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非常期间应该用非常之重点对付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许多地方政府有力地打击各种非法活动，惩罚、公布了一些违法企业，对战胜“非典”功不可没。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能交给市场做的,尽量交给市场，市场做不了的才由政府承担。或者也可以说是企业从事经济活动，政府管市场秩序。在平常是这样，在“非典”这样的特殊时期也是这样。相信市场的调整能力，社会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如果政府把精力用在经济活动，下达生产指标上，就有可能削弱其他应该履行而且无法替代的职能。

　　北京的口罩过剩的确不算什么大事，但它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坚持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只要摆正了这种关系，什么样的灾难我们都可以战胜，经济也才会持续增长。

　　SARS冲击与图书业发展

　　SARS袭来，冲击了许多行业，也冲击着图书发行业。熙熙攘攘的书店变得门可罗雀，据说有的书店一天营业额只有五元。危机也是机遇，如果我们对SARS冲击下的图书市场做一点认真思考，也许可以找到未来的繁荣之路。

　　我们的图书发行现在是一种二元化体系——国营新华书店与民营书店并存。面对SARS的冲击，这两类书店都遇到困难。但总体上说，国营书店比民营书店遭受的打击更大，对SARS

　　的反应更迟缓。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未来图书发行业的模式是什么?

　　国营的(我不说国有的，而说国营的，因为目前的新华书店完全是国有国营的)新华书店，即使没有SARS也已经走入了英雄末路。新华书店有它值得骄傲的时光——有从上到下完整的发行、零售体系，曾垄断全国百分之百的图书市场。绝对的垄断就是绝对的无效率。所以在民营书店兴起之后，新华书店的市场正在不断萎缩。在许多地方，新华书店甚至改为服装店、百货店，或承包或租赁出去靠租金度日。整体而言，书店靠政府过日子——由政府投资兴建气势宏大的图书城(作为形象工程之一),书店无偿或低价使用，或者由政府授权排他性地销售中小学教科书和政治读物这类销售量大的图书。尽管有这些特权，也是苟延残喘而已。

　　国营新华书店的这种状况与国有企业类似。不过国有企业有所改革，国营新华书店基本未变。新华书店的国企病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产权不明晰，仍然是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公有制形式。第二,内部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按行政级别领工资，员工仍在吃大锅饭，无论销售业绩如何，收入是固定的。第三,长期的行政性垄断地位已经丧失了市场竞争能力——正如成长于动物园的老虎已没有野外生存能力一样。第四,长期以惟一的老大自居，没有(而不是缺乏)服务意识。我从上小学开始买书，至今有50多年了,对新华书店的服务从来没有一次满意过，那些盛气凌人的服务员让你有一种“气书”的感觉。所以，自从有民营书店后，我从不去国营新华书店。这样的书店要能在市场经济下生存并发展下去,那才是有鬼。

　　新华书店是计划经济少有的几个顽固堡垒之一，最近中央已经决定放开图书报刊发行市场，允许外商进来。私人书店这些年的发展壮大，实际上也已经打破了图书市场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格局。新华书店的出路在于彻底市场化，而不是靠政府给予资助或特权。图书发行还不涉及经济基础与国家安全，应该完全放开。新华书店也不必走国有企业那种假股份(国有股一股独占——还不是一股独大)道路，也不必由政府主持组建什么大型集团。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这一条完全适用于图书业。图书发行业本来就不该是垄断的，过去的垄断并不是行业自身的特点(如规模经济或其他)要求垄断，而是政府人为造成的。是打破新华书店垄断地位的时候了。原有的新华书店完全可以与外资、私人合作，形成股份制企业，也可以出卖，完全由私人或外资经营。图书发行市场上应该有产权明晰的企业进行平等竞争，这些企业没有什么由所有制决定的身份，在经营、融资等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力，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比如中小学教科书的发行权就应该竞标，而不是由政府授权。

　　中国的民营书店也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有其市场意识强、竞争力强、服务意识强等优点，但总体上讲有规模小、实力弱，成不了气候的缺点。中国的图书发行也正是要在国营书店转型、民营企业做大的过程中成熟起来。那时就不怕SARS之类的外部冲击了。

　　SARS冲击所带来的图书发行业困难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中国图书发行业市场化程度太低这类根本问题。因此，这是一个走向市场化的契机。但是，应该看到，SARS冲击引起的问题还反映了许多营销等技术层次的问题。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一市场化就灵的。市场化是起点，以后的路还很长。无论企业是什么所有制形式，不走好以后的路，再遇到SARS这种不可预期的事件，还会受重创。

　　图书发行与商业一样也是一个规模经济行业，只有规模做大才能实现高效率，低成本。但这种规模大并不是建立什么大书城或图书中心，而是实现连锁经营。这次SARS流行期间，这类大的图书中心顾客急剧减少，就是对大书业思想的冲击。连锁经营可以降低成本，但销售分散化，又有利于顾客。谁会为了买几本书去一次王府井或西单呢?附近的书店是休闲与购买最理想的地方。店不在大，有特色则灵。但独立的小店成本下不来，又缺乏抗风险能力。所以，集中与分散的连锁经营是图书业成功的惟一道路。中国应该在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几个全国性的连锁书业集团，不过不能是国营的新华书店体系，而是产权明晰，作为现代企业的书店体系——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一样。

　　图书发行是服务业，其成功的营销完全在于有特色的、多样化的服务。过去的中国图书业有个性化服务——琉璃厂的书店都有自己的专门服务对象(大学教授与学者)，定期向他们提供信息，并送书。这种个性化服务，即使在网络化的今天也必不可少。网络化当然是图书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今天的网上购书之所以作用不大，就在于它十分不完善——查找太困难。人们很难看书名买书，总要浏览一下其内容，现在在一些网上找书，还没有这种方便。网络化只有以方便、实用为目的，才会有更大发展。其他诸如书店的环境，服务员的素质等等，都十分重要。例如，有的书店总在播放音乐——书店要安静，别用歌舞厅的方法来经营。书店要有停车场——别忘了有车之人往往也是买书之人。如果有方便、舒适的服务，到书店逛一逛成为一种享受，就会有更多人来买书。

　　图书发行是一种文化事业，商寓于文之中。做图书发行要做文化，而且，不能总考虑一时的得失。国外的书店和国内一些民营书店经常请社会名人学者做讲座，读者可以免费参加，这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做一次两次讲座，不见得就有促销作用，或者讲座的实际收益要小于成本。但这种文化活动向大众传播了知识，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书店的知名度。从长期来看，绝对有利于扩大书店的经营和经济效益。同样，书店出钱在当地报纸上开辟书评专栏，在网上免费发布新书介绍，等等，都要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考虑，而不要注意于一时的商业利益。人们经常说儒商，其实书商是更应该有儒者的文化气质的。

　　在一个市场化的图书发行市场上，难免有各种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或外部冲击。今天有SARS,明天也还会有其他。一个缺乏竞争力的行业或企业难以应对这种灾难性冲击，也不能利用这种冲击带来的商机。对弱者的冲击也是给强者的机遇。是机遇还是冲击，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应对能力。如果我们的书店有完善的网上销售服务，读者在网上能享受到与在书店同样的服务，可以任意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SARS不就是一个良好的商机吗?SARS期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了，当然会更多地买书。但对SARS的恐惧使人们不敢去人潮涌动的书店。网上书店解决了这个问题，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商机?当书店没有这种便捷的服务时，不仅没有商机，反而会蒙受损失。得失在你手中，关键是看你适应市场的能力了。

　　一个行业和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不能靠政府赋予的特权或扶植形成。书店受SARS冲击正是市场化程度低的结果。市场化要靠企业自己的内功——产权明晰与以激励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也要靠外功——灵活多变的营销手段。如果这次SARS推动了图书发行行业的市场化，使企业找出自己在内功与外功上的不足并努力去改,那么，中国图书发行就有一个灿烂的明天，SARS的冲击就会由坏事变为好事。

　　SARS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敌人不是SARS,是我们自己的无能。以这种心态，你可以战胜SARS，也可以度过图书业这一段困难的时期。雨过天晴才有太阳红，愿SARS的灭亡之日是图书发行业的光明之时。

　　拆迁与离婚——堵住制度的漏洞

　　北京某小区自从贴出拆迁通知以后，离婚率急剧上升，不到三个月已有十几对夫妇办了离婚手续,以至于离婚还要排队。某位女士主动假离婚,其丈夫早已有“新人”,遂假戏真作,离她而去。此事酿成悲剧才引起媒体关注。

　　离婚与拆迁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北京有关拆迁文件规定，对住自建房的独立住户给予补助，该区的补助费为每户7万元。这就是说，原来住自建房的夫妻，如果离婚，各自为一个独立住户,则可以多得7万元。7万元对老百姓来说是一大笔意外之财，于是就激起了这个地区的离婚热潮。当然，许多离婚是“假”的,钱到手又复婚了。某女士这样的意外尚属个例。

　　许多人把这个事件归结为这些人“觉悟太低”，竟以离婚这样的手段来骗钱。其实该指责的并不是假离婚的人。市场经济承认人有利己之心，利用某些制度的漏洞去谋利是一种理性行为。离婚、复婚并不犯法，按离婚后的独立住户多领补贴也符合政策，别人如何去干预?当然，这些假离婚的人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但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是人行为的底线，不能把道德作为制约人的行为的标准。换言之,你看着他们用这种不道德的手段骗了钱又复婚了，也无可奈何。

　　也有人指责，这是因为现在离婚太方便，不用单位或街道开介绍信，只要两人自愿，几十分钟就办妥了。这种看法注意到了制度的问题，但指责的对象不对。简化离婚程序、不开介绍信,保护了个人稳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离婚程序简化并不会鼓励离婚。即使离婚再难，那些想骗钱的人仍然会想出办法的。有7万元的激励，再笨的人也会变聪明。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问题依然出在这种补贴制度上。这种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住在这些自建房中的住户以低收入者为主。这些自建房尽管有的还是违章建筑,但已既成事实。有些房已有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如果拆迁时不给予原住户适当补偿，有些人就会无居住之地。给补贴可以减少拆迁的阻力，有利于社会安定。但是,这种按户补贴的制度有缺陷,留下了一些人可以钻的空子。而且,离婚者甚多,说明漏洞太明显,利用的人还不少。以户为单位补贴,几人算一户,一人也算一户,当然会有人把大户拆成小户,通过假离婚来把大户拆为小户是最简单的做法,又没有什么风险或代价。其结果必然是离婚成风。

　　制度(包括拆迁补贴这样的规定)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游戏规则，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制定制度的出发点是假设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制度正是要把人们的利己之心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并防止利己之心引起不良行为。一种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得不做好事，而一种坏的制度也会逼好人去做坏事。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

　　制度重要的道理现在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但如何制定出好的制度却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制度总难免有空子让人钻。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制度就其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好的，但却会有不利的次要影响。股票期权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不也引起了安然公司造假吗?就北京市的这个拆迁规定而言，也引起当初政策制定者想不到的次要影响——用假离婚来骗取补贴。

　　当然，制度有缺陷或引起意想不到的结果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修改和完善制度。就我们讲的搬迁补贴规定而言,有关机构应及时发现这种假离婚,并修改规定——例如,改为按面积补贴,或宣布从搬迁前某个时间起离婚不算独立户,等等。只要去想,弥补制度漏洞的办法总是有的。等离婚成风,甚至出现悲剧时,就有点晚了。

　　一种有效的制度不是哪个天才制定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如果不及时堵住制度的漏洞,就会千里长堤,溃于一穴。制定制度并不难,及时发现和堵住漏洞才是最难的。大学专业跟着“月亮”走?——专业设置与综合素质

　　某知名林业大学最近在草原科学下又设了高尔夫球场方向，培养高尔夫草业管理的专门人才。报纸是把这件事作为好消息来报道的，但我读后有一种悲凉的回潮感。

　　之所以感到回潮是因为这种专业设置的做法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由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有计划地决定。高校专业根据这些计划设置,有计划地招生和分配。所以,专业越分越细,学生学的越来越专。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模式是失败的。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性差。一旦计划与现实不一致，或者计划不如现实变化快，学生所学的那专而又专的东西就成为资源浪费。

　　当我们转向市场经济时,教育也要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需求。市场经济是一个多变的经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消费时尚与需求的变动,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是迅速变动的。高校的专业设置不能“月亮走我也走”，不断地设置五花八门的新专业，而是要在一定时期内以不变应万变，培养适应能力强的学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共识是应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是一种狭隘的专业技能。适应这一转变，高校的发展方向是拓宽专业,取消过去过窄的专业划分。教育部近年进行了专业调整，取消了许多专业。北大、复旦这些名校目前都实行了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的做法,实行“宽口径,厚基础”,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某林业大学在草原科学专业之下又设什么高尔夫球场方向,的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专业设置模式的中心差别是：给学生一种极为专业的技能，还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形象一点说,是教学生如何去猎杀某种动物如野猪,还是教学生打猎的原理。用前一种教育方法，一旦野猪打完，学生学到的本领就成为没用的“屠龙术”;用后一种教育方法，学生才能适应各种变化，有什么打什么。一个人的能力基础是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有了这个基础，学什么具体技能都不难。缺乏这种综合素质基础，专业能力的提高也极为有限。“根深才能叶茂”。在教育中,“根”就是综合素质,“叶”才是专业技能。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学生在学校学什么专业，毕业后就从事什么专业的工作并不是常态。计划经济下由于专业设置过细，也有许多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据统计在计划经济下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也有30%左右。我在计划经济下学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当过10年中学语文教师——干的是中文系专业的活。市场经济下跨专业就业更为普遍。美国有7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所学专业并不一致。但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很快适应工作需要。许多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原来是学数学、物理、历史等专业的。中国现在的毕业生中至少也有50%以上的人从事的并非原来所学专业的工作。

　　按狭隘的专业培养也不见得这些人业务能力就强。十几年前,期货热时,一些高校及时设置了期货专业,结果如何呢?这些年期货市场发展并不快,这些毕业生就业困难,期货专业成为昨日黄花。而且,如今期货业务做得好的,并非期货专业毕业生。

　　当然,设置什么专业是一个学校的主权,即使这个林业大学在高尔夫球场方向下再设什么高尔夫球场草坪种植和维护之类的更细的方向，别人也管不着。但使我受到这条消息震动的有两个更深层次问题。

　　一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随时都会回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些旧观念，市场经济改革就会受阻。

　　二是一些高校不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入手来吸引学生，而是搞一些专业名称的花样制造轰动效应(所以要在报纸上作为政绩来宣传)。这种玩花架子的做法源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浮躁”，不克服浮躁之风，市场经济改革也难以成功。

　　专业设置本是小事一桩，但从中反映出的问题并不小。这正是我小题大做的原因。

　　该由谁来评名校

　　网上评名校,评出的结果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好的学校被评在后面后,更是怒不可遏。于是有人出来建议,只能由教育部一家评,其他人不得染指。

　　由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来评,其结果必定公正、为所有人接受吗?中国教育部还没有发布过自己评名校的结果,但从政府机构评出的其他奖项来看,结果并不乐观。政府评出的许多名牌公众并不承认,甚至“国优”、“部优”这样的称号都成为相声讽刺的对象。

　　政府独家评奖是一种垄断行为,这种垄断式评出的结果不为公众认可的关键在于评选过程是一种暗箱操作。这个操作过程往往要体现政府或某个领导人的意图。据说在某一次评酒时,无记名评比中,某品牌酒被评为第一,另一名牌被评为第二。但报上去之后,有领导认为要照顾另一品牌的历史地位,于是公布时,顺序就换了。也许这些领导的动机是好的,但他并不一定熟知评选标准。而且,领导人往往从政治或其他因素来考虑评酒问题。这样的评选能有权威性吗?在这种暗箱操作之下,还会发生“游说”、“行贿受贿”等“寻租”行为。这类问题的出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有时政府面对各种游说或压力,不得不玩平衡,这就出现了若干个并列第一名的结果。过去我们政府评过多少排行?但又有几个有权威性?看来由教育部独家评名校是断断不行的。

　　其实世界上权威的排名或奖项都不是由政府评的。电影里的奥斯卡、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美国的十大名校,都具有权威性,但他们的产生都与政府无关,都是由非政府机构、学术团体等组织评出的。这些非政府机构的评比有客观标准,有保证公正的程序,不受政治的影响,也不由政府操纵或左右,评比处于公众和媒体监督之下,其结果也能被公众所接受。所以中国的名校、名牌或奖项也应该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千万不能让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独家垄断。权威的排名或奖项不是垄断的结果而是竞争的结果。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就是要实现评选的竞争化。

　　在一个有竞争的评比中,任何符合评选资格的非政府机构、团体都可以参与。开始时这种评比必然会有点乱,也会评出不同的结果。但这并不可怕,在这种百舸争流的竞争中,一定会产生权威的评奖者,并评出公众接受程度高的排名。竞争的评选首先会激励评选者尽可能做到评选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因为,如果他们不认真评选,甚至谋取自己的私利,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竞争是激励,竞争也是制约。这种机制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在评比活动中也同样有效。

　　市场竞争应是一种有序竞争,保证这种秩序的应该是政府。在评比中应该由政府维持秩序,非政府机构进行评比活动。放开评比,也并不是什么人或机构都可以去评名校。作为评比的主持者,无论是学术团体、媒体或其他非政府机构,都应具备一定资格,在政府有关机构登记。评比活动并不是要政府无所为,而是政府要清楚自己“做什么”和“如何做”。与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一样,政府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去做自己不该做的事。

　　评名校并不是什么十分大的事,但有人提出要由教育部来评比。提出由教育部评比的也并非官员,而是普通人。他的动机是善良的,想使评名校活动更有序,结果更公正。但所想到的办法却是由政府垄断评比权,而不是竞争。这说明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相当一些人头脑里还的根深蒂固,这也是长期计划经济思想影响自然而然的表现。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要领导的思想解放,而且需要每个人思想解放。如果说有了什么问题马上想到求助于政府垄断,这

　　市场经济如何才能建成呢?

　　解放观念这句话说了多少年了,看来真正做到还不容易。15万招镇长应该缓行。

　　企业百万招总裁，高校百万招海归，某市政府也不甘寂寞，要15万招镇长。作为公务员的镇长应不应该拿15万，这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市场经济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也并不是涵盖一切领域。在经济活动中，采用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企业中有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所以，如果总裁为企业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100万，甚至更多也是应该的。企业百万招总裁显然不乏炒作的用意，但其原则大体上不错。

　　但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不能市场化，不能运用等价交换的原则，企业那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并不是鼓励公务员的手段。公务员的收入与他们的业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也不是由他们在任时的业绩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经济最糟的时期，但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卡特，并没有为此而减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但克林顿总统也没有加薪，更没什么分红、股票期权的巨额收入。IBM的前总裁郭士纳使IBM振兴，仅在4年内就从股票期权中获得3亿多美元收入。但作为公务员，无论是振兴美国经济的总统还是振兴本地经济的州长、市长和其他“长”，都不会有这种收入。

　　如果说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政府的目标决不是利润，而是为社会服务。作为企业家要获得与自己贡献相应的报酬无可厚非。但作为公务员应该是为纳税人服务(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为人民服务)，公务员做好工作是应该的，不能在收入上讨价还价。

　　当然，在公务员中也应该有一套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也应该关注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但是，这决不是干多少活要多少钱，而是一套选拔晋升制度。当公务员可以实现自己经邦治国或造福一方的理想，这是人类满足层次中最高的自我实现。在市场经济中尽管公务员收入并不高，但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工作。所以，选拔就成为一种激励机制。卡特没有把经济搞好，下台了;克林顿的经济业绩使他能连选连任。公务员的个人利益与其职务高低密切相关，所以晋升就是对公务员重要的激励。招到好总裁要给高报酬，但招到好公务员靠的是选拔与晋升制度，而不是给15万年薪。

　　就公务员的收入来说，包括两部分，即固定的货币收入与以津贴和公务消费为形式的实物收入。公务员的货币工资并不高，但又以其他形式得到了更多收入。一个赚钱多的经理要自己开车、养车，够级别的公务员则有公车。即使在国外，公务员的有薪假期、医疗保险都由政府支付，也优于企业。仅就工资制度而言，是有法可依的，实行按职务的等级制。不同等级的工资与晋升快慢有关(晋升又取决于业绩)，而与某一段时期的具体业绩(如某一年本地经济增长了多少)无关。业绩对货币收入的影响，通过晋升来体现。

　　在制定公务员的工资级别时，最高为多少，最低为多少，各级级差是多少，是有一定规定的。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是对各级别工资标准的调整，而不是单独调哪一个。如果按某市这样的做法，处于公务员系列中较低的镇长都要给15万，那么，市长、省长，以至于总理又该给多少呢?一个镇长拿了15万，省长只拿了4万，这合理吗?

　　某市想招到好镇长，搞好地方经济，动机是好的，但15万年薪并不是好方法。且不说是否有了好镇长就能搞好经济，或者政府是否应该搞经济。用物质激励来招镇长的做法本身就不对。即使是要高薪养廉，那也是整个公务员工资改革的大事，不能单单从一个镇长做起。这件事反映了一种倾向，似乎什么都要按市场原则办。这种“泛市场”化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甚至会断送市场经济。

　　各打五十大板

　　美伊在中东打仗。中国大地上也有两家在“交火”。一方是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3月26日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40家企业无根据地宣传自己为“世界名牌”;另一方是受指责的企业表示抗议，甚至声称要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没有真刀真枪，但同样像美伊战争一样引人注目。

　　中国有没有世界名牌?应该承认目前还没有。去年年底评出的世界百家名牌，中国一个没入选。我没再往下看，不过大概看到200家也不会有。再以联想为例，在中国它的确是一个名牌了，但在世界上恐怕连名牌的小老弟也算不上。去年柳传志先生到美国参加世界管理科学大会，与《纽约时报》总编坐在一起。当别人介绍联想时，这位总编表示从没听说过(洋人就是不如咱国人，不知道假装恭维几句“如雷贯耳”之类)。连这样的传媒大亨都没听说过联想，可见它还不是世界名牌。联想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企业该打50大板就在于把不是世界名牌的东西硬要吹成世界名牌。国外的真正名牌，例如，可口可乐、耐克之类，从不在自己的产品或包装上印什么“世界名牌”的字样。倒是许多不知名的国产产品，总爱印上什么世界名牌，自我标榜。这种现象多了，也见怪不怪了。名牌是在精心制作的基础上，通过广告宣传，而受到社会与消费者认可的，决不是自封的。把不是名牌的东西自称为名牌，就像丑女自比西施，小人自比英雄一样，让人恶心，该打。50大板还属于“坦白从宽”的政策。

　　我之所以认为该打这些企业50大板是要让它们清醒一下。有一些企业心态的确有点浮躁。想当世界名牌并不错，但却忘了名牌的基础是做而不是吹。看看那些世界名牌，无一不是产品质量一流，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地位。这种树立不是靠别人或自己用嘴去“大树特树”，而是靠自己以脚踏实地的工作去树。名牌是历史检验的结果。正如罗马城不能在一夜之间建成一样，名牌也不会“立竿见影”。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世界名牌很正常。如果企业努力工作，总有一天，我们会有真正的世界名牌。但如果把功夫用在自吹上，那就没戏了。打了这些企业，让他们清醒一下也好。

　　既然这些企业并非世界名牌，为什么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指责它们也该打50大板呢?因为它们做了不该自己做的事。中国还没有非政府组织，所以，不管名为什么，这个组织应该是政府机构，或“二政府”。政府或“二政府”不能认定名牌，也不能指责别人不是名牌。企业要称自己是世界名牌，或在包装上印上这个字样，是自己的行为，谈不上什么违法(正如一个人吹吹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也不算违法一样)。企业出于种种动机，吹吹牛也难免，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又开新闻发布会，又在媒体曝光呢?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受指责的企业，其实却还是不错的。他们的产品固然算不上世界名牌，但质量不错，在国内也算小有名气了。老百姓是相信政府和媒体的，这样公开指责它们，对这些企业的发展不利，说大了对中国经济也不利。小题大做，不值得。

　　这个协会该打50大板也是要让他们清醒一下，明确自己作为政府一部分的职责。这种职责就是打击假冒伪劣、盗用别人品牌者，为中国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但决不能“亲自”钦封名牌或指责企业(当然那些造假者不在此列)。

　　美伊战争的是非吾等小民不敢非议，但国内这场“交火”我还想奉劝一下：中国需要名牌，如果企业和政府能共同合作，各司其职，这不皆大欢喜吗?所以，如果双方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谋创名牌之计，而不是互相指责，我想这50大板就免了吧!

　　机票限价：计划经济阴魂不散

　　被媒体爆炒的民航价格听证会似乎是一种进步：要放开禁折令了。但实际上仅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仍然由政府实行价格限制，要规定价格上限(最高涨价25%)与价格下限(以6折为限)。

　　民航如何定价从小处看，涉及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民航能否走出困境的问题;从大处看，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应该如何突破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三个问题：政府应该限制民航的价格吗?政府能管理好民航的价格吗?从更深层次来看，政府的这种做法反映了什么思想?这种思想有利于市场化，还是不利于市场化?

　　政府不应该管民航价格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一些行业实行价格管制，规定其不能超过的价格上限或不能低于的价格下限。这种做法曾经被广泛使用，甚至现在有些国家还在应用，但90%以上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这种价格管制。在20世纪80年代的取消管制中，这种做法已大大减少，就我们国家来看，对个别一家企业垄断的行业(如铁路)，对关系老百姓基本生活的个别产品(如药品)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管制也是可以的，但对民航价格实在没有必要管。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下的民航公司应该是有权做出独立决策的企业。尽管我们的民航公司还是只有国家一个股东，但也应该是国有而不是国营，放手让企业自己决策。定价权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横加干预，无疑是对企业权利的侵犯。你要企业经营好，又不让它自由运用价格杠杆，这无异于绑住演员的手脚，又让她跳出优美的舞蹈。企业不是由政府“搞”好的，也不能在政府这个婆婆的指手划脚中经营，只有真正把包括定价权在内的一切经营权交给民航公司，它们才会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像铁路、自来水之类一家独占的垄断企业，缺乏竞争，又有可能用自己的垄断权力提价而不利于消费者，对它们进行点价格管制尚且说得过去。但民航并非这样的行业，民航是一个由几家大公司控制的寡头市场，民航作为交通运输也有替代品(铁路或高速公路)。因此，在民航各公司之间，以及与作为替代品的铁路、汽车运输企业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样，就使得民航自己不能任意决定价格，它们要根据市场竞争与供求关系确定合理价格。合理的价格并不是由多少钱而定，只要消费者接受，生产者能承受，无论多高或多低都是合理的。换言之，合理的价格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要由市场竞争形成，就不能由政府设置上限或下限，划一个框架。

　　有时政府也会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管制。这时经济效率会有损失，但从社会来看，安定的好处大于效率的损失。但民航又不属于此列，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民航业也并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而奢侈品需求富有弹性，在美国，民航的需求弹性为2.4左右，属于富有弹性的商品。在中国民航更属于奢侈品，民航乘客主要是高收入者和公务出差者，需求弹性极大。民航涨价也好，降价也好，对国计民生不会有什么显著影响，更不会影响安定团结，也没有照顾弱势群体的问题。因此，没必要出于社会或政治考虑而去损害经济效率。

　　总之，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对民航实行价格管制，这种于国、于企业、于民无利的事，政府何必去做呢?放开价格才是人间正道。

　　政府管不好民航价格

　　政府不应该管民航价格是一种规范分析，从实证的角度，从操作这个层次看，政府也管不好民航的价格。市场经济中价格应该由市场供求决定，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及时调整，这就要求定价者对供求状况及其变动有全面而及时的了解。换言之,要有充分信息,定价决策要及时而准确。在这方面，政府远远不如企业。政府对民航市场供求的了解肯定不如企业，充其量只能是雾中看花。政府的信息不如企业充分，这是其一。其二，供求受多种因素影响，瞬息万变，政府的信息传递渠道不如企业畅通，无法及时做出决策。其三，政府的决策过程需要的时间长，等价格管制决策做出时，恐怕是“黄花菜都凉了”。总之一句话，政府没有管制民航价格的能力。政府规定的价格上限与价格下限并不是根据市场供求，当然不会起到好作用。

　　民航价格应该既无上限又无下限。其上限只受消费者支付意愿和能力的制约，只要消费者愿意接受，有人坐飞机(保证一定的上座率)，多高也无所谓。当然，没有价格上限，民航也不会无限涨价，如果从北京到上海涨至一张票1万元谁会坐飞机呢?企业的价格上限来自消费者而不是政府。其下限是企业的成本，从长期来看，企业不可能低于成本运行，你打死它，它也不会降到成本之下。企业自身有下限约束，何必政府定什么价格下限呢?

　　民航的定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市场经济中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定价策略。如何定价是一门艺术。从民航来看，长期中价格应该至少等于成本，甚至应该有一个高于成本的正常利润，民航才能生存、发展。但在短期中，则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灵活地调整价格。当民航旺季时，价格应该尽量上升;但在淡季时，甚至可以降到成本之下。短期中民航的成本有固定成本(飞机的折旧、员工的工资等)与可变成本(每飞行一次增加的成本)。价格可以降到成本之下就是低于总成本，但等于或大于可变成本(如果低于可变成本就不如停业)。只有让它们无限涨价与降价，才可以实现长期中的正常运行。旺季涨多少，淡季降多少，恐怕只有民航自己知道。

　　民航定价也不是仅仅涨价或降价，还有许多定价方式。除了淡季旺季价格不同，同一天不同航班价格不同(如晚上的飞机票价格低)等等以外，还要运用歧视价格。歧视价格就是对相同的航班向不同乘客收取不同的价格。例如，公务乘客收高价，私人外出者收低价。国外航空公司普遍运用了这些价格手段，而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何运用这些不同的价格手段是一门艺术，只有熟悉民航业市场的人才能玩得好。政府有这样的人吗?把民航价格变动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再强的高手也玩不好价格。戴着镣铐是跳不好舞的。要让民航跳好舞，首先要求打破价格管制这副沉重的镣铐。

　　定价是一个专业性相当强的决策，要懂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成本核算，甚至消费者心理，又要熟知市场供求关系瞬息间的变动(如突发性非典型性肺炎对民航的随机冲击)。政府管制部门的官员不可能熟悉这些问题，由他们进行管制，岂不是犯了“外行领导内行”的错误?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反对价格管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即使价格需要管制，政府也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情况下，与其政府管制，还不如取消管制。

　　政府热衷于价格管制的背后

　　政府管价格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曾经管过电影票价格(规定进口大片的价格上限与下限)，制订过汽车行业自律价，反对过彩电等行业的价格战，民航也有禁折令。这些限制价格的做法无一成功者。但为什么政府有些部门要与市场屡败屡战呢?

　　在这种价格(及其他)管制的背后是计划经济思想的阴魂不散，仍然有意无意地支配着一些人的行动。

　　计划经济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决策，政府全面严格地控制经济生活。价格是完全固定的，甚至像火柴涨一分钱这样的小事也要经过高层领导开若干次会，谨慎决策。支撑计划经济的思想是政府高明论，即政府一心为公众，而又全知全能，所以，只有政府才能做出正确决策，有效配置资源，给人民带来幸福。

　　计划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使绝大多数前计划经济国家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传统的力量是强大而长期的，计划经济的思想，尤其是政府高明论，仍然在相当一部分人头脑(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中根深蒂固。此外，计划经济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从封建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后者是自发发生的，前者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的。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始作俑者、推动者。政府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但这个特点也使一些人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市场经济的建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想以计划的方式，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这种做法的表现就是不相信市场的自发性，总怕一放就乱，似乎离了管制，市场就是无秩序的。

　　本来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能放开的都应该放开，但现实中却是放得极慢，总怕完全放开价格就天下大乱。今天不让那种价格涨，明天又不让这种价格降，政府成了一个救火队，尽管没火，也怕有火而忙个不停。结果如何呢?你不让涨，有黑市涨价(各地的票贩子问题);你不让降，人家仍在暗折。等政府承认了已成事实的价格涨跌时，只能算事后追认了——汽车取消自律价是这样，民航禁折令从未严格实施过也是这样。政府何必总像唐·吉诃德那样与风车(市场力量)斗呢?历次价格禁令的失败也说明政府在价格问题上并不高明。高明哪能屡战屡败?但又不想放弃自己高明论，所以才有屡败屡战,直至即将召开民航价格管制的听证会。

　　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在于政府管得太多。“一放就乱”往往是不对的，“一管就死”倒有几分真理。市场机制的调节贵在自发，而不在于什么人有计划地控制。市场经济的关键是政府能不管的尽量不管(同时该管的应该管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是“放”而不是“管”。即使走向市场经济的最初推动力是政府，市场经济成功的保证仍然是自发性。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也许动机是好的，但结果并不好。结果不好，好的动机又有什么用呢?在运用市场调节方面，政府不是高明的，企业和消费者才是高手。不要总把企业看成是弱智的孩子，需要政府这个高明的保姆去引导。不破除政府高明论，改变有计划地建立市场经济的做法，我们的改革难免还会有弯路。

　　政府不应该对民航实行价格管制，也不能实行这种管制。所以,民航价格听证会也就是徒劳无益的“做秀”了。市场经济要实干，“秀”还是不做为好。

　　驳高学历多生孩子论

　　有些事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居然有人公开主张高学历者多生孩子,低学历者少生孩子。不是公开的报纸报道,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草案)》时,有委员建议博士、硕士可生二胎，对无知识的农民加强人口控制,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提出这种建议的省人大常委委员想必素质是不低的。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居然没有一点人权和平等的观念。人，无论高低贵贱，知识多少，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保证每个人的这种平等权是基本人权。生育子女是人的权力之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选择生多少孩子的自由。当我们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时，其限制适用于每一个人。法律上没有特殊公民，也没有有特殊生育权的人。认为文化高就有超出别人的生育权，实在是又回到了中世纪。

　　更重要的是，高学历者子女的素质一定高，低学历者子女的素质一定低吗?无论从人口统计还是生物学的理论中，恐怕都找不出依据。从生物学的角度说，遗传基因并不是决定人的素质的最基本因素。人的素质主要还是后天形成的。把人的素质归结为遗传仍然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会打洞”的封建意识。只要研究一下那些历代开国君主子孙的情况，你就知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句话的含义了。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有多少优秀人才的父母，文化素质并不高，甚至是文盲，又有多少“书香门第”出身的子孙走上了堕落之路。从现在社会现实来看，的确有许多文化素质高的家庭的孩子在社会上是成功的。但这并不是遗传因素。从制度上说，城里的孩子上学，就是比农村的孩子机会多，况且，他们的父母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农村里低文化素质家庭的孩子缺的不是内在素质，而是外部条件。

　　退一步说，即使高学历父母一定可以生出并培养出高学历子女这一假说成立。但高文化、高学历就是高素质吗?素质应该是综合素质，它包括人的品德、能力和文化，决不仅仅是文化。不少(还不是个别)高文化高学历的人并不具有高素质，人品极差、无实际工作能力，有知识而无文化者并不少。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哪个不是高学历?那些学术中剽窃、抄袭、到处吹牛，甚至诈骗者，哪个不是高学历?回到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从批胡适到“文革”)中左得出奇的打手，追随“四人帮”的梁效之流，哪个不是高学历?再去翻翻一部中国史，哪次动乱不是高学历者策划的?

　　高学历绝不代表高素质，低学历更不表示低素质。且莫说千百万无文化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这套大道理，像王进喜、孟泰、王崇伦这批共和国英雄中，有许多人并没有什么学历。在没有文化的群众中那种淳朴、勤劳、正直这类高尚品质，恰恰是高学历人群中所缺少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或者“文化越多越反动”。这种观点和“卑贱者最愚蠢，高贵者最聪明”，或者“文化越少越反动”一样错误，无非一个极左，一个极右而已。应该说，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与学历没有一比一的正相关关系，尤其与父母的学历更没有什么关系。用学历高低来判断人的素质，甚至用父母的学历来判断人的素质，完全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

　　让高学历的人多生孩子，低学历的人少生孩子,绝对无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且不说，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高学历者人数很少，即使让他们放开生，随便生，他们的子女在中国总人数中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比例;暂且不说，这些高学历的人是否愿意多生(实际高学历者更不愿多生，生孩子对他们来说，机会成本太大了，即放弃的东西太多了)。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靠的不是生育，而是教育。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的民族素质还不是十分高，但其原因不是高学历人生的孩子少，低学历的人生的多了，而是我们的教育还不发达。且不说大学生入学率相当低，首先是全民教育普及程度太低，一些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多，成年人中文盲比例也高。不少人认为农民素质低，其实这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于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的落后。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有一个过程，我们整体民族素质的提高也有一个过程。想通过高学历者多生孩子来迅速提高民族素质是一种毫无现实意义的空想。

　　我们提倡优生是指每个人都要少生和优生，并不是让高学历者多生。主张高学历者多生的观点不禁让我想起希特勒的优生论和“四人帮”的血统论。让这种观点泛滥，我们中华民族的素质如何能提高呢?

　　但愿高学历多生论仅仅是个别动机正确者的一时糊涂想法。

　　别学周扒皮

　　在泉州时听说一家制鞋企业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温州老板拉走了。这家企业的老板第二天早上看着空荡荡的厂房，欲哭无泪。正好一个学生曾在这家企业工作，问其原因，他说，老板对工人太苛刻了。扣身份证、工资低且不按时发，工作时间长而条件差。总之，这位老板对工人颇有点像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

　　像这样的问题在许多民营企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营企业老板经常为缺乏好工人而发愁，劳资纠纷困扰着企业发展。他们抱怨民工素质太差，却忘了反省一下引起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不能说民营企业老板不重视人才，他们舍得花高价雇佣总经理或其他高层管理人才，也能善待技术或营销人员。但他们并没有把一线工人作为人才，总觉得民工有的是，花点钱就可以雇到，用不着搞什么激励机制，甚至缺乏基本的尊重。其实一个企业的成功是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个团队当然缺不了管理、技术人才，但同样也缺不了普通一线工人。有再好的管理和技术，产品终究要靠这些普通工人去生产。根据木桶理论，一个桶的容量由其最短的一块板决定。如果没有工人这块板，企业这个桶，一点水也放不下。航天飞机的事故往往不是由于一个关键部件，而是一个不起眼的零件，企业的问题往往发生在最平凡不过的工人身上。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也是人才啊!

　　把工人当人才，就要有一套激励工人的机制。许多企业的激励机制往往是针对高层的，这并不完整。激励机制应该针对企业的所有员工，包括最底层的民工。当然，针对不同的人的激励机制并不完全一样。例如，股票期权就不适用于普通员工。但其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是逼他们好好干活，而是让它们自觉自愿地好好干活。像周扒皮那样苛待长工的做法，恐怕是一种负激励机制。

　　但仅仅有激励机制还不够。别学周扒皮更重要的含义是，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的利益。这就是说，仅仅是激励，有点利用的意味，像给一匹马吃点好草料，让它跑得更快点一样。让员工分享企业利益就是把每一个员工作为企业的平等一员，真正尊敬他们，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总结为10条规则，其中5条都是讲善待员工的(包括与所有同事分享利润;激励合伙人;与员工交流沟通;感激员工为你做的每一件事;倾听每一位员工的意见)。能否尊重员工，善待员工是成功企业家与周扒皮之间最大的差别。当你把每一个员工都作为自己的朋友，真诚地尊重他们时，他们会集体逃亡吗?

　　包括泉州那家制鞋厂老板在内的不少企业家，仅仅是把工人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甚至不把工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尊敬。这正是许多民营企业难以做大，或者经营失败的原因之一。降低成本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是重要的，但降低成本绝不等于压低工人工资或虐待工人。经济学中重视效率工资，就是给工人以高工资而换取更高的效率。这才是真正的降低成本之道。别以为周扒皮是节约成本的好手。当长工不给他干活，甚至有意破坏时，哪有效率呢?没有效率，成本会降低吗?历史上谁见过一个企业是用周扒皮式的方法成功的呢?只看见给工人低工资省下的那点钱，看不到企业的效率，那是土财主，不是现代企业家。那也不是成功之路，而是自掘坟墓。

　　一些民营企业家是由农民而来的。他们的优点——勤奋、能吃苦——来自农民，他们的缺点——周扒皮式的刻薄——也来自农民。从农民变为现代企业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这要求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这种改造的起点是别学周扒皮，从善待民工开始。

　　公务员收入有多少

　　据一份调查披露，公务员的收入在13个行业中排位第七，属中间偏下。所以，常有人为公务员收入低鸣冤叫屈，也有不断给公务员加薪之举。我认为，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总体并不算高，加薪也未尝不可，但首先要搞清楚，公务员收入到底有多少。

　　许多对公务员收入的估算仅仅根据工资收入。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收入与工资并不是一个概念。工资指货币收入，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打在工资条上的收入。收入包括个人以各种形式得到的所有收入，既有货币形式的，也有非货币形式的。货币形式的收入除固定工资外，还有各种不固定的奖金、津贴、补助等等。非货币形式的收入包括各种实物形式的补贴、福利待遇以及工作中消费。比如，免费班车、低价住房、公费医疗、带薪假期、免费或低价工作餐等等。经济学家所说的收入指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之和。货币收入是显性的，容易计算，非货币收入是隐性的，不容易计算。许多收入计算，包括衡量收入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纳税收入，都只计算货币收入。许多人在给公务员的收入排队时依据的也是货币收入。

　　仅仅把货币收入作为研究问题的依据会引起极大的误解。在任何一个经济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的25%左右。这种非货币收入实际是对货币收入的扣除。例如，许多公司或机构都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一般而言，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收入中非货币收入部分更高一些。在企业中，大公司员工非货币收入高一些，中小企业要少得多。

　　在计划经济下，非货币收入这一部分要高得多。公费医疗、免费教育，低房租等等福利都是非货币收入。在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每个人都有一定行政级别，并根据不同级别得到不同的享受。这些都是非货币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社会收入分配有两个体系。在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中，收入是市场化的，非货币收入正在消失，收入走向货币化。在体制内的机关、学校、企业中，基本依然是计划体制下的分配方式，非货币收入相当重要。如果不考虑非货币收入，很难把不同体制中的收入进行比较。比如，一个小老板每年货币收入12万元，一个公务员每年收入3万元，这决不表示小老板的收入是公务员的4倍。因为小老板基本没有任何非货币收入，有病要自己花钱，老年后没有养老金，房子要自己按市场价买。公务员则享受公费医疗、养老金、成本购房等好处。要认真算一下，一个年收入12万的小老板的总收入并不见其比公务员高多少。

　　把公务员的收入定位于中间偏下就在于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非货币收入。即使不考虑公务员的非法收入，仅仅考察合法的非货币收入时，公务员的收入绝对属于中等收入以上。而且，公务员的非货币收入与职位密切相关。据说一位部级官员按货币收入每月交纳个人所得税在200元以下，一位大学教授则为600多元。但如果包括非货币收入，部级官员的总收入绝对高于教授。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务员的货币收入并不高，但人们仍想当官，每年报考公务员都报名者甚众。

　　公务员的工资可以提高，但首先是把公务员的收入尽可能地货币化。即使一些应该有的非货币收入也要用货币衡量，作为确定公务员货币工资的重要依据。一味强调公务员工资偏低，不断为公务员调工资，并不正确。

　　如果考虑到公务员的货币与非货币收入，公务员的收入并不低。就整体而言，公务员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因此，解决目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键不是给公务员提工资，而是把有限的财力用于保护真正收入低下的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这也才能体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

　　第二部分 闹市读书

　　贾府的经济转型——《红楼梦》中的转型经济学

　　文学家看《红楼梦》，把贾府视作一个封建大家庭，或称赞其爱情永恒，或揭示其阶级斗争，或指责其勾心斗角，或指出其兴亡之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贾府是一个经济单位，爱情也好，斗争也好，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贾府的兴衰源于经济。贾府的繁华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贾府的衰落是经济转型失败的结果。一部《红楼梦》也折射出了今天所说的转型经济学的许多道理。

　　贾府兴衰与计划经济

　　德国弗莱堡学派的创立者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把人类有始以来的经济分为两种理念类型：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以前的一切经济形态，无论是古埃及经济、中国封建经济，还是现代计划经济，在本质上都是集中领导的经济，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计划经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贾府看作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的特点在于由一个最高领导集中做出决策;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通过命令方式来协调各种经济活动;缺乏把贡献与收入联系起来的激励机制，各成员按地位领取报酬。贾府的经济活动正具备了这三个特点。在贾府中，贾母是最高统治者，王熙凤是实际掌权者，经济决策出于王熙凤之手。贾府内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都有不同的等级地位，王熙凤的决策通过管家到最低层次的奴才贯彻下去。王熙凤的话就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命令。贾府中的人按身份地位，享受不同待遇，拿不同的“月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贾府的经济正是以这种计划的方式在运行。

　　计划经济下的一个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所以，计划经济下仍然出现过奇迹。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前苏联发达的空间与军事技术，无一不是计划经济的辉煌成果。同样，贾府中极为辉煌的两件事——秦可卿的葬礼和元妃省亲——也是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的大事。

　　计划经济下可以做好这些大事来自上面的权威和等级制下的绝对服从。在秦可卿葬礼中，王熙凤接受了全权委托，即有了来自上方的最高权威。她可以任意支出钱财，对下面的命令是“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她以最高权威根除了宁国府的五大弊病，制定规则、按岗定编、强化监管、令出必行、惩罚严厉。在这种命令体制之下，不需要什么激励，秦可卿的葬礼就风光得很。没有这种计划体制，王熙凤当然不会成功。

　　计划经济的成功是人治的结果。人治的成功，取决于两点：治理者的权威和超凡能力。王熙凤作为贾母最宠爱的代理者和接班人，作为贾母的代表治理贾府，这是她权威的来源。但也应该承认，王熙凤这个“凤辣子”的确也是一个能人。她敏锐地看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病：“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事无专管，临期推诿”;“需用过费，滥支冒领”;“任无大小，苦乐不均”;“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她针对这五大弊病采用了有效的措施。宁国府缺乏这样一个权威的能人，所以混乱得很，一旦引进了王熙凤这个人，一切就全改变了。所有计划经济的辉煌全是这样一个权威能人的结果，无论是埃及的法老，中国的秦始皇，还是前苏联的斯大林。

　　一旦这种权威不存在，计划经济就难以为继了。《红楼梦》中贾母的最高权威是历史形成的。贾母的丈夫是贾府的奠基者，丈夫去世，权威自然就归了夫人。王熙凤的权威完全出于贾母的信任和授权。换言之，贾母是太阳，王熙凤是月亮。一旦太阳不存在，月亮就无光，贾母去世，则王熙凤的权威马上消失。当然，如果贾母在世时，王熙凤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培植自己的亲信，树立自己的权威，王熙凤还是可以在贾母这个太阳下山后自己当太阳的。可惜王熙凤不懂这一点，做事自私、尖刻，得罪人太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权威。当贾府这样的计划经济中没有权威时，状况就坏了。所以，贾母的葬礼办得极糟。王熙凤低声下气地求众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在这种体制中，权威失去，又没有激励机制，求人就不是命令，无人服从。仍然是同一个王熙凤，没有了权威，再求人也玩不转，最后吐了血，还无济于事。

　　计划经济不仅需要一个权威，而且还需要一个绝对精明强干的权威。这种精明强干包括能力与品质。王熙凤的能力是够强的，但品质并不好。她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这为以后贾府这个计划经济的失败种下了祸根。从体制上说，计划经济下这种人物的出现也是必然的。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当权力失去制约时，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也许计划经济下会出现个把清廉者，但并没有必然性，而即使本质并不坏的人也会变为腐败者才是必然。王熙凤之坏也是制度造成的。

　　计划经济下集中力量所做的大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不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好事。这是在这种体制下，没有成本与收益计算而造成的有计划的浪费。贾府集中一切力量办秦可卿葬礼和元妃省亲，都不考虑成本，只求一时辉煌。结果事情是办得风光了，但资源浪费了。贾府毕竟也面临资源稀缺性，当有限的资源用于风光时，它的衰落也就是迟早的事。

　　贾府与一切计划经济一样，不可能有永远的辉煌，衰落是迟早的事。计划经济的结局不是灭亡，就是转型。探春的改革就是企图走转型之路。探春的改革有其成功之处，但她的失败同样教训深刻。这是《红楼梦》更有意义的启示。

　　探春以激励机制为中心的改革

　　计划经济下缺乏活力，没有效率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没有一种把贡献与利益联系起来的有效激励机制。它主要依靠政治强制、煽情式宣传或传统伦理道德来要求人们为之做出奉献。古埃及是政治强制，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强制之外还有“君子言义不言利”那套虚伪的道德观，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下又加上了对未来共产主义煽情性宣传。《红楼梦》中则是中国传统道德加强制。

　　这些激励方法从本质上说都是违背人性的。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无论是强权，还是道德说教或宣传，都无法改变这种人性。所以，大观园中的各色人等，不得不去干活，但能偷懒就偷懒，能耍滑就耍滑，并没有什么工作积极性可言。尽管也有焦大这样勇于奉献者，但却是一个傻得让人任意耍笑的对象。市场经济的效率离不开激励机制，它承认人利己的本性，不是要人们去改变本性，而是利用这种本性，通过一套制度把每个人的利己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制度。

　　探春当然没有休谟和斯密来传授人性之道与利己之心的重要性，也没有读过《蜜蜂的寓言》这些劳什子书。但她是认识到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的，知道改革的中心是把个人贡献与利益联系起来的激励机制。探春的改革旗号是“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红楼梦》专家都把宝玉作为孔孟之道的背叛者。其实宝玉所追求的无非是自由谈谈恋爱，不去追求利禄功名，要求个性解放而已。宝玉无非是当时的“新新人类”或“波波族”，关心的是自己那点私事。探春则是一位改革者，她打破传统孔孟之道的义利观，将利置于首位。这才是真正对孔孟之道的背叛。孔孟之道的虚伪之处就在于言义不言利。说得极为动人，其实孔孟之徒，不是已得到了极大的利，让别人讲义，就是中毒太深。

　　探春以利为突破口的改革是通过承包制来实现的，即把池塘、园子承包给别人。她认为承包制的好处在于：“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这种改革的效果还是显著的。生产者有了积极性：“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护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驾娘们行船夹泥的，种藕的。”同时,生产者的责任心也加强了。丫环春燕说：“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他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李纨把这种承包制改革的成功总结为“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探春以利为突破的激励机制改革已成为计划经济转型的一个共同规律。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当时的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想必没读过《红楼梦》，也不会知道探春这个小女子。但他们对前苏联经济的改革却与探春如出一辙。利别尔曼提倡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惟一指标，并给企业和劳动者以物质激励，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计划经济改革的先声。许多国家的计划经济改革都是从“放权让利”的承包制开始的。

　　为什么计划经济的改革总是从利字当先的承包制开始?应该说这是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情况下一个最有效，也是最容易的突破口。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改变总是渐进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无突变”尤其适用于改革。渐进式改革尽管所需时间长，但付出的社会代价较低，也容易为社会所接受。渐进式改革就是在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一点一点地变。承包制并不改变原有的所有制结构，不改变政治体制，也不侵犯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实行起来阻力要小得多。探春的这种改革就没有在贾府掀起轩然大波，当权者们也未加激烈反对。如果在计划经济下一开始就从产权这些问题开始，实行私有化，恐怕阻力就会大得多，甚至会刚开始就夭折。

　　而且，承包制也容易在短期内见效。因为承包制触及利益问题,改变了那种大锅饭式的分配格局，这对生产者是最有效的刺激。或者说，承包制是在不改变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对生产者个人利益的承认。在这种承包制下，个人努力的成果得到保证，它隐含了对利己的承认。我想经历过改革风雨的一代人都不会忘记承包制所起的伟大历史作用。

　　但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探春的改革从根本上并没有成功，所以，贾府仍没有避免灭亡的命运。我总觉得探春这个人身上寄托了曹雪芹的希望，是他有心回天的一种努力。但为什么还是“无力回天”，探春的改革也没有最终成功呢?其实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的探春——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改革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代之而起的是苏联长达20余年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最终这个体制崩溃。贾府与前苏联都从承包制开始经济转型，但最终又都失败。其中又有多少奥秘值得我们探索!

　　探春改革失败的根源

　　探春式渐进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在原有体制所进行的任何改革，其特征都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当权者提倡或推动，或得到当权者强有力支持的。换言之，这种改革的成功需要原有政治上权威的保证。探春是一个庶出的女儿，在那样的体制中地位并不高。她远远没有当初王熙凤那样的政治地位。探春改革之时，贾母仍在，其代理人王熙凤尽管已经权力式微，但仍作为贾母的代表掌权。探春不具有这种地位，也没有那种权威。她的改革不是最高统治者提倡并亲自推动的，其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可以设想，如果王熙凤在其权力最大时，推动这种改革，那就会是另一种情景。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它靠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大而一步步突破旧体制，最后取而代之。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而言，并不存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市场经济在并不强大的封建体制下自发形成并壮大，最后冲跨了这种体制。但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经济之下，市场经济是难以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时代曾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但没有成为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例子。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总有相当集权的政治体系。这种体制的转型是自上而下的，要由当权者来推动。没有当权者推动，这种体制仍可以靠暴力维护下去——现在世界上不仍然有这种民不聊生，但仍坚持存在的计划经济吗?因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于当权者的意愿。这里说的当权者不一定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集团。赫鲁晓夫尽管是贵为天子的第一书记，但仍受到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经济转型要从当权者的推动与倡导开始。探春的改革由一个没有政治权威的人开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承包制是任何一个经济实现转型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如果没有以后更艰难的许多改革，转型必定不能成功。激励机制仅仅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之一，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区别。在激励机制背后是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更深层的差异。承包制仅仅是序幕，是打开旧体制缺口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以后更深层次产权结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个被承包制打开的缺口又会合上，最终仍然是旧体制的复辟。所以，经济体制转型之难不在于序幕，而在于以后的戏怎么唱下去。而且，承包制引起的反抗并不大，一旦全面进行改革，会触及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反抗力量之强，不难想像。正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权力与利益格局的重大变更。

　　探春的承包制改革并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探春是在维护贾府原有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产权仍然是贾府主子们共有的公有制(在封建大家庭中，所有制对外是一个家族所有的私有制，对内是家庭成员共有的公有制)，每个人的产权并不明确。谁的政治地位高，谁就有权支配这些资产。过去计划体制下是王熙凤说了算的，现在改革时，作为所有者之一的探春又行使着使用权。但探春并不是惟一所有者，这就决定了别人也可以使用这种权力反对她。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借探春改革分析产权问题。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产权改革是整个经济转型成功的中心。

　　探春强调了利的重要性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但她并没有打破，也没想打破传统观念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甚至还没有宝玉个性解放的意识。由此而形成的贾府政治体制尽管风雨飘摇，却也仍在维持。在一切照旧，而且也不想改变的情况下，包括承包制这样小儿科水平的改革当然必定失败。旧体制的突破是渐进的，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渐进式改革肯定无法成功。

　　也许我们这样评论探春改革的得失有点太现代化了。不过，如果不进行这种分析，就难以从中汲取教训。20世纪60年代时，赫鲁晓夫在苏联也进行了类似探春的改革，但前苏联原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变，改革受到旧势力的顽强抵抗，终于失败了。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使刚刚拉开的改革序幕又拉上了。接着由勃列日涅夫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赫鲁晓夫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平心而论，我总认为无论赫鲁晓夫犯了多少错误，他至少是一个想改变旧体制的英雄。他的悲剧在于想在维护旧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探春与赫鲁晓夫有天渊之别，但他们改革的初衷、路径与结果又是何其相似!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当然就探春承包制的改革而言，本身也有缺点。薛宝钗就批评探春的改革只考虑到承包者的利益，而没有考虑承包者手下那些普通人的利益。宝钗对承包者说：“你们只顾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在《红楼梦》中我还是喜欢宝钗这个人的。黛玉那点小心眼还真让人受不了。宝钗的这段话说明了，改革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仅仅是承包者得利益，其他人状况得不到改善，改革也难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利益协调问题，贾府亦不例外。可以说改革是能让多数人获益的帕累托改善。宝钗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这种心计不是小心眼，是看问题更全面和深刻。应该说，探春的改革也有些许效果，这与宝钗以旁观者清的身份指点迷津分不开。前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给广大群众带来更大好处，这也是他失败并受指责的一个原因。还应该指出，以后前苏联的改革更多强调了精英们的利益，以至于形成巨富的寡头，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忽视了宝钗的利益均沾原则。改革真需要宝钗这样的旁观者。

　　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只是要写下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感受，也许他并没有更多的意思。但一部作品的伟大不朽之处就在于能给人许多启发或思考。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评论《红楼梦》，或称之为呼吁个性解放，或称之为反封建，或称之为揭示阶级斗争，或称之为反映文学永恒的主题——生、死与爱。无论如何评论，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意。我这里的分析也算对《红楼梦》评论的一家之言，想换个角度来读这部经典。评论得对与不对，不能由专家评定，也无法请教曹雪芹先生，只能看读者从中有没有受到启发。这正是我敢以外行身份妄评《红楼梦》的原因。

　　谈武论侠话经济——武侠小说中的经济学

　　激起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读武侠小说的一段经历。

　　那是十多年前，我乘飞机去西安讲学。上飞机后我就埋头读《书剑恩仇录》。读到陈家洛等好汉与坏人张召重打得刀剑齐飞、鲜血横流时突然觉得腿上湿了——莫非我也中剑了?这时听到空姐一声“对不起”——原来她把茶水洒在我腿上了。邻座的一位老先生给我拿出了纸巾，还批评了那位空姐。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了。他得知我是大学经济学教员时，惊讶地问，你还看这种书?我说，华罗庚先生把武侠定义为“成年人的童话”，许多大学者都是武侠迷呢!他又问我，武侠对经济学有什么启发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但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武侠所描述的正是人类行为之一。武侠这个世界中反映出的人类行为规律，应该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受这位老先生的启发，此后我在读武侠时总在思考武侠中的经济学含义。这篇文章正是这些年断断续续地读武侠的思考结果。

　　什么是理性人的最大化行为

　　武林好汉们也是人，无论他们有多高超的武功或高低不同的人品，他们行为的目标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最大化为目标是包括武林好汉在内的所有人——抽象意义上的人——的本性。

　　一说到最大化，人们马上联想到物质利益或货币收入最大化。这是对经济学的误解。其实最大化既包括货币内容也包括非货币内容。经济学家经常以货币内容为分析对象，例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等，无非是因为货币内容可以量化，可以用数学工具分析，并非它是最大化惟一的内容。在现实中往往非货币内容比货币内容还重要。人所追求的最大化其实是幸福最大化。没钱绝对不幸福，但有钱也不一定幸福。据有人估计，总体而言，金钱对人幸福的贡献为20%左右。可见在最大化中非货币内容还是相当重要的。

　　武侠小说中尽管也反映了人贪财的一面(如金庸的《连城诀》)，但更多的还是其他追求。武林高手们或者家财万贯，或者起码是过着中产的日子。幸福中20%的货币内容对他们来说已不成问题，所以追求的是另外80%的非货币内容。在经济学中，实现了最大化的行为称为理性行为。当这种最大化限于货币内容时可以用数学分析得出明确的结论。经济教科书教的主要是这种内容。但在涉及非货币内容时，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读武侠小说时，我想得更多的是从非货币内容的角度看，什么才是理性人应该追求的最大化行为。

　　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是：幸福=效用/欲望。效用是人的主观感觉，取决于偏好，每个人的偏好不同，即追求的目标函数不同，同时为了得到一定的效用还要付出成本。因此，我想从目标函数、成本-收益分析和欲望三个方面来分析各位武林高手的最大化行为是不是理性的。这里我集中分析两个人——古龙《楚留香传奇》中的楚留香和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

　　楚留香和岳不群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们都在追求最大化，谁的最大化更加理性呢?我们用构成幸福的要素来分析他们的最大化行为。

　　从目标函数来看，楚留香的目标函数是多元化的。作为一名大侠，他有劫富济贫(偷了富家的东西给穷人)，为朋友两肋插刀，主持武林正义等目标。这些给他带来侠义的好名声，在江湖上受到尊重，这当然是一种极大的满足(精神满足)。同时他也重视物质享受，住在精巧的三桅船上，有美女李红袖、宋甜儿、苏蓉蓉相伴，美酒佳肴，享尽物质满足。他生活得舒适高雅，又未失去武侠的豪气。相比之下，岳不群追求一元化目标——当武林盟主，成为第一高手，其他能使人幸福的因素,亲情、正义、美色、物质享受，都不在他的目标函数之中。仅从目标函数来看，楚留香当然比岳不群理性。根据效用理论，当从既定目标出发去追求效用的实现时，追求多元化目标，各种效用不会递减，总效用最大化;而追求一元化目标，一种效用在递减，最大化的总效用当然要低。

　　再从成本-收益来看。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追求什么目标都有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楚留香追求从多元化目标中得到效用时，当然有成本，比如去为武林主持正义，为朋友帮忙就要放弃船上的温柔世界和享受(机会成本)，要有金钱与精力支出(直接成本)，还有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风险)。但与他获得的尊重和自我理想实现的效用相比，还是收益大于成本。特别是他武功超人，机智灵活，总能化险为夷，最终毫发未伤。岳不群则不同了，为了当武林盟主而不惜一切代价。这代价有：众叛亲离，爱徒令狐冲、爱妻和爱女都离他而去(机会成本);为练神功“挥刀自宫”，成了不男不女的东西(直接成本吧);玩尽诡计和阴谋，不仅劳神费力，还失去武林人士的尊重,被称为“伪君子剑”(据说越南国会开会时，往往把伪君子称为岳不群)，这种名声的损失也是成本;至于追求武林盟主过程中的种种所作所为，都成本颇高。但到手的武林盟主却由于各派争杀而无人真正当回事。说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也不为过。

　　由这两点来看，楚留香的效用远远大于岳不群。那么欲望呢?楚留香尽管是名噪一时的大侠，但看不出有什么武林称雄的野心。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出于正义感或朋友义气。他没有什么宏伟的志向，只想把眼前的每一件事做好。岳不群却是野心大得很，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且别说武林盟主已是极大的欲望，而且，像岳不群这样的人，即使当了武林盟主也不会满足，恐怕下一步要一统江湖正邪两派。野心家的欲望是无穷的。

　　楚留香的效用大于岳不群，而欲望又小于岳不群，当然应该是楚留香的幸福大于岳不群(在我看来岳不群的幸福是负的)。他们都在追求最大化，但显然楚留香是理性的，岳不群是非理性的。所以，读过这两本书的人都对楚留香仰慕不已,而对岳不群极其鄙视。

　　武侠小世界，人生大社会。武侠小说反映了人生。其实在现实中也有不少人类似岳不群：人生目标一元化(为钱或为名)，为实现效用付出的代价太大(为钱而忘家，为名而失去人格)，野心太大(总想成巨富和名人)。这种人也像岳不群一样不会是幸福的。经济学让我们更理性地追求最大化，这也是武侠小说的意义。

　　武林中的产品差异化竞争

　　大大小小或强或弱的门派，各怀绝技形形色色的高手，组成了武林这个特殊世界。各个武侠门派和高手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颇像无数大大小小的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竞争。所以，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市场竞争理论来解释武林中的争斗，也可以透过武侠小说中对武林各派争斗的描述来加深对竞争理论的理解与运用。

　　武林不是一个垄断市场，如果只有一个武林派别一统江湖，也就没有武林了。没有武侠各派的争夺,纵然金庸、古龙有再高的天赋也写不出这么吸引人的武侠小说。武林甚至也不是一个寡头市场。尽管武林中不同时期都有一些显赫的大门派，如许多书中都有的武当、少林，或者正邪两派，也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通神，或张无忌、杨过这样的超级大侠，但他们都称不上寡头，难以像通用、福特、克莱斯勒这样的寡头控制美国汽车市场，或像波音和空客那样的寡头控制世界大型民用客机市场。说到底，我把武侠定义为垄断竞争市场。

　　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产品差异化竞争，即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产品。这就是说，在这种市场上有产品差别才有垄断，有垄断才有成功。所以，垄断竞争市场上企业成功的关键是靠产品特色建立自己的垄断地位。如果把这些话讲给武林各派掌门人听，他们自然会不屑一顾。但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武林争斗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本派在武林中的至高地位——垄断地位(尽管也打着什么主持正义之类的旗号)，这种地位是在比武(武林竞争的主要形式)中形成的。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本门独特的武功——自己不同于他人的产品特色。其实不仅取胜必须如此，即使只为了在强手如林的武林中生存下来，也要靠自己本门的特色。

　　在金庸的笔下，各门派的绝活五彩缤纷，精彩纷呈，具有悠久历史的武当、少林自不必说。丐帮的“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棍，使一帮叫花子也能驰骋天下。甚至蓝凤凰这样来自边疆的小女子也能以防不胜防的施毒术，令天下武林人士胆寒。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各门派的武功，那你会惊叹小小武功，有多少创新，又有多少差异。古龙似乎更注重情节的曲折性，武功不像金庸笔下那么多变。他笔下的英雄，无论小李飞刀李寻欢还是西门吹雪，都以出手快见长：对手什么也没看见，已经人头落地，刀又回到了手中。快也是一种特色。在这个竞争的武林中，武功没什么太大特色者，如沧州的小门派，就无以生存，遇强敌则溃败了。读武侠时人们往往会被各种武功所吸引，听王语嫣(《天龙八部》中人)讲各派武功，你不能不对这小女子有几分敬意。在敬佩之余，你要想到这就是产品差别的创新。

　　与市场中的产品一样，已有特色的武功也要不断创新。洪七公、杨过诸位大侠都是在原有武功基础上创新出了有特色的天下无敌之功夫，才得以成为一代宗师的。产品特色的关键在于创新，一旦扼杀了创新，一个门派也就完了。《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并不是失败在岳不群的个人品质上,而是失败在剑宗与气宗两派的争斗,以至于剑宗派从肉体上消灭气宗派上。华山派死守剑宗的精神,岂有不亡之理?相反,令狐冲正是在学剑宗的基础上又向气宗派惟一幸存下来的传人风清扬学了气宗(并向任我行学了内功),才成为华山派的真正一代宗师。但武林又近乎一个独裁的领域，各派掌门人是绝对权威，弟子若有创新之想法，就被认为是本门的叛徒，必死无疑。正是这种政治上的独裁抑制了创新。所以，历史悠久的门派往往是徒有其名，在武林中风光的往往是传统较少的新门派，或者杨过、令狐冲这类离经叛道的人。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武林的生命。

　　创造出武功特色不容易,偷来当然容易，因此，寻找武功和秘笈就成为金庸小说中的一大中心。那些成为大侠者也是由于偶然的机遇得到了某一种秘笈，并照此修炼。什么是秘笈呢?就是练一门功夫的诀窍。用企业的话来说，就是某种特色产品的核心技术。可口可乐的配方、同仁堂某些药和云南白药等的配方，都是和武功秘笈一样的宝贝。企业有这种配方才能生产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产品，垄断一块市场。武林各门派有这种武功秘笈才能有自己威震天下的武功。武功秘笈和配方一样密不示人，所以，才有人挖空心思去偷。《葵花宝典》之类秘笈对武林好汉们的吸引力之大，令人惊叹。吾等非武林人士，难以体会。为了得到这种秘笈，众好汉不惜付出生命。这说明武功的好坏在于其是否有特色。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不也如此吗?形式不同，道理是共同的。

　　当然，有了秘笈也不一定能练成神功，有的人练不好还会走火入魔。练成神功要有秘笈指点，但还须有基础。在武侠小说中，这种基础就是内功。什么是内功，大概金庸也不大明白，内功尚且可以输出输入，更令人莫名其妙。但内功是重要的。你看，杨过与小龙女在古墓中苦练了内功，所以，杨过的剑术，从最早靠好剑，发展到把树枝作剑，最后进入剑术的最高层次——无剑胜有剑。书中的各路高手，没有一个不是身怀深厚之内功。可见武功诀窍或有特色武功的基础在于内功。企业创造产品特色同样也需要内功。不过这种内功就不是金庸笔下神神秘秘的东西，而是企业产权明晰和公司治理结构了。许多企业创造不出产品特色，关键还在于缺乏内功。产权不明晰，责权利不分，缺乏激励机制和管理方法，不会有特色产品。正如没有内功，练不成神功一样。

　　企业与武林中各门派，商场上的竞争与武林中争斗，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读武侠，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功，对你会有启发。合上书想想那些绝世武功背后的故事，你会有更多感触。这样读武侠，你的兴趣会更浓，读着也更有味，借用其中的三招两式，也许有助于你的成功呢!

　　武林中的博弈

　　人类社会中个人与团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一个人的决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其他人对这种决策的反应。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使人们必然在决策中有意无意地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中国古代的田忌赛马是博弈论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囚徒的两难困境也是自从有囚徒以来就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博弈论无非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总结与发展而已。尽管有了数学外衣，其思想亦可以用事例来说明。武林是一个勾心斗角的世界，这里博弈论更是大有用武之地了。

　　人们经常用博弈论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根据纳什均衡，在参与者各方都从自己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而且在信息不完全，即无法确定对方的策略时，即使是有利于各方的合作，最后也难以达成。这种博弈过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什么条件下可能实现暂时的合作，二是长期中不能合作的原因是什么。武林与人类社会一样也充满了竞争与合作。而且，合作是暂时的，竞争是永存的。所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各门派之间的争斗与勾结(合作的贬义词)也开辟了一条读武侠、评武侠的新思路。

　　《笑傲江湖》为合作与竞争的博弈分析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就是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策划并实施的五岳联合的经历及最后失败。这也是《笑傲江湖》一书中的一条主线。

　　按理说，五岳同气，如果能联合起来，则可以形成武林第一大派，不仅可以与武当、少林这些历史悠久又有绝活的派别分庭抗礼，而且可以对付他们这些正派人士心中的邪教——日月神教。从根本上说，这种合作对五岳各派，尤其是恒山派这样的小派别(又以女性为成员)是有利的，但为什么这种合作在一开始就遇到抵制呢?这首先在于五岳各派尽管都希望抵制势力日益强大的日月神教，但其实都各怀鬼胎。嵩山派左冷禅是一个野心家(越南国会中争论时就称野心家为左冷禅)。他发动联合的动机口头上是联合起来对抗邪教云云，其实是想把五岳合为一派，自己当盟主。这一点各派心里都有数，各派掌门并不想放弃自己的独立，不愿让多年的基业(尽管已经衰落)断送在自己手里。因此，并不积极合并。合作的困难正在于合作各方都有自己的目标，各自的目标并不一致，而且，各自把自己的目标看得比共同的目标更重要。正如在囚犯两难处境中，各自都想刑期最短，而不是共同的刑期最短一样。

　　合作者目标不一致是企业或国家间合作难以长期实现的根本原因。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自己的利益大于整体利益。在人类行为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朋友”，是绝对真理。

　　我们说合作是困难的，并不是说不会有合作。相反，在现实中利益不一致的各方也会形成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往往是暂时的。能形成各种短期合作，首先是在这个短期内共同利益更为重要。二战中美英苏的合作大概就是这种情况。美英能与他们一向敌视的前苏联合作就在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比社会制度之争更重要。当然，一旦这种共同利益过去后，合作就必定走向破裂。二战一结束，这三国又处于对立之中了。左冷禅所推动的合作之所以有过短暂成果，而且五岳各派开始时对合作尚有一点接受，就在于邪教势力日益强大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威胁。以一派之力不足以与邪教教主任我行、东方不败抗衡，合五岳之力还可以作点对抗。所以，以后当令狐冲戏剧性地与任盈盈结婚，邪教不再与正教对抗之后，这种合作的基础实际已经不存在了。

　　五岳能暂时联合起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与各自的博弈策略相关。我们知道，合作的另一个条件是有效的惩罚。当主张合作的一方力量强大，足以保证可信的威胁，并在必要时实施惩罚，合作也有可能。在五岳联合中，嵩山派左冷禅是主要推动者。其他几个门派实力远不如嵩山派，因此，当左冷禅提出合并大旗并自任盟主时几乎无人敢公开反对。我们都记得，左冷禅派人杀了不与他合作要金盆洗手的衡山派刘正风。这正是博弈论中讲的“可信的威胁”这种策略的运用，告诉五岳中其他人，敢有不听我合并号令者，刘正风之下场。这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杀了鸡，猴果然就害怕了。

　　五岳中的其他门派，除了华山派岳不群有野心，想取左冷禅而代之外，其他三派则是实力不足，不得不采用跟随战略。智猪博弈告诉我们，当大猪与小猪实力不等时，小猪的最优战略是跟随，即由大猪采取主动行为，获得大利益，小猪顺从，得点小利益。合作往往是由利益大的大猪推动的。显然，在五岳之中，嵩山派是“大猪”，其他几家，尤其恒山派、衡山派和泰山派都是“小猪”。不跟左冷禅有灭门之灾，跟了他(即采用顺从策略)，也许可自保。如果你仔细看书中对恒山派掌门定逸师太的心理与行为描写，更可以体会到一个“小猪”无可奈何的悲哀。合作往往就是在这种强者推动，弱者顺从之下短期形成的。

　　这种合作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利益，合作是非自愿的，当然不会长久和稳固。所以，左冷禅的五岳联合最后以失败告终，结果每个门派都蒙受极大损失。读小说时常为此感到悲哀，好好的五岳就这样毁了。但现实生活中，每天不都在发生这样的悲剧吗?有时政府某个部门充当左冷禅，由它领导的企业不得不顺从，组建大的企业集团或规模更大的大学。结果呢?博弈论的结论总是不错的——各方都蒙受损失，始作俑者也没什么好下场。非合作博弈得出对各方最坏的结果。

　　武侠中的童话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反映。金庸的《笑傲江湖》写于“文革”时代，任我行三呼“万岁”，就是作者有感于现实而写。古龙书中风流善饮的楚留香、陆小凤有作者的影子。经济学是在理性层次上对人类行为的思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读武侠小说可以悟出许多经济学道理。不信，你读几本试试?

　　《抉择》与国企改革——读《抉择》

　　张平先生的小说《抉择》和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作为反腐败的力作而红遍大江南北。《抉择》中描写的腐败发生于国有企业中，它与官场的腐败有共性，也有特性。因此，我想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点评这本书的得失。

　　故事发生在大型国有企业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纺)。与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它曾经有过辉煌，但后来已欠债近6亿元，全线停产，近3万职工十几个月没领到工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中纺领导班子的腐败。张平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以生活为依据写出了腐败的企业领导们如何搞垮一个大企业，读来令人触目惊心。这部作品的感染力之一也正在于这种源于现实的直面揭露。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股份公司的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股东)与经营者(总经理)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监督的困难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约的不完全性，代理人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以损害委托人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用公司的钱举行豪华宴会、旅游等工作中消费。在这种产权结构下，工作中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由此而搞垮一个企业的事还很少见。中纺的领导居然能以机会主义行为搞垮一个企业，问题何在呢?这就要从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来解释。

　　中纺这样的企业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全民所有不可能全民都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实际所有权在政府手里，这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之含义。政府这个所有者也很抽象，具体就落实在政府领导人身上。谁是省市一把手，谁就是说了算的老板。所以，1958年时“省里的领导明确指示，中阳纺织厂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人数的增长和数量上都要成为北方第一”，中纺就膨胀起来，陷入第一次困境。领导人作为国有企业的委托人权责利并不对称，他们权大得很，一言可以兴厂，一言可以灭厂，但兴厂了无利(收入不会增加)，灭厂了也无责。省里那位领导把中纺领入困境后又在仕途上沉浮去了，留下的苦果只好由别人吃。

　　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中缺乏一个责权利统一的真正所有者。这就是公有制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中纺的领导人并不是所有者，仅仅是经营者的代理人。但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他们就集委托代理于一身了。这被称为内部人控制。这种产权结构注定了国有企业没法搞好。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他们本身也是官(中纺领导就是局级干部)。他们无须对真正的股东(全民)负责，只对任命他们的上级负责。如果企业领导有像李高成那样的高尚品质，起码企业不会被人为搞坏;如果是像现任中纺总经理郭中姚这样的人，企业必垮无疑。在缺乏委托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控制企业的内部人是好是坏取决于个人品质。没有制度的制约，人的品质是不可靠的，而且，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人变坏往往是容易的——郭中姚等人能被李高成相中提上来，说明当初也并不坏。这就是绝对的权力使人腐败。国有企业本来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企业腐败与官员腐败有相同之处。

　　郭中姚这类内部人控制了企业又不受监督就无恶不做了。在他们看来，吃喝玩乐、出国旅游，只是小菜一碟。这种现象与国外企业代理人沾点小便宜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不会使企业伤筋动骨，而前者可以腐败掉一个企业。企业领导人直接控制资源，搞起腐败来大概比官员钱权交易更容易一些。

　　内部人控制的更大危险，还在于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问题。这种私有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公开的与隐蔽的。有偿转让、拍卖，或者变为股份送给公众，都是公开的私有化过程。这个过程中也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如国有资产低估等，但总体上还算公正。隐蔽的私有化就是把表面上仍称为国有的资产悄悄地给了私人。这是少数人对国有资产的公开掠夺，就像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过程中氏族酋长夺取原来属于公有的财产一样：这种私有化形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以为公的幌子来为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国有财产变为私人财产：俄罗斯一些原来的党政官员正是通过公开私有化前的悄悄私有化变成了今日巨富寡头。这种悄悄的私有化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使多数人变穷的原因，俄罗斯等国家尖锐的贫富对立、两极分化正是这样形成的。

　　中纺的领导人勾结省常务副书记严阵、原省人行副行长王义良、李高成的妻子吴爱珍等人就在进行这样的私有化。他们把中纺的资金拿去办什么特高特客运公司、青苹果娱乐城，美其名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云云，实则大获私利。类似这样用国有企业的资金、设备、人力办所谓“三产”或私人企业的事现实中屡见不鲜。说来国有企业仍然没被私有化，实际上这个“国有”只剩下徒有其名的壳子了，内中的优良资产早已被严阵这样开口闭口“党的利益”、“安定团结”之类大话的人私有化了。如果不幸发生苏东这样的剧变，“严阵们”就会由党的高级干部变为新富一族。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会暂时给一些人带来痛苦，但悄悄的私有化使人民承受了本不该那么多的痛苦。如果不是“严阵们”把中纺的钱拿去办自己的公司，中纺也不至于落到全面停产、职工十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的境地：悄悄的私有化使原本已经困难的国企雪上加霜，富了“严阵们”，苦了广大职工。当读到中纺老工人马得成的孙女被迫当三陪女，青苹果娱乐城中卖笑的小姐都是中纺女工时，我不禁流下了泪。如果不是中纺被悄悄私有化，他们能沦落到这般田地吗?即使中纺被合资，或者被卖掉(公开私有化)，工人也不会这么惨。之所以发生悄悄私有化，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郭中姚这样的人实际控制了企业。这时的中纺名义上还是国有企业，实际已成为郭中姚、严阵的私产了。私有化的危险来自内部人控制。这是企业领导人腐败的特殊性。官员还要钱权交易，企业领导人连交易这个环节都免了。

　　其实像中纺这样的国有企业走到停产的地步从现象上看是由于郭中姚这类腐败分子，实际上主要还在于体制。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管理，政企合一，实际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无企业之实质。行政领导可以让国企盲目扩张;可以随意拿走钱(省政府大厦中纺无偿交出1000多万)，也可以让银行给你钱;可以为企业任命好领导(原中纺领导李高成);也可以给企业派一位坏领导(郭中姚);可以像市委书记杨成那样关心扶植企业，也可以像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那样向企业索取。企业的好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领导人，这岂不危险吗?我们提了好多年“搞好国有企业”，无论什么领导人上来都要搞一下国企。动机不好的腐败领导不要说了，即使领导动机纯正人品特好，但今天命令企业“强强合并”，明天又给你出一个“好主意”，后天兴许还让你与一位外商合资。这样搞来搞去，结果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

　　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反腐败，关键不在于选好人，而在于制定好制度。国企的出路在于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这个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方针。反腐败则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正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作者把中纺的希望寄托在李高成这样的清官身上。作者在《代后记》中为群众仍然津津有味地读《包公案》之类的书悲哀，但他写的李高成不正是新时代的包公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实中没有李高成这样的英雄，也不是说李高成这样的人不重要。我们改革事业的成功要依靠千千万万李高成这样的人。但造就李高成这样的人，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的还是制度。没有民主与法治，“李高成们”如何能有效反腐败?国有企业不走股份化的现代企业之路，“李高成们”又有什么用?读《抉择》深为李高成所感动，正如当年读《乔厂长上任》为乔厂长而夜不能眠一样。但20世纪80年代初的“乔厂长们”无法阻止国有企业以后的衰落之势，今天的“李高成们”也无法使中纺走出困境。

　　当然，作者与我想的不一样，他还是给了这个故事一个光明的尾巴：李高成及其他好领导先为中纺选出了一个好班子(“郭中姚们”当初不也是好班子吗?)，省市委干部捐出了一个月工资(是否属于强迫集资?)，中纺职工自己集资4256.8万元(十几个月未发工资尚能集资?)，银行又准备贷款3000万(已欠近6亿债务，哪个行长还敢贷款?)，再引进真正合资者(真巧啊!)。看来中纺走出困境没问题了。没有产权改革，没有政企分开，仍用以前的方法由李高成这样的好人搞了一下，中纺又可以再度辉煌了。又一个大团圆式结局，令读者见到了光明。

　　我并不反对小说有个光明的尾巴。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由不知名的人给革命先烈夏瑜坟上送了一个花圈就是光明的尾巴。这表明尽管有愚昧的华老栓用烈士的血治病，但总有人同情革命者。这个尾巴加得好。但我并不认为《抉择》的这个尾巴好。其实像中纺这样的企业只有破产重组一条路好走。现实中也没听说过有哪个被腐败分子搞得如此困难，又欠债6亿元的企业，能靠一点集资和清查所有款项(作者设想有1.7亿之多)活过来，并有外商愿意与之合作。《药》中那条光明的尾巴没有脱离现实，《抉择》中这条光明的尾巴则是天方夜谭。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脱离真实的尾巴没有生命，也就不光明了。

　　张平先生扎根于生活，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写得真实而深刻，所塑造的李高成也甚感人，但艺术要高于生活。不能要求作家有经济学家那样的高论，但既然要写国企改革，有关理论还要学一点的。写小说的确要跟着感觉走，但如果再加点理性，感觉岂不更深刻，写出来的小说岂不更有启发性吗?

　　当然，我认为《抉择》是部好小说，所以还自费买了一本，读了几遍。说这些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是希望张平先生以后的小说更好。

　　(张平:《抉择》,群众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给孩子读什么书——《富爸爸,穷爸爸》批判

　　有朋友问我，给孩子读什么书?是读《富爸爸，穷爸爸》呢,还是读《魔戒》?我告诉他，给孩子读《魔戒》，千万别读什么畅销的《富爸爸，穷爸爸》。我还告诉他，千万别跟流行的时尚，别以为流行的就是好的，流行性感冒也是流行啊!

　　给孩子选书的关键是要孩子从小培养一种正确的观念。我之所以推荐《魔戒》而不主张读《富爸爸,穷爸爸》就是因为前者给孩子以正确的观念,而后者给孩子的是错误的观念。

　　《魔戒》是一本极好的小说。它不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给孩子一种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观念。书中主人公弗拉多及其伙伴为了战胜邪恶的索隆,历尽千辛万苦把会给世界带来灾难的魔戒送到厄运山口毁掉。这种为正义而历经苦难的经历对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他们那种不畏艰难的献身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孩子幼小的心灵要用这种崇高的精神来熏陶。他们那张白纸上要画上这种高尚境界的蓝图。但《富爸爸,穷爸爸》却给孩子灌输一些“金钱至上”,“读书无用”等错误的观念。说得严重点,这些观念也许会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

　　我总觉得，尽管现在是市场经济，金钱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孩子幼小的心灵中还不能充满金钱的铜臭，要有一些理想化的、高尚的东西。我们在孩提时代都有过理想，想当一个科学家，人民教师,或者走遍全国的地质勘探队员。这些理想实现的并不多，但这种理想精神成为以后人生道路上的精神支柱，鼓励我们奋进与努力。

　　尽管《富爸爸，穷爸爸》炒得十分火热。但我总认为是“儿童不宜”。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一些内容(如财务知识,投资等等)孩子难以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一些观念会给儿童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贯穿《富爸爸，穷爸爸》一书的中心观念是发财致富,金钱至上。这并不是孩子应该接受的观念。本书是“献给全世界的父母——孩子们最重要的老师”的,言下之意是由父母把发财的观念灌输给孩子，但这也不是父母应该教给孩子的东西。如果一个父母从小就教孩子发财(甚至把钞票贴在孕妇身上进行胎教)，这样的孩子长大会怎么样呢?

　　市场经济中金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但金钱并不是一切，也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人追求的是自由与幸福，没有钱当然不幸福，但有钱并不一定幸福。有学者指出，就一般情况而言，金钱带给人的幸福不会超过全部幸福的20%。市场经济中成功的人士不是以金钱为追求目标的人，而是有理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正如中国首富刘永好先生说的，人一生需要的钱是有限的,只有事业才是无限的。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仍在勤奋工作,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在做一番事业。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接受的是发财第一,金钱至上的观念,恐怕很难成就一番事业,到头来仍然是没钱。如果他有理想,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努力去做,钱是努力的回报,不去追求也会得到。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多少年被压抑的金钱欲极度膨胀，物欲横流，引发了无数罪恶。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人要树立爱钱的观念并不难，难的是正确对待金钱。正确地对待金钱就是不像虚伪的古人那样,心里想钱，嘴里说什么“君子言义不言利”，但又不是金钱至上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市场经济中离了钱寸步难行,当然不该以赚钱为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钱决不是一切，在钱之外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孩子长大会知道钱的重要性，但如果从小接受的是金钱至上的观念，长大后很难正确对待金钱，难免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市场经济中缺的不是对钱的迷恋，而是不为金钱所动的良知。让孩子爱钱不难，让孩子有良知不易。

　　其实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家长也并不是从小就给孩子灌输金钱至上的观念。我们都知道,洛克菲勒让自己的五个儿子从小就干家务劳动来赚钱，并让这些孩子竞标做家务。他的这五个儿子以后个个事业有成。有些人把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解释为培养孩子的金钱观，并身体力行——干什么活给多少钱，以为今后孩子长大也能像洛克菲勒的儿子那样有出息，殊不知结果是没有金钱刺激，孩子就不干活，使孩子从小就钻进了钱眼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其实洛克菲勒并不是要孩子知道为钱而工作，有钱才干活，而是让孩子知道必须勤劳才能赚钱，要竞争才能成功的做人道理。这些孩子出生在富豪之家，洛克菲勒不想让金钱腐蚀这些孩子，要让他们懂得钱来之不易，有付出才有获得，有竞争才能成功。这是他用干家务赚钱这种方法教育孩子的原因。这些孩子的成功也不是从小树立了金钱至上的观念，而是树立了勤劳与竞争的观念。

　　《富爸爸,穷爸爸》一类书从这种金钱至上又引出了一系列引起误导的观念。作者把一个文化低的人作为富爸爸，而把一个有博士学位当教授的人作为穷爸爸。无文化发财，有文化受穷是歪曲，不仅不符合现实，而且会使孩子走入歧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市场经济中还是要勤劳加知识致富的。人力资本理论证明了人的收入与人受教育的时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而且，随着知识在经济中越来越重要，收入与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高中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差距为42%左右,80年代这一差距已扩大到84%左右。在中国,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加6%～7%,根据深圳等地的调查,博士、硕士、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各种教育水平人员年收入的差别在1万元左右。有了知识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也能拿到更高收入。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文盲大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有文化是穷爸爸,文盲才是富爸爸的观念早已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我们并不否认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各国的教育制度都有缺陷,有些也许还相当严重。但我认为,以此为借口不让孩子上学,而去跟什么无文化的富爸爸学经商赚钱,绝对是葬送孩子前程的死路,每一个孩子总要从正规学校教育中获得知识与才能,这是他们人生成功的起点。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体制还培养出了一批人，何况现在的教育制度再有缺点也比那种教育制度进步多了，像比尔·盖茨那样不读哈佛而成功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不是一般规律。盖茨也多次告诫青少年不要学他，还是要上学读书。《富爸爸，穷爸爸》对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当教授的穷爸爸竭力贬低、丑化，而对没什么文化的倒爷富爸爸吹捧之至。如果孩子都以富爸爸为榜样，谁来推动科技进步，社会如何发展，下一代岂不要文盲大款化了吗?

　　应该说，这本书宣传的新读书无用论(或称洋读书无用论)已在现实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一些不爱学习或学习不好的孩子总以富爸爸为榜样。一些大学生不读书、不学习，一心想赚钱，对《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爱之甚深。这岂不误了一代青年人吗?

　　这本书把投资作为致富的捷径也是一种误导。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致富,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增加社会财富,自己也得到相应的回报，是正常的。投资对社会当然是有大贡献的，得到高回报也是正常的,但投资的成功者永远只是极少数，这极少数成功人士的经验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如果大家都去投资致富,谁来从事工人、农民、科学家这些社会离不了的职业,社会财富如何增长呢?投资者的成功是以大多数人默默无闻的劳动和奉献为基础的，没有这些普通人的努力，投资是变不成财富的。需要有指导投资的书，也要鼓励人们敢于冒险去投资，从事股市投机(也是投资的一种形式)也是理性行为。但对于孩子来说,重要的远不止这些,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成功之路并不在于投资，而在于年轻时学习知识,然后从事任何一项社会所需要的工作——包括本书作者总以嘲讽的口吻说的大多数人和中产阶级的工作。

　　孩子还需要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这里应该有的不是市场经济的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气氛。孩子要有理想。我非常欣赏当年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先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的孩子也不要问将来能赚多少钱,能发多少财,而要问我该为社会做点什么。孩子应该有这种理想。我们让孩子读的书中应该有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孩子还不应该太务实,像个小大人似的，而应该富于幻想，也许孩子的许多幻想离现实太远，或者根本无法实现，但富于幻想是孩子最可贵的地方。他们在成人之后的创造性思维正来自于这种童年时的幻想。这正是科幻类图书受孩子欢迎的原因。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幸福(并不一定要发大财)。孩子应该是在一种富有理想、幻想，充满天真的气氛中成长的。我不愿意看到《富爸爸,穷爸爸》之类充满铜臭和错误观念的书腐蚀孩子幼小的心灵。读《魔戒》，孩子以弗拉多为榜样战胜邪恶，读《富爸爸，穷爸爸》，孩子小小年纪就以富爸爸为榜样不思学习一心发财。你愿意你的孩子读什么书呢?

　　(罗伯特·T.清崎,荷伦·L.莱希特:《富爸爸,穷爸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9月第一版。)

　　从尊重农民开始——读《我向总理说实话》

　　当人们说一个人“笨”或“土”时，总爱说：“像农民一样。”其实再往前追一、二代，现在的城里人或精英们不也是农民吗?读了李昌平先生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后深感，要走出农村的困境，必须从尊重农民开始。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是最苦的。“万恶的旧社会”就不必提了。新中国建立后,农民也就是在土改时过了几天好日子。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农民就不断受折腾。城乡二元体制的确立和以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的实施，是农民受苦的根源。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都是农民。谁要犯了错误或当了右派就发配农村——流放地当然是选最苦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过了几天好日子，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这些年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他们还没有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农民苦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是缺乏认识的。读了这本书,深受震撼的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加入WTO之后,受冲击最大的恐怕还是农业和农民。如果再不解决“三农”问题，恐怕不仅小康云云成为纸上谈兵，而且社会能否安定都令人担忧。

　　中国的现代化关键是农村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小康关键是农民的小康。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三农”问题为什么严重?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却是一个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我向总理说实话》更多的是感性叙述，但这是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出发点。

　　农民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杜润生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权利。”这是非常有见解的。要做到这一点还要以真正尊重农民为前提。

　　改革开放之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农村这块小天地里，国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以损害农业为代价实施工业化。贫下中农与工人有同样的政治地位，但经济上却有天壤之别。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之类的话天天讲，但农业却停滞不前。这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改革之后，农业有了迅速发展，农民生活大大改善，但二元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干最重的活，赚最少的钱。在一些城市，农民动辄被“收容”。有些城市甚至公开规定某些工作不许农民做，要留给城里人。留在农村的人收入低,甚至70多岁的老人，无论收入多少都要交纳各种税费。书中描述的种种令人落泪的事实背后是体制上的不平等。

　　其实党中央对“三农”问题是极为关心的，每年都有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或减少农民负担的文件下发。但正如农民常说的“老和尚的经是好的，可惜让小和尚念歪了”。这本书在描述农民之苦时，也反映了某些农村干部的劣行。

　　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农民笨，不懂如何致富，所以就抱着富民的思想，今天让农民养鱼，明年让农民种果，甚至不惜用暴力强迫农民按他们的意愿办事。他们自以为动机正确，做起来理直气壮。结果脱离实际，养鱼，鱼卖不出;种果，果无人要。干部呢?有了政绩提拔上去了。这正如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所说的，世界上的坏事都是那些动机善良的好人做的。

　　还有一些干部，总认为农民是“泼妇刁民”,自以为比农民文明，是来管农民的。这种思想正是个别地方干部鱼肉乡民的根源之一。他们动辄对农民扣、押、关、打，逼得农民上访。不仅在这本书中，就是在现实中和新闻中，我们看到了多少这样的事件?当前农村干群矛盾激化是一些地方存在的主要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责任主要在干部一方。过去我们常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现在看来“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大凡农民富裕的地方，总有一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大凡“三农”问题突出的地方，总是腐败干部在掌权。

　　当然，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像李昌平这样一心想为农民做好事的乡党委书记或村干部,还是大有人在。但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做违心事。上面今天要这个达标，明天又要做另一个形象工程，今天要在这里开一个典型推广会，明天又要到那里视察。做这些事都要钱，只好加重农民负担。干这些活都要费时间，只好不干实事。跟着上面走可以升上去，如书中的Y书记;不想违背良心就要被淘汰，如李昌平。一批批的干部在做了种种表面文章，虚报了成绩之后上去了，给农民留下的是贫困和落后。

　　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有制度的原因，也有观念的原因。没有观念上的改变，即使制度变了，也无法实现。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解决“三农”问题要从尊重农民开始。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书中讲述的令我们落泪的悲剧才不会再发生,才没有农民再给李昌平和其他农村干部下跪的事发生。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传记不好写——读《吴敬琏》

　　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是“传记不好写，柳红的《吴敬琏》传写得不错”。这题目太长,就只用了前一句话。读这本书的一些想法，也从这句话谈起。

　　有资格立传的自然是伟大人物，或称“尊者”。中国文化的传统，对尊者是扬善抑恶，甚至神化。对他们的伟大之处，竭尽夸张之能事，甚至无中生有地编一点细节，以强化伟人之伟大。对他们的缺点或失误，统统不能写，即使是人人皆知的错误，也要为之辩解，甚至美化。你伪造了这些伟人的功绩，他们的子孙会默认;但你实事求是写出了这些人的错误，他们的子孙则与你没完，甚至把你告上法庭。司马迁写的传记中就有这种传统，什么刘邦乃其母与龙交配所生，岂非胡言?但平心而论，司马迁的传记值得一读。发展到今天，传记就越写越神了。伟人小时候，也会和非伟人一样偷过瓜，逃过学，或欺负过女孩子。放在非伟人身上，这些事不值得一提，或者是以后变坏的证据。放在伟人身上，就会具有以后成功的影子。同样偷瓜，意义完全不同。我从来不敢在饭后谈这类传记，怕恶心呕吐。

　　所以，当有人向我说起，陕西师大出版社想出一套“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时，我只说了一个字“难”。写死伟人的传记都不易，何况活伟人呢?

　　柳红女士写这套书中的《吴敬琏》传，书出来后，她送给我一本“雅正”。对吴敬琏先生,我一向极为尊敬，吴先生的学问与人品亦为我敬仰。所以，尽管我对当代中国人写的中国伟人传记一向都敬而远之，但这次还是认真读了，读过后的感觉是，这本书写得还不错。

　　吴先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正如吴先生在《回顾与前瞻》中所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的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柳红女士正是从这个角度介绍了吴先生的经济思想发展与学术成就。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吴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重要意义。

　　吴先生被称为“吴市场”,这个称号反映了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吴先生的思想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他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理解吴先生学术思想的钥匙。

　　吴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进入经济学界的,曾工作于人才济济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这里,他有过热情、奋斗,有过困惑,甚至被定为“中右”,也受过极左思想的影响,批过孙冶方,但他的学术生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起点对他以后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极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也明白计划经济下的经济运行。他相信过这些,但从旧阵营出来,反戈一击才更有深度。我想这是他市场经济改革思想的来源之一。二是孙冶方、顾准这些学者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吴先生这种经历的人并不少,但有吴先生这种成就和追求的人并不多。吴先生能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做出重要贡献,始终坚持市场化大旗,除了他的品格和能力外,还得益于他开放的眼界。他在耶鲁大学潜心钻研当代经济学,他与苏东经济学家的交往,都使他的思想更为成熟,更能不断创新。柳红女士忠实记载了吴先生思想发展的历程，真实而感人。吴先生从没有掩盖自己批孙冶方的历史，并公开为此忏悔自己。柳红女士写的传记如实记下了这一点，使我们更了解吴先生坦荡的胸怀。这正是一个正直学者的品格，也是他成功的道德基础。

　　对于吴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贡献，每个人都了解一点。谁都知道他以坚持市场化改革而被称为吴市场，企业家们更多地了解他对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改革的观点，公众知道他对股市与基金黑幕的抨击。但很少有人全面了解吴先生的贡献。柳红女士写的传记对吴先生市场化改革的整个思想与贡献进行了全景式的介绍。既有在“计划与市场”中旗帜鲜明地为市场化改革辩护，设计改革方案，探索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以及对股市与基金黑幕的抨击,又有对科技发展的思考和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警示。吴先生也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但我们从媒体不能全面深入了解吴先生的思想。网络泡沫、基金黑幕、股市风险都曾是媒体的热点。读了这本书你才会了解这些争议背后的背景，以及吴先生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与他整个思想的联系，才会知道他的那颗心为什么火热。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涉及的许多事，我们并不陌生，但读了这本书，才会有更多的思考。

　　柳红女士写的这本书以吴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中心，这就避免了传统传记写作的一些弊病，使我们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吴先生的思想与贡献，并从中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这是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当然，作为一本传记，如果再加上吴先生的经历时间表与主要著作目录就更好了。

　　(柳红：《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浪漫主义的臆想——

　　读《西部开发十年可成》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把经济学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希腊书

　　信式的，即“非常正规化、理论化和数学化”的著作，这种作品即使有深刻的思想也只能供专业人士交流，难以让大众接受;第二类动态报道式的。充斥着“经济新闻和统计数字”，这类文章以不变应万变，让人生厌;第三类飞机场式的,即经济学快餐读物，可读性强，但大多言之无物。或者是用危言耸听的手法预言危机,或者煽情地许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温世仁先生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就是这第三类作品。

　　温世仁先生作为台湾成功的企业家关注西部开发，他领导的企业(英业达集团天津分公司)与甘肃古浪县黄羊川镇合作，也为西部做了实事。他到西部各地考察演讲，为西部开发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其热情令人敬佩。他的这本“飞机场式”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也不乏思想闪光及给人启迪之处。但这本书也与所有“飞机场式”作品一样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仔细读来这个美好的未来却是一个乌托邦。

　　温先生认为，西部在十年内可以达到东部发达地区生活、知识与收入的水平。这就是西部开发十年成功的标准。全书都是围绕为什么和如何能实现这一目标展开的。

　　温先生认定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依据是深圳这些地区的成功事例和西部的有利条件。西部的有利条件如何转化为成功是一个大问题,但与深圳的类比并不科学。

　　深圳的确在十年之间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大城市，东南沿海一些地区也在十年中发展起来了，但这种成功的事例并不一定会在西部重现。这就在于东西部的差异之大远远超出了温先生的想像。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除了西安这一带在汉唐时繁荣过以外，西部一直是落后的。自从南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南部转移之后，东西部的差异更大了。鸦片战争之后，东部又领开放之先，在与世界经济的交融中迅速成长。东部有良好的工农业基础、人力与物质资源，又有较为发达的基础设施，一旦有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迅速繁荣起来是正常的。但一直落后的西部，经济起点就远远落后于东部，而且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内可以弥补的。东西部的起点大大不同，决定了东部十年能做到的事，西部未见其也能做到。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东部的迅速发展得到了政府有力的扶植。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曾提出过发展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同步地得到发展。因此，必须先找一些条件好的地方重点扶植，让它们先富起来,然后用这些已成功的发展极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把东部深圳这样一些地方作为发展极，给予优惠政策重点扶植，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说东部发展十年已成是有特殊性的。这种成功的经验并不全适用于西部。因为后发展的地区不能像先发展的地区那样普遍得到种种优惠，而且,有些优惠(如吸引外资的政策)在加入WTO后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西部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条件远远落后于东部,发展环境又不如东部,尤其是观念落后,十年可成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西部开发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要比东部难得多。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扎扎实实地进行西部开发。许诺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固然可以煽动起人们的热情,但发展经济靠的不是一股热情,而是实干精神。否则诺言没有实现,希望变为失望,对西部开发有百弊而无一利。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是温世仁先生的老师,温先生的这本书也颇有乃师之风。这就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像,而缺乏务实精神。托夫勒是信息时代的鼓吹者,温先生也把西部的迅速开发寄托在网络身上。网络时代能否像农业与工业一样成为一个主导经济进步的时期,仍无定论。严肃的经济学家很少谈“网络时代”这样的话,他们对网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仍持谨慎态度。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谈到电脑对经济的作用时指出“电脑的贡献还不能是转变性力量;它们还不能使美国回到作为一个世纪中几十年间持续的强劲增长”。近年来网络的衰退证明了这一点。网络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尚且如此,对落后地区更不用说了。温先生把西部开发寄托于教育发展是对的,但把教育寄托于网络却有点简单化了。且不说在西部普及网络不像温先生的公司资助黄洋川一样容易,就是普及了也无法替代正规教育,即使在网络发达的美国,网络教育也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从温先生的经历来看,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也难免有一些外行话。例如,他认为如果西部开发50年才成,就没有人去投资了,因为要等50年才有收益的投资,没人去做。这就混淆了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和整个地区的发展。其实正因为西部落后,有利的投资机会会更多,投资一个项目完全可以在短期内获益,不用等到西部开发成功。但这个项目的成功,并不等于西部开发达到了温先生的成功标准。在经济学中,投资项目成功的评价和整个地区的开发成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所以,温先生得出的西部开发50年才能成功就没人去投资的结论也不对。其实即使西部开发十年成功,要投资者等十年才有收益,也没人去投资。

　　温先生的这本书恐怕连经济学快餐都谈不上,因为它既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又没有什么实际资料,只有一些零星的事例和随想式观感,再加上大胆的幻想。这是一本未来学著作。一些严肃学者把未来学说成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这也许太挖苦了一点。但这类著作中那种天马行空、夸夸其谈的学风的确值得我们警惕。

　　西部开发需要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干精神,普及式经济学作品更需要严肃认真的学风。这正是我评论《西部开发十年可成》这本书的动机和想说明的问题。

　　(温世仁:《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三联书店,2001年9月第一版。)

　　探索哈耶克思想的演变

　　——读《哈耶克论文集》

　　哈耶克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他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和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法律、立法与自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作。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的序言中曾指出，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我曾力图以一种适合于当代问题和当代思想的形式向当代的读者重述传统上的各种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或原理”，而《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对“以后发现的一些缺点作些许弥补”。与前一本书相比，后一本书“阐释较久系统，撰写更为困难，观点也更具个人性和更具原创性”。

　　但这两本书的时间跨度为25年，作为一个思想家，在这一时期中哈耶克经历了相当复杂的知识立场转换和理论观点修正与完善的过程。如果说《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是哈耶克这一期间思想演变的两极，这25年间发表的论著，就是这两极之间关系链。哈耶克在这一期间所写的论著主要收集在1967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1978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中。这两本论文集对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是极为重要的。

　　对中国读者来说，《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还没有中文本，英文本读起来也颇为不易，要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演变，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邓正来先生是国内研究哈耶克思想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文本的译者。他把能反映哈耶克思想发展的重要论文选编为《哈耶克论文集》，并翻译出版。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哈耶克论著颇多，要从中选出代表他思想演变的论著颇为不易。所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所选的论文极为妥当。邓正来先生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观念史的新研究》中选出了23篇论文。这构成了《哈耶克论文集》的主体。

　　邓正来先生之所以把这两本论文集作为重点是因为：第一，哈耶克在这两部论文集中对此前简单论述过的,但又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观点做了更详尽系统的解释。比如,社会秩序分类学、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的框架、有限民主与无限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等,在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中都极为重要,这些观点在这两本论文集中得到更详尽的解释。第二,对某些已经阐明的观点做了相当重要的修正。比如,对“欧洲大陆法治观”的否定与放弃,并提出了取而代之的“普通法的法治观”等。第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对最高权力进行分权的制度安排的解释,确立了规则研究范式,详尽阐发了规则检测“一致性”和“相容性”的否定性正义标准等。

　　在从这两本论文集中选出的23篇论文之外,邓正来先生又收入了两篇极为重要的论文。一是《自由秩序原理》的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二是《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跋,“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在前一个跋中,哈耶克明确地说明了他们主张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这就澄清了一些学者把哈耶克的思想混合于保守主义思想的误解。后一个跋之所以重要在于，哈耶克把《法律、立法与自由》作为自己最后一部系统性著作，希望在这个跋中“以期用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阐明那个在我的整个事业中始终指导着我的道德进化观和政治进化观”。我们从这篇跋中可以理解制度进化观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意义。邓正来先生选入这两篇文章是极有眼光的。

　　《哈耶克论文集》包括四部分：“第一编，政治学和法学”，“第二编，哲学和社会科学”，“第三编，经济学和历史学”以及“附录”。看过目录你就会发现，在这本论文集中，经济学论文只有两篇，即1962年发表的“经济学、科学与政治学”，以及1968年发表的“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哈耶克被认为是经济学家，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邓正来先生在有23篇论文的选集中只选两篇经济学论文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哈耶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位思想家。他对自由主义的研究远远超过了经济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我们必须把关于自由的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交融为一体，或者说为了增进我们对自由的洞见我们必须把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对自由进行探究。”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涉及经济学之外的政治学、社会学、法理学、历史学和心理学,而且这些经济学之外的学科更为重要。因此,以选其他学科的论文为主,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哈耶克研究的这种跨学科特点。第二，哈耶克早期的研究以经济学为中心，在本书所选论文的期间，哈耶克研究的重点是自由主义理论、法律理论和整体社会哲学建构。论文主要涉及政治学、法学和哲学等领域。以这些领域的论文为主是合适的。

　　邓正来先生从许多论文中选出23篇编为这本书显示了他对哈耶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表明只有先成为专家，才能成为优秀的选编者。应该说，哈耶克的论文涉及内容广泛，文字也颇为艰深,翻译难度相当大。邓正来先生英语专业出身，又多年研究哈耶克，是哈耶克著作最佳的译者人选。他译的《自由秩序原理》和《法律、立法与自由》都受到好评。这本书的译文亦有“信、雅、达”之美。

　　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正来先生写了一篇近80页(包括注释)的编译者序，题为“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这篇序对哈耶克思想的演变作出了极为深入，又有见解的分析，是我们阅读《哈耶克论文集》的向导。读此书前一定要认真读这篇编译者序。

　　哈耶克的书不容易读，但认真读下去你会觉得其味无穷，不信，你从读这本《哈耶克论文集》开始试试。

　　(冯·哈耶克著，邓正来选编、译：《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重视另一种声音——读《穷人经济学》

　　中国这只大船正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奋勇前进。主流派经济学家为之出谋划策，让它走得更快，但也需要有人提醒高速前进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读了卢周来先生的《穷人经济学》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苦口良药，什么是忠言逆耳。

　　走向市场经济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转型一样，既是社会进步，又是社会的激烈振荡与分化过程。社会进步是以一部分人利益暂时受损失为代价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说,历史的进步是以恶为代价的。但社会要在较为稳定的条件下转型，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的人都受益。所以，关心关心弱势群体这个主题在转型时期特别重要。卢周来先生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其他经济学家为这只大船如何更快地运行(GDP增长率提高)出谋划策，而卢周来先生不断提醒决策者：有些人受船的颠簸(改革的冲击)而受苦。我想这两种经济学家都需要。当出主意的经济学家成为主流时，这后一种声音更可贵。

　　卢周来先生出生于农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极为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对农民有深切的感情。在他从事学术研究之后，这种感情又升华为一种人文关怀。读他的书我深深感到,这不是一种富人对穷人怜悯式的同情，而是对自己同胞一种真诚的关切。这本书第一篇是“点评乡下姑姑的来信”。这篇文章我看过不止一次。这篇文章既通过姑姑的信反映了农产品不值钱，乡村干部瞎指挥等问题，而且通过他的点评对这些问题做了相当有深度的分析。他把农民作为他姑姑(我想这位姑姑应该是一个代表，一个农民符号)，谈起这些问题就异常感人了。把自己置身于弱势群体之中，想他们之所想，愁他们之所愁。这是卢周来先生揭示和分析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也正是他的许多文章感人之处。感人的重要之处在于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当然，如果仅仅是“煽情”地指出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那么，认识就仍处于一种感性阶段。或者仅仅是一种“感情宣泄”，这种文章作为另一种声音的意义就相当有限了。卢周来先生读书广博，熟知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因此，对许多我们经常听到或司空见惯的问题与现象，做出了有相当深度的分析。例如，“贫困的理由：三种经济学的解释”,就对贫困的原因用有限的文字做了有意义的分析。说到根本还在于体制上。对于经济学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无论是教育产业化，还是产权;无论是富者更有诚信，还是穷者更有诚信，等等，他都讲了自己的分析与见解，但应该承认，他有自己的分析与依据，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当前与卢周来先生持相同观点或者发表类似文章的人不少。但我读他们的文章总感到有一种缺憾。那就是批评并分析当前存在的确问题多，而提出建设性的，有可操作意义的建议少。其实对这些问题，从上至下都承认。但关键是如何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仅仅同情改革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鼓与呼”固然有意义，但更重要的还是如何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各地在保护农民利益，保护弱势群体方面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如湖北实验改革乡一级机构，压缩人员，就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如果卢周来先生能把眼光转向更为积极的这一面，我想他的文章就会更有意义。这也是所有抱有人文关怀的人，应该重视的最大问题。

　　卢周来先生的文笔相当好，文章流畅而朴实，娓娓道来，亲切可读。他的许多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仍爱读他的文章。卢周来是市场经济改革坚实的支持者，只不过他谈论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另一种声音是重要的。岂一个“吃”字了得——读《快餐国家》

　　一个精通饮食文化的朋友曾对我说，当一个社会的上层变着法吃，下层食不果腹时，这个社会就快完了，从商朝到清朝莫不如此。这话的意思是说，传统社会中人活着是为了吃。现代社会呢?在美国，从富人到穷人都吃快餐，蓝领们工作一天之后享受麦当劳，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会面时，也是各叫了一份麦当劳。这时，人吃是为了活着，为了创造。

　　美国被称为快餐国家，快餐的产生与普及体现着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隐蔽在快餐后的种种罪恶也反映出现代化进程的另一面。这正是美国记者艾里克·施洛瑟《快餐国家：发迹史、黑幕和暴富之路》一书的意义所在。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化的中心是迅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人们吃的方式。传统社会中，吃是个人消费行为，读了陆文夫先生的小说《美食家》(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才知道吃成为有钱有闲人士的一种享受。但看看那些忆苦思甜的文章也可以知道穷人如何为果腹而绞尽脑汁。这时，做饭就成为一种艺术，许多有关中国饮食文化的书让你惊讶，人在吃食上居然有那么高深复杂的技艺。但从现代的观点看，那种吃法是没有效率的，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做吃食和品尝吃食上，哪有经济增长和现代化?

　　经济增长的过程根本改变了人们吃的方式。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使所有人都不能那样悠闲地吃了。吃变为简单地给机器加燃料，要求既能保证充分的营养，又快捷、简便，这就是吃的效率。适应这种要求，做吃食也由手工劳作变为机械化作业，由艺术创作变为大批量、标准化工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大大降低了成本，这就是做的效率。传统的食物是无法满足这两种效率要求的，而快餐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这种意义上说，快餐既是现代化的要求，又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快餐发展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历史，快餐集中体现了现代化的特征：效率。快餐以其效率迅速占领了市场，到2000年美国人花在快餐上的钱已超过1100亿元，麦当劳公司有一个时期雇用了美国八分之一的工人。

　　现代化过程还为每个人的成功提供了机遇。快餐的发展过程也是快餐大王们发迹的过程。最典型的例子是肯德基的创始人哈兰德·森德尔。他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有什么学历，直至65岁还是个上门推销员，但最后靠推销他的炸鸡配方而成为快餐大王之一。麦当劳、卡尔·焦、多米诺等快餐连锁店的创始人大抵都有相似的经历。他们百折不挠、不断创新，终于成功。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千百万成功者的写照与经历。传统社会以等级制度为中心，压抑了几乎所有人的创造才能，是市场竞争的平等精神为这些人的成功创造了条件。这正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也是现代社会中创造出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的原因。他们的成功也是社会的成功，因为他们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这一片兴旺发达的快餐事业正是这些快餐大王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是少数人先富，而后带动其他人富。这是美国之路，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之路。

　　当然，快餐业的发展与整个现代化进程一样不仅是阳光和鲜花，还有罪恶与暴力。提高生产率的过程靠的不仅是技术进步，还有剥削。作者记述了一个16岁的姑娘爱丽莎如何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拖着酸胀的双脚回家的一天，读起来令人心酸。这是几乎所有快餐工人的经历，在快餐业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是20岁以下文化不高的蓝领工人。快餐店把压低这些人的工资作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一部分。从1968年到1990年是快餐业扩张最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美国快餐业工人的实际最低工资下降了40%，快餐店工人经常超时工作而得不到应有的收入，他们没有工会，得不到保护，工作中受伤，甚至遭受性侵犯。我们在马克思《资本论》中读到的工人惨状，20世纪又在快餐业中出现了。这些是快餐业发展的代价，也是现代化的代价。但我们不应该冷漠地看待这些现象，如果放任这些丑恶现象存在，现代化就不是福而是祸。作者以满腔义愤揭示这些现象，意在激起社会对这些下层快餐工人的关注，我们也应以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正视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需要有人为现代化唱赞歌，更需要有人揭出其阴暗面。

　　快餐业摧毁了母亲或妻子准备吃食，全家人乐融融地共度晚餐时光的日子，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享受，这就是快餐文化，这就是现代化。无论你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以这样的心态去看《快餐国家》，去吃麦当劳，也许会有更多的思考。

　　“吃”字大有学问。

　　([美〕艾里克·施洛瑟著，何韵、戴燕译：《快餐国家：发迹史、黑幕和暴富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不拘一格降人才——读《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1992年，郭士纳(Lou Gerstner, Jr.)接手IBM的CEO时，这个巨大的公司已成为一头步履蹒跚的大象，面临灭绝。但在不到十年内，它却又焕发了青春，重振雄风，在商界跳了一场绝佳的舞蹈。其秘诀就是IBM找到了郭士纳这样一位优秀的导演。

　　郭士纳导演大象跳舞具有独特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坚信大有大的好处，维护了IBM的完整性。并不一定是小耗子才能跳好舞，指导得当大象也能跳舞，而且跳得更好。第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尤其是加强了整个公司的集中性，反对下面分公司自行其事。同时，打破原来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倾向，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尤其是股票期权制。第三,改变了公司内部那种保守、呆板的文化传统。第四,最重要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断然放弃了原来为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计算机主机业务,转而以服务为主业,成为世界上惟一一家不生产电脑的电脑公司。世人以成败论英雄，IBM的这些做法使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九年内上升了九倍。这些做法当然就是成功的经验。

　　IBM的成功与郭士纳个人的远见、胆识和开拓务实作风是不可分的。可以毫不扩大地说，没有郭士纳，就没有今天成功的IBM。这又一次说明，企业成功的关键是有一个好的企业家，正如一场精彩的舞蹈演出关键是有一个优秀的导演一样。

　　企业家对企业成功的关键作用也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问题是如何找到这样的人。其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太少。好的职业经理人并不缺，缺的是能发现他们的人。这就在于，那些自封为伯乐者，满脑子是一些条条框框。IBM找到了郭士纳，就在于打破了许多传统思维方式。

　　一种传统思维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把专业知识作为选CEO的标准之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专家当CEO不见其能经营好企业，专业知识毕竟不等于管理。领导宝丽莱公司的是超一流的光学专家，其领导集团就是一个专家组，结果呢?宝丽莱破产了。郭士纳绝非电脑专家。在IBM选CEO的15条标准中，郭士纳惟一不符合的就是非电脑专家(甚至对电脑知之甚少)。但他成功了。

　　专业技术与管理是两回事。管理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不是专业，而是管理才能。专家治国未见其有效，专家治企业也一样。而且，专业懂得多了，头脑反应会僵化，被一些细节所困扰。管理是一门艺术，需要创新。旁观者清，一个门外汉往往能看出企业的问题。当IBM专家们迷恋于其技术时，郭士纳看到了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战略上的问题。专家是舍不得放弃电脑技术开发的，只有郭士纳这样的门外汉，才舍得丢掉专家钟情的主机技术，开辟一个有无限前途的新领域。

　　在闻名全球的《基业长青》一书中，作者告诉我们的一个理念是不要迷信空降兵，要从自己公司内培养和提拔CEO。这也许是一条用人之道，但绝不是惟一之道，更不是绝对真理。郭士纳是空降兵，他成功了。

　　空降兵的重要性在于他能打破公司多年来形成的传统。自从IBM公司创建以来，沃森父子执掌大权，已形成公司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起过积极作用，可惜已不适应新形势了。要让这种传统培养出来的人去打破这种传统，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时从天上降下一个没有这种传统的郭士纳。他不适应原来那种保守封闭的传统，包括一律穿白衬衣这样的小事。他感到了传统的问题,又大权在握，这就可以改变传统了。他在管理经营上的许多重大措施都是反沃森的IBM传统的。改变陈旧的传统，庞大的IBM才有活力，这只大象才能翩翩起舞。反传统就是创新。谁都知道创新之重要，但传统却是扼杀创新精神的。你能想像，一个从IBM内部提升为CEO的人能像郭士纳一样大刀阔斧地改革吗?许多大公司最终都难免走上衰败之路，正在于传统的力量太大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引进空降兵不失为一步好棋。

　　郭士纳写的这本自传体《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文字平淡，谈不上生动与趣味。但硬着头皮看下去，仍然其味无穷。他纪实地写了一个过程，写了许多事。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许多东西。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在万里晴空的飞机上我第二次读完这本书后，总在想如何才能得到郭士纳这样的人。看着飞机上那一个个成功人士的模样，我突然悟到，郭士纳就在这些人之中，关键是要不拘一格。如果只记住了人力资源上讲的那些教条，郭士纳就不能成为今天的郭士纳了。

　　不拘一格选人才，任何企业都可以翩翩起舞。

　　(郭士纳：《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信出版社，2003年1月。)

　　精品经济学教科书

　　——彩印本迈克尔·帕金《经济学》

　　打开这本书的第一章“什么是经济学”，开头的话是这样写的：“从你每天早上醒来的一刻到你每天晚上再睡下的一刻，你的生活充满了选择。……”再看下去，精美的彩色插图，洁白的纸张上每节之间红色分界线，蓝色小标题，桔黄的复习测验，配上清晰的黑色文字，没有中文本常见的透墨。在这种赏心悦目的阅读中，你会了解经济学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书中的例子都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但经济学讲出其中平凡而深刻的道理却让人心悦诚服。无论有没有下雪，是否围着火炉，也无论有没有红袖添香，读这本书一定是一种享受。

　　这就是最近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精装、全彩印，畅销全球的最著名经济学教科书——迈克尔·帕金的《经济学》。

　　过去读英文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首先为它们精美的彩印和装帧所折服。这不仅是形式，彩印的书有说明内容的图片，各种不同的标题、内容、提示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累，尤其是经济学中经常用图形分析问题，用颜色来表示图形上的变动，一目了然。即使是同样的内容，一本都用黑色印刷，纸张装帧差劲的书与一本彩色印刷，纸张装帧考究的书是无法比拟的。想想在嘎纳电影节上穿盛装的巩利和在演秋菊时一身农妇打扮的巩利，你就可以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了。以前国内出版社注重低成本、低定价，不大注意印刷装帧，我总是想，哪一天中国也可以有和国外同样精美的经济学教科书。这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拿着这本中文版的《经济学》和英文原版《经济学》对照，除了英文换成中文之外，完全一样，色彩同样鲜艳，图片同样清晰，纸张同样雪白，装帧同样精美，完全达到了国际上一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水平。出这种精美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是第一次，甚至我看过的港台版同类书，印刷也没有这么精美。也许它的出版能成为中国出版史的一个小小标志，象征着书籍精品时代的来临。

　　当然，我们说这本书是精品并不是仅仅就其形式而言的，它的内容同样属于精品——而且，还要精于它的形式。

　　这本书的作者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并不是大师级经济学家，与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这些同类经济学教科书作者相比，在经济学界水平和名气都差得多。超一流的经济学家可以靠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名气提高自己所著教科书的知名度，这是一种品牌延伸效应。帕金没有这种效应，但他写的这本《经济学》被许多名牌大学作为教材。笔者在康奈尔大学听经济学课时，教授们都盛赞这本书。宾州大学诺顿商学院亦把这本书列为经济学第一本必读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有多少学子在读这本书，又有多少有为青年在这本书指引下进入经济学这座圣殿。这本书被称为最好的几种经济学教材之一，靠的不是作者的名气，而是它本身的内容。一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并不一定出自大师级经济学家之手，写专著、写论文毕竟不同于写教科书。正如做得好满汉全席的厨师并不一定能做好家常菜一样。帕金算不上有问鼎诺奖希望的经济学家，甚至也不是在某一领域的前沿人物，但他绝对是写教科书的超级高手，是一名好教师。他写出了连许多大师都称赞的教科书。他没有做出满汉全席，但他的这盘家常菜从大师到学子都爱吃。

　　这本《经济学》好在什么地方呢?

　　一本优秀的教科书应该全面系统地反映本学科的基本概况。从内容来看，应该有一个严密而且逻辑性强的体系结构，应该能概括出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还应该与时共进，反映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帕金的《经济学》具备了这些特点。这本书涵盖了基础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且在同类教科书中是最详尽的。与另一本同样畅销的教科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相比，这本书的内容更为全面和深入。曼昆的书100万字，这本书170万字。如果说曼昆的书更适于非财经专业和一般读者，那么这本书则更适于财经专业和想对经济学有更多了解的读者。如果读者认真把这本书读好，经济学的基础就非常扎实了。本书的逻辑结构严谨而系统，一步一步深入下去，从市场到个人决策，再到整体经济，最后以开放经济结束。经济学最新的进展，无论是动态比较优势、博弈论、现代企业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还是理性预期、新增长理论，以及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都有介绍。

　　帕金是一个优秀的教师，了解学生,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他写的书非常适合教学与自学用。我们来看各章的安排：第一，各章的开头用我们日常熟悉的事情引起你的兴趣，然后是学习目的和学过后将能了解的问题，这就引起你学习的兴趣，也知道本章的重点是什么;第二，在正文中每一小节之后有复习测验题，让你把这一段的内容自我消化一下，看一段停下来做点思考，做到了学而思;第三，每一章结束后有内容提要和关键术语提示，让你掌握这一章的内容;第四，最后有供你深入思考的习题;第五，每一章后面有一段报刊摘录，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其中的含义，使你学会运用经济学分析现实问题;第六，对每一编内容的小结;第七，与一些当代经济学大师的对话。这些内容可以让学生做到理解与应用，认真读完这本书之后，当代经济学就在你心中了。

　　当然，一本好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仅内容要好，还要用生动、活泼的写法表达出来，让人读着有兴趣，读得懂。这本书不是干巴巴地讲理论、画图形，而是结合一些生动的事件和案例介绍那些抽象的理论。比如，在论述价格上限时，用的是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房租管制的结果，你读起来一定兴趣盎然。书的每一个概念、原理都有相应的事件。读起来现实感强、不空洞，理解起来当然容易了。作者的文字表述也甚好，语言简洁、通俗，如行云流水。图形使用彩印，各种变动容易掌握。虽然全书有近170万字，但你读起来不会觉得累。这正是高手写的教科书。

　　还应该指出，出版社编辑、设计各方面人员都以认真的态度编辑此书，全书错误率在2万～4万分之一，印刷也是国内最好的印刷厂，这些都为本书添色不少。

　　如果把书比作美女，她应该有内在的气质(内容);外在的体态(印刷、装帧)和精心的打扮(编辑加工)。这本书做到了这三者的完美统一，我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称它为精品。

　　书的定价399元，的确不菲，但也真正是物有所值。看到这本书你会心动，咬咬牙，跺跺脚，下定决心买一本回去，肯定不会后悔。读起来舒服，放在书架上有品位，送给朋友也有档次——比什么脑白金不知要高多少倍。

　　精品一定是人见人爱。

　　(迈克尔·帕金著，梁小民译：《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立足于现实的观察——王跃生《经济学:愉快的通行证》序

　　我与王跃生亦师亦友。我是1978级研究生，他是1979级本科生。我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他还没毕业，所以，他一直尊称我为老师。当时我的家还没有搬到北京，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吃饭时我们经常坐在一个桌子上海阔天空地聊，这样就既师又友了。他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我们是同事。尽管以后我调离北大，但都在经济学圈子里活动，也常在一起交流，真正成为友了。

　　也正因为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相互之间就非常熟悉。这些年中，眼看着他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知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导，自然十分高兴。王跃生爱写经济学散文、随笔，而且赢得了一大批读者的喜爱。这本文集就是他近年来发表于种种报刊上的经济学散文随笔的汇编。他叫我写一篇序，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也借这一机会把他的文章又看了一遍，自然有一些想法，借此写序之际，谈出来与大家交流。

　　王跃生当学生时极爱读书，知识面广，记得他当年在饭桌上常有妙语新见。北大经济系着重理论功底，他当研究生时师从张康琴教授。张教授研究苏联经济，治学严谨。这些使王跃生奠定了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到这一点。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又去前苏联、欧洲一些国家学习和研究，见识广泛。他对苏东问题写的一些文章在学界中颇有影响。以后又研究转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这两种学问本来是相通的，转型关键是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制度变革。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转型问题，就有了深度。他研究苏东问题、转型经济和制度经济学都有专著问世，出书后他都赠给我，名义是要我指正，实际上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受到许多启发，深感后生可畏。

　　读他的文章开始并不觉得理论有多么高深，只觉得有趣。但这种有趣吸引我去读、去想，从中也就悟出了一些道理。他很生动有趣地用一些司空见惯的事件讲经济学道理，让人能读下去，读了还有所得。我想这关键在于他的观察与分析是立足于现实的。例如，收入本书中的“小脚侦缉队的作用与局限”,谈的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事——家委会的老大娘们维护秩序(“文化大革命”中有个把小脚侦缉队员也做了坏事——如把返城的知青赶回乡下接受再教育)。但他从中引出了市场经济中制度与国家作用这个大道理。从这件事谈这个道理，不仅立意深了，读来有趣了，而且有了新意。这篇文章引起关注和争议，我也看过批评这篇文章的文章。引起争议说明他论述的问题的确有意义。一篇文章发表了，无论有人支持,还是有人反对都是好事。如果像保密文件一样没人看，或者看了没有反应才是悲剧，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让你在“沉默中死亡”。王跃生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没有在沉默中死亡，而是在争议中新生，这就是学界对他的最好评价。

　　如今经济学是“显学”。当年王跃生的同学有的出国了，有的升官了，有的发财了，像他这样在学术阵地的“留守男士”并不多。其实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勤于工作的品行，也完全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选择了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之路。我们从他文集中的另一类文章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浮躁年代的那份平常心。他写其他经济学家的出世观其实也是他的想法。不与世争名争利，不去花花世界中潇洒一回，而是甘于淡泊的学者生涯，埋头读书、思考、教书、写书。“出世”并不是当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更可以冷静、客观地思考这变化万千的世界。这样也才有了这些会给人以启发的佳作。文如其人，古人不欺予也。

　　经济学是什么?说的高深点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科学。但王跃生认为“经济学是一盘家常菜”。经济学是要解释世界的，是要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的。这样，经济学就应该像“西红柿炒鸡蛋”、“宫爆鸡丁”、“麻婆豆腐”这类常吃的菜那样让你觉得可亲。但做好这些家常菜并不容易。是大厨师才能做出好家常菜，这叫平凡出伟大。读汪朗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写的有关吃的随笔，方知家常菜大有学问。王跃生就是这样一个做经济学常菜的大厨师。他的菜端上来了,欢迎大家都来品尝。

　　本来应该是一篇短序，没想到写了这么长。再写就喧宾夺主了，就此打住吧。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果盘、甜品和正餐”,我想,且把我的这个序作为正餐之前的布丁吧。

　　写作基础

　　是在中学时奠定的——读书经历之一

　　我上中学时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爱学数学，还在太原市中学数学比赛中获得过一等奖;也爱写诗，在老师指点下背过古诗词，背过自己喜爱的马雅可夫斯基和贺敬之的诗。不过所写的诗无非是革命的豪言壮语而已，诸如想当一个地质勘探队员,“迎着朝阳，迎着风沙，为祖国找宝”之类。上高中后，自己看着都不好意思，就把所写的一本诗都烧了，诗人生涯就此结束。但对语文和写作不太在意,好在尽管没下什么功夫，成绩仍在“良”以上，也没有“危机感”。

　　作文的“危机感”来自上高中以后。高一时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晋煤外运”(当时我上的是铁路中学，劳动课就是参加晋煤外运的装车工作)，自认为写得还不错，没想到作文发下来，我是班内惟一的一个不及格者。以往的作文从未在“良”之下，这次不及格无疑是当头一棒。于是，我去请教老师，如何才能把作文写好。

　　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姓计，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据说是1957年反右时犯点错误(还不是右派)才到我们中学来教书的。那时老师对学生是有求必应。他先把我那篇不及格的作文点评了半小时，总体上有两大毛病。一是条理性差，中心不突出，二是语句罗嗦，也不通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作文上受到如此严格的批评。老师的话说的并不严厉，但却让我感到，对语文不能再等闲视之了。

　　计老师告诉我，他知道我数理化好，但如果语文不行，连自己的思想都表达不清楚，什么都没用。我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写好文章是人一生事业的基础，写文章的基础在中学要奠定，以后就晚了。”他还告诉我，写好文章有两条：一是要注意观察生活，尤其是生活中各种细节。要有写日记的习惯，把自己遇见的事及对这些事的想法记下来;二是要读一点好文章。走马观花地看小说，读闲书，都对写作有帮助，但重要的还是认真读点好文章，看人家的文章结构，内在逻辑，用词造句。好文章要多看几遍，甚至背下来。他建议我，古文可以选读《古文观止》上的文章，现代的文章可以看《人民文学》和《文汇报》。那时，学生是把老师的话当“圣旨”的。我从此开始认真地读自己认为好的文章，有些文章抄录下来，有些还能背下来。也许是在阅读和写作上下了点功夫吧，作文水平也有些提高了。计老师不时给我点鼓励，我学语文的兴趣更大了。

　　高一下学期，我们语文老师换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郭曼君老师。郭老师是女的，颇有点浪漫的气质，喜欢文章充满感情，用词华丽，她喜欢冰心、朱自清、魏巍、杨朔、刘白羽这些当代散文大师的文章，特别是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山茶花》。她说这些文章情文并茂，要背下来。学生总是跟着分数这个指挥棒转的。她给自己认为情文并茂的作文打高分，我们也就向这个方向努力。我那时是语文课代表，与她接触更多，受影响也大。我背这些人的文章，还在看书时记下自己认为好的用词或描写，写作文时就尽量往上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写作的一段弯路。郭老师讲的并不错，写文章应该情文并茂，但这个标准对我们这样没什么文学天才的中学生来说，似乎高了一点，脱离实际了一些。刘白羽、杨朔的文章也太矫情，太雕琢了一点，中学生学这种文风会画虎成猫。中学作文是命题作文，并不总是写自己想写的事,说自己的心里话。要情文并茂就难免矫情而堆砌词藻了。但我仍然很感谢郭老师，在她指导下我读了不少的好文章，而且懂得了用情写文章才感人的道理。当时用不好这个原则，但以后逐渐体会到文章中情的重要性。情是文章之魂啊!

　　高二时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谢力之老师。谢老师学历不高，是本省一所师专(大专)毕业的。比起那些出自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不算突出。但谢老师教学时间长，经验丰富，且刻苦钻研，教学水平远远高于那些从教时间不长的名牌学子。他当时是我们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常有文章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之类的杂志(当年发表文章十分难，能让文章变为铅字就令我们这些学生佩服得不得了)，在老师和学生中威望极高。能让他教语文，我们十分高兴。谢老师知识丰富，讲课生动，尤其是那带点晋南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极有魅力。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谢老师对作文的要求与郭老师完全不同。要取得好成绩，还要跟谢老师的指挥棒走。

　　谢老师不赞成中学生学那种情文并茂的写法，强调情，可能是矫情，强调文，会用一些连自己也不懂的词汇。他认为，中学生关键是要打好写作的基础，这就是首先要把话讲清楚，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写事，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写论说文，要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文章要中心突出，层次清楚，有逻辑性。用词要朴实，词要达意，不必过分修饰，尤其是不能用自己也不明白其意的词。只有把这些做到了，才能谈得上进一步提高。中学生写作文是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不是要发表，因此，还要练习写作的基本功,不要把大师的文章作为榜样。这些文章应该多读，但别想现在就写出这种文章,给自己立的标准太高，结果反而打不好基础。

　　谢老师从基本功开始指导我们写作文。先写记叙文，再写论说文，最后写夹叙夹议的作文。对我写作帮助最大的莫过于谢老师的作文点评课了。那时，两周写一篇作文，这周写，下一周点评。谢老师的作文点评就用我们作文中好的和差的,说明好,好在哪里,差,差在哪里，听起来令人心服口服，也知道了自己如何提高。比如点评记事的文章，他批评了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告诉我们，记事文不是照相，要处理好简单带过与重点描述的关系。点评论说文，强调围绕中心论点论述的逻辑关系，不求面面俱到，但要自圆其说，要一环扣一环。夹叙夹议的文章，议要根据事，不要离题万里，乱发议论。谢老师每次作文讲评都以学生作文为例，结合我们的实际，成为我们最爱听的课。现在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谢老师注意写作的基本功，从最基本的写作要求做起，对我们帮助极大。有时，我们的作文他认为不满意时，还要求我们把同样的题目再写一次。谢老师教学认真而负责，我一生写作的基本功就是那时奠定的。

　　高三时,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老先生张薄。张先生在我们学校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平时不多言语，让人十分敬畏。有一次铁路局的一位领导来我们学校视察工作，找老教师座谈，张老师也去了。这位领导认出张老师当年曾救过他的命,这故事颇有点像阿庆嫂救胡司令。这位领导被敌人追捕，无意中进了张老师的院子，张老师把这位领导藏起来，这位领导才活下来。张老师从未讲过这件事，这位领导讲了这件事以后，张老师马上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不久张老师就在这位领导的关怀下入了党(当年入党是十分难的一件事，尤其对张老师这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张老师读私塾出身，古文底子极好，尤其佩服桐城派的文章，在课堂上为我们念古文时总让人联想起三味书屋的寿镜吾老先生，同学们私下里称他为镜吾先生。

　　经过谢老师的指点,自己觉得作文有了进步，除了作文外，自己又拟题写了十几篇文章。借着仍然是语文课代表的方便，我请张老师给我看看这些文章，并请按他的标准，为每篇文章打个分。过了一周左右，张老师叫我去，没说什么，只是把那些文章交还给我，回来打开一看，都是60分左右，最低的有55分，最高的不过65分。这大概就是勉强及格的水平。这对我又是一次打击，看来作文水平还差的很远。革命仍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但向哪个方向努力，自己并不明白，尽管当时我们颇怕张老师，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请教。

　　其实张老师表面看来严厉、呆板，实际上极为和善。我去请教他，他先问我背过《古文观止》没有。我说，高一时计老师让我读，我看过一些。他说，光看不行，要背。他当时点了一篇(忘记篇名了)让我背，我背不出来。他就点了十几篇(记得以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为主)让我背，背好了再来找他。年轻时我记性较好，背这些文章不算难事，一周后就完成了任务。再去找张老师，他让我背一篇，我背了一半，他就让我停下了，意思是知道我能背了，不用再考了。他告诉我，要写好文章，首先要背一些好文章，今人写的好文章不多，还是要背古人的好文章。背多了，自己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这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意思，写诗如此，写文章也如此。他又说，你的文章能把事情讲清楚，也有条理，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太呆板、平淡，读来无味，像中规中矩的八股文，这样写下去，不叫文章;二是文字欠精练，语句罗嗦，还有点华而不实。写好文章还要从背《古文观止》开始。

　　高三时作文的重点放在论说文与夹叙夹议文上，作文课是两周写一篇，我为自己定的任务是再多写一篇，即每周写一篇。天天早上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早自习)背《古文观止》，写作文时反复打腹稿，写好后一次次地改，尤其是在文字上力求通俗、简洁、流畅，郭老师那里学来的写法不管用了。那时高考压力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我们几个爱写作的同学在班内还办了一份板报，我还担任学校办的“铁中文艺”主编，大家也在一起互相修改作文。尽管高三时功课不少，又面临高考，但这些事一直到高考前3个月才停止。

　　张老师和所有老师一样，对我这样好学的弟子很喜欢，经常给我一句句改作文。写得好的地方，他画些圈;写得不好的，他画一条横线,然后写一个“!”或“?”,让我自己想为什么写得不好,如何改。有时一篇作文要改许多次。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能力有所提高。在高三语文课结束时，最后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当时我特别想当记者，于是情文并茂地写了一篇作文，发下来后居然得了90分，据说这是张老师这些年教学中给的最高分，平时我们能在张老师手下得80分就极高兴了。这次我得了90分，张老师又把我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各班传阅。许多同学在若干年后还称赞我那篇文章好，可惜记者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由于对写作文的兴趣日益浓厚，高考时报了文科。

　　上大学之后，我们还学过一学期写作课。每两周一单元,一次讲范文，一次写作。这时我不用花多大功夫，几乎每次都是“优”。不同的老师教写作课，对我的作文都评分不低。其中一位老师问到我中学语文课的学习情况，我把几个老师教我写作文的情况说了，他感慨地说，你碰到了好老师，以后你会知道，这是一生的幸事。今天我对这句话记忆犹新，而且深深感谢我的中学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每位语文老师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计老师的当头一棒使我重视写作，郭老师的情文并茂在当时写命题作文时有局限性，但今天仍十分重要，谢老师对基本功的强调是我一生写作的基础，张老师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提高。而且，当年我的这些老师都是真正诲人不倦，不仅是我的作文，我们每个人的作文都改得极为认真，写作有困难者，老师叫去“单兵训练”是常有的事。那时老师除了教我们之外，心无二用。我上高中时还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但生活的困难，甚至吃不饱，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教学的认真和负责。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如今我也是教师了，但与他们相比，我感到汗颜。

　　中学作文以命题作文为主，这当然会束缚学生的思维。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学生所写的并不全是心里话,这些当然都会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但我总认为，一个人写作的基本功还是要这样训练,写作基础打好了，以后才会有留名青史的大作。这点写作基础是要下大功夫的。

　　此外，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到,写好文章的功底是阅读，不读破万卷书是难写出好文章的。尤其在中小学时背一点古诗、古文和经典文章，对写作是极有益的。过去的教育以让小孩子背四书五经为主，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在网络时代，这一套也许吃不开了，但万丈高楼只能平地起,从小读书写作，打下写文章的基础，以后会受益无穷。

　　愿以此与年轻人共勉。

　　列车上挨批记——读书经历之二

　　“文革”中全国都是大批判的战场，十亿人民个个都是批判家。没想到，我由于读一本书居然在列车上受到了批判。

　　那是1969年寒假，我从东北林场回北京探亲。临行前向同事小马借了一本美国作家德莱塞的书(是《金融家》还是《镀金时代》,记不清了),准备在火车上看。

　　当时的火车拥挤不堪，与现在春运期间差不多。我上车后几乎无立足之地,与我同上来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对我说:“咱们在长春就下，长春站优待军人，我给咱们弄两个座。”长春下车后，他拿我们俩的票到军人窗口办好了下午到北京的车，当然有座。我到长春一个朋友家看望，饭后顺利上了车。

　　这是一个军人专用车箱，除我以外，全是军人，但每人都有座，舒服得很。与周边军人寒暄几句后，有人在望风景，有人在打盹，我拿出了德莱塞的书看。

　　正当我看得入迷时,突然有人把书抢走了，我抬头一看,是长得还不错的年轻女列车员。还没等我张嘴，她就厉声问我：“你看的什么封资修书?”我忙介绍，“我看的书是美国共产党员作家德莱塞写的，是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没等我说完，她翻出一张有盛装美女参加舞会的插图,质问我:“有这样黄色的图画,能是好书吗?美国共产党,你是唬我吧?就是美国有共产党,也是修正主义!”我急了,与她辩论,说“毛主席还有美国共产党朋友呢?”这小丫头，别看模样不错，说话挺厉害，有点“东北虎”风范。她马上驳我，“毛主席的美国朋友我知道，是斯诺，不是你的这个什么德莱塞。这本书一定要没收，你要不给，下车我把你和书交给北京站派出所，让专政机关处理你。”她又告我，“前几天也有一个人带了几本封资修的书，我们要没收，他说什么也不交，到站后交给车站派出所一查，原来是个地主狗崽子。阶级本性不改，被专政了。你要向他学?”我看着旁边，希望有个人主持正义帮我说话，但包括给我签车票的军官在内都不吭声。

　　我一看有点“失道寡助”了，但还不甘心，嘴不敢硬了，就求她，“这是我借别人的书,没收了回去不好交代”。我还让她看了看书上写的名字和我的工作证，证明这一点。她说，“这好办，我们撕一半，你把另一半给他，让他也别看这种封资修的书”。我一想，我看了差不多一半了，让她把前一半拿走算了，还能看完。因此,我准备撕下前半本给她。没想到她比我聪明，早看出我的“狼子野心”是接着看完。她说，“别想美事，一半是从中间横着切一大半”。我一听，碰见这么聪明的姑娘真没治了。她还不饶我，告诉我：“我们还要让你自己愿意交，要是不交，现在马上开批判会，下车后连你交给派出所。”

　　她正严厉地指责我，列车长过来了，问出了什么事?她把我的“罪行”汇报了，然后要求列车长把乘警叫来处理我。我一听要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也有点毛了。列车长年长一些，看来并不想把事闹大，对她说，“算了，他把书交了就算了”。又对我说,“出门带这种书干什么，不是找麻烦吗?”听他的口气还是善意的。我就此顺杆往下爬，同意交书,连半本书也不要了。

　　一切都结束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晚饭后听“新闻联播”。当广播结束时，那个女批判手又来了。她搞过“三敬三祝”,念完语录之后大声说：“解放军同志们，今天就在我们车厢里，还有人看封资修的书，这说明阶级斗争还是激烈的。这个人看来还年轻,但中封资修的毒不少。今天晚上我们的批判会就以这件事为例，批判刘少奇之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一听坏了，把我当批判对象了，这解放军要发动起来，我岂不陷入人民军队的汪洋大海了?岂不有灭顶之灾吗?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只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浇的架式，准备迎接“革命洗礼”。

　　没想到车厢里分外静，没有一个人发言，大家都是呆坐着听她的。她一看批判不起来，又不敢说解放军的不对。只好一遍遍发动群众，她还点附近一些人发言，谁都是摇摇头。她一看没办法，先自己批了一通，然后让我们分小组(对面坐的人是一组)批判。她走到我们这里，告诉大家:“事情发生在你们这里，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他还不是阶级敌人,但事情是严重的，我看，让他先做个深刻检讨,挖挖根源,然后大家帮他分析。”我只说了一句，“我不该看这种书……”。正在这时,列车长出来把她叫回去，说有事。这下又把我救了。这小丫头一走，当然更没人发言，我也不检讨了。过了一会，她没回来，一场批判会就在无言之中结束了。经过这一下折腾，大家连说句话的兴趣都没有，睡觉了。这一夜我也没睡好，真怕那丫头又来什么“幺娥子”(东北话“坏主意”)。第二天起来，快到北京了，我们在她带领下做完“三敬三祝”,不久就下车了。临下车时我向那位解放军道谢，他只说了一句：“这年头,什么地方都要小心。”

　　事情过去30多年了，当年的那个小丫头现在也该当奶奶了。也许她早忘了这件事，但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德莱塞的书时，不免又想起这一场闹剧。小马的书仍然没还上，好在当时他就没把这当回事。

　　“文革”中购书记——读书经历之三

　　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我有钱时没时间去桂林，有时间时又没钱去桂林”,那时买书也是有钱时没书可买，有书了又无钱可买。但越是买书难，买到的书越是珍贵，买书的回忆也格外甜蜜。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们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也许那时还年轻，对这本书总不能忘怀，似乎没买到是天大的遗憾。到什么地方的书店都不忘找这本书，但始终没找到。这个情结也就没解开，甚至有一次做梦还见到这本书，不过梦一直没变成现实。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大串联”中买了一本书

　　“文革”中,中央号召红卫兵去步行长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学校里打派战乱得很，于是我们班与物理系一个班的十几个人组成“长征队”,从北京向井冈山走去。

　　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要走3000多里，一路艰辛自不必说。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书店去逛逛。其实那时的书店没什么书，见书店就想逛逛，无非是一种习惯。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县，这里曾是苏轼游赤壁之处,又是林彪的故乡,我们多住了几天，看看长江风光，也游游苏轼当过官的故地。有一天我信步走进了书店，突然发现一本苏联卢森贝写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记得上《资本论》课时，老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何况卢森贝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权威，我们学经济学说史就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这年头,在这个小县，居然能见到这本书,我喜出望外，决定买下来。

　　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录的习惯(姜昆在相声《如此照相》中讽刺过这种做法)。当时北京不太流行这一套，没想到这种小地方尚有此“风俗”。不过对这一套“切口”,我并不陌生，想都没想，马上答之“完全、彻底”。“切口”对上了，书就拿出来了。精装本，1.7元一本，还是1958年出的。我买下此书喜滋滋地回到驻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长征途中购于湖北省黄冈县，66.12.10”。写完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黄冈者，古之黄州也，苏轼被贬曾作官于此，并在此游假赤壁，写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游黄州，思古人，真是感慨万分，难以言传。”

　　这是我在那次三千里的“长征”中买的惟一一本书。我把它背到井冈山，又背回北京，以后几经搬迁，这本书始终没丢失。这本书看过后，内容并没有留下多深的影响，除了在长征途中看了一遍外，也没再看过。我留下它，更多的还在于这是我步行三千里到井冈山“朝拜”时的留念。那也是一段历史。内部书店购书记

　　1967年下半年，听说西单有一家内部书店，可以凭介绍信去买各种“封资修”的书。于是我与几位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就去了。

　　书店是有的，也的确可买书，但不让进去，由自己把书单递上，服务员为你找书。我们并不知道这规矩，只好临时在外面写单子。买书本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真要列单子，一时不知该写什么。写的单子上还是没有的书多。不知是当时的确读书无用了，还是爱书者知道这家店的人并不多，来的就我们几个人。看样子店里管事的老先生还是相当和善的，于是就请求他让我们进去挑几本。开始他还坚持原则不让进去，架不住我们几个人“嘴甜”,一口一个“大爷”,好话说了一大堆，“大爷”也叫足了，他才让我们进去，不过又限制不许超过一小时。还说如果再有人来，我们就得赶快出去，否则别人也要进来就没办法了。

　　进去后看到书真多，都是旧书，不知是以前收购的旧书，还是抄家得来的。看着哪一本都是如花似月，都想买，但口袋里的钱也就十多元，真正遇到了资源稀缺性和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真不容易做出决策。当时我想自学英语，看中了一套英国Longman出版社的《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 Students,4册)这套书还不是“原配”,两册是外文原版，两册是“文革”前国内出的影印版，没得说，当时决定买下。我就是靠这套书自学了英语。这套书已用去3元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书，我一直情有独钟，这次看到了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出版，原价1.05元，现价仅0.32元。这本书我在“文革”中认真读了数遍，上面写满了眉批，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还买了一本由罗果夫、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1955年出版，原价1.82元，第二次进海淀中国书店1.27元，这次仅0.91元。这本书也成为我“文革”中的精神食粮。当有朋友们境遇不佳时，我总是把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抄录给他们。还买了一套《俄罗斯作家的故事》和我最爱读的小说《牛虻》及其他几本。这样算下来已有近10元了。

　　书不敢买了，甚至也不敢看了。这时突然看见一套《泰戈尔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共几本我忘了，才5元钱，但犹像许久，终没敢买。正在这时我一个朋友发现了一套《战争与和平》，董秋斯译，我们都很喜欢这套书，4本不过4元钱左右，但独资都买不起，于是我们俩人合资买了这套书。我读完后给了他，现在应该仍在他那里。前几年见到他，他还提到这套书，说该还我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有董秋斯和刘辽逸两个中文本和一个英文本，那套书你就作为纪念吧!

　　书买到这时，每个人都有所获，不过由于货币不足,买的都不多，只是遗憾多。回来后大家小聚一下，各自看看相互买的书，颇为感谢那位不坚持原则的老人。

　　也许是不容易买来的书更珍贵吧，这些在内部书店买的书以后读得颇认真，历经磨难之后留下的几种都被作为珍品保存着。买《史记》和《资治通鉴》记

　　那是在东北时,大约20世纪70年代吧,由于毛主席的偏好,《史记》这类古书可以出版了。于是我就想购买一套《史记》和《资治通鉴》。但当时这种书印数有限，控制发行，要买到也不易。尤其当时我们林场在黑龙江巴彦县这样一个小地方，就更难了。

　　我听县里的一个朋友说，《史记》等这些书也快到县里了，不过每种不过一、二套。既然有希望就要谋事在人。我找了我们镇上新华书店的一个头儿，让他帮我买这两套书。他是县新华书店的老资格了，要是他弄不来，我更无希望。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他说，我帮你弄书，你帮我弄一米(一立方米)木头。我当时在林业局工作，木头是有的，管事的那些头儿的子女都是我的学生，这不难。于是，我们就“成交了”。

　　其实即使不求他买书，他让我给他弄一米木头，我也会办，所以，书没拿到，我把买木头的批条给他了。他也在卖力地为我弄书。大约十余天后，他告我《史记》来了五套，弄一套问题不大，但《资治通鉴》只来了两套，县革委(当时的县领导机构)肯定要留一套，只剩一套就难点了。我请他吃了顿饭，喝的还是当地名酒“玉泉二曲”。他又提出，管书的人住县城里，缺柴烧，问我能不能给他弄一米“拌子”(一立方米烧火用的木头)。当时林业局职工每家每年四米“拌子”,非林业局职工当然就没有。我也知道他们的难处，当时就答应了。反正找领导批一米“拌子”也不难，实在批不了，把我的指标给他一米就行了。过了一周，他告我书弄来了，让我把“拌子”批条给他。我很快办好了批条。于是这两套书终于弄到了。拿回这两套书的那天，我又高兴地喝了一杯，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可惜现在不知夹在哪本书里了。

　　当年，《史记》一套10元，《资治通鉴》一套30元，共40元，是我们一月收入的50%左右。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当然要请示妻子。妻子对我买书一直坚决支持,无条件批准。这次虽然钱多,但她仍然照批不误。书买得不易，就要认真看，我特意借了一本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的《词海》，认真读完了《史记》除表之外的内容，有些名篇还自己译为现代文，并背诵。《资治通鉴》只能说翻了一遍，重点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内容，如“玄武门之变”等。我现在书架上的《资治通鉴》仍是原来那一套，《史记》在离开东北到北京上研究生时送给了一位朋友，回来后又买了一套。

　　书店的那个头儿以后总想用书换木头。不过我觉得这笔交易不合适，总找领导批木头，人家还不把你当木头贩子。所以，也没有买到什么像样的书。买“垃圾书”

　　在东北时，我的收入还不算低，我们是林业局职工，每人仅林区津贴就15元，有钱了，就想买点书，可惜那时能买到《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的机会并不多。但又想读书,所以尽管知道是“垃圾书”,也不得不买。

　　这种垃圾书有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如什么《虹南作战史》、《牛洋田》、《西沙儿女》这类为“四人帮”所肯定的文学作品，或者像《望云峰》这种写抗美援朝的书。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认为这些书怎么样，但没什么看，这些书也不贵，就买了。另一类是上海等地出的一些刊物，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朝霞》等。这些刊物发表梁效之流“四人帮”御用文人“批儒”的文章。文章之不讲理也算空前绝后。但总比看《人民日报》和《红旗》强一点，有点历史知识(尽管有些在歪曲历史)，《自然辩论法》中还有点自然科学知识。我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买起，一直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杂志倒台。1978年我离开东北时把这些杂志和书籍都作为垃圾处理了。现在想来，实际上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何况现在有全套这些杂志的人并不多，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拍卖一个高价呢!可惜当初没有这种眼光，现在悔之晚矣。

　　那时，我几乎每年回一次北京，回来一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可买之书。有些书当时还不认为是“垃圾”(前一种是知“垃圾”而买)，但从现在来看也属于“垃圾”,如我买过一套近代史小丛书,包括《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等等。当时是认真地作为历史书买下来，认真读，并且根据这些书向学生讲历史课。现在想来，这些书观点错误、史实歪曲，也是“四人帮”那一套文风。我自己中毒，还让学生也中毒，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垃圾”还坏。其实认真想来，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之下，好书哪能出版呢?所以在这个阶段，除了买一些《史记》之类名著，有意义外，其他“垃圾书”真不少。这些书早被我送进了历史的“化浆池”,几乎没有留下来。甚至连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也被我处理了。因为我觉得郭老在那本书中以“卷我屋上三重茅”和“恶竹恨不砍万竿”这些诗句，判定杜甫是大地主，实在有失大家风范，匪夷所思。读过后就觉得买上当了，反正五毛一本，处理完就得了。

　　“文革”中买书不易，买好书更不易，所以，买到的书即使是“垃圾书”都读过，好书更是读了几遍。如今买书易，买好书也易了，但不少买了的好书，倒没有认真读过。也许要忆忆买书的苦，才能珍重今天自由买书之甜。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就是希望年轻一代，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多读书，读好书。这也算是一个“忆苦思甜”的报告吧!2001年我的读书生活——读书经历之四

　　读书、思考、写作,是我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说，既是我谋生的手段，也是我快乐的来源。2001年的日子也是这样度过的。

　　我爱读的书首先是经典。经典是常读常新的，每读一次都有所得。做学问一定要有几本经典垫底。每年我都要根据兴趣和关心的问题重读几本经典。2001年我阅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密的《国富论》。这两本书都是我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就读过的。这次读《反杜林论》是缘于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以及写一组有关文章的需要。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政治,以及社会进步以恶为代价的论述成为我研究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我读的《反杜林论》是20世纪60年代买的吴黎平先生的译本,读了许多遍了,书上写满眉批,读来也有点怀旧的感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来读了三次,20世纪60年代上大学时读是为了学习斯密的劳动价值论。20世纪80年代初上研究生时读是研究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这次读是想更深入了解这位大师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次读的是杨敬年先生的新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比旧译本译得更准确、流畅。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当然读专业书是不可少的。也许由于当教员的原因，我对新版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注意。最新版的教科书反映了经济学前沿发展，既可以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又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某个新理论的指南。2001年我读的是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2000年新版的《经济学》。帕金并非大师级经济学家，但他写的教科书风行欧美。他的书真正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又有一定深度与广度，作为教科书最合适不过。书写得好，我就把它译出来了，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专业书当然不能限于教科书。经济学著作汗牛充栋，全读是不可能的，我尽量把自己见到的书先浏览一下，然后选精者读。2001年我精读的两本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脸》和《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这两本书都是由留美学者撰写的论文集，也都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一本书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既有理论介绍，也有案例分析。读这本书使我对这一领域的前沿理论有所了解，例如超产权理论(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不仅须产权明晰，还需要形成竞争格局)。书中的许多内容打开了我的思路，也丰富了我讲课的内容。后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入世问题的，在3700多种入世图书中,我认为这本书是最值得读的。我喜欢看这些留美学者的书。他们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写的文章言之有物，不像某些学者的书，天马行空,莫知所云。

　　我这个人兴趣广泛,什么都爱读一点。文学、历史、艺术、考古、科普,都想涉猎。开卷有益,尽管读的杂而泛,但也常能从中悟出一些经济学道理,或其他对专业研究颇有启发的心得。

　　我爱写点随笔之类的文章,自然也爱读这方面的书。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林行止、熊秉元这两位大师的经济学散文。今年读到了国内出版的他们的文集,包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新观察”丛书中的林行止系列和熊秉元系列。林行止读书甚广，读他的文章犹如进入阿里巴巴的山洞，美不胜收。熊秉元善于从一些日常小事中体会出经济学精神，读来有滋有味。受他们的启发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开了“闲话经济学家”专栏，讲点故事。也常在不同报刊上写点随笔文章，普及经济学或谈点个人之见。这些年来,各个领域都有优秀随笔散文。历史学家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写得极有味道，被“南方周末”评为2001年10大好书，名副其实。

　　小说也是我喜欢阅读的书，无论是现代的、后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都爱看。也许是职业毛病吧，读小说时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有时还能碰撞出点思想火花来。读《庚子梨园恨》(苏立群著,中国文学出版社)为一代红妓名伶的沉浮感慨，也使我联想到了当前京剧的困境。于是写了一篇《转型经济中的京剧艺术》，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7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京剧的兴衰。读成一先生写的《白银谷》(作家出版社),促使我思考晋商灭亡的原因。这本书写晋商灭亡前一段轰轰烈烈的回光反照。作者为写此书研究晋商十几年，又用艺术手法写出了一个可读性极强的故事。我从书中感悟到晋商之败关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治和封闭，写了一篇5000余字的书评《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解读《白银谷》)(发表于《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不读这些小说,难得有这些感悟与收获。

　　其实我读书并没有什么功利心，也不想做什么大学问，无非自娱自乐而已。如果读书中偶有所得写出来或讲出来，则又与人共乐。这正与退休老者养鸟、溜鸟，也与别人交流养鸟之乐一样。

　　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

　　如何判断女士的年龄——信号筛选问题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不好意思,难道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放着书不读,要去琢磨这种无聊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我们那一组都是年龄相近的中老年男士,有共同的话题。与会议主题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聊得十分起劲,冷落了同组一位看似20余岁的女士。到青城山去玩时,她问我,你们聊天怎么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说,你是下一代青年团了,与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冷落了你也很正常。她说,我都40多了,女儿都共青团了,哪还有那个时光。我吃惊地看着她那张娃娃脸，披肩发和苗条的身材，连说，不像，不像。她告诉我，判断女士的年龄千万别看脸蛋和身材，要看手。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尽管不能说饱经沧桑，却也是青春已去。那的确不是一双妙龄少女，稚气未脱的手，是一双显示着衰落的干瘪的手。看了这双手，完全可判断出她的年龄来，误差不会超过±2岁。这种经验以后也没有过，但也听其他人说起用这个标准，看破了一些自称纯情少女的真实年龄。

　　一个女士可以用多种信号——容貌、头发、身材、性格、谈吐等——来有意无意地表示自己的年龄。容貌是可以化妆，甚至美容的，头发也可以染，身材不一定与年龄相关，性格、谈吐并不代表年龄。换言之，这些信号都可以作伪。在判断年龄上,只有手传递的信息才是真实的。这正是要把手作为判断女士年龄重要依据的原因。

　　当然，做出这种结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揭那些伪装成纯情少女的人的真面貌。女士的年龄应该保密,知道了也别说出来,甚至要明知老而夸其年轻。根据手去判断女士年龄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如何从大量信号中判别真假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现实世界中我们要根据信息做出决策,但信息量极大,真假信息难以识别。如何通过不同的信号来判断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在无数信息中,找出最关键的信息,是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在信息经济学中,找出关键信息称为信号筛选。如果把判断女士的年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例如,为婚姻中介机构工作,防止假信息骗人),我们应该筛选出的信号,就是那双无法化妆或整容的手。这个信号是真实的,而且获得这个信号又是容易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成本是低的)。

　　这种信号筛选方法帮我认清了一些问题的真相。记得看一些企业时,听汇报,营业额增加有多少,利润率有多少,讲得头头是道。看企业,处处工作有秩序,严肃而紧张。留下了极好的影响,回来也替他们说点好话。可是后来,有些原来看似不错的企业却垮了,或出了问题,这就在于我通过听汇报或正式参观得来的信息,或者说这类信号所传递的信息,是虚假的。正如凭一张整过容的脸去判断女士的年龄一样。

　　其实有一种判断一个企业状态的可靠而又容易得到的信号。这就是办公楼中普通卫生间的状况。我发现,如果一个企业管理有秩而严格,其卫生间肯定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整体状况必定是好的。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得如此好,整个企业能管得不好吗?如果一个企业卫生间无论装修多高级,但脏、乱、差,这个企业的管理中一定存在不同的问题,其企业整体状况也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不好,遑论其他?我把卫生间状况作为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信号,基本屡试不爽。

　　为什么卫生间成为传递真实信息,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真实信号呢?各种数字、工作状态等等都可以作假,惟独普通卫生间极少有人注意。换言之,企业从不把一个普通卫生间作为自己的脸面,而且,CEO之类领导有自己专门卫生间,也很少过问这些事。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有适用的激励及惩罚机制,每个人权责利明确,不用任何人过问,不用刻意修饰,其卫生间的正常状态就是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当然运行状态是好的。相反,一个管理混乱,或者一切都要CEO说了算的企业,当然不会有人注意一个小小的卫生间,CEO又不去,脏乱一点是正常的。这样的企业缺乏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治代替法制,出问题当然难免。

　　当然，我找出的判断女士年龄和企业状况的信号也有局限。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造假也并不难。这时就要再寻找其他信号了。

　　经济学家往往迷信数字，什么GDP增长率多少，利润率多少等等。讲成绩时，谈到这些数字往往如数家珍，精确到小数点以后若干位。其实数字是最容易造假的。判断一个经济的真实信号，应该是街上那一张张的脸。如果你看到街上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自信与乐观，不用说，这个经济肯定是繁荣的，有希望的。如果你看到街上的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失望或麻木,不用看媒体上告你什么数字，这个经济恐怕是困难重重。记得“四人帮”当权那个时期，报上整天是“莺歌燕舞”，工业或农业生产又创历史新记录，增长了多少，但看看街上满脸菜色，充满无奈表情的人，就知道，即使莺在歌，燕在舞，也是被逼吃了兴奋剂，装出来的。至于增长率，天晓得是怎么算出来的?数字可以骗人，但人们的脸色是难以骗人的。所以，人们的表情才是真实的信号。

　　这世界太复杂了，各种信号传递着大量真假信息。信息经济学正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筛选出真实信号，以免上当。在房地产市场上别上开发商给的假信息的当——告你离市中心10分钟，其实指的是开一级方程式赛车，车速240公里以上。在婚介市场上,告你年轻漂亮其实是相对意义——相对于80岁老太太，60岁也是年轻，相对于残疾人，四肢齐全也可称漂亮。如果揭开这些假信号后的伪信息，找出反映真信息的信号，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回到开头的例子。当我一开始见到那位女士时，只觉得年轻而已，当她把以手判断年龄的方法告诉我，大方地让我们看她那双失去青春光辉的手时，则对她有了几份信任与尊敬。把真实信息告诉人家，发出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这是每个人赢得尊重，取得成功的起点。

　　东床如何成快婿——发信号问题

　　在现代汉语中“东床”是女婿的美称。这一用法来自《世说新语》。这本书是记载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的逸事的。其中有一则是：

　　郗太傅在京口，遗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这里的“逸少”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东床坦腹”的由来。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绝好例证。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世界上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有的人信息多一点，有的人信息少一点。这种信息不对称要影响人们的交易和其他行为。婚姻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婚姻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与经济或政治活动一样，无论参与者有意还是无意，其目标仍然是最大化。要最大化，就必有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可以是实际支出，比如花费金钱或精力、时间，也可以是机会成本，比如不得不放弃什么。收益可以是实际收益，比如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收益，比如心理上的满足或声誉之类说来子虚乌有，却也令人神往的东西。成本和收益也许还是未来的。比如，在婚姻市场上，未来要付出什么或得到什么。未来是不确定的，这就又有了风险。

　　婚姻当然不全是成本-收益精确计算的结果。两情相悦，让爱作主者有之;一见钟情，冲动式结合者有之;杯水主义，逢场作戏者有之;强迫命令，奉旨成婚者亦有之。但考虑成本与收益的理性婚姻还是主旋律。特别是当父母作主时，婚姻的理性成分更多一些。

　　要计算婚姻的成本与收益，或者说的雅一点，要有一桩美满的婚姻，就必须有充分的信息。这就是说，婚姻双方要完全了解对方。但在婚姻市场上双方是信息不对称的。每一方有一些信息是容易了解的，如长相、家庭门第等等，这称为公开信息，人人可以免费或低成本获得。另一些信息，比如性格、素质等，即使付出高成本也不一定能获得，称为私人信息。信息不对称就是各自拥有比对方多的私人信息。

　　婚姻要能成功，必须有信息沟通，“媒妁之言”就是媒婆在进行信息沟通。可惜媒婆从事这种工作是有经济利益的——每成一件婚事有物质、金钱奖励，或心理上的满足(积阴德)。这样，媒婆就有制造假的好信息，掩盖不利信息的激励。封建包办婚姻种种悲剧的来源之一是媒婆对信息的歪曲。

　　婚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作为中间人的媒婆又无助于提供充分而真实的信息。这就要靠当事人自己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求偶的双方(或父母之类代理人)中，主动的一方要通过发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被动的一方要进行信息筛选。发信号(Signaling)和筛选(Screening)是信息不对称市场上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常用的两种方法。在《世说新语》的这个故事中，郗家派门生去王家就是收集并筛选信息，王家诸公子的表现就是发信号。

　　在婚姻中，希望与对方结婚的一方是卖方(即希望把自己卖出去)。卖方也是发信号的一方。他们的做法是努力发出表示自己好的信息，而掩盖自己不好的信息。正如在二手车市场上，破车的卖者要把自己无法使用的旧车伪装成好车一样，婚姻市场上，急于与对方结婚的一方，也要装成“白马王子”或“天仙”。这种现象在信息经济学中称为“道德风险”，即把不够白马王子的自己以白马王子的身价卖出去。征婚广告中充满了谎言的根源正在于此。

　　在无数求婚者中选择的一方是买方(即希望得到好配偶)。买方是进行筛选的一方。他们要在求婚者发出的真真假假的信息中，筛选出真实信息，做出婚姻决策——嫁给哪个求婚者或娶哪个求婚者。筛选至关重要，如果受错误信息误导，做出错误决策那就惨了——一个女子把自己打扮成温柔的小猫，结婚后发现小猫变成了老虎，这个家庭暴力的代价可大了。如何进行筛选是一门大学问，关键在于抓住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

　　想与对方结婚的一方如何发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且能经受对方的筛选考验，这是一门大学问。在我们用的这个故事中，王家诸子是想娶郗家小姐的求婚者，属于卖方。因此，当他们得知郗家来人收集信息时，都竭力用某种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咸自矜持”就是在发信号。他们知道，郗家当然不图钱，王家的财富与势力是一种公开的信息。所以，不用装作有钱的样子。大概郗家这样的大户是希望女婿有贵族气质的。王家诸子也知道这一点。“咸自矜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装出一付贵族的样子。发信号的第一个原则是让对方获得想要的、而且对成功至关重要的信息。这就是说，信息很多，但选什么信息发出去是一个技巧。王家诸子都发出自己有贵族气质的信号，这一点还真不愧为大户人家子弟。这说明他们知道郗家重视的是人的气质，而不是其他。

　　王家诸子的失败在于发信号的方式不对。用什么方式来发信息极为重要。“咸自矜持”是故意装出来的，这反而不能显示自己的贵族气质了。气质是一种内心修养的表现，这就是“是真名士自风流”。装出来的“矜持”怎么看都是浅薄的，甚至有点暴发户装贵族的样子。这样，“咸自矜持”这个信号发出的信息就成为浅薄了。逸少“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就是与往常一样潇洒自如，并不伪装什么，对家财万贯、高干(太傅算得上是总理了)出身，又花容月貌的郗家小姐并不当一回事，这才是真正贵族风范。逸少是在无意中传递了自己不同凡响的个人气质。这个信号发得好。此时不刻意去发什么信号反而是最好的信号了。东床成快婿的关键就在于用合适的方法发出了正确的信号。这种信号的有效性在于传递了对方所需要而又可信的信息。

　　当然，郗太傅的筛选水平也非同一般。从“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中知道了逸少的大家风度，如此之人，以后前途无可限量。事实也证明，郗太傅把爱女嫁给此人的决策是正确的。这种决策正确来自信息筛选的准确。毕竟是官场上的成功者，眼光非同一般。

　　《世说新语》是把这件事作为文人雅士的逸事记下来的。不过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件事的意义绝非创造了“东床”这么一个词，或有了“东床坦腹”这么一个成语。它对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更多意义。

　　现实世界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每一个人无论作为买方还是卖方都有筛选和发信号问题。不会进行筛选要吃亏，不会发信号任何事都难以成功。那些屡屡上当受骗者就是不会筛选骗子发出的信号，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会发信号，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婚姻市场不去说它了，那是一个充满假信息的市场，看看那些科幻式的征婚广告，你就知道什么是假信息了。在物品市场上企业广告就是一种发信号的方式。虚假广告颇有点王家诸郎一样“咸自矜持”。广告的生命力在于真实。那些把产品吹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有多少人相信?如果这种信号不能令消费者心动，为什么不换一种信号呢?各个企业真应该学学逸少，知道如何在无意之中发出一个极有效的信号。

　　发信号的最大误区还不在物品市场而在劳动市场上。每年大学生找工作时都要发出让雇主雇佣自己的信号，俗话叫“包装自己，推销自己”。求职者或者声称自己有多少个证，当过什么三好学生或学生会主席，或者精心打扮，甚至整容。这样发信号也类似于王家诸子的“咸自矜持”，结果也是未入选者多。这首先在于学生不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信号中所体现的信息并非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其次就在于发信号中做假的成分太多——曾有一个学校的学生自称学生会主席者数十人之多，谁还相信呢?实际上发信号要像逸少那样求其自然、真实才能令人相信。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某应聘者在面试时发现地下有张废纸，他习惯地捡起来放在桌上。这个信号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应聘者的认真负责的作风，被录用了，而且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经理。其他应聘者尽管简历如英雄一般，面试时口若悬河，但对地上的废纸不屑一顾，结果无一录用。这位捡废纸者也就是在一个小节上传递了自己的信息，如逸少“床上坦腹卧”传递了大家气质一样。此时无意胜有意，这才是发信号的真谛。

　　当然,像逸少那种从容自如或捡废纸者的认真负责一样，不是能装出来的，是其内在气质一种自然的外在流露。这些东西是不能东施效颦地学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东床坦腹中要学的不是逸少的那种做法，而是他的修养。做企业或找工作，也不是在发信号上下功夫，而是要真正树立为顾客服务和做一个好人的思想。莫当揠苗助长之农夫

　　揠苗助长或称拔苗助长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孟子》：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所讲的道理也无人不晓。但像农夫这样违背客观规律，好心办坏事的人今天仍然众多。家长逼孩子去达到本身能力达不到的目标，企业逼工人去完成无法完成的工作量，都属于这种农夫。不过这样的农夫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倒也罢了;如果政府去揠苗助长地发展经济，那问题就大了。

　　经济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自由放任”的核心就是尊重经济规律，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自发地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介绍经济学(当时梁氏把经济学译为生计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指出：“政府宜一听其自劳自活自由自治，而丝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则是揠苗助长之故智而已”。

　　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几千年来一直被人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理论上肯定而实践上否定。人类总认为自己太高明，以宇宙的主人自居，做出了许多破坏自然规律的事。政府也总认为自己全能，以社会改造者自居，对经济横加干预。像宋之农夫这样的智者何其多也。

　　计划经济不必多说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只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相信经济有规律的狂人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把力量集中在拔苗上。于是就有大跃进，有人造梯田，有毁草种田，有围湖造田。总之有一种政府操纵的有计划浪费，有一种人为的拔苗。结果当然与那位宋人也一样——不一样的是宋人害了一家，而计划经济害了一国。

　　说起来现在懂得经济规律重要了，也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了，可令人遗憾的是宋之农夫还是太多。谁当了权都想行宋之农夫之事，拔之苗，让经济发展更快。其结果呢?又没有一个不步宋之农夫后尘而失败者。

　　先看看一个城市的例子。想当初天津可耐冰箱曾红极一时，但现在又有谁还知道可耐呢?可耐正是农夫揠苗而死的。1988年生产可耐冰箱的天津冰箱厂刚刚起步，技术与管理都不稳定，市里就开始拔苗，下达了30万台的任务。结果许多冰箱不制冷，有的发往外地的冰箱中还有旧皮鞋等垃圾。市场失去了，工厂很快垮掉。拔苗的结果不是苗迅速长大而是死掉。此津门农夫之所为也。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如今堕落到不如一个中等城市(GDP总量与苏州接近，而人均GDP低了许多倍)。这不正是政府拔企业这个苗的结果吗?

　　如果仅仅是一个天津也就罢了。但政府拔苗者决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搞好国有企业”，其不言而喻的主语是政府。“搞”这个字据说是“五四”时期刘半农造出来的，有高手摆弄低手之意。农夫当然比苗高明，所以，搞好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拔国企这颗苗。今天投入启动资金，让它辉煌，明天为它下指标，要它实现，后天又命令其中几个合并起来成为航空母舰。结果搞来搞去，国有企业也没有走出困境。一些本来还可以活一阵的企业也被搞死，或者搞得不死不活。这里的搞也就是宋之农夫的“揠”或者“拔”。企业发展有其由小到大的内在规律，不是想做大就做大，想做强就做强的。被农夫关注并花力气去拔的苗都死了，只有不被农夫拔的苗才能活下来。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亲爸爸去拔也就是了。一些地方政府还把手伸向民营企业，扶植民企做大，或者说拔民企这个苗。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错的民企又是给贷款，又是下指标。结果又是欲速则不达。山西一家因老板被害而知名的民营企业，资产30多亿，债务也有30多亿。看来做得不小,但内部有许多问题潜伏下来。它的迅速膨胀也是政府拔苗的结果，没有政府支持，它能得到那么多贷款吗?许多民营企业在短短数年中经历了从盛到衰的全过程。这其间当然有民营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但政府为了使之发展更快而拔苗,不也是重要的原因吗?

　　政府想搞好国企也好，扶植民企也好，动机都是好的,但好的动机没有好的结果，能说动机好吗?宋之农夫拔自己的苗，谁能怀疑他的动机?记得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说过，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那些动机良好的好人干的。坏人干坏事心里有鬼，总放不开手脚。但好人干坏事心安理得，干得才彻底。如果是邻人想给宋之农夫使坏，拔他的苗，一定拔得不彻底，心里老有鬼，拔一点就快逃。只有宋之农夫为了苗长得更快而拔苗才完全彻底。宋之农夫就是哈耶克说的干坏事的好心人。但他干的坏事比有坏心的邻居要大得多。我们那些干预国企或民企的官员们和这个良心大大地好的宋之农夫有什么区别呢?

　　宋之农夫能拔苗在于他是这块地和这块地上苗的主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拥有土地及苗的产权。同样，一些好心的官员能干预企业也在于他们有产权。说起来国企的产权是全民的，但实际上采取了国有的形式，由政府作为产权代表。政府由官员说了算，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产权代表者。天津冰箱厂的产权是市政府，它敢不听市领导的话吗?所有者要拔苗，其他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要制止个别官员对国企拔苗，关键还在于产权改革。政企分开说了有20多年了，至今仍是一句空话，就在于由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的传统公有制的改革仍没有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说,民企是私人所有的，为什么政府也可以去拔人家的苗呢?从根本上说，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的产权从法律上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仍可以用行政权力来合法地侵犯民企的产权。这样的事在国内也不是一起两起了。政府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要依附于政府，甚至借用政府的权力。民营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对政府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因此，政府要拔它的苗，它也没办法。如果宋之农夫要处处听命于他的村长，他得罪了村长连地也没法种，这时，尽管地是他的，苗是他的，但村长让他拔苗助长，他也无可奈何。这种超经济的政治权力比产权要厉害得多——尤其是在一个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的社会里。

　　应该说，许多地方政府都是想让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如宋之农夫想让自己的苗长得更好一样，但为什么做出拔苗之类的事情呢?宋之农夫是愚。那些受过相当高等教育的官员呢?当然不能用愚来解释。他们做出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作怪。计划经济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政府高明论和政府万能论，是对权力的崇拜。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就是政府认为自己比自发的市场高明，又有全知全能的属性，可以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我们的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但一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总怕一放就乱，对市场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所以，总想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于善良的动机去拔苗也就十分正常了。

　　市场经济的中心是能由市场办的，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办不了的(如保护国防，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实现社会保障等)才由政府去补遗拾缺。换句话说，政府是守夜人,是为社会服务的，至于经济活动怎么搞，那是市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也不能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该放的全放开。像苗怎么长这类事，政府就不必去亲自拔，放任它自己去长好了。我们放开了农业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放开了私人经济有了今天经济的迅速增长。改革的成就哪一件是管出来的?今天想搞好这个，明天想拔拔那个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能有经济的辉煌吗?天津这个苗活活拔死了，还要再拔下去吗?

　　宋之农夫已死去两千多年了，他那点拔苗的事也被中国人嘲笑了两千多年。但宋之农夫的那份好心仍没有灭亡。我劝那无数继承了这份好心的人还是莫行揠苗之事。

　　谁也不喜欢杰米扬的汤——价值与产品差异创新

　　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写过一首题为《杰米扬的鱼汤》的寓言诗。这个寓言讲的是一个叫杰米扬的人做得一手好汤，“上面飘着一层油，像琥珀一样”，“这是鳊鱼，这是鲟鱼片和鱼内脏”。他的朋友福卡已经喝了三碗，他还要朋友“再喝一碗何妨”。可怜的福卡再也喝不下，“赶紧抓起腰带和帽子逃回家，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克雷洛夫寓言全集》，译林出版社，第189～190页)。

　　克雷洛夫的本意是讽刺那些自认为有才华而喋喋不休地向别人谈自己的散文或诗歌的文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再好，但“如果不懂得适可而止，没完没了地向别人唠叨”，“将会比杰米扬的鱼汤更加让人受不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则寓言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边际效用递减，对我们企业如何去开拓市场也十分有启发。

　　经济学家讲的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例如，吃一个面包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或看一场电影得到的精神满足。效用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不同消费者消费同样的东西得到的效用并不同。边际效用是消费者多消费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例如，寓言中的福卡多喝一碗杰米扬的汤增加的满足程度。

　　尽管效用是主观的，但所有人的消费都遵循一个共同规律，这就是随着所消费同一种物品的增加，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程度是递减的。例如，福卡喝杰米扬的第一碗汤时，一定感到味道鲜美(满足程度高)，喝第二碗汤的感觉不如第一碗汤那么好(满足程度减少了)。当不断喝下去时，满足程度越来越低，最后成为痛苦(负效用)，以至于不得不逃之夭夭。经济学家把这种普遍现象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其间的道理也不难理解，效用或满足是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兴奋，当有外界刺激(消费物品)时，人们产生的兴奋就是满足或效用。但同一种刺激反复进行(消费的同一种物品增加)时，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这就是效用递减。

　　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它在经济学中的重大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经济学把价值理论作为基础。对于什么是价值历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价值是客观的，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另一种认为价值是主观的，由它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或边际效用)决定。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论是主观价值论，或者说边际效用价值论。换言之，价值就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评价。一种物品，无论生产者付出了多少劳动，但如果消费者认为它不能给自己带来效用，就谈不上有价值。例如，杰米扬为自己的每一碗汤都付出了劳动，但那一碗让福卡喝不下去的汤，在福卡看来就没有一点价值。

　　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放弃了客观价值论而采用主观价值论?经济学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市场经济是由价格调节的，价格如何决定并调节经济是经济学要回答的问题。客观价值论不能解释价格的决定——因为劳动量相同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不同的价格，劳动量多的价格并不一定高，劳动量少的价格也并不一定低。价格与客观价值论所说的劳动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市场上价格由供求决定。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消费者对一种物品支付意愿的大小取决于他从消费该物品中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程度，即取决于他对该物品的评价。这种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价值。主观价值决定了需求，是解释价格的重要因素。

　　从更深的层面说，主观价值论还体现出经济学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经济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是人的福利最大化，或总效用最大化。一切为了满足人的效用，这就是对人最大的关怀，也是我们所说的人文关怀的核心。关心人就要重视人对物品的评价，这就是主观价值论了。长期以来不少人受客观价值论的熏陶，对主观价值论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因此，在学习现代经济学时，从传统客观价值论转向主观价值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总觉得一个人只有从心灵深处放弃了客观价值论，接受了主观价值论才算真正进入了现代经济学之门。

　　主观价值论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还有指导我们行为的现实意义。如今政府为刺激消费需求而着急，国内居民储蓄已达10万亿元，说明拉动需求效果并不显著。企业也经常感叹产品没有市场，生意难做。应该说，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我们还是有相当购买力的。中国人口众多，市场也是极大的，但为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呢?我的回答是想寻找原因的人应该去读读《杰米扬的鱼汤》。把企业比作杰米扬，消费者比作福卡，就知道杰米扬的汤为什么推销不出去了。

　　举个例子说。中国号称瓷器大国，但在市场上几乎是图案与造型相似的青花瓷一统天下。这样的瓷器你要多少呢?大概一套够用就可以，相同的瓷器再多一套就成了杰米扬的汤，边际效用递减了，甚至没地方放，都成负效用了。但是不是瓷器市场就这样有限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在美国时住在美国人家里。我的房东老夫妇两人,就有两大柜子瓷器。问他们要这么多瓷器干什么。他们说，不同的瓷器有不同的用途。英国瓷器高贵典雅，招待朋友用，日本瓷器结实耐用，自己日常用。特别是有一柜花色、造型各不同的儿童瓷器专门给小孙女用。孙女这次来了用米老鼠瓷器，下次来了用白雪公主瓷器……每次都有不同的瓷器，孙女来了爱吃饭，也愿意来。老人岂不从中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不同的瓷器造型和图案给老人带来了不同享受——也就是不同的效用。不同的瓷器边际效用不会递减，老人当然乐于购买。这样各种各样的瓷器能没有市场吗?

　　当瓷器造型和图案单一时，它能满足的仅仅是实用的需求，再多超过实用的价值，自然边际效用要递减。但不同造型和图案的瓷器可以满足人不同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表示对朋友或孙女的爱。这时不同的瓷器就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再多也不会像杰米扬的汤那样讨人嫌了。中国的瓷器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实用别无意义，消费者评价低，不愿为它花钱又能怨谁呢?

　　避免物品的边际效用递减，使消费者有支付意愿，或者使产品价值高的关键就是创造产品差别。这里主观价值论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制作一件有米老鼠图案和白雪公主图案的瓷器，与制造两件青花瓷器所用的劳动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劳动价值或用劳动量来衡量的客观价值相等。但消费者对它们的评价不同。两件相同的青花瓷器，边际效用肯定递减。这就是说，消费者对第二件的评价低于第一件。然而，消费者对一件米老鼠图案和白雪公主图案的瓷器的评价不会递减——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给消费者能带来同样的效用。这就是说,它们按消费者主观评价的主观价值不相同。我们在生产经营中应该关注哪一种价值呢?关注客观价值，生产相同的东西，像杰米扬的汤一样令人生厌;关注主观价值，生产不同的东西，消费者评价高，支付意愿高，愿意出高价购买，产品能没市场吗?你觉得哪一种价值论有用呢?

　　按照主观价值论，企业应该创造出各种各样互不雷同的东西，让消费者对每种东西都有高价值期待。这时市场就做大了，需求就多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按消费者的需求生产。

　　杰米扬的汤不受福卡欢迎，还是汤太单一了。如果杰米扬能做出各种不同风味的汤，即使福卡的食量有限，还会不断到杰米扬家喝汤，而不至于“从此不敢再去找杰米扬”了。同样，如果企业不是像杰米扬那样只做一种汤，能没有市场吗?

　　杰米扬的汤谁也不喜欢。从克雷洛夫的寓言中你该学会如何做汤吧?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市场经济中的“为我”与“为社会”

　　一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不幸牺牲了，留下下岗的父母和病卧在床的奶奶。志愿者的这种忘我精神令我们敬佩，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如何处理“为我”与“为社会”的关系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的兴旺都需要有每个人的奉献，在许多情况下，也需要一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忘我精神。当外敌入侵时，我们应该舍弃个人的一切，去保家卫国;当有危及人民生命与社会安定的犯罪行为时，我们应该置个人生命于度外，见义勇为;当发生自然灾害时，我们应该舍小家，保大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有著名哲学家、前北大副校长冯定先生所说的“正义冲动”。正义冲动就是一种没有私利考虑，没有成本收益分析，维护社会正义的行为。市场经济不是一个见钱眼开，以金钱为惟一导向的社会，它同样需要献身精神。

　　但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承认人的“为我”之心。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中每个人有占有和使用自己合法财产的权利。这就决定了经济决策是分散的，由每个独立的个人自由地做出。人们在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时，所考虑的是这种决策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利益，以及要承担什么风险。换言之，人们在决策时考虑的是“为我”而不是“忘我”。这样的人是理性人，他们从“为我”出发做出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作为个体的人，“为我”是生物基因决定的。所以，承认人的“为我”之心，肯定他们“为我”的决策，是对人性的肯定。从本质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所以也是人间正道。任何社会，无论经历多少曲折，走过多长的路程，最终要走上市场经济之路。违背人性的社会，无论它有过多少辉煌，最终都要灭亡，而且，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它一时的成就。

　　市场经济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肯定“为我”的合理性，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用价格机制把“为我”与“为社会”(或称为“利他”)统一了起来。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决策的正确性是整个社会繁荣的基石。“为我”决策，以及决策中权责利的高度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在现代社会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仅由几个人(哪怕是与上帝同样全能的人)决策，即使这几个决策者良心好得很，一心为社会谋福利，也会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做出错误决策。一旦按这种决策行事，则会带来沉重的社会灾难。当由个人决策时，他出于“为我”的考虑会努力收集相关信息，以使决策正确，而且，即使有个别人决策失误，也无足轻重，因为绝大多数人事关切身利益时，决策是谨慎而少失误的。

　　当每个人“为我”做出决策时，价格机制使他的正确决策与社会相一致。人们从“为我”出发，总努力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这就是要得到更多收益。例如,一个企业在为利润最大化而生产时，他总要考虑价格最高的产品。产品价格高，说明消费者需求多。生产这种高价格的产品岂不是既使企业获利，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这时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为我”)与满足消费者需求，使他们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为社会”)是完全一致的。企业利润增加使他有能力更多地投资，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就业。何况企业利润增加又增加了税收。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在价格指引下“为我”地决策和行事，其结果也就是“为社会”的。

　　当企业为利润最大化决策时，它还要降低成本。降低成本要节约生产所用的资源，提高使用资源的效率。当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企业都从“为我”出发决策时，资源效率提高了，从而整个社会的效率也提高了。这不是在“为我”的同时又实现了“为社会”吗?从根本上说，使社会进步的动力不是那些为社会、为他人的高尚口号，而是为自我考虑的“利我”之心。从根本上讲，“为我”与“为社会”并不矛盾。因为“为我”并不是去损人利己。在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中也只有“为社会”才能实现“为我”。那些损人利己者也许能一时“为我”，但从长远看，最终是“害己”。你翻翻历史，在法制的市场经济中，有几个富翁是以害社会，害他人成功的?把“为我”与“为社会”对立起来，似乎不舍己就不能为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有百害而无一利。“文革”是大喊“毫不利己”的时代，但从上面的“四人帮”到下面的“造反派”,哪一个不是在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掩盖了“为我”的野心?

　　这点道理本来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清楚了。但许多人总习惯把“为我”与“为社会”对立起来，似乎“为我”必“损人”，要“为社会”必定要“忘我”。这位志愿者当初抛下下岗的父母和病卧在床的奶奶去当野生动物保护者，的确是“忘我”了。但结果如何呢?他不去从事有报酬的劳动，改变家庭贫困状况，下岗的父母与有病的奶奶尚要靠社会救济,这能是真正“为社会”吗?他的去世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更为困难，这不又给社会增添了负担吗?对个人、对家庭尚且不负责的人如何能对社会负责呢?

　　市场经济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每个人都做好“为我”的事，使自己富裕起来，才有整个社会的繁荣昌盛。只有扫完了自己门前雪，整个社会才能把雪扫尽。如果每个人都“忘我”地关心别人瓦上霜，不扫自己门前雪，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我们常常讲“从我

　　做起”，其实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满。自己的事做好了，才有精

　　力去做社会公益的事。

　　在许多国家，很多人都关心社会，做志愿者。但许多志愿者都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他们事业有成，经济状况良好，自家的门前雪扫干净了，再去管别人的瓦上霜。我们提倡的应该是这种“先为我，后忘我”的精神。富人热衷于捐助，事业有成的人热衷于当志愿者，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那些自己尚且在贫穷中挣扎，家庭难以度日的人，首先是应该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这种努力当然是“为我”。当他脱了贫，致了富，减少了社会负担,增加了社会财富时，无疑就是“为社会”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穷就不能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也不是说当志愿者还要求一个收入标准。为他人，为社会是广义的，体现在无数平凡的日常小事之中。你在路上扶起一个摔倒的小孩，你为邻居老大妈换一罐煤气，甚至你真诚地安慰一个残疾人几句，都是对别人关爱的体现。一个人只要有一份爱心，无论他多穷，都可以给别人以帮助。但这种关爱不是抛下下岗的父母和病重的奶奶去当志愿者。因为前一种关爱是你可以承担的，而后一种关爱你暂时还承受不了。

　　而且，我们也不是以捐赠的数量和做好事的多少与大小来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关爱。一个富人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捐出1个亿和一个穷人捐出一元钱同样伟大。因为也许对富人来说,捐出1亿元并不影响生活，而对穷人来说，一元钱就是他一顿饭。同样,到艰苦的地区当一名志愿者光荣，在社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活儿也同样是崇高的奉献。富裕的人和贫穷的人能力不同，关爱社会的方式也不能相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够了。一个自己日子尚且过不下去的人去当无酬的志愿者，再把家庭困难留给社会，这是不负责任的，不“为我”，也没有真正“为社会”。其实要是有这份爱心，你在努力改变自己家庭困境的同时，又可以做多少好事!

　　自己尚贫穷还要当志愿者，自己的屋子没有扫，却要去扫天下，这不是市场经济的精神。希望每个人都牢记“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美好。

　　尊 重 财 富

　　近日看电视剧《走向共和》，又重温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北洋海军为什么被日本打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缺钱——不用说买速度更快的船了,连炮弹也缺乏。为什么缺钱?我觉得不仅仅是国家穷,财富不多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清王朝不尊重财富。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人家家都供奉赵公元帅或关公这样的财神，朝庭也以敛财为能事，这还不尊重财富吗?其实,这只是人类生而有之的本能——爱财、贪财，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尊重财富。

　　中国传统社会真正尊重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是权力拜物教,而不是货币拜物教。人人心中的梦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不是成为洛克菲勒。这种社会通行的原则是有权才有钱，而不是有钱才有权。无论用什么方法(科举或买官)获得了权，就可以用权去敛财。但无权有钱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不仅要“自觉自愿”地向当权者交钱，还随时面临被剥夺的危险。这种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一切财产属于皇帝。这种社会也没有富人的社会地位。翻翻一部二十四史，都是有权人的历史，难见有钱人的记载?晋商算是当年中国的洛克菲勒了，《清史稿》有传记吗?

　　有权才有钱只能说当权者爱钱，但并不是真正尊重财富。尊重财富首先要知道创造财富。但当先有权后有钱时，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掠夺来的。国外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对海外的殖民掠夺;国内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大小官吏的横征暴敛。这只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财富并不是权力创造的，是企业家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创造的。当财富创造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地位时，当创造财富的活动受到权力的压制时，当创造出的财富被权力剥夺走时，这个社会决不是尊重财富的。据国外经济史学家研究，中国从西汉到解放前，人均GDP仅仅增加了20%左右。漫长的两千年中，财富的增长如此缓慢，这不能不说是不尊重财富的结果。清王朝无力支撑一支强大的海军，说到底还是这个王朝不尊重财富。

　　尊重财富还要善于运用财富。这就是要用财富来创造财富，用不断增加的财富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来保证国家安全，人民自由幸福。那些当权的大小官吏们，财富是抢来的，用起来也就不知珍惜了。你看《走向共和》中的慈禧，每顿饭118个菜还说无法下筷子，大量的钱不是用于富民强国，而是去修供自己一人享受的颐和园。这样暴殄天物，哪有一点尊重财富的影子?所以，甲午海战之败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要尊重财富?财富是一国人民幸福的基础。什么是幸福?幸福是每个人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是由各个自由的人组成的,国家的根本职责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民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每个人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运用自己的财富,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的自由。要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必须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以财富为基础。

　　人民自由的基础是国家的独立。一个受外敌入侵国家的人民是谈不上自由的。国家的独立有赖于一国的财富。只有财富多了，国防才能强大,人民才有自由的保障。腐败的清朝财力匮乏，没有强大的海军，怪不得连一个“蕞尔小国”日本都打不过。财富是每个人和整个国家自由的基础。人有钱才有自由。财富对人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基础。国家有钱才能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为每个人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尊重财富就是尊重人类最高的共同价值观——个人自由。

　　哈耶克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有了权才有钱的社会，后者是一个有了钱才有权的社会。把这个意思引申一下就是，传统社会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财富的社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应该从全社会尊重财富开始。这就是要建立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和使用的制度。无论是产权制度、激励机制，还是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以此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的人认识到财富的意义，一切思想意识和制度都体现出对财富的尊重。

　　不爱财富的人很少，有些人指责“铜臭”，多是文人的假清高，或者是想钱而得不到的“酸葡萄心理”使然,其实并不是不爱钱。但真正尊重财富的人并不多。社会不尊重财富，就是没有一套有利于财富创造的制度，个人不尊重财富，就是不懂得用勤劳和智慧去获取财富，封建社会说到底是一个不尊重财富的社会。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说到底是从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开始的。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尊重。真正《走向共和》的基础不是政治家们的争斗，而是尊重财富。

　　愿我们的国家沿着这一条路走好。

　　安全带不安全

　　自从人类发明汽车以来,车祸一直困扰着社会。随着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车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多。车祸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头号杀手”。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拉尔夫·纳尔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Ralph Nader: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对汽车安全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做出反应,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安装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现在,这一做法已在汽车行业得到普及。

　　有关安全带立法的动机无疑是正当的，这种法律的实施的确减少了在重大车祸中司机与乘车人的死亡率。但是，安全带真的安全吗?美国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在19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统计数字说明实施这项法律之后，每次车祸死亡的司机和乘车人虽然减少了，但车祸次数却大大增加，死亡的行人和未系安全带的乘客增加了。结果是有安全带的人死亡略有减少，而其他人的死亡率大大提高。结论是安全带增加了车祸和净死亡人数。于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芬·兰德伯格写了一篇文章，副标题就是“安全带如何杀人”。

　　安全带为什么不安全?这就在于安全带这种制度除了减少司机死亡率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当没有安全带时，司机开车谨慎，也不敢开飞车，事故发生率就低。但这样做也有代价，那就是耗费司机的时间与精力。当减少生命风险与费力耗神的成本相比时，安全是第一位的，理性人必然愿意付出成本去换取减少生命风险的收益。换言之，没有安全带时，谨慎开车是一种理性选择。

　　但当有安全带时，生命的风险大大减少了，即谨慎开车的收益减少了，谨慎开车的成本并未改变。成本-收益的变动使司机敢于开飞车，满不在乎地开车，酒后驾车或非司机开车。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就是车祸增加了，行人与没有安全带的乘客死亡率上升了。危险才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汽车安全设施是在方向盘上安一把匕首——这时哪个司机也不敢开飞车了，因为一出问题司机马上会被匕首扎死，减少风险的收益远大于任何成本，这时当然就不会发生车祸。

　　在现实中，类似安全带这样动机良好但引起不良后果的制度还有不少。旨在劫富济贫的高税收政策使成功的企业家不愿意投资,结果穷人找不到工作,更穷了。输血式扶贫强化了贫困地区的依赖心态，越扶越贫。最低工资制度使企业用机器替代工人，低收入者找工作更难;等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研究制度的效果。对社会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制度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它会引起什么效果——不仅有制度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

　　制度是人们的行为规则，也是一种社会激励机制。它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路径依赖的意义。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做任何事情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收益大于成本，人们才会去做这些事。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使那些对社会不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成本大于收益;使那些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个人也是收益大于成本。这样的制度就能起到有效制约与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

　　但一种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世界上没有只有好影响而没有坏影响的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所追求的是好影响大于坏影响的制度。一种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动机如何，而在于效果如何。如果一种制度好的影响大于坏的影响，就应该肯定，至于它的不足，可以通过相关的制度去弥补。但如果一种制度坏的影响大于好的影响，就非取消不可。设计制度时，一定要全面分析其效果：直接的与间接的，有利的与不利的，短期的与长期的。否则，好的动机可能会引出不利的结果。

　　安全带确有作用，所以现在的汽车仍有安全带。但同时还必须严格交通安全制度，加大对违章驾车行为的惩罚，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带的副作用。

　　安全带制度并不是事关全局的大制度,但它对我们如何制定制度却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这样去分析每一种制度,我们的制度才能成为引导社会前进的规则。

　　走下神坛的国家

　　英语中“国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汉语中准确得多。“Country”指土地、山河这种自然意义上的国家;“Nation”指居住其上的人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则指统治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政治体制。“State”意义上的国家包括法律、政治制度和政府。走下神坛的国家不是“Country”或“Nation”,而是“State”。

　　自从有了人类，就应该有制度行为规则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原始社会的习俗和部落首长应该就是现代“State”意义上国家的萌芽。不过，国家走上神坛，那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事。

　　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仍管理着兴修水利、道路这类公共事务，也抵御外敌，或制定行为规则(法律)，但更主要的是镇压之作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一部分人依靠财富或暴力取得了对其他人的统治权时，他们就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他人堕落为被统治阶级。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有冲击,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时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是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之类暴力工具。国家由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变为镇压民众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满足私欲的手段。国家异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又成为至高无上的神，走上了拥有极权的神坛。

　　使国家走上神坛的是统治者自己。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真正的统治阶级都是极少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要借国家之名使用暴力，而且要神化国家。早期是把自己作为神的代表，以“天子”自居，代表上天统治一方。以后，“神”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又以人民或社会的代表自居。似乎以国家名义所干的一切暴行，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这时又用“State”这个概念替代“Motherland”(祖国)，爱统治者，无限忠于统治者，成为爱国的同义语。在统治者的伪装之下，国家既神圣，又神秘，真正神起来了。

　　当社会实行计划经济时，国家不仅神圣,而且还像神一样万能。一切资源为国家所有，一切经济决策由国家做出。所有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从穿什么衣服到在哪里工作,都由国家有计划地决定。国家主宰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人们只有绝对服从——像工具听主人的话一样。甚至当工具还不够，这个工具还必须“驯服”。谁敢对神坛上的国家有点异议，那就让你灭亡。这时国家走上了神坛的顶峰。

　　当国家走上神坛的顶峰时,它的下坡路也就开始了。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给神坛上的国家以致命打击。

　　现代化过程包括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又互相促进的。国家正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走下神坛。

　　现代化是从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这场思想解放的核心是对人权的尊重，把人作为人，实现“天赋人权”的平等。当我们跪在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面前时，我们认为自己是渺小的，而这种愚昧正是构建国家神坛的基础。当我们站起来时，我们才发现自己与他们一样高大，这时神坛上的国家就不那么神秘而全能了。

　　当然，真正能使人站起来的还是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财产权得到保护。人拥有资源的占有权，就有了使用权，就有了经济决策权。这种财产的占有与使用权是排他的，当然也排斥国家的干预。当国家无权在经济上控制个人时，这个神坛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国家何时从上面走下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伴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是政治民主化。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以暴力窃取国家政权，无论它是以神的名义还是人民的名义，背后的实际力量还是来自暴力。逐鹿中原,谁夺得了政权,谁就自封为代表国家,代表神或人民实行铁腕统治。而民主社会中掌握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选举。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谁才能代表国家。来自人民的国家代表揭去了那层神秘面纱，以其平凡的姿态出现。它没有神圣或全能的光环，不再是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它由天上回到了人间。

　　走下神坛的国家返朴归真，回归其最早曾有过的职能——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为每个人自由幸福的生活创造条件，为整个社会的平稳运行提供保证。这时的国家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不做自己不该做的。

　　现代社会中的国家不再是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神，而是与企业和家庭一样的实体，起着自己应有作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社会，法律由国家代表人民的意志制定并实施。这种法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包括保护私人产权、维持公平竞争，使一切市场化的经济活动有序地进行。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家庭是经济主体，能由市场做的事要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做不了的事，才由国家承担。国家不是主宰社会的统治者，而是拾遗补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仆”。公仆当然是不应该高高在神坛上的。

　　也许是国家在神坛上的时间太长了，它总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自己全能、伟大。因此，总爱做出一些自己不该做的事。它总觉得自己比企业和家庭英明，比市场机制有效,常做一些有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事。它喜欢代替企业决策，或者是让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或者是命令一些企业合并或解散。它总不相信市场，限制市场的自发运行，或者以自己决定的价格代替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或者以各种人为的规定限制市场力量。我们不否认国家在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一旦这种作用超出了合理的界限，就会引起灾难性后果。

　　代表国家的统治者难免犯错误，也难免假借国家之名来实现自己的私利。这些人其实也是利己的,会犯错误的普通人。但一旦他们登上神坛，以国家的名义做事时，就会神化自己。当国家在神坛上时，它是不能被批评的。历史上有多少人因为批评掌握国家机器的人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永世不得翻身。当没有神的能力的人有了神的权威时，他会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当国家走下神坛，就意味着国家的统治者是可以被批评和攻击的，甚至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程序被推翻。一个国家人民批评国家的自由度，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衡量标准之一。

　　这些年我们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从名义上的公仆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仆，从社会的统治者和决策者变为服务者。当我们看到，国家在退出经济活动领域，看到许多地方在为改善投资环境而做出各种努力，看到各级领导与政府在为人民做各种实事时，国家不再那样深不可测，不再那样令人敬畏。“State”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再那么遥远，而是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国家走下神坛的过程也不会那样顺利。个别人借国家之名鱼肉乡民，以国家之权威谋取私利，或者以公仆之名行主人之实。这些都表明，有些人还不愿意国家从神坛上走下来，因为在神坛上的国家还是他们为非作歹的伪装。附属在国家身上的各种寄生虫是国家有时仍露出神象的原因。走上神坛不难,走下神坛真不易啊!

　　其实，只要国家走下了神坛，“Country”,“Nation”和“State”仍然是统一的。由一个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State”为住在“Country”这片土地上的“Nation”服务，这不正是令人热爱的“Motherland”吗?也许我们的老祖宗用“国家”这个词概括了洋人所用的几个词，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人性化的经济指标

　　谈到经济形势如何，人们都知道利用GDP、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这些数字。但我对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总是既敬畏又疑惑。

　　说到敬畏是因为这些数字都是用科学的方法算出来的，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若干位。听经济学家或官员们如数家珍、唾沫星子乱飞地列举这些数字，你不得不被震撼。在对他们那超凡记忆力和煽情式演说敬佩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观点，与他们同乐同愁。

　　但在敬佩之后也难免产生一点困惑。任何数字都是可以假造的，而且能造得和真的一样。记得“四人帮”时期，报上天天是大好形势，粮食生产每年都是历史记录，工业产值也是捷报频传。那些领导口中和报上白纸黑字的数字让你不能不信，但怎么在现实中都是食不果腹，要嘛没嘛呢?我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就是在这时种下的。以后尽管那个说谎的时代过去了，也有了严惩造假数字的统计法，但我那个不相信统计数字的病根总也没有彻底治愈，以至于对许多数字都将信将疑。

　　我对数字的疑惑还不完全来自造假。更重要的是，即使统计数字完全真实，能准确地反映经济状况吗?谁都知道GDP等数字在统计上都有缺陷。一个常为经济学家引用的例子是，B女士作为管家为A男士提供家务劳动，每月获得1000美元，这当然统计在GDP之中。如果B女士和A男士结婚，B女士仍提供与原来一样的家务劳动，但1000美元工资没有了，每月的GDP就减少了1000美元。这种减少在统计方法上说一点不错，但这种变动并没有反映出经济活动不变的真相。这也许是一个笑话，但类似这样的问题GDP统计中真不少。

　　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即使反映了真实变动也是非人性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实现福利最大化，但数字不等于福利。前苏联的GDP并不低，但生产的那些洲际导弹、军备对人民福利又有什么用呢?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人民缺衣少食，那么大的GDP又有什么用?再如有些地区，先靠污染发展了经济，G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也上去了，然后又治理污染，GDP上去了，官员的职务又上去了。经济一正一负回到了原来的状况，这增加了GDP，但增加了福利吗?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GDP等数字更不着边际。经济学家总爱说人均GDP如何，但人均决不是人人平均得到的。假设一个社会有10个人，每人平均收入原来为1万元，称为人均收入1万元。现在10人中有一人收入增加了10万元，其他9人没有变。说起来现在人均收入增加到2万元，翻了一番，但这与那9个人有什么关系?通货膨胀率是平均物价水平，尽管由于汽车、住房、电脑、家电等的降价，通货膨胀率下降，但你日常吃的蔬菜、水、电的价格却大大上升了，这种低通货膨胀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统计数字中的种种问题，经济学家并不否认。但是，如果不用GDP之类的统计数字又用什么呢?所以，统计数字是一种没有更好替代的无可奈何选择，是一种不完善的经济状况衡量指标。GDP之类的数字用还是要用的，无非是不要过分迷信，加一点更为具体的分析就是了。

　　经济学家在努力改进统计数字指标，但仅仅是在数字上做文章近期内很难有根本性突破。例如，早在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就提出了用净经济福利(NEW,即Neteconomic welfare)来代替GDP。这就是在GDP中减去对福利没有贡献的项目(如不必要的军备竞赛支出、环境污染)，加上对福利有贡献而没有包括在GDP中的项目(如闲暇与环境)，以便衡量经济福利。可惜这种设想由于难以数字化，至今仍然是一个设想。于是人们就寻找另一些能反映社会经济与福利的非数字化指标。

　　英国的《经济学家》(Economist)曾经提出过观测英国经济复苏的六项“民间指标”：

　　1.新车销售量大大增加;2.司机需求量大增;3.出现置业人潮(房地产热);4.赴海外度假者大增;5.纯种狗和纯种狗主人数量同时增加;6.女性做隆胸手术者与女性胸围尺码俱增。这些指标都反映了消费的状况，而且颇为人性化。试想想如果经济没有复苏，有多少人有心去买车、雇司机、买房、买纯种狗,或隆胸?经济变好了,人们有能力了，也有这份闲心了，才有心去做这些可以说是“奢侈”的事。这些指标远远不像GDP那样具体、准确，但反映的经济状况不是比那些干巴巴的统计数字还具体而鲜活吗?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更有意思。他在评论美国经济发展与90年代经济增长时不是说GDP增加了多少，而是说GDP变轻了(GDP Lightens up)。这就是说过去的GDP主要是煤、钢铁、石油这些重量大的东西，而现在是服务业、电脑、互联网这些重量轻，甚至没有重量的东西。尽管100多年来，美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但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务在GDP中占到3/4左右，GDP反而变轻了。这个“轻”字用得的确好。一个轻字概括了当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以技术进步为动力，傻大黑粗的东西少了。你想想现在个人电脑的重量是第一代同样运行速度电脑的多少分之一?同时，经济增长使劳务迅速增长，消费者享受到的服务更多了。格林斯潘用重量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进步，多有创意!

　　还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垃圾指标(Trash indicator)，就是用垃圾量的变动来衡量经济状况。这就是说，当经济繁荣时人们扔的东西多了——过时的家具、衣服等都被扔掉，同时人们购买的大件商品多了，这些商品的包装都成为垃圾。当经济衰退时，人们无力购买新东西，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不买大件东西，没有什么包装箱子，垃圾当然少了。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凯尔曼(John Keilman )用这个指标进行了检验。在芝加哥20世纪90年代繁荣时，每年垃圾增加2%～10%，但在1999～2000年的衰退时，大件垃圾(旧家具、电器和包装箱)只增加了1%，而总垃圾量减少了6%。经济好了，什么都成垃圾，经济不好，没什么垃圾可扔。垃圾指标，多么具体、生动而有说服力啊!对老百姓来说，这不比什么GDP更令人可信吗?

　　股市也是经济的晴雨表之一，衡量股市状况的有道·琼斯、标准普尔等指数，也有成交量等指数。但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指标也许你没听说过——女人裙子的长短。在20世纪40～50年代，有人注意到，当股市牛气冲天时，女人的裙子短，而当股市熊气时，女人的裙子长。这还被称为股市的裙摆理论。有道理吗?据说当时丝袜价格昂贵，是女性的时尚物品。当股市牛气，经济好时，男人有钱给女人买丝袜，女人以穿丝袜为时尚，就要穿短裙子显示自己的丝袜。反过来，当股市熊气，经济不好时，没钱买丝袜，也没有显示自己秀腿的心情，穿长裙的人就多了。你觉得这个指标是不是更人性化的?我想，这个指标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六指标中的女人隆胸和胸围这一条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现在丝袜已不是时尚了，但女性的打扮时尚的确与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用这种时尚变动来衡量经济的确是一种创意。

　　我们所说的这些非数字标准，体现了人性化的东西。经济状况的好坏反映在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上，也许这些变化比GDP等数字更有说服力，也更鲜活。

　　关于中国这些年迅速的经济增长，我们有各种统计数字。但如果采用人性化的指标是否可以有这样几项：第一,道路更拥挤了，车辆急剧增加;第二,餐饮业、旅游业及整个服务业发展极为迅速;第三,城市更漂亮了、更明亮了、也更现代化了;第四,女性更年轻、更漂亮、也更时尚了;第五,这次非典期间北京在一周就建好一所大型非典专业医院——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能做到这一点吗?这些指标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深切感受到，也比GDP更令人信服。

　　智猪博弈与企业创新策略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但企业有大有小，不同的企业创新能力与市场占有份额差别很大。不同的企业采取什么创新策略对成败至关重要。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思路。

　　智猪博弈讲的是由两只能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做出理性决策的猪，一大一小，共同在一个食槽上吃食。食槽上有一个按钮，按一次按钮会有10个单位猪食进入，但按按钮者要付出2单位猪食作为成本。博弈的规则是谁先到就可以选择等待，谁后到就要选择按钮。无论谁先按钮，大猪吃得快，吃得多，而小猪吃得少。每个猪的选择分别是等待和按钮。如果大猪先到并等待，小猪按钮，大猪吃9个单位(并不付出成本)，小猪只能吃1个单位，在付出2单位成本后净吃食是负1。如果小猪先到并等待，大猪按钮，大猪吃6个单位，扣除2单位成本，净吃食4个单位，小猪等待也吃4个单位，不用付成本，净吃4个单位。如果两个猪同时到，都按钮，大猪吃7个单位，小猪吃3个单位，各自扣除2个单位成本后，各吃5个单位和1个单位。如果都等待，则谁也吃不到。我们可以用一个矩阵图把不同策略下各个猪的净吃食量表示如下：小猪按钮等待大猪按钮等待5,14,49,-10,0

　　在这个博弈中小猪的最优策略是等待。因为理性的小猪知道，等着大猪按钮自己可以净吃4个单位，其他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如这个选择。即使大猪不按钮，我也不按，因为我不按钮充其量没得吃，但大猪不按我去按，则是负的1个单位。大猪的选择只能是按钮，因为小猪肯定选择不按，如果我按了还可以吃4个单位，而不按什么也吃不到。

　　智猪博弈说明了，在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力量强的一方正确的策略是主动出击(按钮)，力量弱的一方正确的策略是等待，搭力量强的一方的便车。

　　把这个道理用在企业创新决策中就是大企业的正确策略是主动进行创新，小企业的正确策略是等待——在大企业创新之后进行模仿。这就是说，大企业生产能力强，资金雄厚，市场营销能力强。大企业进行创新，推出某种新产品以后可以大量进行生产，并进行广告宣传，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获得成功。小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跟在大企业后面，进行模仿，或为大企业提供配件，从这种创新中获得一点小小的利益。

　　如果小企业要去创新会怎么样呢?显然就像按钮的小猪一样，自己花了成本(创新的费用)，而好处让大猪获得了，因为小企业无力去扩大生产和占领市场。我想，当年万燕发明VCD就是一个例子。在家用电器市场上，万燕厂无论从资金、生产能力、市场占有，还是市场销售能力来看，绝对是一个小猪。大猪是广东那些家用电器企业。万燕开发出了VCD,又投资做了广告。这就相当于按了电钮。流入食槽的猪食就是打开了VCD这个市场。但他们资金与生产能力有限，无力迅速去占领这个市场。VCD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很容易模仿，在此基础上再推出DVD之类产品也不难。于是广东的大猪迅速大批量生产，降低了成本。万燕无法大批量生产，也无法降低成本。广东的大企业在价格战中打败了万燕，迅速占领市场，获得成功。今天你在市场上还能见到万燕的VCD或DVD吗?万燕打开的这个市场结果让其他大企业获益，这与小猪按钮，大猪吃了9个单位有什么差别?

　　当然，像万燕这样的小猪不自量力去按钮的情况并不多。所以，大猪不能等待，而要主动去创新。它们的创新也会使小猪不劳而获搭便车，但大头的利益还是大猪得到。因此，大企业就要努力去进行创新，像小企业一样等待是无出路的。

　　由此我们又得出一个重要的推论：技术创新靠的是大企业。只有大企业投资于研究与开发，不断创造出新产品，社会才能进步，小企业才能生存发展。如果经济中都是小企业，都在等待，就不可能有创新与进步。在一个经济中，有许多大大小小不同的企业，他们都有存在的理由。尽管小企业数量极多(在美国占到80%以上)，但支撑一个经济，并引导经济进步的是大企业。

　　大企业实力强大，市场占有份额高，必然在市场上有垄断力量。垄断不利于竞争。因此，如何看待大企业的垄断，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话题。各国的反垄断法都是要限制大企业的垄断权力的。垄断的大企业限制了竞争，但又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限制还是鼓励大企业，真成了一个两难困境。美国从19世纪末就有反垄断立法，也解散过一些大企业。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技术创新日益重要，于是人们更加关注大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长达十几年的微软案，最后仍没有解散微软。在这一期间，许多大型企业实现了合并。这一切表明天平偏向了大企业的有利性这一边。

　　我们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其中一点还是缺乏大猪。在需要创新的高科技企业中，如果都是一些实力不强的小猪，又有谁能去按钮?因此，我认为当前的问题应该是培养大猪，让它们成为创新的火车头。

　　培养大猪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由政府培养大猪。或者由政府出资建立特大型企业，或者政府有意地扶植一些民营企业，甚至用进入壁垒来形成一些企业的垄断地位。二是由市场培养大猪，即由各种企业在竞争中兼并，最后形成大企业。前一种做法或者由政府有计划地进行，或者由政府主导。但历史证明，这种方法是失败的。人为地培养出来的大猪，缺乏效率，也缺乏竞争力。这样的大猪依靠垄断力量吃独食还可以，但真正要抢食吃时，它就不行了。计划经济下，我们这样的大猪并不少，岂不是都靠政府行政力量的羽翼有垄断之害而无垄断之益?看看现在那些国有特大企业占垄断地位的电信、民航、银行，就知道它们是怎么吃食的了。对于这些行业还是要放开竞争。

　　市场的方法，大猪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市场放开，会有许多小猪进来，它们在这个市场上抢食吃。有能力者吃得多，长得也快，最终会自发地长成大猪。而且，因为市场开放，这些大猪即使是几家寡头，也面临竞争，能保持抢食吃的活力。为了吃到更多的食，就要创新。微软是美国，甚至世界市场上IT行业的大猪，但它是靠自己的力量长大的，并没有政府的有意扶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奖获得者，为微软辩护，就在于它产生于竞争而不是政府授权。中国需要的，正是这种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大猪。

　　政府的任务不是有意去制造大猪，而是为大猪的出现与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首先是要形成一个竞争的环境，放开市场，一切想成为大猪者都可以进来一试身手。其次要保护产权，包括专利权。无论是私人的，外资的，还是国有的，产权都应得到保护。最后就是要为大猪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培养人才。只要有一个适当的环境，大猪必然会产生。提供这个环境的是政府。

　　大猪的成长是要有饲料的。对企业来说，就是要有资金。企业的兼并、扩张，都离不了资金。因此，形成一个开放的资金市场也是培养大猪的必要条件。允许企业发行债券、开放二板市场，允许外资更自由地进入，都是培养大猪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专业性更强的问题，但也是当前仍缺少大猪的一个原因。

　　我们要在世界科技前沿占有一席之地，大猪的形成至关重要。希望大猪能尽快出现，也希望大猪就在中关村出现。

　　经济学家不能治国

　　2003年3月，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曼昆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恰巧在这时我开始翻译他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曼昆无疑是优秀的。但优秀的经济学家能是好的政策制定者吗?经济学家作为学者和作为决策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曼昆对这一点是有所认识的。他说：“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想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在翻译这本书时，我一直在怀疑他能否完成这种角色转换，进而又动摇了我曾经深信过的一个观点——专家治国论。

　　引起我对曼昆治国能力怀疑的是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新增加的一个案例研究“应该有人体器官市场吗”?这个案例研究根据《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位母亲的爱挽救了两条生命”。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位名叫苏珊·斯蒂芬的母亲，愿为她患肾炎的儿子捐出一个肾。但这位母亲的肾与儿子不匹配。于是医生提出一个建议：苏珊把她的肾捐给其他人，作为交换，医生把她儿子排在等换肾者的第一位。结果苏珊的儿子和另一位患者都换上了肾，康复出院。

　　这篇文章原来的意思是说明母爱之伟大的。曼昆对这件事做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问道，既然人们都称赞苏珊的这种行为，如果苏珊用自己的一个肾换取儿子免费上医学院(作为学费)，或者为她儿子用肾换一辆凌志汽车，是否也应该得到称赞呢?用自己的肾为儿子换得治病、上医学院和豪华汽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伟大的母爱。而且，现行的法律禁止人体器官与现金的交易(即价格上限为零)，但并不限制捐赠自己的器官。无论苏珊用她的肾为儿子换什么，只要没有现金作为媒介就不犯法。

　　曼昆接着分析道，正常人有两个肾，实际只有一个在工作，另一个属于闲置资源(不知医学专家是否这样认为)，而有一些人由于换不到肾而死去(在美国等待换一个肾平均要3年半，每年约有6000人由于换不到肾而死去)。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与其他资源或物品一样自由交易，岂不是双方的收益都增加吗——卖肾者得到了货币收入，仍然可用一个肾健康地活着，买肾者获得新生。而且，他认为这也是公正的——有两个肾的人带着一个无用的肾走来走去，而患肾炎的人由于无肾而死去，才是不公正。由此，曼昆证明了，允许人体器官的市场存在，允许人们自由买卖各种器官，既有效率又公正，是自由贸易有利于双方的证明。

　　这种分析和结论从经济学逻辑来看，的确是无懈可击。但这种做法能行得通吗?这里涉及伦理与法律问题。从伦理的角度看，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而捐献自己的器官是高尚的利他主义行为，但为获利而出卖器官则是绝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苏珊捐出肾挽救自己儿子的生命值得称道，如果她用肾去换取儿子的学费或凌志汽车，就会受到指责。这两种行为的差别在于对待生命的态度。为救人而捐出肾是对生命的尊重，为物质利益而卖肾是对生命的亵渎。出卖自己的器官不为社会道德所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从社会达成共识的伦理观来看，人体器官的交易是行不通的。

　　从法律的角度看，人体器官的自由交易也很难实现。在原则上，可以说人体器官的交易是自由的，但能避免强迫交易，甚至偷取、走私人体器官吗?在不允许人体器官交易的现在，报刊上仍不断披露出穷国向富国走私人体器官之事，如果这种交易合法了,又有专门从事这种交易的跨国公司,谁敢想像,会有什么后果呢?涉及人的生命，什么叫自愿交易恐怕在法律上很难界定，更谈不上执法了。其实从经济或社会的角度看许多有利的事之所以难以实现就是因为法律上的困难。安乐死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至今在全世界(除了荷兰)仍无法实现?这就在于界定自愿的困难性和其他相关的法律问题。

　　如果真的允许人体器官自由交易，卖方一定是穷人，买方则是富人。有哪一个富人肯把自己无用的另一个肾卖掉(包括曼昆自己在内)?又有哪一个穷人能高价买得起肾?此外，卖了肾或其他器官又引起其他疾病，岂不成为社会负担?正因为这许多问题，即使在荷兰这样最开放的国家，也没有人体器官的交换。

　　经济学家在解释世界时应该是客观的，即摆脱价值判断(或者说不讲道德)。作为严肃的学者，经济学家应该这样，不能用感情代替事实和分析。但这种客观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不考虑社会伦理道德等价值判断，有时就毫无意义。这种经济学理论，说说是可以的，如果真的运用了就会后患无穷。人体器官自由交换就是这样的事。经济学家强调客观性的书生作风让我怀疑他们的治国能力。这正是我读了曼昆这个案例研究之后怀疑他治国能力的原因。如果他当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真的提出人体器官交易的政策，会有什么结果呢?靠这些不考虑价值判断的结论能治国吗?治国与清谈是不同的。所以，我不敢苟同经济学家“经邦济世”这种话。从经济学理论到经邦济世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许多经济学家习惯于客观判断，是跨不过这个鸿沟的。曼昆能否跨过这个鸿沟，完成从经济学家到政策顾问的角色转化，还要看他以后的作为。二其实曼昆也无非是把人体器官交换作为一个教学案例，他参政后，不会真正这样去做，也不会有人把这种看法作为一种政策。让我怀疑曼昆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能否治国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这些学者往往太天真，不懂得政策的复杂性。

　　经济理论研究是学术层面的事，不会一言兴邦或一言灭邦，说什么都无所谓。但制定经济政策绝非儿戏，一项失败的政策也许会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经济政策并不是直接由经济理论推导出来的，是综合许多学科理论并从现实出发的结果。理论不同于政策。理论来自学者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政策来自政治过程。有时政策与公认理论正好相反，但这种政策也许正是现实所需要的。政策接近于正确的理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这个道理的一个现成例子就是经济学家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贸易政策。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中惟一一个被证明绝对正确的真理是比较优势原理。由这个原理引出的政策是自由贸易。应该承认，从长期来看，自由贸易的确促进了各国的繁荣。世界总的趋势是正在走向越来越自由的贸易。自由贸易也是长期政策趋势。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任何一种保护贸易政策都是错误的呢?

　　我之所以认为经济学家不能治国就在于许多经济学家一律反对保护贸易政策。据调查，有93%的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和进口限额通常降低了普遍经济福利”(《经济学原理》第二章)。所以，曼昆也在抨击政府的保护贸易政策。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曼昆批评了美国的所有贸易保护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克林顿政府限制澳大利亚羊肉进口到最近小布什政府对钢铁进口的限制。那么，这种限制政策是否像经济学家批评的那样坏呢?

　　我们知道，自由贸易的长期结果与短期影响是不同的。从长期来看，各国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自由贸易，的确是双赢的。但在短期中并不是这样。国内不具比较优势的行业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在这个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没有保护贸易政策，不具比较优势的行业受进口冲击太大，这就会引起经济衰退和失业加剧，甚至引起社会动荡。这种情况也许是短期的，但这个短期如果是3年或5年，社会也是无法承受的。小布什政府提出保护钢铁业的政策理由之一就是给钢铁业的产业结构一个适应期。

　　同时，自由贸易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各利益集团的反应也不同。自由贸易当然对消费者有利，但消费者如此之多，分摊在每个消费者头上并不明显，他们也没有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激励。对于出口者自由贸易也有利(例如，其他国家向美国出口钢铁多，才有能力购买美国更多的电脑和飞机)，但这种利益并不直接。对于进口品的生产者，自由贸易绝对是一场灾难。试想一下如果美国对钢铁业完全放开，高价的美国钢铁肯定没有市场。钢铁行业完全崩溃，对钢铁厂的股东、管理人员和工人是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然拼死反对钢铁的自由贸易。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些人的利益——尽管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数量并不多。钢铁工人的失业会给政府带来极大压力，也会在短期中对经济有不利影响，不保护一下行吗?

　　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决定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更多地考虑短期的影响。且不说总统任期只有4年，即使是终身总统也不得不考虑短期冲击经济能否承受得了。凯恩斯有一句名言：长期中我们都要死。任何一个决策者，即使再有眼光，也不能不考虑短期看得到的结果。二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协调、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这个协调过程中往往是“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哪个利益集团呼声最高，决策者就倾向于做出有利于该集团的决策。

　　现实中类似这种为经济学家所反对，而且从理论上说经济学家的确正确的政策还不少。例如，有79%的经济学家认为“最低工资增加了年轻人和不熟练工人中的失业”，从而反对最低工资法。但现实中几乎各国都有最低工资法，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还在不断提高。经济学家关于最低工资法既无效率(引起失业)又不公正(对找不到工作的工人不利)的分析的确有道理。但现实中最低工资还有保护部分不熟练工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最低工资作为一种福利制度有其不可逆性。哪个当权者都不愿意取消最低工资法引起穷人的反对和政治对手的指责。这些从经济学角度看不正确的政策之所以存在有其存在的理由。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经济学家通常是从一定的假设出发，分析经济问题，并抽象出理论,这些理论本身逻辑严密，也反映了经济现象的本质。但理论本身并不是政策。现实比经济学的假设要复杂得多。理论对政策有指导意义，但制定政策还要考虑到许多经济理论未涉及的因素。经济学家的天真就在于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并要顽固地把这些理论直接变为政策。如果经济学家不能成为擅长处理复杂现实关系的政治家，懂得玩弄政治上的平衡，就不能治国。因此，如果曼昆仍然在坚持他的自由贸易和其他理论，恐怕也会像他的许多前任一样不得不辞职。

　　三

　　治理一个国家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套制度。制定出一套正确政策，靠的也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民主决策制度。美国的确有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但美国的经济政策大体上没有严重错误，靠的不是这些经济学家而是制度。民主的决策制度并不能保证总是产生正确的政策或最优政策，而是可以减少政策的失误，使政策不犯根本性错误，或者有了错误也可以依靠制度得到纠正。

　　民主决策制度的核心不是多数原则而是权力的相互制衡。在美国的经济决策中有两个相互制衡的决策者：决定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和决定财政与其他政策的政府和国会。美联储是独立决策的，不受政府和国会的控制，这样它就能对政府和国会的决策起到制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面临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并存的滞胀。卡特总统和国会认为，应该首先解决经济衰退，采用扩张政策。但以沃尔克为首的美联储认为首先应该实现物价稳定，所以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使经济衰退更严重(失业达到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物价迅速下降，并迎来了8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制衡作用，恐怕美国也难以有80年代的繁荣。当然，制衡作用也并不总是一方拥护的另一方就反对。更多的时候是双方的结合。但这种制衡作用可以使政策失误减少，并消除重大失误。

　　就政府与国会而言也存在制衡关系。财政政策、贸易政策或最低工资法政策由总统代表政府提出，由国会讨论通过后，由总统签署并实施。这种程序使政策制定的时间要长一些，但减少了政策失误。总统作为政府的代表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政策的。国会议员则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各自从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出发来考虑政策。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利于一些利益集团而不利于另一些利益集团。在国会讨论一项政策中，也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争论，相互妥协，并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当国会最后以多数原则通过一项政策时，表明这项政策代表多数利益集团的利益。这种政策往往是一种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形成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平衡。这种平衡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重要的。在国会讨论中，还有一个重要力量是院外游说集团，他们代表各自利益集团的利益向议院申诉或施压，对于实现最后各利益集团的平衡也是有帮助的。最后总统的签署则是对国会讨论结果的审批，因为当总统从整个社会角度认为国会的结果有问题时，仍有否决权。

　　在外人看来，这种民主就是议员无休止的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其实这正是民主的决策过程，争吵是各自为自己的利益集团争取利益，动了感情大打出手也不足为奇。正是有了这个争吵过程，才有政策的失误减少。如果国会总是一致通过，大家和气一团，那就难免错误了。而且只有在极端的独裁之下才会有一致通过——去年伊拉克的萨达姆是以百分之百的票当选的，这有一点民主的影子吗?只要看看伊拉克人民所受的苦难，就知道这种一致同意是什么了。

　　专家治国在本质上仍是人治的思想。在计划经济下，一国经济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中央计划者的能力。计划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人治。当我们看到那些不懂经济计划者有计划地浪费资源，做出种种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时，往往不是把这些错误归之于制度，而是归之于人。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善良的愿望：如果是专家来制定政策就不会有这些错误。专家治国的思想之所以在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东欧等国特别盛行正在于此。计划经济是独裁制度在经济中的形式。任何独裁制度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无论这个人是多伟大的专家，作为一个人他也会犯错误。何况世界上本来也没有上帝一般全知全能的专家。

　　市场经济的优点就在于千百万个人和企业分散独立地作出决策。他们之中有些人会做出错误决策，但就整体而言不会犯重大、系统的错误。在这种经济中，涉及整体经济的政策是由民主制度决定的。任何专家都只是这个决策集体中的一个螺丝钉。既然是制度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专家就不能治国了。经济学家总爱讲“经邦济世”，似乎当了经济学家就可以为民造福。我总觉得这有点王婆卖瓜的意思，或者说是为自己做广告。在市场经济的决策中，经济学家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学家不能治国。从这种意义上说，曼昆即使不能胜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他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都不会对美国经济有多大影响。

　　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是打破经济学家治国迷信的时候了。

　　四

　　我们说经济学家不能治国并不是否认他们在制定正确经济政策中的积极作用。经济学家并不仅仅是玩经济学这种智力游戏的，他们受到政府与公众重视，能活跃于政坛之上，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了解经济学家能在制定政策中起什么作用，首先要界定什么是经济学家。《兰登韦氏大学英语辞典》给经济学家下的定义是“经济科学中的专家”。这里所说的“经济科学”是指经济理论研究，即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专家”指有一定造诣的人。所以经济学家严格说来是以研究经济科学为生并有一定造诣的人。按这个定义，以下几种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第一，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第二，从事企业经营的企业家与管理人员;第三，在媒体上谈点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但并不系统研究经济学的人;第四，涉及经济学，但不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其他专家，如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如果从事经济学专业(如教员)，但没什么造诣，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Economist的另一种译法)。只有从事经济学研究又有一定造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按这个定义并不等于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就是经济学家(例如得到博士学位去当官或管理企业)，经济学家应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又要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些人主要是高校教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给经济学家作这样一种限制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泛经济学家”时代。只要有官位就是经济学家、博导，只要能在媒体上侃一通也是经济学家，甚至还要加“著名”二字。我想说的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这种经济学家的作用首先是研究经济理论，推动经济学的进展。经济理论本身并不是政策，但它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可以指导政策制定。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从理论上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结论是，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固定汇率下相反。90年代美国采用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经济持续增长，正是根据了这种理论。任何一种政策总有理论指导，不是正确的理论就是错误的理论。所以，经济学家提出并不断发展正确的理论是重要的。

　　其次，经济学家要用经济理论教育其他人。一个官员，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公民，并不需要成为经济学家，但如果他们要作出正确的决策，一定要了解经济学。传授与普及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他们讲课和写文章写书正是完成这种职能。经济学家的这种工作提高了全社会的经济学水平，也为作出正确决策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最后，经济学家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也可以批评政策。他们的政策建议也许不完全切合实际，但无疑可以作为政策的基础，或若干种选择之一。他们的批评也难免书生气十足，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但对改善政策不无好处。在我看来，这种批评比建议还重要。经济政策只有允许批评，才会不犯重大错误。对于一种政策经济学家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有赞扬，有批评，这才有利于民主决策。这里用得上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当然，也会有少数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如果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对现实的透彻了解，同时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他们就可以在制定政策中起到更大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专家治国，而是在民主决策中发挥专家特有的作用。例如，凯恩斯、格林斯潘,以及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过职的伯恩斯、海勒、托宾、费尔德斯坦、萨默斯等。他们的成功不仅在于有良好的经济学修养，而且也在于他们完成了从经济学家到政策制定者或顾问的角色转变。如果曼昆能完成这种转变，他也就能成功。我们祝他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位子上一路走好。那时我们读他的《经济学原理》第四版，就会有更多新意。

　　市场经济成功的希望并不在经济学家身上。但如果我们有一批严谨治学的经济学家，有一批懂现代经济理论又了解中国国情的经济学家，甚至有少数具有政治家素养的经济学家，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会进步更快，弯路走得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