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徐水涯：点名是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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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涯：点名是对历史负责
发布时间:2011-04-02 10:00 作者:徐水涯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488次写历史著作，写谈史文章，历来有个困扰人的问题：尊者、贤者干了错事，甚至罪事，写史时要不要直书其名？我以为，严肃的、郑重的史著，必须要写。诚然，这里有个情势是否允许和是否适宜的问题。但不写便不是完善的史著，而是残缺的史著。残缺的史著现在很多。这种残缺，常常是情势使然。
何以严肃的、郑重的史著，必须直书历史人物之名而不论其身份？这是史书的天性所决定的。史书，是存史的，真正意义的史书必须要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写真史，不写伪史，也不写真伪杂糅的历史，乃是史家的天职，更是写史的铁则。为尊者、贤者讳的史书，不能算是完善的史书。完善的史书，既要记录尊者、贤者做的好事，也要记录他们做的错事。记做好事要直书其名，记做错事，也要直书其名。这种秉笔直书——直书其名的记史法，即实事求是的记史法。这是尊重历史的记史法，是尊重人民的知情权的记史法。这样记录历史，是对历史负责，是对后人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行为的正义性负责。谈史的随笔、杂文，以及涉史的宣传材料，不同于郑重的史著，可以相对灵活，但是若想使所论观点及史实的含金量高，也应尽量直书其名。
姑举三个使用直书其名记史法的例子。
一、小平同志拍板点华国锋同志的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体例安排上，是需要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历史也总结进去的。在这几年被称为“徘徊”状态的历史中，华国锋有过一定错误。这就发生了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的问题。小平同志明确指示：“需要点华国锋的名”。（程中原《在历史的漩涡中》222页）《历史决议》照办了，对华国锋的功过做了比较恰当的评价。高层当时取得了共识：这样做，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华国锋本人负责。华国锋同志去世后，中央对他的历史贡献做了进一步评价，党史学界对他的错误做了更具体科学的分析考辨。这样做，也当然是为了对历史，对华国锋同志负责。
二、胡乔木同志拍板要注明“杜荃”是郭沫若。在为《鲁迅全集》作注释时，注释者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个署名“杜荃”的作者，曾著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判鲁迅是“封建余孽”、“反革命”、“法西斯蒂”。经考证，杜荃即郭沫若先生。要不要注明？胡乔木看完考证文章后拍板：证据确凿，可以注明。于是注释者在杜荃的名字后面加了个括号，写明是郭沫若。郭老后来当然认识到了鲁迅的伟大，万分后悔做了此文。但历史就是历史，作注释还是要如实记录的。实际上，郭那样批鲁，今天来看，当然很不好，但若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来看，也可以理解，郭老的文章也算不上什么滔天大罪。
三、周扬同志同意点自己的名。1935年6月28日鲁迅致胡风信中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对“元帅”一语，注释者拟了一条注：“指周扬，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这样写成不成？由于周扬在历史上曾与鲁迅不睦，所以胡乔木请周扬本人酌定。周扬的态度是：同意此注释。周扬是尊重历史的。以周扬当时的地位，他也可以提个“缓注”之类的意见，但他没有那样做。周扬这种态度，无疑会得到人们尊重。
以上三例，都是尊者、贤者被直书其名的例子。因为是记史，必须如此。正因为直书了尊者、贤者的名字，这些文献记录才成为真正的历史。我们从中看到了小平、乔木、周扬对历史的极大尊重和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此三例具有典范意义。
来源: 北京日报 | 来源日期：2011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