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西川丁火命:中国崛起：对美战略与美国应对

中国崛起：对美战略与美国应对

[3092]　(201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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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天发布的2010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宣称“中国将永远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再次引起了中国“和平崛起”是否可能的话题。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者，还是外交决策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中国究竟是“战略合作伙伴”还是“危险的挑战者”？笔者从分析中国国内问题入手，指出保持国内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是中国崛起中对外战略的战略目标，中国对美实行一种实用主义的接触战略，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并没有对中国采取经济封锁或军事打击的遏制战略。

　　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

　　分析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首先必须从中国国内面临的发展问题谈起。正如《时代》杂志的文章指出的那样，中国领导人最紧迫的考虑不是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而是维持国内社会的稳定，因为国内社会正在经历社会与经济变动，这种变动在过去曾经有过混乱与暴动的经历。

　　“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者郑必坚强调国内的严峻挑战，他认为带根本性的是“三大挑战”：一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三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沿海与内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公平与效益的矛盾问题、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问题、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等等。也有学者把中国国内挑战归纳为三大转型：现代化、体系转型、领导转型。现代化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带来普遍变化，体系转型是指从中央支配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领导转型是指从强人统治转向技术官僚统治。

　　因此，中国领导人对国内脆弱性以及缺乏安全感保持高度警惕。他们高度关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民族主义、民主、人权等方面的冲突对现代化进程的可能威胁，也关心到经济快速引起的前所未有的资源脆弱性可能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在国内民众层面，由于国际上部分国家做出有损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国内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宣泄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这些事件包括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引起的台海危机，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日本修改教科书以及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美日修订安全条规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活动等。对于民众表达国家主义的诉求，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容忍和鼓励理性、合理表达诉求，增加对外政策的合法性，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非常谨慎，防止国家主义情绪过度发展，以防民众转而对国内矛盾的宣泄不满，甚至要求民主、人权等，这可能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面临国内的挑战，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首先是创造和维持一个未定、宽松的有利国际观景，并对国内、国外可能阻碍现代化计划的威胁保持必要的警惕。因此，过去20年期间，中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谨慎姿态，尽可能与世界其它地方发展良好的关系，也即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策略。

　　中国崛起：实用主义的接触战略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发展战略的提出，在对外政策上中国改变了以往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做法，转而采取一种由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推动的实用主义的做法。阎学通认为，在竞争性国际环境中，中国领导人要维护和促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利益，尽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实用战略。王缉思也指出，不进行国际上的力量对比研究，政策制定者不可能相应调整对外政策。

　　对于美国，在意识到美国战略目标是维持在全球范围的领导地位，中国领导人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中国承认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在单极体系中，中国领导人采取实用的适应战略，寻求与美国发展良好的关系。无论是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对华制裁，还是克林顿政府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制造麻烦，中国始终保持克制的态度，在国际问题上没有直接与美国发生对抗和冲突。在“9·11”事件后，利用美国在全球范围反恐的良机进一步发展中美之间的关系。

　　除了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之外，中国在全球层面上还致力于确保能源安全。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行的是，中国的能源消费需求不断增大。能源的可靠、安全、持续供应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也是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最近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间（2006年至2010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至2009年，中国生产原油1.89亿吨，净进口原油却高达1.99亿吨，原油进口依存度首次超过警戒线50%，达到51.29%。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增加对石油生产国的投资，并发展良好政治关系。中国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活跃的参与者。此外，由于中东地区政治不稳定以及容易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中国还在非洲、拉美等地区开展能源外交，多元化战略已经取得明显成果。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应对

　　至今为止，普遍认为美国没有通过军事包围或经济封锁等手段制止中国的崛起，尽管美国可以这样做。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对此表示不满，指出：“一个富裕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现状满意国，而是一个决心取得地区霸权的进攻性国家，对于美国来说，改变政策，尽力延缓中国的崛起尚为时不晚。”

　　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指出冷战后美国针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并不可行的原因：第一，由于中美之间相互依赖程度较高，即便存在不对称现象，但是一想从经济上损害中国的政策也会伤害美国自身的经济；第二，在中国并没有采取挑衅行动的情况下对华经济战将使美国在政治上引火烧身；第三，如果仅仅是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这样的经济战不会有什么效果。总之，如果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是通过把中国融入西方秩序而尽可能塑造一个合作的、善意的和满足的大国，那么美国对一个精明地寻求和平崛起的国家主动进行经济战的政策完全就是愚蠢的。

　　阿特还认为，由于中美之间与历史上的案例有太多的不同，因此不能根据历史而下结论，即崛起国挑战主导国。他提出中美之间在三个方面与历史案例存在差别：第一，双方安全程度较高，不会出现严重的安全困境，因此虽然可能经济非安全事务的冲突，但不会导致战争；第二，双方经济相互依存较高，因此安全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较低；第三，两国意识形态分歧不如美苏冷战时期严重。这三个因素的作用应该使我们能对中美关系保持在和平而不是战争轨道上抱有谨慎的乐观。

　　国际关系研究生 邓子立《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