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应是与经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增长，是能保持投入产出基本平衡的增长，和谐的增长。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出发，我们就不必过分担心经济增长太“快”，也不必过分担心国内外经济失衡。如果我们坚持制度性改革，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就一定能实现“低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

依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未来五年经济目标将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发展方式是个非常全面的概念，以经济增长角度论，发展方式转型就是增长方式转型，从投资增长为主转为消费增长为主。更完备些的增长方式转型概念，是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比较理想的增长思路。笔者以为，“十二五”规划的转型战略，为实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创造了很大空间。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产出增长率与各要素投入增长导致的产出增长率之差。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体现的是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贡献以外的、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那部分产出的增长，也就是著名的“索洛（Slolow）残差”。

如果我们能加大“索洛残差”的增长，就会增加非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投资推动增长的依赖就会下降，并且完全可以在投资下降的同时，依然保持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改变目前这种以“高投入”为主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制度性进步应有巨大的“红利”。

首先，我们能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制度性原因推行改革。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银行是配置资金资源的主要金融机构。但在以利差为主的经营模式和保护这种模式的各种制度下，银行不可能把资金优化配置到对经济贡献最大的经济主体中去。因此，改变银行盈利模式，通过多元收入结构来降低坏账，培养利率定价和防范风险能力，是完善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增加投资有效性的重要体制变革。

政府职能转移是另一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体制因素。因为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利配置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和地方国企资金，以及银行资金支持GDP增长的行为一直比较突出。这些行为的目标不是资源收益的最大化，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毛病。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的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高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近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麻烦之一。事实上，依据经济学理论，贸易不平衡等于国内“储蓄－投资”的差异。外部不平衡，实际是内部不平衡所致，解决经济失衡，须从内部结构调整着手。

如果我们通过转变财政储蓄的投资为公共事业的支出，调整“储蓄－投资”结构，降低“储蓄－投资”差异，就能改善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现状。如果政府储蓄投入国内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则将降低国内居民的“风险储蓄”和“审慎储蓄”，加大当期最终消费。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企业和居民行为都能按经济规律正常循环，调整“储蓄－投资”的结构，缩小“储蓄－投资”差异，最后会达到外贸平衡，进而达到国内“储蓄＝投资”的经济的“充分就业”的理想的整体平衡。如果贸易顺差不断减少，不断向理想的贸易均衡状态收敛，相应的外汇积累速度将明显放缓。一般来说，在“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降低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会得到部分缓解。

其三，相应完善导致消费增长平缓的收入分配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消费是经济增长三大引擎之一，而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收入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资；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第三次收入分配来自社会的慈善捐助。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大改进空间。根据边际收入倾向理论，低收入群体工资收入改善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所以，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应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对自然条件的投入，改变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能保持自然生态平衡，风调雨顺，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防范和恢复的成本，人和自然的和谐就带来经济的和谐。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已为“不顾一切”的高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从现在起能够逐渐恢复自然生态，或者减少进一步破坏，从长期来说也会增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第三个方面，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常人们容易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狭义地理解为“技术进步”，事实上，技术进步是其中的一部分。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是被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能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有较大的技术突破，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短期内可以缓解能源短缺的瓶颈，长期可以解决能源限制这一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

很显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应是与经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增长，是有质量的增长，是能保持投入产出基本平衡的增长，和谐的增长。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出发，我们就不必过分担心经济增长得太“快”，也不必过分担心国内外经济失衡。如果我们坚持制度性改革，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定能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红利”，实现新层次上的“低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们热切期待中国经济实现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平稳的经济增长。

（2011-03-08   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