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以诚:男人女人争食禁果：先婚后性的年代

花随月转阴晴收录于腾讯读书
文章摘自：《亚偷情》
作者：吴晓赟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版次：2010年3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在自我意识凸现的当下，爱越来越难。感性和理性碰撞摩擦，折腾得人身心俱疲。性是最原始的欲望，爱则承载了太多社会伦理，向原始欲望倾斜会让人背负上罪恶感，向社会伦理倾斜，又要忍受压抑欲望的苦楚。人们小心……

先婚后性的年代(配图)
这是个追求个性的年代，过分张扬和出其不意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21世纪就是一场不按常理出牌的赌局，人人都懂得要与众不同，都想出奇制胜。中国存留的几千年的轨迹线不断发生偏转，新鲜思想带动新型行为不断冲击人们的大脑。在不知不觉中，生活悄然变化了，原先的规则被颠覆，新的游戏充满了诱惑和挑战。在众多变化着的规则中，唯一不变的就是人的欲望——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性欲是欲望中最为隐晦的一种，或者说是人为的隐晦。在所有的身体里，不管男女，也无论是胖瘦、高矮，都有性欲的存在。就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还在尽量回避有关性的话题，如果有人对此十分感兴趣，那就是“淫”，就是“色”。
突然有一天，性话题高调出现，以性解放的姿态席卷中华大地。人们逐渐从含蓄变得大胆起来，一时间，眉目传情的不一定是情侣，同床共枕的也不一定就是夫妻，性自由被歌颂，性文化被传播。广告明星穿的越来越少，恨不得光着屁股在荧幕上扭动；性文化方面的书籍光明正大地摆在书架上供人们翻阅，封面都是撩人的俊男美女……出轨和亚出轨也跟着风生水起。
与其说是“性自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倒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在人类诞生伊始，除了填饱肚子就是寻思着怎么繁衍后代。可以说，性的基本功能就是为了人类的生生不息。于是，我们的祖先听从本能召唤找到了异性性伴侣。当然了，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不懂性文化，更没有“色男”“色女”的概念，他们只是单纯地寻找性伴侣，像动物一样进行交配。这样的行为没有情感约束，完全出自本能。
在那个时候，人类根本没有“不要脸”这个词，只要需要，随便是谁都可以进行性交。这就是最早的性自由，出现在距今1000多万年的原始社会。诚然，这种自由有些过火，甚至是混乱，但是它的确让人类的数量具有了一定规模。
到了燧人氏时期，性交受到了一定的约束，被限制在某一个家族公社，但是依旧十分混乱。那个时候的婚姻不是一男一女，是群男群女，性生活也是在这种群体中展开，一个人可以跟表亲睡了再跟堂亲睡。这不叫羞耻，不叫乱伦，叫繁殖。现代人喜欢跟和自己同姓的人说咱五百年前是一家，其实，1500万年前，所有人可能都是一家。
人类种族是不断进化的，智商也在不断提高。当祖先们发现性混乱难以管理的时候，就开始制定各种规则。像神农氏时期，儿子就不能跟老妈性交。但是这种约束范围仅限于母子，因为那是个母系社会，人人知道自己有老妈，却不知道老爸这回事。于是，母子不能性交，可父女之间却没有特别的规定。不过，神农氏时期已经有了一个共识：性伙伴要在同辈中人寻找。
告别母系社会后，性关系进入了另一种规则——父权至上。从黄帝到夏朝的确立，人类的父系社会基本形成。夏朝，人类完成了阶级化，从氏族社会过渡到了奴隶社会，男人彻底成了社会主宰者。在这样的社会中，女人的身份变成了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儿子的母亲。女人失去了单独存在的社会地位，成了男人的从属品和生育工具，被呼来喝去。这个时候的性完全是男人泄欲的手段，不具有一点儿美感。
等到孔圣人红起来的时候，女人的地位更加卑微。他老人家一句“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就把女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儒家学术基于父权社会的需要而偏向于男人这点并不为过，也正是因为孔孟之道，父权社会的根基得到了加深，男人的地位也更加牢固。就这样，妇女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还是“祸水之命”，不管是不是男人荒淫，反正错都在女人。
到了嬴政的时代，中国好不容易统一了，对于女性的要求却更加苛刻。秦始皇振臂一呼：“妇女同志们，你们得好好伺候你们的老公。”于是，天下男人们就更加放心大胆地蹂躏女人。当然，我们不必替古人担忧，那时候的女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规定，她们的潜意识中就已经认定了自己低于男人的事实。
社会在历史的车轮下不断进步，对女人的约束反而更加严重。在汉朝，女人必须从一而终，即便是老公残了、废了、ED了，甚至是死了，都不能妄想和老公以外的男人咋样，改嫁那更是万万不可，这叫贞节。一个“节”字便扼杀了女性对感情生活的全部向往，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性这个话题被逐渐封闭。
倒不是说古代没有爱情，只能说在远古社会，爱情一般都是肉体的殉葬品，在繁衍子嗣面前一文不值。在三国期间，也有过一段被广为传颂的爱情故事。它发生在曹植与王妃甄洛之间。甄洛是曹植兄长曹丕的老婆，生得倾国倾城、国色天香。这位王妃与小叔子曹植之间的幽怨爱情，不能说是最早的但却是最著名、最凄婉的精神出轨。
甄洛原本是袁绍的儿媳，后来邺城一战中被曹丕抢了去。得到美人的人无奈却难获美人的心。曹丕为了立嗣之事性情狂躁，使曹丕甄洛关系不妙，再加上甄洛对曹植的文采赞赏有佳而属意曹植，这令曹丕更加愤恨。曹丕对甄妃的冷淡使得甄妃对曹植的爱更加神往。曹植比甄洛小10岁，但两人的感情却没有因此而受阻。然而，这段姐弟恋注定不能终成眷属，他们是叔嫂，而且中间还隔着一个王位。除了远远地观望彼此，还能做什么？后来曹植几经迫害，整日以酒相伴。甄洛本可以母仪天下，却几次拒绝曹丕立后之意，不久也溘然长逝。曹植思念之下写就的那首《洛神赋》却成了精神出轨的经典记录，传唱千古。
精神出轨在曹植和甄洛的演绎下变成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两人从未做过逾矩之事，不过是在心里挂念对方。相比现代的精神出轨，倒是多了几分悲情。
到了唐朝，由于女性政治家的出现，爱情也破茧而出，变得唯美起来。众所周知，唐朝女性服装十分开放，从最初的交领、直裾到后来的圆领、大襟，女性服装逐渐趋于性感。到了晚唐五代，女性服装更加露骨，衣衫薄如蝉翼，肌肤隐约可见。
在这个时候，民间出现了不少凄婉的爱情故事，文学作品中也突现许多讴歌爱情婚姻的诗句，像白居易的“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元稹为亡妻写的“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除了唯美的爱情，对于风月和性的谈论也相对开放，不少文人墨客都喜欢在风月场所“卖弄”文采，于是就有了“胡姬招素手，醉容延金樽”、“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的佳句。除此之外，唐朝还出现了很多关于性学方面的著作，有《房中术》、《玉房秘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
不过可惜的是，唐朝对于爱情、婚姻以及性的歌颂的风气并没有流传下来，而被宋朝的“存天理，灭人欲”所替代。宋朝兴盛的朱程理学特地强调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别说性了，就是淳朴的爱情也会受到压制。
朱程理学不仅控制了宋代，也影响了后来的元明清。在这一千年间，性学方面的著作被禁，甚至被大批量焚烧。不过，尽管统治者极力禁锢，民间还是流传着许多关于性的书籍和春宫图。
人的欲望是无法被真正压制的，性问题永远不可能销声匿迹。
结束了五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国迈入民主社会，传统性文化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西方传统意识流中，性是世界万物的源头，十分神圣。但是，西方对性也有传统的道德约束。不要以为一提到西方，就是性开放、性自由甚至是性混乱。跟中国一样，西方性文化也经历了种种考验和磨炼。西方是个拥有宗教信仰的世界，人们除了受到道德、法律的约束，还必然受到来自宗教的束缚。在基督教中，最纯洁的性就是用来繁衍生息，除此之外都是丑陋、罪恶的。这种“唯生殖论”，让性蜷缩在生殖范围中，排斥了人体对性欲的享受。
同中国传统的性理论一样，西方规范性行为的方式也是从女性入手，营造出绝对的父权家庭。在一段婚姻中，女人只能从属于男人，夫妻关系并不平等。基督教中的性道德规范亦是为男权服务。女性只能跟有婚姻关系的丈夫发生性关系，否则就会被视为犯罪。可男性就不一样了，只要不跟别人老婆通奸，其余单身女性都可以是性伙伴。
说到底，中国也好，西方也罢，都是将性控制在婚姻范围内，也就是先婚后性。不过缺乏公平的是，在先婚后性为特征的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多过了对男性的规范，这也是性道德后来发生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都羡慕古希腊人，他们头脑中没有对性的条条框框，完全出于生理需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人享受性带来的快感，而且不受限制。但他们却有着很强的自我控制力。当某种事物高度发展的时候，也就不会形成社会问题，就像古希腊的性完全不受节制，那反而提高了人们的自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