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文件编码:张爱玲集外文发现记

止庵先生：

今晨三点四十分，你家电话响了吧，那是我打的，——我发现张爱玲佚文啦，特向你求证，情急之下，拔打了平生第一个“夜半惊魂”（余光中语），想必你这个张爱玲专家不会怪罪我这个张迷“发现的愉悦”（陈子善语）罢。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些日子陈子善叫我帮着找老版的《红日》，你叫我帮着找《宇宙风》杂志，我的住室的逼仄你是知道的，找一本书还不如买一本书来的省事，翻箱倒柜，两手脏黑，却没找到你们要用的书。找书够烦，但是也时不时带来意外的愉悦——嘻嘻，原来我还藏有这本书。昨夜找出了六年前从潘家园地摊买回的一堆从八道湾十一号流散出来的《亦报》，如逢故人，你不藏旧书体会不出这种感觉。我这些天夜里的消遣就是看《乡村爱情》，你批评我说话都像刘能嗑嗑巴巴了，但是我就是喜欢看。昨夜没看，功夫全搭在《亦报》上了。《亦报》之所以如此出名，鹤立于小报界，全是因为上面刊有周作人的《饭后随笔》，张爱玲的《十八春》、《小艾》。周张佚文的重见天日子善教授功莫大焉，网上有一书友发毒誓“我就不信我这辈子就跟《饭后随笔》无缘了！”，这位网友说的《饭后随笔》是子善教授九十年代初编校出版的。

我的这堆《亦报》是江幼农（1932—1969）的旧藏。江的父亲是民俗学家江绍原（1898—1983）。江家一直住在八道湾十一号，与周作人是很亲熟的老邻居。周作人在随笔中说：“从前尺牍里，常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两句话，这本来只是秋水轩式的套语，谁也不见得认真去看它，可是在这几天我却是真切的感到了。《亦报》以前每天总在下午三时顷送到，也并不觉得怎么，这回旧新年休息得特别长，有三天没有报，这三天里可是感觉有点寂寞了，好像是爱抽纸烟的没有烟抽，仿佛可以说是有点瘾发了吧。平时《亦报》来时，家里的人看了，再送给江幼农去看，一总看的人总有五六个吧，这回香烟瘾所以发的也不止一二人，可是我们怎么能怪报社呢，一年里难得有两回休假，论理这三天也不能说是太多吧。”（《一日三秋》，载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亦报》）这段话既表明了他和《亦报》的亲密关系，也表示了他和江幼农的邻里之亲。你我小时候四合院里不也一家订的《北京晚报》几家传看么。周作人这里说“再送给江幼农去看”，我认为就是不往回要了，因为江在上面写写划划俨然就是报主了。江幼农在《亦报》发表了许多知识小品的短文章，他把底稿和报纸用区别针别在一起，在上面校出了许多错字。你常说我写东西不仔细错字多，我一直辩解写错字是绝对的，不写错字是相对的。

你知道我是从来不跑图书馆的，我就是利用私藏写东西，甘愿“井底之蛙”的状态，所以我许多年来只发现了这一篇佚文，但一发现就是我最崇拜的作家张爱玲的佚文，此生足矣。我不太赞成动辄就使用“佚文”这个词，你好像说过慎用“佚文”改称“集外文”比较适宜的话。我前两天翻旧《书城》杂志，正巧看到陆灏和一位读者关于这两个词用法的讨论。当然“佚文”比之“集外文”响亮的多，比较吸引眼球，且用无妨，更何况这回是张爱玲佚的，就不好过于讲究严谨啦。胡兰成不是说过么“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么。《亦报》太知名了，也许正是因为它太知名了，所以，没有人会想到里面还会藏有什么张爱玲的佚文。世间有句常说的话可套用在这儿：“世上不缺少佚文，缺少的是发现佚文的眼睛。”远兜远转，现在说说这篇佚文吧。它出现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亦报》（第三二七号）第三版，文章题目叫《年画风格的“太平春”》，署名“梁京”，“梁京”是那个时期张爱玲的笔名，人所尽知，《十八春》署的就是“梁京”，《小艾》也是“梁京”。非常巧的是这回版面上《十八春》的下方就是这篇文章，区别是《十八春》的“梁京”是手写体，此文的“梁京”则是印刷体。我马上把报纸扫描了传给你，你是张爱玲专家，断断此文佚还是不佚？我连夜翻阅了你主编的《张爱玲全集》的散文卷，那里可没有这篇文章。

你不是说你为编周作人的书，十五年前在首都图书馆翻过全份《亦报》么，可见一个人的兴趣点和注意点几年就起变化。我说说我的一点儿感想。《亦报》的不少作者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多使用化名，可是主编者唐大郎经常有意地透露作者的真面目给读者。譬如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有一则题为《文字与题目》的补白：“前天，从前的女作家郑家瑷到本报社来配报，端木洪招待她，郑家瑷对端木洪说：亦报上的十八春，我看了几天，就晓得是张爱玲写的。其实郑家瑷的眼光还不算厉害，那位东方蝃蝀，他看见亦报上登十八春的预告时，便告诉人说，这三个字的题目，可以断定这篇小说是张爱玲写的。”还有更敏感的周作人，比张爱玲更不便用原名，可唐大郎却明文写道：“苦茶老人于去岁自沪北归，即为亦报写作弗辍，十山鹤生之文，至今为读者传诵也，友人有欲得老人书扇者，嘱余代求，余驰一函匄之，才三四日，得其返件，并示一书，涉语甚趣，录其言云（下略）。”（《苦茶趣语》，载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日《亦报》）天下人谁不知“苦茶庵”里住的知堂老人啊。唐大郎真是个妙人，在那个微妙时段很侠义地帮助失意文人，而非看笑话，更非落井下石，我夜读《亦报》，对唐公肃然起敬。

你不是前两天还在说我不干事么，不是还在说我干事不细心么，这回怎么样，足不出户就发现了张爱玲的佚文，像极了罗纳尔迪尼奥原地射进切尔西的那粒球。

其章

其章兄：

梁京即张爱玲，自无可置疑。据水晶《蝉——夜访张爱玲》，一九七一年他见到张爱玲，“谈话进入正题后，她首先告诉我，她还有一个笔名，叫梁京。梁山伯的梁，京城的京。”张爱玲在《亦报》发表《十八春》、《小艾》，均用此名。不过那篇《亦报的好文章》（载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亦报》），倒是径署“张爱玲”。

影片《太平春》在“国产老电影在线观看”上可以看到。这是部黑白片，片长八十八分钟。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日，即《年画风格的“太平春”》发表前八日，《亦报》上有则题为《“太平春”明日上映·特准四场》的消息：“文华影片公司新片‘太平春’，业已排定自十六日起在本市‘黄金’‘皇后’、‘大华’、‘金门’、‘虹光’五院上映。该片由桑弧编导，石辉、上官云珠、沈扬等主演，题旨在指出为人民服务的最高道德标准与旧道德的不同点，并参以反轰炸、劝募公债为主，华东影片经理公司以此片主题正确，并为扶助私营电影事业的发展，特准放映四场。又：该片于今日上午十时半在‘皇后’、‘黄金’两院作招待试映。”张爱玲文中提到“头两千人”，不知是否看的就是“招待试映”。

《年画风格的“太平春”》是迄今所见张爱玲写的最后一篇影评。一九四二年她从香港回到上海，曾为英文报纸The Shanghai Times（《上海泰晤士报》和英文杂志The XXth Century（《二十世纪》）写过一些影评，后将英文文章译成中文，成《借银灯》和《银宫就学记》二篇。

张爱玲与桑弧合作过电影《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她为桑弧的新片写篇影评，亦顺理成章。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材料。在《小团圆》面世前，二人间更深一层的关系长期隐没不彰。顺便提一下，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即《亦报》开始连载《十八春》的前一日，桑弧署名“叔红”在报上发表了《推荐梁京的小说》一文。

    张爱玲以“年画风格”形容《太平春》，固是沿袭桑弧的说法；然而张爱玲对于年画早有兴趣，所作小说《创世纪》即曾写道：“他的一生是拥挤的，如同乡下人的年画，绣像人物搬演故事，有一点空的地方都给填上了花，一朵一朵临空的金圈红梅。”后来写《重访边城》，也提及“只知道杨柳青的年画”。 

现在来看《太平春》，无疑是部趋时之作；张爱玲的影评则对此不无认同。说来《十八春》和《小艾》都有类似问题。后来张爱玲将《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重新出版，《小艾》在收入《续集》时，她“请Stephen代托刘烁华替我删改《小艾》有碍部分”（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九日致邝文美、宋淇）。我编《张爱玲全集》，为尊重作者计，采用的是她最后改定的本子。但我也认为，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历程，《十八春》和《小艾》原刊文仍是不应忽视的参考材料。 

不过文中那一句“我也从来没有这样感觉到与群众的心情合拍，真痛快极了”，我觉得可以参看《对照记》，当被问到“认识字吗？”张爱玲“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倒不是因为身在大陆，趋时惧祸，妄想冒充工农。也并不是反知识分子。我信仰知识，就只反对有些知识分子的望之俨然，不够举重若轻。”

前些日子香港浸会大学举办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以家事不克参加，闻与会者依次“向张爱玲遗像献花”，——你此时找到一篇“佚文”，斯亦可谓在她诞辰九十周年，逝世十五周年之际的一种奉献了。虽然我曾说过，文章载诸报纸，刊物，书籍，当初印行都不止一份，既然存在就不能算“佚”。对已经出版过全集或专集者，此类篇章似应称“集外文”，从未收集者则只是散篇而已。

                                                        止庵

年画风格的“太平春”

梁京（张爱玲）

我去看“太平春”，观众是几乎一句一彩。老太太们不时地嘴里“啧啧啧”地说“可怜可怜”。花轿中涂掉包，轿门一开，新娘惊喜交集，和她的爱人四目直视，有些女性观众就忍不住轻声催促：“还不快点！”他们逃到小船上，又有个女人喃喃道：“快点划！快点划！”坐在我前面的一个人，大概他平常骂骂咧咧惯了的，看到快心之处，狂笑着连呼“操那娘”！老裁缝最后经过一番内心冲突，把反动派托他保管的财产交了出来，我又听见一个人说：“搞通了！搞通了！”末了一场，老裁缝在城隍庙看了社戏喝彩，我从电影院散戏出来，已经走过两条马路了，还听见一个人在那里忘情地学老裁缝大声叫好。又听见一个穿蓝布解放装的人在那里批评：“这样教育性的题材，能够处理得这样风趣，倒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也从来没有这样感觉到与群众的心情合拍，真痛快极了，完全淹没在头两千人的泪与笑的洪流里。有一场气氛非常柔艳的戏，是小裁缝要写封家信，报告他将要结婚的消息。因为他不识字，这封信是由他的未婚妻代笔的。正在油灯下写信读信，忽然“有吏夜捉人”，呯呯呯敲起门来了，裁缝店的铺板门剧烈地震动着，那半截玻璃上映着的他们俩的惊恐的面影，也跟着动荡。我看到这里，虽然是坐在那样拥挤而炎热的戏院里，只觉得寒森森的一股冷气，从身上一直冷到头皮上。

这一类的恶霸强占民女的题材，本来很普通，它是有无数的民间故事作为背景的。桑弧在“太平春”里采取的手法，也具有一般民间艺术的特色，线条简单化，色调特别鲜明，不是严格的写实主义的，但是仍旧不减于它的真实性与亲切感。那浓厚的小城的空气，轿行门口贴着“文明花轿，新法贳器”的对联……那花轿的行列，以及城隍庙演社戏的沧桑……

我看到“大众电影”上桑弧写的一篇“关于太平春”，里面有这样两句：“我因为受了老解放区某一些优秀的年画的影响，企图在风格上造成一种又拙厚而又鲜艳的统一。”“太平春”确实使人联想到年画，那种大红大绿的画面，与健旺的气息。

我们中国的国画久已和现实脱节了；怎样和实生活取得联系，而仍旧能够保存我们的民族性，这问题好像一直无法解决。现在的年画终于打出一条路来了。年画的风格初次反映到电影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