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时间抚平伤痛的说说:美国学者：中国的计划生育出了问题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埃伯斯特：中国的计划生育出了问题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我们当今时代所有社会试验的发端。这项由公安机构强制执行了三十年的计划野心勃勃，旨在实现世界最大国生育模式的全面转变。通过制定地方性的生育指标，警惕监督将要生育的妇女，以及从威胁失去工作到巨额罚款再到强制性堕胎的一些列政府高压，这项政策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名义，使得中国的出生率远在更替水平之下了。

　　借助北京的项目计划者的努力，一个孩子政策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1978年提出“一胎政策”开始时，中国的总生育率是一位妇女3胎，远高于更替水平生育率2.1。中国现有的生育率水平还不确定——比如由于存有隐瞒出生的情况——近二十年来，全国的出生率无疑是远低于更替水平。联合国和美国人口普查局都估计中国现在的总生育率大约是1.7至1.8，有的则认为是1.6甚至更低。在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天津，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次数可能还不到1。

　　然而，社会试验总会产生一些事与愿违的后果，中国的一个孩子政策也一样，当初所未料及的结果正在显现，其波及到的范围之广让人惊叹，不亚于北京那群空想家们的主意给人的吃惊程度，是他们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如今已无法避免地涌现出一系列生疏的人口问题，它们会困扰中国的下一代。这些问题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给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带来严峻的压力，实际上也许会撼动中国文化最深处的根基。

　　劳动力增长停滞

　　中国经济在1997到2008年急剧增长，其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和规模之大都史无前例，在下一代也几乎不可能复制，这源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支持这一出色先期表现的因素即人口资源投入不复存在。

　　在1980至2005年期间，中国处于工作年龄段（此处界定为15至64岁）的人口数平均每年增长2%，但在下一代，中国预期的劳力数增速为零。根据联合国人口司（UPND）的中位数预测，到2035年，15至64岁的人口数目大概会比现在的少两千五百万，到时候增长率会降至0.7%。其实，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计，中国按惯例定义的劳动力人口数在2016年会达到峰值，这之后则会开始加速下滑。尽管这预测涉及到的是遥远的未来，但它们绝非臆测。事实上，在2024年15至64岁人群中的每一位都是来自于现在活着的人们。根据UNPD的估计，如果照现在的生育模式轨迹走下去，新的每代人都至少会比上一代少20%。

　　单单依据这些数字，就可以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持悲观预期。一旦再考虑到中国处可工作年龄段人口构成的转变，实际情况其实更不利。现代社会，劳动力人口中最年轻的部分身体健康，受教育水平高，拥有最新的技术——因而最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可是，在中国这部分的人口数目正在萎缩，而且不论是绝对数目还是相对比例都显然会继续减小。在1985年的中国，15至29岁的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7%，如今大约降至34%，而据人口普查局预计，20年之后这个比例会跌到26%。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劳动力资源的萎缩不会加快，而这只是因为即将蜂至的50至64岁的人群。这部分人群在2009至2029年间看来会膨胀而超过一亿，占劳力数的比例则从22%升至约32%。他们的受教育状况比一般所意识到的要差很多，据中国普查的官方数据，其中47%人没有完成小学教育。

　　随着即将来临的“年龄段浪潮”，中国劳动力结构会发生扭转。一个时代前，青年劳动者约为老龄劳动者的3倍，可现在前者仅为后者的一半。人口普查局预测，劳动人口中青年和老龄者的比例二十年后将是100：120（随后可能会稳定下来，这得看生育率趋势）。这一转变对于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利。

　　中国要是仍然有大量未充分就业人员，经济计划的制定者也许更容易应对这种情况。但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再也没能指望一度储备丰富的劳力资源。领头的一些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已到达一个拐点，即看似不竭的劳动力储备已被开发殆尽，未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都只能靠提高工资来解决。

　　强大的海啸

　　在下一代，中国不仅是劳动力人口会老化，社会整体也是这样，而且速度很快，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如此。这已是人口控制计划所致的另一个无意后果了，因为次级更替生育率水平必然会减小总人口中年轻人的部分。

　　根据UNPD的预测，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数最近已达到约1.1亿了，到了下一代，这部分群体的人口数会升至280百万，平均年增长率大约是3.8%。到2035年会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年龄在65岁以上，构成了庞大（2.8亿）的年长居民队伍。在中国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严重，因为源源不断地有出生在乡村的年轻人转移到城镇。据北大曾毅教授领导的人口统计学小组预测，中国农村或许已比城市更加老龄化，且差别会一年比一年明显。曾教授的小组预计，到2035年四分之一以上的乡村居民年龄都在65岁以上。

　　人口急剧老龄化有哪些影响呢？为了有个基准，我们可以看看日本的情况，它是世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如今的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只是刚过22%。也就是说，一代之内，中国农村的人口会比迄今所知的任何社会都更加老化。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其农村地区仍非常贫穷。据报告，在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不到城市的三分之一。日本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比中国农村的要高出15至20倍。即使持最乐观的态度，也可以预料到，中国社会将不得不去应对它即将到来的老龄化负担即收入水平远低于日本或西方现在的老龄化社会。

　　谁会关心即将来临的退休浪潮呢？肯定不是国家现在的退休金制度。这个松散而专断主要是对市政人员和国企职工的特殊照顾，仅覆盖了国家劳力的一部分，从精算的角度看这很明显是不合理的。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短期债务的净现值等于美国一年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中国保障体系债务的估计值则超过其GDP的1倍，现存这个的体系由于自身负债累累必然会垮掉。

　　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养老主要是靠家庭，在城乡都是由家庭成员照料年老者。但随着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下滑，家庭支持体系几近消解。在儒家传统的社会，养老可以依靠的首要对象一直以来都是儿子。在90年代，几乎每位临近退休年龄的妇女都至少有一个儿子来依靠：在那时候，几乎百分之八的接近60岁的中国妇女至少生过一个男孩儿。到2025年，没生过男孩的年老妇女的相应比例会升至30%，这意味着三分之一的年老妇女在快退休的时候没有儿子赡养自己。

　　对于很多这样的人来说，年老时要想持久维持生计，就意味着身处一种类乞讨的地位，他们不得不请求女儿女婿从奉养女婿父母的资源中拿出一部分来给自己。即使是有一个儿子，后代也得有非常稳固的传统孝道观念，才会赡养父母。而中国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习俗正发生巨变，人们已不再把孝敬父母视为理所当然。如今在中国，大部分人都习惯性地认为，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必会崛起壮大，但由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中国的潜在风险也越来越突出。

　　出现无法结婚的男性

　　在一般社会人口，预测出生的男婴和女婴数目是有一定规则可依的。出生性别比（SRB）——或者说每100个女婴对应的男婴数目——波动范围通常在103到106，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中国的一个孩子政策出现以来，这些生物学上的规律就不起作用了，该国的性别平衡状况已很古怪，对于其变化走向我们则感到完全地陌生。

　　在1928年的中国人口普查之后，人口统计学者注意到了数据方面的一些异样；根据调查结果，国家的SRB接近109。几十年过去了，报告的这种性别失衡现象更加严重。到2005年，小型人口普查报告表明，每100个女婴会有119个男婴；据官方注册数据，在1至4岁的年龄段，男女比例则是123：100。在很多省份——人口数量与欧洲的大国一样大——SRB甚至超过130。中国报告的头胎SRB是接近正常值的，但到第二胎或者二随后的几胎，SRB飞升至150，这从生物学上讲是不可能的。很明显，中国父母在生头胎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愿意顺其自然，但为了确保随后出生小孩的性别则会有所干涉。

　　当今世界，报告出现不正常出生性别比的不仅有中国大陆；韩国、台湾、新加坡和北印度的部分地区，最近几年的SRB都升到了108以上。在所有这些背景下，出现这种奇怪的失衡现象，可归结为三个因素的影响：对生儿子的强烈偏爱；低的或者次级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这加大了每个出生孩子性别的影响）；可利用的性别检查技术，比如超声波检查，它促发了大量性别选择性的堕胎。可是在如今的中国，SRB的地区差异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极端——毋需置疑，失衡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孩子政策使然。曾教授则认为这项政策要为中国的SRB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现在的过剩男婴会是明天的准新郎。中国是文化非常看重婚姻的，但对下一代而言，从数学上看不可能每个男性都能如愿。前所未有的婚姻性别挤压问题正潜伏在中国——高度依赖家庭和谐来保证社会的稳定。曾教授及其同事们的估算结果表明，这一问题是何等重大。如今，三十大几的中国男人约有5%没结过婚。到2020年，这个数字会超过15%，到2040年则可能高达25%。这种形势在乡村更为严重，因为农村的男性在婚配竞争更可能输掉，相比较城市的求婚者而言，他们不富裕、受教育程度也不高。根据同样的这些数据，到2020年中国农村35至40岁年龄段的男性中会没有结过婚的将达到约20%，这个比例到2040年可能超过30%。面对无法结婚的年轻男性的大量涌现，中国政府和社会将如何应对呢？这部分无法结婚的男性多是乡村和城市穷人，他们身体健壮，而又很可能是叛逆的。最这样的猜测，近乎是在想象一部科幻小说的结局，戏剧把我们带到一个世界，其坐标已被移走，远远离了我们所知的世界。即使这样，在那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极难想象，中国经济、社会和政府制度全都不会受人口上这一脱节的影响。

　　一胎政策无意中引发了很多人口方面的变化，但其最深远的影响可能不在于那些找不着对象的人，而是那些结婚生子了的人必须变革家庭结构。随着不合理的次级更替水平生育率的出现，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普遍，这种趋势预示着家庭之外人际关系网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特殊模式：有独生子女生下的独生子女。在这样的家庭，孩子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叔叔阿姨和堂兄堂妹。他们唯一的血亲就是他们的祖先和孙辈。

　　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及其同事所做的研究显示了中国离这种新的家庭模式还有多远。据他们的估计，到2011年的时候，中国25至49岁的城市成年人约四分之一是独生子。到2020年这个数字会增至42%，而到2030年，这部分群体比例会高达58%，显然是大多数。

　　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新模式家庭称作“无亲属家庭”，而它们的出现预计会形成巨大挑战。毕竟，中国文化是扎根在广泛而强烈的家族联系之上的。而本质问题是，逼近的变革不仅是抽象层面上的；传统家庭结构的消解也会把中国做生意的方式复杂化。

　　过去，SAIS（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称中国是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中国现在仍然是。为了克服公众对法律和政府机关的不信任，中国企业家和经济主体便倚重非正式关系来办事。这些非正式人际网（关系）降低了风险，也减少了和伙伴的交易成本。事实上，它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是没有公开说明这一点罢了。但随着无亲属家庭的出现，很多处于上升期的年轻的政经角色就不能再指望家族连结来进行安全可靠的交易了。

　　国家发展要素中至关重要的家族连结发生巨变，中国经济形势将会是什么样呢？可以想到一些具有补偿作用的社会调适，比如更可靠的法律或者和朋友间更亲密的关系。但如果以历史为参照，我们不难推测，这样的社会调适往往是缓慢的，近乎停滞不前，不能保证它们会及时地出现，来补救正在眼下的社会资本缺失。

　　在详述中国即将面临的人口麻烦时，我无意否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继续在物质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可能。中国经济在未来继续增长仍然是充满机遇的。而同时，我们也不应低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中国在接下来几年不得不面对的，不幸地是，这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国际社会和中国领导人自己都没有。

　　这种形势下，对于铸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人而言，讽刺意味不止一点点。他们探索如何摆脱过去压在国家身上的贫穷，方式专断却看似实用，在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已经勾画出人口问题这个恶鬼的模样，几十年后，它终究会成为国家的麻烦。人们最近怀念邓小平，他对毛泽东提出的灾难性的大跃进坚决反对。但历史可能最终会记住邓——和他的继承者——是由于他发动了人口控制政策，大跃进的影响比起该政策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王青 /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