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赏花卉种子:毛泽东：王明有大功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1年2月24日第16版 作者：快乐老人报综合 原题为：张闻天是反对突出个人的“明君”

本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推出了党史人物研究系列文章，之前的几期介绍得更多的是建国之后党的历史，为了完整全面地呈现党的历史，本期我们将着重向您介绍向忠发、张闻天等几位建党初期重要人物的最新研究。

李之龙：中山舰事件并非针对中共

发生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一直被认为是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而故意为之的政治事件。195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样评价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在权力还不够大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组织了反共反苏的‘阴谋事变’（指中山舰事件），利用他自己所制造的藉口打击共产党在军队中和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地位。”

而在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这一事件被描述为：“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这里只描述了历史，并没有刻意说明蒋介石蓄意发动中山舰事件。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很多疑点：从欧阳钟的“声称”到“谣言蜂起”，都可能最终导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的研究，“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蒋介石当时并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之说不能成立。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他当时听到中山舰调动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掉他”或者“赶他”。鉴于当时国民党内汪蒋的权力斗争，蒋介石后来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很有可能是主要对付汪精卫的，当然作为后果，同时也打击了共产党，而李之龙也成为这场误会的受害人。

张闻天：遵义会议确立的总书记

杨尚昆晚年曾满怀感慨地说：“对于张闻天至今也还有个‘拨乱反正’的问题。”关于张闻天的领导地位，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众所周知，1935年遵义会议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在组织上结束了博古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新的中央的领导。但新中央是以谁为首的？党史上是否存在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一些学者认为，张闻天是党的一任领袖，其中“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一些专家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并认为，张不仅是名义上的总书记，而且在实际上也起到了总书记的作用。2005年底，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画册》，第一次以“在总书记岗位上（1935-1938）”为章节，以大量珍贵的图文资料，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闻天作为总书记期间的工作情况。

张闻天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正确分析出发，提出我党处理事变的根本战略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对蒋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指蒋介石）应尽量争取”，“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1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赞成处理西安事变“分两手”的策略，并把这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和“防御战”，确定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途径。会后形成的两个重要文件（分别由张闻天和毛泽东起草），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纲领和具体方案。

对张闻天晚年的理论，学者们作了较多研究，认为，张闻天理论上最大的最有现实意义的贡献，是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上。他于1963年所作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尤为学者们所关注。

不少学者认为张闻天的这篇论著不仅是过去批判“左”的错误理论的武器，也是当今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把钥匙。另外，张闻天的民主观也受到关注，学者们指出，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是张闻天思想遗产中的一大亮点，从实践中看，张闻天是中共党史上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的一代“明君”。

邓小平：质疑原社会主义观念第一人

论者的共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学者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开始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原有模式框架内的修补和改良，真正对原有社会主义观念提出质疑并成功领导社会主义模式转换的共产党领导人是邓小平。龚育之（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撰文从“超越”的角度概括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关系，指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的超越；而在纠正和继承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这三个因素的结合，则赋予“独特超越”以另一层、更深层的含义。分析视角非常独特。

李文林：开辟东固根据地的秘密割据形式

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肯定了“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武装割据形式。但后来李文林被诬为“AB团”当作反革命杀害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这封信也抹掉了李文林的名字。

近年来，学者肯定了李文林式的割据，认为这种不同于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公开割据的秘密割据形式，是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运用这种形式建立的东固根据地号称“东井冈”。

1928年春，李文林凭着25支枪起家，采取“秘密割据”的斗争形式，建立了红军第七、九纵队。与井冈山根据地不同的是，李文林等把反动势力驱赶走以后，建立起秘密的党部和群众组织：政权是党的，但不挂牌子办公，没有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所有党组织、农民协会、苏维埃政权政府都是秘密的；除了对十恶不赦之徒实行严惩外，对其他如中小地主、富农等都实行统战政策；根据地邮路交通照常，商业贸易照常，看不见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

习仲勋：最先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

习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曾被毛泽东称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但又因“《刘志丹》小说问题”受诬，在“文革”中被关押长达8年。因此，有关他的研究，多见于他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西北做出的贡献，以及研究者对《刘志丹》小说案的探究。

近年来，有关习仲勋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主政广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杀开一条血路”，推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有学者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对此，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评价道：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习仲勋就开始在广东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作用。

向忠发：提出让毛泽东当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对向忠发、林彪等曾在中共党史上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最终叛党、叛变了革命的人物，研究者们也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就全都好，说“坏”就全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比如对向忠发，研究者不因他的叛变完全否定他的历史，肯定他曾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运动的领袖，为北伐的胜利做过有益工作。他当上总书记后，也并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人云亦云的傀儡，挂名的总书记。他在一些问题上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比如1930年在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中敢于坚持己见，远东局认为党的路线不够左，向忠发反对。

再如，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是否派张国焘到江西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问题上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在是否让毛泽东作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问题上，他做出了正确决策，提出让毛泽东当主席。

王明：不光有大错，也有大功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似乎终其一生也没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而对其犯错误的根源也缺少中肯的分析。

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近年来学界对这些定性有了新提法，把两次错误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同时，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学者指出，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另外，学者们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时期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信，特别是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对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界通过分析认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王明的评价——“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是客观公允的。

抗战初期王明犯了右倾错误，这是党史界的共识。有学者撰文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上没有分歧，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有不同看法。基于对王明政治主张的分析，认为不能笼统说王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摘编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