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鬼传极npc没有语音:北京中法大学

主要概况[回目录][编辑本段]

在近代中法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留学史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曾写下绚丽的一章。对此，已有不少论著作了专门的研究。然而，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酝酿成立并存在30年之久的北京中法大学却几被遗忘，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本文利用档案和文献资料，拟对北京中法大学的概况作一初步探讨，从中展示北京中法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以及它在促进近代中法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历史沿革[回目录][编辑本段]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人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为动员法国退还庚子赔款，进一步推动留法教育，加强中法文化交流，联络中法两国人士，发起成立中法大学。中法大学由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和海外中法大学三部份组成，并由国立北京大学、广东大学、法国里昂大学负责筹备。其中，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扩充为文理两科，于1920年最先成立，首任校长为蔡元培[1]。

          经过四年的工作和努力，到1925年北京中法大学便初具规模，大学部发展为分别以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四个学院，即服尔德学院、孔德学院、居礼学院和陆谟克学院。服尔德学院即文学科，于1925年秋从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移至北京城内东皇城根39号，并改称服尔德学院。该院分甲乙两部，甲部为中国学生而设，乙部设于京西金山，为中国教员和法国教员而设，以便中国教员研究法国文学，法国教员研究汉学。孔德学院即哲学科，承1917年成立的孔德学校而起，于1924年正式成立，以法国哲学家孔德之名名之，院址设在东华门北河沿。该院设立当时有两个意图，一以便孔德学校教员从事教育研究和试验以及编辑教科书，二开设哲学讲座，以备孔德学校学生或中法大学其它学院学生听讲。居礼学院即数理化科，成立于1924年，校址初设于西山，1925年移至北京后门外吉祥寺，以法国化学家居礼之名名之。陆谟克学院即生物学科，发起于1918年在西山碧云寺设立的生物研究所（内附设天然疗养院），1922年开设讲座，并添设农场、天文台测侯所等，1925年以法国生物学家陆谟克之名名之，并扩充为甲乙两部：甲部设于北京东皇城根，有生物学讲座和试验室；乙部仍设于西山，包括医院、农场等[2]。1926年1月22日，北京中法大学奉教育部第112号指令，正式得到认可[3]。

          除大学部外，北京中法大学还设有中小学部。中学部包括以下四所学校：一、孔德学校，成立于1917年，校址在北河沿54号；二、西山中学校，成立于1925年，校址在西山碧云寺；三、温泉女子中学校，成立于1924年，校址在京西温泉；四、温泉中学校，成立于1923年10月，校址在京西环谷园。小学部包括以下三所学校：一、孔德学校，校址在东华门大街33号；二、碧云小学校，成立于1921年，校址在西山煤厂村28号；三、温泉小学校，成立于1924年，校址在京西温泉村。截止1926年，北京中法大学大学部和中小学部学生合计约1000余人[4]。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中法大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董事会条例》、《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和《私立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条例和法规，对学校的设置作相应的调整。1929年在上海设立药学专修科；1930年3月15日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第651号指令，暂准备案[5]，并于同年遵令停办各学院预科，改设附属高级中学甲乙丙三部：甲部附属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旨在救济志愿升入文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学生，课程安排以文科为主；乙部附属北京中法大学理学院，旨在救济志愿升入理学院或医学院的学生，课程安排以理科为主；丙部附属北京中法大学社会科学院，旨在救济志愿升入社会科学、文学、理学、医学各院的学生，课程安排文理并重[6]。1931年春设立镭学研究所和高级中学商业专科，同时成立由中法两国人士共31人组成的校董会[7]，负责经营北京中法大学的教育事业[8]，并改称各院名称，将服尔德学院改称文学院，居礼学院改称理学院，陆谟克学院改称医学院，孔德学院改称社会科学院。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法国文学、经济学三系；社会科学院下设哲学、社会学两系（原还设有文艺系）；理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四系。以上三院各系修业年限均为四年。医学院则不分系，修业年限为5年，期满后实习一年。是年12月奉教育部第2110号训令，正式获准立案。1932年成立药物研究所。1934年又成立理工调查所，并于同年8月奉教育部令，将社会科学院两系并入文学院办理[9]，称文学分院，同时结束商业专科学校。1935年兴建理学院理科大楼。1936年9月将社会科学院各系及高中丙部移入文学院及高中甲部，取消文学分院。     

停办缘由[回目录][编辑本段]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中法大学的发展遭中断。虽因与法国的关系，北京中法大学得以维持至年底，但到第二年北京中法大学便因日伪的压迫，既不能招收新生，也无法公开上课，是年6月8日，伪北京特别市公署社会局因北京中法大学附属高级中学及附属西山温泉初级中学拒绝参加庆祝徐州陷落活动，便以“不服从地方主管教育机关命令”为由，发布第572号公函，要求中法大学将该两附中主任撤换，即日离校，不得转入校内其它部门；同时又颁布第2273号训令，勒令停学。在日伪的一再压力下，中法大学附属学校于7月20日被迫停课[10]。有鉴于此，校方派代表潜行南下，请示教育部，建议学校南迁，并在昆明成立中法大学驻滇办事处，作为学校南移的联络机关，同时成立昆明附属中法中学，为大学南移作准备。1939年7月间北京中法大学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率先将理学院迁往昆明，以便为抗战培养所急需的人材。是年11月27日，中法大学理学院在昆明北门街59号正式开学。1941年8月，中法大学又呈准教育部，将文学院也迁至昆明招生上课，同时在西郊黄土坡建筑校舍150间，将理学院迁入，而文学院则留在北门街。

 北京中法大学自停课南迁后，校长李麟玉和其他数位教授坚持留守北京，一边照管校产，一边从事研究工作[11]。1941年7月10日和16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先后发布督办周作人签发的第344号公函和1370号训令，以中法大学及附属高中自1938年9月以后即中止授课，校舍悉数空闲为由，勒令校长李麟玉务必在8月1日之前将校舍全部移交伪北京大学法学院和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接收应用，中法大学被迫迁至镭学研究所（即国立北平研究院理化部）工作[12]。1945年7月镭学研究所复被日伪部队强占，中法大学再迁至所属铁工厂，在此过程中，学校的仪器和化学药品等损失颇巨[13]。同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法大学开始筹备复员工作，先后将校产收回。1946年暑假，大学部由昆明迁回北京，所有在北京的附属高中及温泉男女初中也均筹备复员，昆明附中则应当地的需要，仍留黄土坡原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京中法大学因经费困难，由私立改为国立，6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第152号令，派周扬、张宗麟、恽子强为军管会代表，接管中法大学[14]。9月23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第1475号令，决定自即日起撤销军管代表和接管小组，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总务长、教职联代表和学生代表共九人组成校务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协助校长处理校务[15]。1950年10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下发由部长马叙伦盖印的第811号令，决定中法大学于1950年暑假终了后停办，该校原有之文史系、法文系合并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生物系合并于南开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合并于华大工学院，以上三系学生如有不愿去华大工学院者，可去北京大学就学[16]。至此，北京中法大学正式停办。

特色教学[回目录][编辑本段]

         北京中法大学虽然只存在了30年之久，但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却是一所颇有特色的私立大学，且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不乏可纪之处。

          首先在学制上，北京中法大学一方面依据中国学制，同时又受法国大学区制的影响，大学不只限于高等教育，而是包括大中小学三级教育，互相衔接，所在校区，城内城外，远及数十里。北京中法大学附属的中小学部是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纳入大学的管理之下。根据《北京中法大学章程》规定，中小学部各校设主任一人，由校长聘请，代理校长主持校务；各中小学的教务主任、教员、监学、事务员也均由主任推荐，校长聘请。北京中法大学的校长不但负责大学事务，同时也全权负责各中小学事务，这与当时国内一些大学附设的中小学是有所不同的，充分体现了法国大学区制的精神[17]。北京中法大学的创办人李石曾就十分重视这一点，曾明确指出：“法国大学分为十七学区，每区有一大学，即包含文理医法等科与中小学，此即中法大学所欲采其长以行之者。于此言之，不仅关于一校，实亦一种学制之试验也。”[18]

          在校风和学风上，北京中法大学受李石曾、蔡元培等创办人思想的影响，提倡互助、勤劳、节俭，强调本校在德育方面，除普通德育外，特别重视以下两点：积极方面注重互助；消极方面注重节俭。在体育方面，除普通体育外，特别强调工作勤劳、接近自然的重要性。在学风上，则重视自然科学，重视实践和应用，北京中法大学组织大纲第一条即规定“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材，-------并注重实习、致力应用为宗旨”[19]。为此，北京中法大学不但在城内设有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标本室和铁工厂，而且在西郊设西山学院，西山学院除陆谟克学院乙部，服尔德学院乙部、西山温泉各中小学外，还设有西山天然疗养院甲部（病后疗养，位于西山碧云寺）和乙部（肺痨病，位于西山玉皇顶）、温泉天然疗养院（皮肤、神经等病），第一、第二、第三农林试验场，以及测侯所和天文台等，供学生试验和实习，强调西山学院的宗旨就是私淑中国宋代学者陶渊明和法国思想家卢梭的主张，接近自然，同时也突出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树立“于高深及应用学术，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思想[20]。

          其次，北京中法大学也是中国近代一所颇有实力的大学。对一所大学来说，经费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在近代众多的私立大学中，北京中法大学的经费是较为充裕和稳定的。据北京中法大学1931年《学校收支金额及项目表》所载，学校的经费收入为680.894.00元。经费的来源包括以下四项：一是息金70.000.00元；二是学费10.894.00元；三是补助费（来自中法基金之息金）450.000.00元；四是法国庚子赔款补助费150.000.00元[21]。北京中法大学的这一经费远远高于当时国内的其它私立大学（不包括教会大学）。

总之，北京中法大学由于经费比较充裕，并有法国方面的合作，发展至30年代，已成为国内一所有声誉的大学之一。30年代的北京中法大学诚若李书华所说：“规模宏大，人才众多，校舍图书仪器均极完备，堪称国内优良大学之一。”[34]在自1920年创办至1950年停办的30年里，北京中法大学共有569名学生毕业，其中理学院225人，文学院281人，医学院11人[35]，为我国培养了一批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和文史方面的人才。此外，北京中法大学在抗战期间还在昆明与空军军官学校及国际无线电台合作，于1941年12月至1946年7月共举办四期无线电人员训练班，训练通讯人员400名，机务人员300名，为抗战培养了一批专门技术人材[36]。

中法交流[回目录][编辑本段]

北京中法大学作为近代中法文化交流的产物，它除为我国培养学术方面的研究人材之外，反过来也积极致力于促进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北京中法大学组织大纲》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提出“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材，沟通中西文化”[37]为宗旨。北京中法大学设计的校旗和校徽，也突出体现中法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中法大学的校旗以青、白、红三色为底色，便是取中法两国国旗的颜色；校旗的图案为在旗中央双环交加，青居左，红居右，以表示中法合作，中间复贯以紫黄两色，紫色代表自然科学，黄色代表社会科学[38]。中法大学的校徽则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内容，以双手象征民族和博爱，以天平象征民权和平等，以嘉禾象征民生，以飞鹰象征自由，并明确指出北京中法大学校徽的图样，其用意就“在融汇中法两国民族文化之精神”[39]。

          北京中法大学为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广泛介绍法国的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在这方面，北京中法大学校刊——《中法大学》半月刊/月刊起了重要的作用。《中法大学》半月刊于1925年10月创刊，共出三期，至1926年10月改名为《中法教育界》，至1931年9月出止第45期后，改办为《中法大学月刊》。《中法大学月刊》一直出止1937年8月第11卷第4、5期合刊停办，发表启示，宣布自9月1日{即下一学年}起改为季刊。中法大学校刊除报导与中法教育有关的消息、刊载一些研究文章外，大部分的文章都与介绍法国的学术有关。在自然科学方面，中法大学校刊除介绍法国生物学家陆谟克和居礼夫人的生平和学说外，还介绍了其他一些著名的法国科学家，如192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毕汉（Marce Boll）、著名化学家博德罗（Marcelin Berthelot）的生平及各自在该领域所作的贡献。同时，校刊也译载一些法国科学家的论文，如巴黎理科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宝海（Emile  Borel）的《纯理的科学和应用的科学》、天文学家多瑞尔（C. Dauzere）的《大气中的放电》、鲁塔兰桥（G. Rutledge）和 道格拉斯（R. D. Douglass）的《几个定积分之求值法》、法国科学研究院会员、物理学家法勃莱（Ch. Fabry）的《原子之蜕变》、富莱（R. H. Fowler）的《平面曲线》、米诺（Henri Minot）的《爱因斯坦宇宙观的新阶段》、乌勒维格（L. Houllevigue）的《今日对于物质内部机构的认识》、穆勒（Henri　Moureu）的《量子之危机》、吉约蒙（M. A. Guilliermond）的《关于酵母菌的生殖性及其系统来源上的新观察》，等等。此外，对应邀来校演讲的法国科学家的生平，校刊均作简要的介绍，并将演讲稿予以译载。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中法大学校刊也译载了不少法国学者的论著，如社会学家布格尔（C. Bougle）的《社会主义与社会学》、巴黎大学名誉教授欧乐（Aulard）的《服尔德与中国》、富耶（Alfred Fouillée）所著《哲学之历史》一书的第九、十二章《十九世纪法国的哲学》和《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之哲学》、唐内（Paul Tanet）的《圣西门与圣西门主义》一书第二、三节的《圣西门社会哲学的普通精神》和《圣西门的社会组织计划》、莱维－布律尔（L.Lévy-Bruhl）的《笛卡尔的哲学》和《社会改革家——孔德》《孔德的一生及其哲学》《法国现代哲学运动》《服尔德之哲学》《占卜术》《初民心灵对于第二因的冷淡》《神的判决》、史学家古郎绥（Fustel de Coulanges , 1830-1889）的《欧洲古代的家庭》、巴黎大学教授勒菲尔（Le Fur）的《国际公法小史》，等等。同时，校刊也译载法国一些著名思想家的文章，如柏格森的《可能与现实》、美学家居友的《艺术中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的表现》。此外，校刊还发表了一些中国学者介绍法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章，如杨堃的《在法国如何学社会学》和《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萧子升的《孔德论人类知识进化律》、彭相基的《笛卡尔哲学述略》、郑子修的《卢骚的教育思想》、胡鉴民的《涂尔干氏的社会心理学说》、萧石君的《法国大革命与国民美术的起源》，王来庭的《蒲鲁东之经济主张》等等。

文学方面[回目录][编辑本段]

在文学方面，中法大学校刊所作的介绍大体分为两个部份，一是大量译载法国作家的作品，二是译载和发表与研究法国作家和作品以及文学思潮相关的论著。就前者来说，中法大学校刊译载了自中世纪至20世纪各个不同时期法国作家的作品，涵盖的范围很广。据不完全统计，中法大学校刊先后译载了二十余名法国作家的作品，共计63篇，这些作品既有诗歌、小说，也有剧本。 北京中法大学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邀请法国学者来华讲演。据不完全统计，在1926年至1937年的十年里，北京中法大学先后邀请了十余名法国学者来校演讲。1926年10月1日，巴黎大学教授、考古学家富歇（M. A. Foucher） 在服尔德学院作题为《印度佛学之传述》的演讲，并由学校招待，陪游西山[43]。10月14日，法国电学家白兰（M. Edouard Belin）在代理校长李书华的亲自陪同下来校演讲，介绍他发明传递图像电报的经过，讲解发信机和收信机的构造和用法，并放映幻灯图片，加以说明[44]。同年12月14日，巴黎博物学院教授、著名地质学家、法国科学院终身秘书拉夸（M.　Lacroix）在北河沿服尔德学院演讲《倍雷Mont Pelée火山喷火的各种现象》，并用幻灯放映了67张照片，以具体说明当时的情形[45]。1927年11月，巴黎自然博物院成员、法国鸟类保护会会长德拉鼓（J. Delacour）来校演讲，题目为《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哺乳类及鸟类》[46]。1930年5月27日，法兰西学院教授 沃伦诺夫（Voronoff）博士在北京中法大学礼堂进行返老还童术手术实验，取狗两只，当众解剖，观众约千人。次日，又由校长李麟玉亲自作陪，作题为《人类接腺与兽类接腺》的演讲，听众近二千人。6月4日，法国文学博士马古烈（Margoulies）在孔德学校礼堂作题为《文化之交换》的演讲，前往听讲的学生约五百人。6月28日，巴黎大学教授杜马斯（George  Dumas）来校参观，由校长李麟玉和前代理校长李书华招待，并摄影留念[47]。1931年10月9日，法国论文家与美术批评家爱里霍（Elie  Faure）先生在本校礼堂讲演，题目为《世界艺术的演进》，由本校教授曾觉之先生翻译，听众400余人[48]。同年10月16日，巴黎理化专门学校校长兼法兰西学院教授郎之万（Paul  Langevin）在本校礼堂作题为《太阳热之起源》的演讲，由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翻译[49]。1933年12月6日，天文学家法叶（M. Fayet）来校作题为《时刻之测定与国际经度之重测》讲演，并放映子午仪、等高仪及天文钟等影片，加以说明[50]。同年12月11日，上议院议员、前法国教育部长和欧华（M.Honnorat，另译欧乐纳）应邀来校参观，作题为《巴黎大学城之意义》的演讲，放映了有关巴黎大学城的影片，并代表巴黎大学与北京中法大学互赠礼品。巴黎大学赠送的礼品计有：巴黎大学纪念章；巴黎大学校长手签巴黎大学礼堂壁画影片一幅；法国著名艺术家作品像片一册，计25幅；法国国家赛佛磁厂出品的天青磁缸一件；书籍30余种，计58册。北京中法大学回赠和氏的礼品有素底彩绘古磁瓶一座，另宋锦描金砾绢对联一幅，其文曰：“教世界不让其教国民心，共见大同无我，公天下断当自公学术始，君是第一解人。”[51]1935年9月7日，巴黎大学教授、法国国家医学会会员勃伦特（Brumpt）来校作题为《非洲之睡病》的讲演，并放幻灯片，加以说明。[52]1936年4月16日，安南巴斯德院院长慕兰（Morin）来校讲演，介绍有关巴斯德院的情况[53]。

突出贡献[回目录][编辑本段]

在邀请法国学者来校演讲的同时，北京中法大学也积极派遣中国学生到法国留学。据统计，在1926年至1939年的十余年里，北京中法大学先后资送93名（其中5人因故未出国，实为88人）毕业生赴法留学，其中文学院44人，理学院32人，医学院12人[54]。另外，陆谟克学院于1926年前也派出34名学生赴法留学[55]。这些留学生到法国后，所学专业十分广泛，既有学文学、美术和心理学的，也有学政治、法律和经济的，既有学医学、生物学、地质学、动植物学和机械学的，也有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的[56]。他们大多在欧战爆发后回国[57]，在教育界、科技界、医学卫生界任职任教，其中不少归国留学生成为国内有名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为传播法国学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北京中法大学还积极参加和支持一些有益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的活动，如1927年法国方面发起博得罗诞辰百年纪念大会，并筹建巴黎世界化学院，北京中法大学自始至终积极响应，在国内做了大量的组织和联络工作，为巴黎博氏百年纪念会总秘书处转发邀请函，先后两次单独举办讲座，刊出博得罗百周年纪念专号，介绍博得罗的生平及学说，委派代表出席10月24——26日在巴黎召开的并博得罗百年纪念大会，另为筹建巴黎世界化学院捐赠华币1500元{折合16、950法郎}，并设立博得罗奖学金，每年拔出1000元，奖给两名中国留法学生，一个奖给留法专攻化学的北京中法大学学生，另一个奖给留法学习科学的中国学生[58]。1934年经中法两国有关文化团体的努力，拟在法国第一次举办中国画展，北京中法大学又积极襄助，在得知画家徐悲鸿遇到经费困难后，立即电汇2000元，帮助徐悲鸿和夫人蒋碧微携作品赴法出席画展[59]。1935年为纪念法国作家雨果诞辰一百周年，北京中法大学在校刊刊出专号，介绍雨果的生平和作品。此外，北京中法大学还曾为巴黎博物院转请北京历史博物馆帮助检定玉器的名目、年代及用途。总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北京中法大学诚如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所说，它是“沟通中法两种文化之高等教育机关”[60]，是“ 中法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中心”[61]。

不足之处[回目录][编辑本段]

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北京中法大学虽曾达到相当的规模，但它的地位和影响最终不如南开、厦门、复旦等私立大学，这除一些客观因素外，与北京中法大学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无关系。笔者以为，就自身来说，以下的一些问题妨碍了北京中法大学更好的发展：

第一，法国的大学区制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法国的大学区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大学区的大学校长全面负责区内从中小学到大学的一切教育事宜，这一制度在摆脱中世纪宗教对教育的控制、最大限度地争取教育独立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教育官僚化，而北京中法大学模仿法国的大学区制虽然在学制上具有创新意义，但在当时却是不大适合中国国情的。首先，北京中法大学并不具备同时办好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物质条件。比较而言，北京中法大学的经费虽然还算充裕，但以它的财力同时发展初等和中等教育，这是远远不够的，其结果只能是妨碍大学更好的发展。以1930年为例，北京中法大学下属各中小学的经费开支就占了相当的比例，为126,581.07元，这一数字尚不包括高级中学甲乙丙三部的开支[62]。此外，北京中法大学自身也缺乏如何管理大学区的经验。其次，北京中法大学在国内单独实行大学区制，一方面固然形成自己的特色，如重视应用，重视法语，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一定的封闭性，不能广泛吸收各类人才。北京中法大学长期以来生源狭窄，主要来自河北，就与它在国内单独实行大学区制有很大关系。

 第二，管理和计划不周，造成资源的浪费。如前所述，北京中法大学教员与学生之比长期以来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中法大学师资力量的雄厚，但同时这一过高的比例又是极不合理的，造成经费的虚耗。对一所大学常年经费的开支来说，教职员工薪所占的比例往往最大，北京中法大学的情况也不例外。以1937年度北京中法大学的经费开支为例，总开支为337,946.52元，教职员工的工薪为111,587.00元（其中教员薪金92,426.00元，行政人员薪金11,069.50元，工饷8,092.14元），占总开支的三分之一，其次为购地费80,000.00元，再其次为各学科设备费63,556.78元[63]。北京中法大学在管理上没有充分利用本校的师资力量，设法扩大招生规模，这不但造成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影响学校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北京中法大学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地位。此外，北京中法大学在学科的设置上也缺乏严密科学的论证，如在1930年前后，北京中法大学已计划设立医学院，急需投入财力，教育部在批准北京中法大学立案的同时也责令医学院从速添设附属医院，充实设备，北京中法大学在呈请立案的报告中也承诺在1931年度筹资32万元[64]，用于医学院的建筑和设备费用，但在实际上北京中法大学并没有去完善医学院的办学条件，相反却在远在北京之外的上海设立药学专修科，成立中法大学上海筹备处，1931年又盲目地设立高级中学商科（不到四年便停办），等等这些举措都是不利于学科建设的，反映了北京中法大学在学科规划上的随意性。

 第三，校长李麟玉缺乏教育家素质。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史表明，一所成功的学校，往往是与有一位出色的校长分不开的，这对近代中国的私立学校来说，更是如此。近代中国一些有名的私立学校，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震旦大学以及晓庄学校和中华职业学校等，它们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都是与有一位既懂教育又热心教育事业的校长连在一起的。而长期担任北京中法大学校长的李麟玉，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早年就学于南开中学，1910年即赴法留学，先后就读于巴黎雷外克中学、昂西化学院、杜鲁芝化学院、巴黎大学理学院，1921年归国，有相当的专业知识，但对教育问题并无研究。北京中法大学的学科建设长期来停留在最初的水平上，有些甚至出现倒退，这无疑与校长李麟玉不懂教育有很大关系。并且，在行政方面，校长李麟玉的能力也是有欠缺的。在治校过程中，他不但作风保守，固执专制，既不与学生接触，也拒绝听取其他教员的一些不同意见，而且搞封建宗派，学校的行政系统长期来几乎清一色地由河北籍人员把持。以1937年为例，校务处职员17人，河北籍14人，外省籍3人，文、理、医三院职员22人，河北籍15人，外省籍7人，附属第一、二、三农林试验场职员5人和温泉、西山天然疗养院7名职员，全为河北人；北京中法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除孔德学校之外，也以河北籍居多，附属碧云小学的7名教职员和附属温泉小学的9名教职员全为河北人，附属西山温泉初中20名教职员除一人为浙江籍外，其余均为河北人，附属温泉女子中学的20名教职员除2名北京市人和1名天津人、1名浙江人外，其余16名均为河北人，在附属高级中学甲乙部的22名教职员中，河北籍占了一半，计11人，在大学部文理医81名教员中，河北籍占四分之一，计有23人[65]。这一情况最后又连锁地导致北京中法大学大学部的生源长期来以河北籍为主，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以上[66]。此外，李麟玉的一些亲属也在中法大学执教，并任要职，如妹夫吴文潞任数学系主任，子婿马士修任物理系主任。校长李麟玉的封建宗派作风对学校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严重地妨碍了北京中法大学对优秀教员和富有潜能的学生的吸收，造成极强的封闭性，对此，中法大学的许多教职员和学生深感失望，明确表示“不相信他会把中法办好”[67]。笔者以为，北京中法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除存在管理和规划等问题之外，缺乏开放性则是它的一个最致命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