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之心》:那个年代的性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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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学的朱大可参加了在操场上举行的一场流氓犯宣判大会。
　　台上那个外校高年级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淫秽手抄本,在这本坏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自己的亲姐姐,想仿效书上的情节耍流氓。他的姐姐不从,哭着把他告到了派出所。这个男生被派出所抓去后打了一顿,又放了出来。但是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到亲人,在姐姐肚子上捅了一刀。
　　学校的大喇叭,用义正言辞的声音宣判:“死刑”。而台上的男生居然没有一般死囚临死前的惧怕,相反,他的眼光不时睃往台下,大约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熟悉的面孔,他呲着牙笑了。他已经被各所学校的大喇叭宣判过多次“死刑”,只因没有完成各校示众这一“使命”,才一直没有拉去枪毙。
　　37年后,当这个案件再次被提起时,作为研究者,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室主任皮艺军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被判死刑的中学生当时是否已成年?他是十几岁?
　　罪犯被带走,台下的受教育者们,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光后,再也无法回忆起这个高年级学生被“宣判”时是不是已成年,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他的姐姐在被捅一刀后,是生是死?唯有案件本身和那本被一提再提的犯罪根源——《少女之心》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 那个时候的“流氓们”
　　
　　《少女之心》第一次传到朱大可手里,是1975年。这时,他已高中毕业,进厂当了青工。他在偷看这个小薄册子时,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选的红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怀疑。
　　那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己看过《少女之心》呢?那个时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沦为有“流氓”之嫌。
　　在洋泾浜上海,市民一直习惯于用西式的发音来表达一些内容用汉语不太容易表达的内涵,比如,用“来赛”这个发音(lasses,原意小姐)指代类似发育成熟、行为开放的女性或女流氓,用“马格”这个发音(mug,有脸、嘴、抢劫、流氓等含义)表示男流氓。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也是“流氓”。朱大可隐约听到人们悄悄耳语,某某人是个流氓,他“吸精”!
　　北京市公安局在文革中后期以“流氓”罪抓捕了不少青少年。皮艺军此时正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当预审员,他回忆说,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他,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当时中国还没有犯罪学的研究,在没有对照组数据的情况下,就用这种线性思维。其实这种判断并不正确”,皮艺军说:“那时候没有人对未犯罪的少年进行调查,统计一下有多少男少女看过《少女之心》,所占百分比是多少,就直接把《少女之心》当作影响犯罪率的因素”。
　　1979年,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工作者廖岭珠在上海社科院出版的《社联通讯》1980年增刊第七期《少女犯罪与性爱心理初探》一文中写道:“据某中学一个班级的不完全调查,43名学生中,承认看过《少女之心》等黄色手抄本的就有13名,有些学生甚至在上课或自修课里抄阅这类书刊”。但是这些孩子并未犯罪。实际上,大多数传抄《少女之心》的案件都是因为追查其它案件时被连带出来的。
　　
　　■ 姚文元的“扫黄令”
　　
　　一般情况下,如果未发生刑事犯罪,《少女之心》的“读者们”大都能安全地“潜伏”着。岂料刚进入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
　　《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黄色小说”来追查的。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围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
　　姚文元是在1974年10月的一份“内参”上看到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消息的。他找来这本书看了一遍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的坏。”在他看来,《第二次握手》尤其反动,里面不仅宣扬资产阶级,宣扬有海外背景的科学家是爱国的,它还歌颂了周恩来!这本书是一定要彻底追查并销毁的。但是又不能打着政治反动的旗号来追查,那就等于挑明要反对周恩来。于是,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就成为追查理由,将其定为黄色书籍,在全国以扫黄的名义追查,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为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1975年的法庭对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指控包括:“你这个《归来》,本质上与《少女的心》是一样的,”“《少女的心》是砒霜,《归来》是鸦片”。这个“鸦片”有四大毒素: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 压抑和反弹
　　
　　张扬在不准写爱情的年代,“硬要”写了爱情,所以他的书“沦落”到色情读物《少女之心》的层次。而后者,是一本并无故事情节、更无爱情描写、从头到尾赤裸裸性爱的色情手抄本。
　　即便是在今天看来,《少女之心》也不能算是一部文学作品,甚至连一部故事都算不上,然而,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反弹,越是谈性变色,越是偷窥得性味盎然。
　　那时候有个词叫“作风问题”,特指“男女关系”。皮世军在分析性压抑对中国人的影响时说:“当时的性压抑是对所有人的,各级干部在性压抑之下产生的异常的工作作风,对自己的部下任何‘作风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和过度反应。谁和谁稍微多接触一点,他就可以派人去捉奸,把自己变态的压抑投射到下属身上,自己的工作作风也因为这种压抑而变成变态和粗暴。”
　　也正是在这种贫瘠而压抑的环境中,一些外国电影中短短的数秒拥抱、接吻镜头都会让不少人如痴如醉。在那个年代,《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女星》……这些影片被很多青年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皮艺军接触到的一名少年犯讲述,日本电影《望乡》他看了七遍,后六次每次买完票以后就在电影院门口等着,等到将要出现早年妓院的镜头时,他分秒不差地踩着钟点进去。买那么多张票,就是为了多看几次那几秒钟。
　　《望乡》中几秒钟的镜头,《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中数行文字的描写都能对人构成极大的刺激。皮艺军认为,由于当时“性”在中国一直被当成最淫秽的东西,讳莫如深,所以处在性压抑之中的中国人,都还没有“脱敏”。
　　因为对“性”过敏,所以不能谈性,又因为对“性”过敏,所以《少女之心》中的性描写就成了一针兴奋剂。一些青少年为此而犯罪,法律和社会舆论只注意到他们对别人造成的性侵犯,却没有看到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犯下的罪——他们本该享有正常途径的性教育。于是,一本黄色读物就变成了洪水猛兽。
　　
　　■ 一个县城的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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