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栅:红薯改写了中国史

红薯改写了中国史

发布时间: 2010-05-26 00:02:27 | 177 次浏览 | 发表评论（已有 0 条评论）

频道：《看历史》, 风尚史 | 标签： 红薯

>>>欢迎非赢利性媒体转载，转载时请注明来自嗨!历史，本文链接及本声明!

作者：丁三

当1593年，50岁的陈振龙颇为艰辛地把“朱薯”藤条带入家乡福建时，他一定不知道，小小一根藤条将会在塑造“老大帝国”的过程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

万历六年（1578年），当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来自这个南方省份的消息让他“惊诧莫名”、“悲意顿生”：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性人口普查时，福建已有81万5千余户、391万6千余口；近二百年“生齿渐繁”之后，这个省份的在册臣民，仅仅剩余了51万5千余户、173万8千余口。短短几代人时间，户口锐减了接近六成。

户口的急剧萎缩，固然出于民间的隐匿瞒报，也折射了这个省份的尴尬境况。令人惊讶的是，又二百余年后，清道光十四年（西元1834年），福建依旧灾荒不断、濒临破产，它的在册人口却达到空前的1500余万，增长九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性户口也激增七倍左右，达到了惊人的4亿900万。

如此巨大的起伏，远远超出了前代经验。普遍认为，人口激增是那个麻木蒙昧、无力自拔的“老大帝国”时代的主要成因之一；而在这一人口曲线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外来农作物的身影。其中包括番薯。

引种

番薯的引入中国，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春天，在吕宋岛，当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进入陈振龙的视野时，他定然会回望四千里水路之外，家乡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红土地。

这一年，陈振龙50岁。他出生于福州府长乐县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考取过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长的年月，一方面是科举艰难、“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经商风潮弥漫于东南诸省，“中产子弟，什五游食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陈振龙也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来于闽省、吕宋之间”。

大批闽商前往吕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吕宋仅有华侨“约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队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大量采购生丝、棉布、陶瓷等中国商品。短短二十余年之内，“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明史-吕宋列传》）。

西班牙人带来的，不仅有滚滚银币，还有原产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史料记载，朱薯进入吕宋，约在1565年。征服诸岛后，“红夷常患粮米不足”，于是大规模推广种植。到1593年，这种开着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吕宋已“被山蔓野”。陈振龙看到，当地土著“随地掘取”、“以佐谷食”（《金薯传习录》）。

朱薯价格极贱，并且极易引种，尺许薯藤便可“随栽随活”。然而，将薯藤带出吕宋，颇费了陈振龙一番周折。《金薯传习录》记载：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他们还在海关层层盘查。贿赂当地土著、“得其藤数尺”后，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另一说“编入藤篮”），混过关卡后，经七昼夜航行返回福州。

航船抵达福州的日子，是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几天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草拟了一份禀贴，游说福建巡抚金学曾“行知各属”、“效法栽种”；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土性不合”，在纱帽池胡同住宅一带，陈氏父子寻“舍傍隙地”，开始“依法栽植”。

四个月以后，朱薯引种成功。经“启土开掘”，陈氏父子发现，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大喜过望之余，他们给福建巡抚衙门呈上又一份禀贴，宣称金学曾倘若肯推广朱薯，将“恩同山海”、“永垂不朽”。对此，金学曾同样振奋不已，在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之后，他认为朱薯的引种，“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金薯传习录》）。

当年冬天，来自吕宋的朱薯，被命名为“番薯”。

红土

对福建生民来说，番薯的成功引种，可谓恰在其时。

引种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对这个依山傍海的贫瘠省份来说，番薯的种种特性，似乎专为它而生，专为它的禁海时代跨洋而来。

宋元时代，福建曾以通商、贸易、手工业、土特产而富甲天下。然而，进入明代以后，八面来风、万桅云集的景象，已经仅仅存在于先人的记忆和传说，一去不再复返了；自从“禁海令”颁行以来，灾荒、饥馑、“产米不敷”、民生萧条……种种苦难充斥民间，不绝史册。它丘陵纵横、红土处处，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种植稻米；它不仅“田狭民稠”，并且土地贫瘠、零碎，“秋收甚薄”。以惠安县为例，仅隆庆五年（1561年），这个区区万余户口的蕞尔小县，“须输入米粮约七万石”（《惠安县志》）。

此外，台风、暴雨、干旱、水利不兴……所有这一切，注定了这个省份在禁海年月的赤贫破产。而引进番薯后，饥馑渐渐淡出了福建。

它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带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它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无怪乎，在漳州之后，它迅速蔓延开来，并且成为这个省份此后五百年的民生象征。

在福建，番薯“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它藤蔓延伸，覆盖了整个闽南红土带。时人的一份笔记记载：“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随即，它的触角又延伸进闽东、澎湖和台湾。当郑成功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官杨英告诉他，当地“唯有番薯”（杨英，《先王实录》）。

台湾的种植也异常普遍。此后，康熙初年，浙江温州、广东潮汕种植番薯的记载，也开始渐渐出现。不过两代人的时间，它已经成为东南红土带“民生赖以食”、“旱潦凶歉赖以生”的主要食物了。

在江南的推广，却一波三折。